祝平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汪紱（1692-1759）是清初的程朱理學家，在考證學當紅的時代，逆流而行並不容易。他和當時一流的考證學家一樣，幾乎涉獵了當時中國學者所了解的一切知識。他也是一位多才多藝的士人，不但兼通經史、兵書，也善繪事。他曾在景德鎮打過工，幫人畫碗；也為自己的山海經作版畫。他在明代的祖先雖曾當過高官，但幾代分房之後，他的家境已不算好。他在母親殁後，曾有一段困頓的日子，後來找到教席，生活才漸穩定。
圖1 《山海經》版畫（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橅立雪齋原本石印本）
據汪紱自己說，他的聲韻、樂律之學是從他老爸那邊學來的。他爹叫士樞，也像當時大部分的士子一樣，是個科場的敗將。敗將可能只是意味著不太會考試，並不表示他學問不好。但他似乎以此為藉口，常住南京，放著妻子和兩個兒子在家鄉生活，很少回家。
汪紱十二歲時曾和他爹及一群叔伯輩的朋友去郊遊，流觴賦詩。這群男人玩得好不開心，也在汪紱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不過，自此以後他似乎很少見到他爸。理論上士樞只是到南京去考試，但卻就此一去不回。汪紱二十三歲的時候，他媽媽得了「瘋疾」，一病不起。他的父親不但沒回來料理喪事，當汪紱跑去南京投靠他時，他爹說得很絕情。汪士樞說故鄉的貧家已不再是他的家，四壁早已非他所有，他不能衣錦還鄉，更不願落得他人訕笑。考不中的面子問題，成為他不回家的理由。但汪紱仍一再請求留下，他爸說他自己都養不活了，哪能再養一口。汪紱仍不死心。他爹火了，斷了他的炊，逼他離開。
此時汪紱的經濟情況很不好。汪雖然也是婺源的大姓之一，但因家貧，加上老媽立志不求人，因此沒有親友的接濟。被他爹趕走後，他只好四處流浪。在景德鎮打工時，這個靠腦袋吃飯的知識份子，因守喪吃齋，不參加同伴的飲酒作樂，因而受到在地工人的嘲弄。他當然待不下去了，只得繼續流浪找工作，還曾一度餓病幾死。然而，這種有如今天流浪博士的境遇，並沒有擊敗他的意志，反而讓他成為一位更堅定的朱子學信徒。汪紱志向高遠，並不在乎別人一時的評價。他說：「有志之士必爭千古，不爭一時。」
汪紱艱苦卓絕的意志可以從下面這個故事看出一點端倪。1716年，在他前往福建路上，盤纏用盡，只得夜宿野廟。這廟裡供著一座著僧衣的黑面神像。然而汪乞丐竟然趕起廟神，說祂穿的不是先王的法服，質疑祂不是正神。而他自己則是「懷仁義之志，負經世之猷」，只是時運不佳，流落異鄉，暫寄此身於此廟，還令該神為他守門，看緊他的書，晚上別讓野獸妖魔來吵他，否則要祂好看。對著神像發號施令後，汪紱依稀入夢。在夢中他看見一老僧，來與他理論。僧人說祂即使無功而坐食香煙，總比那些庸碌之牧守來得強。祂指責汪不去罵這些人，卻來欺負祂。還說汪如真有本事，如何會窮途末路？沒想到汪竟在夢中回罵，說自己只是今日時運不濟，日後未可知。但野廟裡的祂是惑民而侮聖道的神佛，如何能和他這個胸懷聖人之志的人相比，而且居然還敢辯駁？汪不但「拔劍而逐之」，還準備割下祂的舌頭，嚇得僧人趕緊遠遁。這段虛幻的夢語，當然有指桑罵槐的意味，卻也充分表達了汪紱堅守聖學道統的決心，即便窮困潦倒亦不改其志。這個夢正是他不爭一時個性的寫照。
在儒家傳統裡，人倫關係是社會安定的基石。孔老夫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這些角色的行為內容為何？說明卻很少，好像人們天生就知道要如何扮演這些社會角色。像汪紱遇到這樣番的父親，究竟要怎麼辦﹖
《孝經》一書大概是中國父權社會中最主要的角色說明書。和其他的儒家經典一樣，它也有版本的問題，有今古文之爭。從內容看，這本書似乎是湊出來的，不是出於孔聖之手。其實現在我們看到許多先秦的古籍都可以說是「湊」出來的，因為不論書以簡冊或竹帛，秦漢及其先前的時代，大概沒有我們今人「一本書，一個作者」的概念。書寫的基本單位是「篇」，所以當這些「篇」被編輯收在一起，並在宋代以後大量刻印出版印成「書」後，雖然有了「書」的單位，但書中內容不連貫，邏輯相矛盾，倒也平常。這些古人大概也都知道了。像朱子這般有批判性的學者，便覺得《孝經》是有問題的文本，為之勘誤，但並未否認孝之重要。不論如何，既然是古代傳下來的經典或古文書，古代的人也和現在的學者一樣會珍重和研究。
如果只看白文，《孝經》的內容很清楚地是以「孝」作為統治的意識型態，要求下屬如事親般地服從長上。基於血緣羈絆的孝道，使從得服從父母到順服統治，看似理所當然，帝國的階序也因而成為一個虛擬的血緣大家庭。從漢代以孝治天下以來，將孝行列為求取功名的條件之一，《孝經》也被當成經典本文，列於學官。此後歷朝歷代，皇帝講論《孝經》，鼓吹孝行者，史不絕書。唐玄宗御注《孝經》，毫不掩飾孝的治理功能。明太祖聖諭六條的第一條即是孝順父母；篡位的明成祖也頒行了一部《孝順事實》，以實際的例子，鼓勵行孝。而在明、清易代之際，忠的問題對滿漢的掌權者都很難啟齒，於是孝又成為官家最好合理化自己地位的說辭。順治自己御注《孝經》，甚至一度將之列為科目。但是這書實在太小了，以漢人的聰明才智，一下子就把題猜光了，行之不久而罷。康熙編了一百卷的《孝經衍義》，闡揚孝道，不過那部頭實在太大了，於是雍正又出了只有一卷的《御纂孝經集註》，以方便閱讀和實踐。滿皇帝利用漢文化的手段實在不下漢人。
《孝經》從帝王之孝以及庶人，頗有一套像《大學》一樣的架構。但把孝心與於功利相繫，以服從長上，求取功名，作為孝道的極致，總是令人覺得不太對勁。彷彿從上而下，孝心、孝行，只是附從朝廷的獎賞，與尊重階序倫理。至於孝能感格天地，並獲得鬼神護佑的報應之說，而好報從來就只是中舉與生子。雖然親子關係，出於血緣之自然，但《孝經》卻很少言及情感的羈絆，而且幾乎是一提及親子關係，馬上就類比到君臣。為什麼一定得把自己賣與帝王家才算孝？作為一個臣民的，如何能批評朝廷利用孝道來治天下﹖整個社會階序皆因血緣化而成自然。到了科舉時代，有實際的科舉管道可以移孝作忠，顯親揚名，更讓人找不出藉口來批評《孝經》中那十分階層化而功利的孝道。許多明代的學者提出孝思乃根基於人類天性，以人性之本善或本能的良知而愛敬父母，為孝道提供理論基礎，也提升了《孝經》在經典中的地位。
身為朱子學的信徒，汪紱對儒家的孝道不曾質疑，也根據朱子的說法寫了《孝經章句或問合編》，批判唐玄宗那套把孝道當治術的說法，並把孝道的根源植於人心之善性。他似乎也真心相信自己的說法。雖然實際上他是被他爹棄養，他卻對他爸哀思不斷。在給他哥的信中，他說他爹年近七十，而他卻無能奉養，每念及此，心如刀割。他也總不忘他爹教給他的聲韻和音樂的知識，雖然他也會提及他媽其實才是他的養成教育者。他曾寫過憶往的〈八憶詩〉，首先回憶的卻是那無親的父親，他媽卻不在他回憶之內。在他祭祀父母的祝版中，提到父親的情感，遠較母親那格套化的祝辭來得深刻。似乎即使是表達孝思，他對父母竟然也有差別。
不過徽州女人是習慣了，她們的丈夫經常不在家。尤其是那些經商的，三年回家一次已成習俗。她們在家就是守貞教子。徽州許多有名的貞節牌坊，都是她們的貢獻。汪紱的媽也坦然接受了丈夫缺席的事實，守著家，教養兩個兒子。只是像汪紱的爹，這樣抛家棄子，做得那麼絕，讓他的舅舅也看不下去。在為汪紱寫的《物詮》序中，他舅舅很不滿，提到汪家貧困，汪紱未曾入學，而他的蒙師其實是他媽。雖然沒講白，但他舅顯然希望汪紱的孝道不止及於父，亦應及於其母。序的末尾，他舅不忘提醒他，去考個功名，顯親揚名。即使對這樣絕情的父親，他舅仍然回到《孝經》中所教的孝道，可見這樣的想法多深入人心。當了多年家教的汪紱在晚年去考了幾次鄉試，但和他爹一樣，他也沒中過。
像汪紱如此天倫夢斷的悲劇到底有多普遍，很難論斷。但是從晚明以來，許多士人喜歡友天下士，到處趴趴走，他們應該是不會帶著家眷。而像汪紱這樣的魯蛇，即使工作安定了，也不在故鄉。他一般在福建的楓溪教書。根據google map，從他故鄉段莘到楓溪直線距離大約190公里。既然為客他鄉，他應也不會㩗家帶眷。承平時期，父親便常缺席，更別提因戰亂而失散的家庭了。
呂妙芬關於明、清時期孝子萬里尋親的研究，揭露了汪紱的不幸故事，頗符合了那時許多士人家庭父親缺席的事實。而汪紱對他父母親不對稱的情感表露，也相應於明、清時期士人感情的表達模式。在那些父親留白的士人家庭中，兒子空有來自文本或社會氛圍所形塑的孝思，義無反顧地尋找因科舉、行商、戰亂等因素而不曾歸家的父親。父子既然從小分離，當然也難說得上有什麼情感。當孝子一頭熱地抛家棄子，找到父親時，有些父親已另有家室，或因其他因素不願回家。孝子的反應通常和汪紱一樣，而他們的爹也多認為相逢不如不見。只有在老爹無法回嘴，骸骨被孩子帶回家歸葬，孝子被大家稱讚後，才算功德圓滿。汪紱也是這樣做。在他父親死後，將他父母合葬。
從汪紱這個案例中，我們看到孝作為統治意識型態與人根於血緣親情而生的張力。經典文本《孝經》中的孝相當功利，盡孝就是服從長上，報效朝廷，孝因而成為統治者的工具。情感上，孝道基於血緣，似乎不證自明，即使不為功利，身而為人，何能割捨？因此理論上，孝作為人的情感，存在人心人性之中。正因無法割棄的天倫，使得《孝經》中那套以服從長上和從那裡獲得嘉獎的理論變得自然而名正言順。實際上，明清時期提供了功利性孝道的管道：考上功名，便能顯親揚，達到孝之極至。正是因有了制度化行孝的門路，反而使得不少男人為追尋那渺茫的機會，出而遊學；或因考不上，而得四處謀職。男人們的離鄉背井，使得家庭中為父者經常缺席，為子者難以盡孝。當然，即使父親在家，也不見得就意味著士人家庭裡父親就會參與孩子的教養與家政管理。比較常看到的，反而是母親董理其事。從汪紱不幸的經歷，我們看到孝道在經典、理論與實際實踐中的緊張關係。雖然，他並不贊成《孝經》中那種功利而階層性的孝道，但《孝經》中那種抽像而不言及情感的孝道，在科舉時代，型塑了當時人顯親揚名的孝感，造成了汪紱親子單方的乖隔，卻也成就了他對缺席父親永恆的孝思。
參考資料與連結
余龍光，《雙池先生年譜》（1866年刊本）。
汪紱，《雙池文集》，收入：清史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27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呂妙芬，〈明清中國萬里尋親的文化實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8.2 (2007): 359-406。
呂妙芬，《孝治天下：孝經與近世中國的政治與文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使用-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
歡迎轉載與引用，但不得為商業目的之使用，亦不得修改本文。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祝平一／汪紱和他爹：孝是戀父情結下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s://kamatiam.org/汪紱和他爹/）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