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臺灣學先驅于雅樂及其協力者：兼作臺灣早期影像的幾點考證

戴麗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戰爭帶來毀滅，但也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生機。

將近一百四十年前發生的清法戰爭，不僅讓交戰雙方死傷共上萬人，也造成法國總理茹費理（Jules Ferry, 1832-1893）的下台，還擊毀了法國人在福州一手建立的馬尾造船廠，而那裡的船政學堂曾經是培養如嚴復、陳季同、鄧世昌等菁英的地方。不過，因為戰爭時事的關係，法國領導階層與知識界開始對福爾摩沙島加以關注，並意外促成「法國臺灣學」的誕生。其具體成果之一，就是法國外交官兼漢學家于雅樂（Camille Imbault-Huart, 1857-1897）所編著的《福爾摩沙之歷史與地誌》（L’île Formose, Histoire et Description）一書。

這份法文寫成的臺灣史地作品在1893年出版，可算是十九世紀末陸續出現的西文臺灣研究著作中較早出現的一本，因此經常受到其他著作的引用，例如在日本教書的德國人里斯（Ludwig Riess, 1861-1928）以德文寫成的《福爾摩沙島史》、美國人達飛聲（James W. Davidson, 1872-1933）以英文出版的《台灣的過去與現在》皆曾大量參考于雅樂的書。而在法語學界，起碼一直到1990年代，《福爾摩沙之歷史與地誌》都還被認為是資訊最完整的一本臺灣史。[1]不過由於作者于雅樂在專書出版後沒多久就因病辭世，加上臺灣研究在法國並不算興盛，因此一般對此作者究竟是一位什麼樣的人物，所知甚少。甚至也因為他與長兄的名字相近，而有時被誤解成同一人。數年前臺灣歷史博物館規劃重新翻譯出版一系列西語寫成的臺灣歷史書籍，也包括于雅樂此書。[2]筆者曾因此受託調查于雅樂之生平，故對此人物及其作品稍有瞭解。[3]此書以匯集資料眾多、圖文並茂而受肯定，其中有不少參與程度不一的協力者值得介紹。尤其是晚近愈來愈多有關臺灣攝影史早期發展的作品以此書所用的照片或圖像為參考資源，但對這些協力者的身份敘述時有謬誤，並造成以訛傳訛的情況，非常不利於後續研究，筆者因此想藉此機會將晚近的調查結果與前次調查內容在此一併公開，提供有興趣的讀者參考和指教。[4]以下便分別介紹此書作者于雅樂、提供書中福爾摩沙相關書目的高第（Henri Cordier, 1849-1925）、照片的再製者貝陀印刷廠（Phototypie Berthaud frères, Paris）、部分圖像的製作者艾蒙（Charles Emonts, 1864-1928）和胡斯林（Alexis Housselin，生卒年不詳）。最後並說明于雅樂的長兄與臺灣之間一段意想不到的連結。

于雅樂其人其事

于雅樂（全名Camille Clément Imbault-Huart）1857年6月3日出生於巴黎，1897年11月29日病逝於香港。「于雅樂」這個漢名是他到中國任職時所取的名字，其名片和當時官方往來文件皆用這個名字，所以我們在此也依循他本人為自己所取的名字，不另做音譯名。倒是他的法文名，在法國文件中曾經出現變化，而且又因為他與大他三歲的兄長Marie Clément Imbault-Huart（1854.2.15-1926.12.30）的名字十分相近，因此有時會造成混淆。其兄長是一位以阿拉伯語、土耳其語和波斯語為專長的外交官兼東方學者，一般以Clément Huart之名出現在各出版品，稍後我們會再提到他。為了瞭解兩兄弟的姓氏中複姓的源由，我查閱了其出生證明。根據其出生證明，于雅樂兄弟應該是其父母的非婚生子，因為他們的出生證明上皆記載其父親不詳（未具名）。[5]但根據同時代的人回顧其兄生平時，說他來自於一個律師家庭，因此有可能兩兄弟的父親是位律師。在此背景下，于雅樂與哥哥所用的姓氏內的Imbault其實是母親的姓，青年時代的于雅樂有時只用Imbault單姓，有時用Imbault-Huart複姓，其兄也曾經用此複姓。直到1888年，兄弟兩人才在法院申請在姓氏上正式冠上Huart一姓，此後于雅樂在文件中大多固定使用Imbault-Huart這個複姓，但他的哥哥則選擇使用Huart單姓。這也是為什麼，在歷史文獻中，于雅樂的姓氏有時會出現不同的寫法，可能讓人誤以為是兩個不同的人。而兄弟兩人的名字相近，縮寫後又可能一模一樣，有時也會讓人誤以為是同一個人。

無論如何，這樣的出生背景並未影響他們兄弟的學業表現。中學時代，于雅樂進入巴黎著名的路易大帝中學（Lycée Louis-le-Grand）就讀，畢業後直接在1874年11月進入東方語言學院（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就讀，與他的兄長Clément一樣為外交職業生涯做準備。因為當時的東方語言學院提供歐語以外的多種語言修習課程，其畢業生則多數選擇駐外工作。尤其是當時外交系統出身的法國外交官能夠直接操持派駐地當地語言的人數極少，使館事務通常必須倚賴通譯，所以在駐外單位從通譯變成領事或外交官的例子所在多有，這樣的情況直到二十世紀、政府要求外交人員本身就應該具備外語能力，才使得駐外通譯與外交官兩個職業管道不再相通。在于雅樂的時代，兩者之間相通是可能的，而這也是他和哥哥所依循的職業路徑。

1878年2月9日，于雅樂完成中文的修習課程畢業並取得文憑，準備赴華擔任見習通譯（élève interprète），但由於法國駐華外交單位當時沒有該項職缺，他於是被安排到上海領事館擔任初級專員（Premier commis），從同年（1878年）10月28日正式開始工作，當時月薪5000法朗。1880年8月12日，他取得通譯的正式任命，從三等通譯（Interprète de troisième classe）做起。1880年9月18日就被暫派到北京擔任副通譯（Interprète adjoint）。

1882年8月24日，他被任命為署理翻譯官（Interprète-chancelier），原本要被調到廣州領事館工作，但在當時上海總領事傅賚世（Maurice Flesch, 1842-1910，1894年退休）[6]與中國官員邵友濂等人的要求之下，他繼續留在上海領事館工作。1883年3月10日，他升等為二等通譯（Interprète de deuxième classe），工作表現受到當地法國外交官員與上海道台的一致肯定。

不過，他與長官的良好關係在不久之後卻因他的婚姻而蒙上些許陰影。1883年，他與英籍女子Fannie Stone結婚，他的岳父是英國派駐印度的海軍軍官（當時已過世不久），岳母住在孟買，而這位女子本人則是在一個從孟買到上海定居的猶太富商家庭內擔任總管。于雅樂的長官傅賚世之前便以這位女子有仇法情結為藉口而拒絕接納她，並企圖說服于雅樂放棄結婚的念頭，于雅樂於是請求調職。1883年9月5日，在教堂舉行結婚典禮後幾小時，這對新婚夫婦便前往漢口就職，此時于雅樂擔任副領事，代理原本師克勤（Georges Francisque Fernand Scherzer, 1849-1886）的業務。1884年5月1日，他被正式任命為二等副領事（vice-consul de deuxième classe），享有14000法郎的待遇。他的長女Anne Yvonne Imbault-Huart則在同年7月5日在漢口出生。（圖1、圖2）

圖1、2　于雅樂在上海日人開設之照相館所拍照片，正（左）、背面（右）
圖片來源：巴黎地理學會授權，法國國家圖書館提供

不過由於清法之間的衝突升高，他在1884年9月被派往上海接替另一名翻譯官（Jean-Séverin Haïtce, 1859-1886）的工作，之後有十個月的時間，他擔任特派駐華公使巴特納（Jules Patenôtre, 1845-1925）的翻譯，也因此實際參與了1885年6月9日中法新約的簽定。當時駐華公使原本的辦公地點是在北京公使館，但由於當時天津仇殺外國人的情況頻繁，巴特納擔心北京公使館遭波及，因此將公使館暫遷至上海。在此期間，于雅樂的工作表現極受長官肯定。在此特殊任務結束之後，他於1885年7月18日回到漢口。也是在上海期間，他開始著手編寫一份與臺灣史地有關的著作。（圖3）

圖3　1884年法國公使團及駐上海總領事館人員合照，于雅樂在右下角
圖片來源：法國外交部檔案，轉載自La Chine: une passion française一書，頁89

1886年中，因微席葉（Arnold Vissière, 1858-1930）休假，于雅樂被召至北京公使館擔任漢務正使兼代理秘書，在法蘭西共和國特任全權公使（Envoyé extraordinaire de la République）恭思當（Jean-Antoine-Ernest Constans, 1833-1913）手下做事。他因此參與了1887年5月中法「續議商務專條」，以及中法「續議界務專條」的協商和翻譯工作。他在1887年6月26日完成任務回到漢口。1887年7月14日，在恭思當的薦舉下，他晉升為一等副領事，並且在中國工作了九年之後，申請長假獲准回法。他在1887年9月啟程，1888年3月才回返中國。

在巴黎期間，他曾建議法國外交部在龍州設立領事館，以便後續進行邊界劃定的工作，他並且以自己對中文與中國事務的瞭解和經驗為由，希望能夠被派任到該領事館工作。1888年3月，外交部先給他名譽領事（consul honoraire）的頭銜，準備讓他到1888年11月6日新設立的龍州領事館任事。但是從法國外交部的人事檔案來看，他似乎在1888年1月就被要求代理廣州領事職務。而且可能在1888年3月休假結束，就離開法國直接前往廣州。根據法國公使照會中方的文件，他大概在5月到任。而1889年1月7日的一份人事命令確定將他正式派駐在廣州領事館（chargé du consulat de Canton），代理白藻泰（Georges Gaston Servan de Bézaure , 1852-1917）的遺缺；而他原本要到龍州擔任的職位，則由安迪（Pierre Rémi Bons d’Anty, 1859-1917）就任。這個決定是由於當時法國駐廣州領事館正深陷困境，需要一個適當的人選去解圍。因為清法戰爭爆發後，兩廣總督張之洞採強硬姿態，歷任領事師克勤、法蘭亭、白藻泰等人都無法獲得他的接見。而于雅樂到任後，成功地與張之洞和其他地方官員建立起良好互動，改善先前的緊張關係，使中法雙方得以重新來往，並進一步討論沙面島租界等事宜。法國外交部檔案中可見當時兩廣總督張之洞於1888年12月所寫的信函，非常肯定于雅樂的表現。

1892年5月20日，于雅樂因病而發電報請假回法休養，將領事館交給署理翻譯官甘司東（Gaston Camille Kahn, 1864-1928）負責。同年9月26日，他晉升為二等領事（consul de deuxième classe）。1893年3月，他在巴黎完成出書準備後，啟程返回廣州任職。

1896年7月11日他再度請假回巴黎，直到1897年4月中旬。回程時，他要求借道君士坦丁堡，以便與暌違九年（從1888年後）、在當地擔任領事的哥哥見面。回到中國後，他在1897年10月30日終於晉升為一等領事，但是在10月31日，他就因痢疾而住進香港青山醫院（Hôpital Peak）。他的病情因為原有的肝膿腫（abcès au foie）而變得複雜，最後藥石罔效，於1897年11月29日病逝於醫院。當時他的妻子正在準備與他會合的旅途中。其葬禮由外交部委託香港領事勒胡（Léon Leroux）籌辦，遺體則由外交部負責送返回國。

于雅樂死後，前輩學者德微理亞（Gabriel Devéria, 1844-1899）[7]在《亞洲學刊》（Journal Asiaique）刊登一份悼文（1898年1月號，147-148頁）。高第則在《歷史地理學會集刊》（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historique）刊登悼文，並初步整理于雅樂的作品清單。此外，多個曾經與于雅樂有往來的學會，例如商業地理學會（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commerciale）等等也陸續刊登其死訊，並惋惜其英年早逝。

有關《福爾摩沙之歷史與地誌》的寫作與編纂

在公務之餘，于雅樂一直積極發表作品，包括翻譯、遊記、雜記、語言教材、中國歷史與文學研究等等，種類繁多，篇幅大小不等，其中一些著作頗受學界肯定。他除了與前輩漢學家請益，也積極參加法國和中國的學會，在上海期間還加入以英、美駐外人士為主幹的皇家亞洲學會北中國支會，對於當時在華西人之間的東亞相關知識交流保持一定程度的掌握。這點從其《福爾摩沙之歷史與地誌》的內容尤其可以看出。

法國外交部為了鼓勵駐外的通譯精進其專業能力，曾在1880年特別設立一個獎勵，是專門讓二等或三等通譯官可申請的年度獎勵。申請者必須提供優良的翻譯或語言學方面的作品，並經過專門委員會審查通過，通過者可以獲得翻譯秘書的認證（brevet）及1500法郎獎金，此獎勵還可連續申請。[8]1883年8月27日，于雅樂以其前幾年的翻譯作品，獲得外交部頒發的1500法郎獎金。他的申請作品經過當時法國外交部翻譯秘書德微理亞、前任全權公使（ministre plénipotentiaire）兼東方語言學院中文教授哥士耆（Comte Michel Alexandre de Kleczkowski, 1818-1886）、法國公學（Collège de France）的中文教授德理文（Marquis Hervey de Saint-Denis, 1822-1892）三人審閱評定，可見當時于雅樂的翻譯品質受到前輩的肯定。

1885年1月16日，他所編譯的中文詩選受到巴黎漢學界的肯定，再一次獲得1500法郎的獎金。他當年度又出版了一本140頁的中文語言教材：Manuel de la langue chinoise parlée à l’usage des Français，德微理亞對他的努力讚譽有佳，於是與當時的上海總領事、也是于雅樂的上司傅賚世，一起具名請外交部長將于雅樂推薦給教育部長戈布雷（René Goblet，1828-1905），希望能為他申請該部為對教育有貢獻的文職人員所設立的榮譽勳章。1885年12月14日，他正式獲得教育部所頒發的學院軍官級勳章（Officier d’académie）。1886年7月21日，他因作品集Mélanges historiques, géographiques, biographiques et littéraires sur la Chine而再次獲得外交部1500法郎的獎勵。這樣的表現在當時駐華的外交人員中並不多見。至此也可看出于雅樂結合外交、通譯工作與漢學研究的作法，很有可能是希望追隨哥士耆、德微理亞等前輩的路徑，希望在外交界退休後，有機會到東方語言學院擔任教席。事實上，若不是因為他的早逝，他的確有可能在德微理亞過世後接任他的遺缺。後來這個職位在1899年，由與于雅樂同輩的通譯兼外交官微席葉擔任，一直到1930年此人過世為止。而其兄Clément Huart也是在外交工作告一段落時，在1898年回巴黎接任東方語言學院當時出缺的教席。

在此背景下，可以推斷于雅樂在長官或前輩學者的鼓勵下，在清法戰爭期間，開始著手蒐集、編譯和臺灣相關的資料。由於他個人的檔案並沒有存留下來，我們從他書中附錄所透露的年代，得知他是在1884年開始撰寫此書。另外根據他與高第往來的書信，他於1885年7月18日完成特派任務，從上海回到漢口後，在7月28日他自漢口寄給高第的一封信中，他提到：「我在不久前開始忙著準備一份與福爾摩沙島有關的著作，這必須是較完整的一份著作……」。可能是對完整的要求，使得此書並沒有如預期地很快出版。

在法國外交部有關于雅樂的人事檔案中，有一份整理於1885年的作品清單，即為了申請前述的教育部榮譽勳章而準備的文件，其中列出他的十五份作品，而當時編號第十五號就是與臺灣有關的作品：標題為L’Ile de Formose. Histoire, description physique et politique, Industrie, commerce, habitants etc., orné de gravures, cartes et plans, ouvrage présenté à la Maison Hachette, 1885。預定的出版社是法國著名的出版社Hachette，可見當時已在準備出版中。從此標題說明來看，已知當時準備的書中將附有版畫、地圖，但不確定是否有相片。

不過，此書最終並沒有在1885年出版，因為他在稍後幾年所列的個人著作清單中都沒有再列出這條。可知的是，在1886年，他已經寫了一篇標題為Histoire de la conquête de Formose par les Chinois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長篇文章，放在其作品集Mélanges historiques, géographiques, biographiques et littéraires en cinq volumes中。這份集子並非正式出版的書，而是他把陸續出版或已經寫成但尚未出版的文章集結，用來申請前述外交部的年度獎勵。此文集受到審查人德微理亞的高度肯定，此君在給外交部長的回信中就特別提到這篇值得出版。[9]

1890年，于雅樂在《歷史與描述地理學刊》（Bulletin de géographie historique et déscriptive）中發表一份標題極相似的文章：Histoire de la conquête de Formose par les Chinois, d’après des documents chinois parus。全文有60頁，並附有地圖，可能就是上述一文的正式出版。《歷史與描述地理學刊》是教育部轄下的歷史與科學研究會（Comité des travaux historiques et scientifiques）所出版的一份期刊，為博學類型的刊物。根據作者自述，此文是根據魏源的《聖武記》中有關臺灣部份而來的一份翻譯加註解的作品，[10]而這份文章的內容與後來正式出書時的歷史部份內容非常相近。

前已提及，1892年5月至1893年3月，[11]于雅樂請病假在法國休養。1892年11月17日，他在巴黎給高第的信中提到，收到此書有關歷史部份的第一份要校對的清樣，同時跟高第借揆一（Frederick Coyett, 1615-1687）的那本《被遺誤的臺灣》（‘t verwaerloosde Formosa），以便選取要複製的圖版等等。之後兩人密集地書信往返，也多次見面討論，于雅樂在信中偶爾提到出版社的催促。1893年2月14日的信中，于雅樂提到此書已幾乎完成，催促高第完成其應寫的前言。1893年3月14日，于雅樂在短信中委託高第將其為此著作製作的圖版和相片集送給法國國家圖書館存放。他自己則與家人於3月18日啟程再赴廣州。由這些書信內容可知，此書雖是在1884-1885年間完成初稿，但全書最後階段是作者在休假期間於巴黎完成的，書中部分章節和附錄都增添了1885年以後的資料，照片圖版可能也是在此時期製作完成的。

此書出版社為當時出版許多東方學、歷史考古、民族學等相關書籍的Ernest Leroux出版社。于雅樂之前的作品也曾經在此出版社刊印。此外，書中特色之一，便是附有高第所整理的一份西文書目，囊括當時可知、與臺灣有關的西文著作共280多條。此書目除了放在于雅樂的書中最前面，也在同時期單獨出版。[12]

此書出版後受到法國博學界學者的一致好評，在高第的協助下，此書獲得前述教育部轄下的歷史與科學研究會的推薦，讓于雅樂再次申請教育部的獎勵。他在1894年1月14日獲得教育部的軍官級棕櫚勳章（Palmes d’officier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同年7月31日，他也因在外交事務上的整體貢獻而獲頒國家的榮譽軍團騎士勳章（Croix de chevalier de la Légion d’Honneur）。[13]

高第與西語書目的提供

看過此書的讀者，可能都會對書中所提供的一份福爾摩沙相關書目清單有些印象。事實上，這份書目也是此書的特色之一，因為此書目羅列了此書出版之前（1893年）有關臺灣的各種西語出版品清單。而這份書目的提供者，也是協助于雅樂出版最後階段的人便是當時著名的學者高第。現在若提到法國漢學史，多少會提到高第的名字，但是對於其生平真正有研究者極少。其實高第所涉獵的學問領域大大超過狹義的漢學領域，而他對中國和東亞研究的貢獻，也不是三言兩語可以交代清楚。此處我們只為說明他何以能提供這樣的書⽬，因此簡要陳述其生平背景及學術貢獻。[14]

高第於1849年生於美國紐奧良，當時其父正好在當地工作。1852年他隨母親回到法國，並在巴黎接受教育，高中畢業時原本希望報考專門訓練檔案研究人才的典章學院（Ecole des chartes），但是父親希望他能往實業發展，將他送往英國精進英語。1869年，他聽從有在中國銀行勤務經驗的父親之建議與安排，前往上海，在美國人經營的旗昌洋行（Russell & Co.）擔任會計，一直做到1876年。這段期間，他在工作之餘開始從事中國研究，一方面與當時管理徐家匯藏書樓的費賴之（Louis Pfister, 1833-1891）神父請益，另一方面加入皇家亞洲學會北中國支會，與多位英、美、俄籍中國通往來，尤其是偉列亞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等人。他並且成為該學會圖書館的義務圖書館員，為該圖書館的藏書建立第一份完整的目錄（1872年出版）。從這個時期開始，他就開始大量收集東洋學的書籍，但其中一部份藏書在運回法國途中因為沈船而全部流失。

高第在1876年休假返法，原本打算一年後再赴上海工作，但返華途中他接到曾任福州船政局和船政學堂第一任正監督的法籍軍官日意格（Prosper Giquel, 1835-1886）請託，擔任學堂保送優秀中國學生赴歐學習的留學團的隨行秘書一職，如此前後約四年。1881年，他因受到巴黎東方語言學院校長施弗（Charles Schefer, 1820-1898）的賞識，開始受聘在該校任教，講授中國史地與法制等課程。兩人也因為興趣相近、專長互補，而成為忘年之交，合作執行過一些出版計畫。（圖4）除了在東方語言學院教書，高第也受邀在當時成立不久的巴黎政治學院兼課，一直到他1925年過世為止。由於這兩校有許多學生畢業後投入外交界，因此當時許多赴中的外交人才和漢學家都曾經是他的學生或向他請益過。例如沙畹（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雖是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的畢業生，但在赴中前也曾經因為恩師牟諾（Gabriel Monod, 1844-1912）的建議而向高第請教，且因此決定放棄原本決定攻讀中國哲學的計畫，改以中國歷史為其研究對象。足見高第在當時法國漢學界的地位。

圖4　高第（立者）與施弗合照（約1895年）
圖片來源：Encyclopædia iranica線上資料庫下載

教書職務之外，高第也是許多學會的會員，並在1908年成為銘文與美文學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院士。他最為國際漢學界所知的，是邀請荷蘭漢學家施古德（Gustave Schlegel, 1840-1903）一起合力創辦《通報》（T’oung Pao），使該刊成為國際漢學界的一份重要刊物，從1890年創立延續至今。而他傳世最重要的貢獻是獨力完成多卷本的《中國書目》（Bibliotheca Sinica）、《印度支那書目》（Bibliotheca Indosinica）、《日本書目》（Bibliotheca Japonica），將十六世紀到二十世紀初，西方有關這些地區的研究書目全部一網打盡，而且不只收入專著和期刊文章，連書評和雜文等都不遺漏。這其中最有名的當屬五卷本的《中國書目》，是當時西方從事漢學研究人士必用的工具書。這在完全沒有電腦的年代，可說是造福幾世代的學者，而且無人能出其右。在1950年代，有袁同禮效法其精神，將高第過世後的西文中國研究整理出版，名為《西方文獻中的中國，1921-1958：續高第中國書目》。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他能為于雅樂這本書提供與福爾摩沙有關的西文書目，也就不足為奇。

由於長期系統性地編纂這些研究書目，高第除了經常瀏覽歐洲各大圖書館的目錄卡片和藏書之外，對許多古書藏書家的目錄也很熟，而他本身也跟著蒐集許多古籍。從于雅樂與高第往來的書信中即可瞭解，揆一的《被忽略的福爾摩沙》，[15]以及書中所用的一份古地圖，便是由高第出借的。此外，也由於他與福州船政學堂的淵源，書中所用的兩幅福州船政學堂學生所繪的「臺灣府城街道全圖」和「臺灣府城並安平海口圖」，可能也是透過高第取得的。

書中圖像的相關協力者

此書另一特色，便是在文字之外，附上大量地圖、圖像、照片影像。在于雅樂之前，法裔美籍並遊走於中、日、朝鮮三國的李仙得（Charles Le Gendre, 1830-1899）在準備其《台灣紀行》（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書稿時，也曾經收集和製作大量地圖、圖片和照片。不過，李仙得的書在當時並未出版，所以僅有少數相關人士見過其書稿。相形之下，《福爾摩沙之歷史與地誌》就是較早一本包含照片、圖文並茂的臺灣研究專書。1893年于雅樂在要從巴黎回廣州復職之前，委託高第將這些圖片和照片的原件捐贈給法國國家圖書館做永久保存，其中照片部分有63張。[16]這些照片在晚近二十多年，成為臺灣攝影史研究關注的對象之一，在複製發達的年代，也成為許多出版品直接使用的對象。根據于雅樂本人在其序中所言，有關書中的照片，他感謝廈門的愛德華茲（Saint Juilan Hugh Edwards, 1838-1903）的好意提供。但這不是指說全部的照片都是愛德華茲本人的作品。事實上，研究者已經辨認出其中一部份是湯姆生（John Thomson, 1837-1921）的作品，但可能由愛德華茲翻製而成。有關愛德華茲這位身世複雜、在帝國夾縫中求生存的傳奇攝影師，愈來愈多的研究已經公認他是最早將臺灣入鏡的攝影師之一，其來台拍攝的時間點最早可推至1865年夏天，比湯姆生還早。由於這部份研究者眾，此處便不再贅言。[17]不過有些研究誤把此書中與影像有關的另外三個人名也當作是曾經來臺的攝影師，造成許多以訛傳訛的情況。以下筆者便一一說明。

首先是書中有關原住民的章節附有不少照片，下方皆標註有Phot. Berthaud, Paris的字樣，以前常被以為是一位巴黎的攝影師，被歸為是早期來臺的攝影師之一。[18]也有人將之誤以為是1874年被日意格請來協助沈葆楨建造三鯤鯓砲臺（今稱億載金城）的法籍工程師E. Berthault（當時沈之奏折內所載的譯音名為帛爾陀）。[19]這些應該都是誤解。[20]此處縮寫的全稱應該是Phototypie Berthaud frères, Paris，是一家擅長珂羅版印刷術的印刷廠之縮寫。[21]這家印刷廠創立於1880年8月2日，經營者是Michel Berthaud (1845-1912)和其弟Michel Gabriel Berthaud（1852-1925），後來也加入另一位兄弟Jean Berthaud。據說他們的父親Jean Berthaud（1819-1885）本身是一位攝影師，而Berthaud兄弟經營的印刷廠專長就是地圖、畫像、照片方面的製版印刷。Michel Berthaud從1865年起就與巴黎其他多個同行的商號合作，同時也在法國其他城市開設分店。不過其作品在萬國博覽會的競賽得獎後，[22]他就在巴黎開設以自己姓氏為名的商號Berthaud frères, Paris。這家商號經常承攬政府部門和巴黎市政府的印刷、照相平版印刷等業務。1890年代更因大量印製銷售明信片有名，最活躍的期間大約是1889到1908年，貝陀兄弟退休之後，其設備頂讓給其他經營者。[23]（圖5，貝陀商號1903年往來信件檔案一例，信紙抬頭處可見其在萬國博覽會獲得銀牌及金牌的紀錄。）[24]

圖5　Berthaud印刷廠抬頭信紙
圖片來源：Archives de la Nièvre網站下載

在此書中有多張愛德華茲拍攝或提供的臺灣原住民照片，以及提供者不明而晚近引起許多討論的沈葆楨個人照，[25]便是委由貝陀兄弟印刷廠製作成珂羅版印製而成。

另外，書中有大約8幅版畫，是以照片為底本，另外木刻製版印刷而成，作者署名為Ch. Emonts。（圖6、圖7）過去有些研究誤以為這也是一位攝影師，甚至認為他是愛德華茲在1875年出生的兒子，其實這是張冠李戴。[26]現在有些關於臺灣地方史的出版品甚至會直接將相關照片冠上其名。例如一張有關埔里牛眠山一帶的照片就被拿來使用，並標註作者是Charles Emonts（1874-1882）。[27]于雅樂書中協助製作圖版的這位Ch. Emonts全名應該是Nicolas Louis Charles Emonts，他是國立裝飾藝術學院（Ecole nationale des Arts decoratifs）畢業的設計師兼建築圖畫師，同時也經常為一些刊物製作版畫。例如前已提及、高第所參與的歷史與科學委員會（Comité des travaux historiques et scientifiques）的出版品中，就經常委託他來協助製作版畫。他的父親Pierre Emonts（1831-1912）是一位專業攝影師，曾受雇於巴黎市政府，為老巴黎的許多街道角落和建築立面留下影像紀錄。父子兩人也曾合作過一些作品。我們在巴黎市博物館聯合網站上可找到一些艾蒙的作品，其署名方式與他在于雅樂一書中留下大名的方式一模一樣。[28]（圖8）

圖6、7　臺灣府防衛塔之原稿照片（左），及艾蒙製作圖版在書中之呈現（右）
圖片來源：法國國家圖書館提供（圖6）、《福爾摩沙之歷史與地誌》1893年版掃描，頁181（圖7）

圖8　艾蒙其他作品一例
圖片來源：parismusees.paris.fr下載

十九世紀中葉，雖然照相器材和技術日漸發達，許多實景照片已經出現，但是一旦涉及要大量印刷流傳，印刷技術與成本仍是一個問題，因此有許多以圖像為主的報紙在使用照片時，為避免再製的困難，也為了降低印刷成本，會請畫師依據寫真照片為底本，製作木刻版畫再印刷出版。此類畫作的畫面細節與照片內容大致相同，但印刷成本降低許多，這樣的作法從克里米亞戰爭時期，在戰地拍攝的照片由《倫敦新聞畫報》（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委託畫師製成版畫出版後開始被廣為採用，算是一種權宜之計，直到十九世紀末在文字為主的印刷品重現照片的技術逐漸成熟穩定後，原來的作法才逐漸被取代。因此十九世紀下半許多圖文並茂的雜誌或書籍會看到這些依據照片而做的版畫作品，有時也會看到刻板畫師在圖上的簽名。于雅樂此書有一些圖片，尤其是地景圖，便是請Charles Emonts依據愛德華茲所提供的照片去製作而成，因此畫中右下角或左下角會看到Charles Emonts的簽名。可確定的是，Charles Emonts本身並非其所依據的原始照片的產出者。

此書中還有一位署名Housselin的畫師也經常被誤以為是早期來過臺灣的攝影師，或被說成是1874-1875年間與沈葆楨聘僱的法國技師同行的攝影師。[29]其實他的情況與Charles Emonts相同，只是協助將于雅樂為出版此書而帶回巴黎的相片刻製成版畫，目前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他本人是攝影師或曾經來過臺灣。這位Alexis Housselin（生卒年不詳）[30]當時在巴黎經常幫考古、美術類的刊物或出版品製作版畫。至於在于雅樂書中，由他署名的一份打狗港的圖，經常被探討高雄港早期發展的書籍使用，而將他也當作是攝影師，並推斷此圖是1874-1875年間做成。[31]（圖9、圖10）依目前筆者的初步比對，這份圖和書中另一份有關淡水港的地圖，應該是以英國海軍在不同時期測繪的地圖、但在1883年修正後出版的版本為底本再製作，並加上法文說明。連同書中所附的素描圖，也是取材自同一份再版的地圖集。（圖11）在此署名的Housselin只是協助出版社來製作圖版的畫師，並非原圖的提供者或攝影師。（圖12）

圖9、10　于雅樂提供之打狗港彩圖（左），及胡斯林製作圖版在書中之呈現（右）
圖片來源：法國國家圖書館提供（圖9）、《福爾摩沙之歷史與地誌》1893年版掃描，頁182（圖10）

圖11　英國海軍約於1885-1886年出版之地圖
圖片來源：康乃爾大學圖書館特藏文獻 https://reurl.cc/XmlNyj

圖12　于雅樂手繪之打狗港素描圖，與英國海軍圖所附之素描圖近似
圖片來源：《福爾摩沙之歷史與地誌》1893年版掃描，頁183

最後還值得說明的就是前已提及的，于雅樂的兄長Clément Huart。嚴格說來，Clément Huart並不算此書的協力者，但他與臺灣也有一段意想不到的連結。他在十四歲開始就學習阿拉伯語、土耳其語和波斯語，自1875年就以通譯身份進入外交系統，初期被派駐在大馬士革，之後在伊斯坦堡擔任法國領事長達二十年之久（1878-1898）。1898年，因東方語言學院原本教授波斯語的教席施弗（也就是前面提及的學校校長）過世，由他接任此教職，從此告別外交圈，開始在巴黎幾個高教機構教授這幾種他擅長的語言以及伊斯蘭教與文化等課程，並在1919年成為銘文與美文學院院士，也在好幾個學會活動。他在1926年底過世後，其藏書2000多本經編目後被整批出售，當時有臺北帝國大學與美國芝加哥大學等機構競購，最後由出價較高的臺北帝國大學獲得。一直到晚近，這批藏書仍偶爾被誤以為是于雅樂的藏書，但其實是其兄長Clément Huart的藏書。[32]這批以法國研究和阿拉伯世界、西亞為主的書籍，購入初期曾造福了關注東西交通史的教授和助手們（例如首位整理該文庫的前嶋信次（1903-1983）），但後來使用者並不多。[33]

結語

從今日臺灣研究的標準來看，于雅樂這本書中所述的臺灣史地內容可能已經老舊，未必有值得參考之處。不過這本見證臺灣研究在十九世紀末狀況的書籍，以及書中高第提供的書目，在在提醒我們，當時的西方學者是以大航海時代的角度來看臺灣，而不是以中華帝國或單一國別史的框架來關注這個島嶼。書中有時或有擬殖民者的眼光，有時或有種族階序觀的論點，但其所反映的也有希望全面瞭解一個未知國度的好奇和努力。書中所匯集的西文書目，奠定下臺灣研究的歷史縱深，是後繼者至今無法忽略的。在地誌部分，經常拿當時臺灣各地景象與物產和其他歐人涉足過的地區相比較，對世界史有興趣的讀者也許仍可在其中找到某些樂趣。今日年輕學生的歷史課，若不要硬切成臺灣史、中國史、世界史三大塊，那究竟要從何處開始來貫穿這一切呢？十九世紀末這些西文臺灣史地書籍出現背後所反映的歷史境況，也許正是另一個可以開發的起點！

註腳

[1] Numa Broc, Dictionnaire illustré des explorateurs et grands voyageurs français du XIX^e siècle, t. 2, Asie, CTHS, 1992, p. 251.

[2] 出版資訊：于雅樂(Camille Imbault-Huart)著，郭維雄編譯，《福爾摩沙之歷史與地誌》 (臺南市：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9)。此版本比1958年出版的黎烈文譯本完整。

[3] 初次調查結果在2016年已寫成一份報告，後來在台史博出版于雅樂一書時，被用作「導讀」出版。當時因筆者公務繁忙，而出版時程緊迫，未及再做擴大改寫，是一遺憾，本文可算是彌補之作。在此也感謝台史博製作團隊的包容，尤其是林孟欣研究員的協助。

[4] 本文第一、二節與于雅樂有關的部分便是2019已經發表的部分，此處略做增訂。

[5] 兩兄弟的出生證明可見其申請榮譽軍團勳章時所提供的資料：LH/1333/23及LH/1333/24，base Léonore, Ministère français de la Culture。

[6] 本文中有關法國外交官員的譯名大多參考《清季中外使領年表》一書，僅在此書中沒有固定譯名時才採取音譯。為節省篇幅，以下不再一一加註。

[7] 譯名出自《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頁110。德微理亞是一位一路提攜于雅樂的前輩，于雅樂將《福爾摩沙之歷史與地誌》一書獻給德微理亞，很可能後者有鼓勵他出版此研究。

[8] 根據1880年9月18日的法令第12條設立。

[9] 外交部檔案中有關于雅樂的檔案。德微理亞寄給外交部長Charles de Freycinet的信中談到于雅樂的作品。信件日期：1886年6月3日。

[10] 《聖武記》出版於1842年，當時即受到一些在華的外國人士注意與評價。于雅樂不是唯一曾經節譯此書章節的漢學家，與他同屆的東方語言學院畢業生，後來也曾短期在北京公使館擔任通譯的Maurice Jametel（1856-1889）也曾經翻譯此書其他部份。

[11] 關於此次休假，根據外交部資料，他原本在1891年10月28日就提出申請，申請被接受後，他卻因要處理廣東租界等問題而在同年12月17日取消請假，直到1892年5月20日才實際成行回法。至於回程，他原本應在1893年2月銷假回中國，但他請求延長休假至3月底。

[12] 見Henri Cordier, Bibliographie des ouvrages relatifs à l’Ile Formose, Chartre, Imprimerie Durand, 1893。此書目之中文翻譯和說明可見於于雅樂(Camille Imbault-Huart)著，郭維雄編譯，《福爾摩沙之歷史與地誌》，頁418-479。

[13] 此為榮譽軍團勳章的第一級榮譽，其上還有軍官級（Officier）、司令級（Commandeur）兩級。

[14] 筆者在一份法文文章中，對於高第在當時法國學術圈的角色，做了更詳盡的分析：Li-Chuan Tai, “L’histoire des colonies dans le monde de l’érudition: le cas d’Henri Cordier,” Outre-Mers: Revue d’histoire 376/377(2012), pp. 553-568.

[15] 也被譯為《被遺誤的福爾摩沙》、《被遺忘的福爾摩沙》。

[16] 目前這批圖片和照片都已有數位檔，在法國國家圖書館的線上圖書館Gallica可自由瀏覽與下載。

[17] 關於此人的研究，可優先參考費德廉的兩份著作：Douglas Fix, “Shots from the shadows: The Formosan images of St. Julian Hugh Edwards,”，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林本源中華文教基金會編，《臺灣研究在美國與臺灣史新研究研討會(二)暨2007年林本源文化教育基金會年會會議論文》(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林本源中華文教基金會，2007); Douglas Fix, “The global entanglements of a marginal man in treaty port Xiamen,” in Treaty Ports in Modern China: Law, Land and Power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158-178.

[18] 例如陳政三，〈臺灣第一張照片誰拍的？〉，《聯合報》，2006年1月14日，頁A15。

[19] 例如王雅倫，《1850-1920法國珍藏早期台灣影像：攝影與歷史的對話》(臺北市：雄獅圖書，1997)，頁19。此書有關于雅樂及其出版品的部分多有錯誤，建議讀者自行查證。

[20] 蕭永盛已初步指出此謬誤：見蕭永盛，〈曙光：關於早期臺灣攝影的幾個思考〉，收入林宏璋、蕭永盛等，《舉起鏡子迎上他的凝視——臺灣攝影首篇(1869-1949)》(臺中市：國立臺灣美術館，2020)，頁27。

[21] 見法國國立藝術史研究中心（INHA）網站：https://agorha.inha.fr/ark:/54721/b47bb1ff-275c-446b-8c83-e7c3520c2899

[22] 1878年在巴黎舉行的萬國博覽會得銀牌獎、1889、1897年又得金牌獎。見其商號信紙所示。

[23] 見網站http://www.corpusetampois.com/cpa-es-bfparis.html。

[24] 圖片來源：Archives de la Nièvre: https://archives.nievre.fr/ark:/60877/sfx2p4jgclt0

[25] 關於此照片的晚近爭議，見沈冬，〈沈葆楨圖像考論：追尋祖先的容顏〉，《臺灣史研究》24.2（2017），頁33-81。

[26] 見王雅倫，《臺灣攝影史的黎明》(臺南市：成大出版社出版、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發行，2021)，頁197，註164。此書有關于雅樂及其出版品的部分多有錯誤，建議讀者自行查證。

[27] 黃美英編著，《壓不扁的生命，埔里四庄的災後重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2008）。頁13照片。

[28] 見https://www.parismuseescollections.paris.fr。

[29] 見王雅倫，《1850-1920法國珍藏早期台灣影像：攝影與歷史的對話》(臺北市：雄獅圖書，1997)，頁19。受此說影響的著作不少，於此不一一列舉。

[30] 與一些文章所認為的Alexis Louis Pierre Housselin可能不是同一人，所以目前尚無法確定其生卒年。

[31] 張世明撰文，鄭德慶編，《從地圖閱讀高雄——高雄地圖樣貌集》(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05)，頁47。

[32] 見臺大圖書館特藏簡介https://speccoll.lib.ntu.edu.tw/node/4

[33] 陳榮聲，〈前嶋信次其人其事〉，臺灣與海洋亞洲網站。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使用–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

歡迎轉載與引用，但不得為商業目的之使用，亦不得修改本文。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戴麗娟/法國臺灣學先驅于雅樂及其協力者：兼作臺灣早期影像的幾點考證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s://kamatiam.org/法國臺灣學先驅于雅樂及其協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