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腳歷史學筆記2

李文良（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王爺廟在臺灣至少可以被追溯到明鄭時代應該沒有疑問。清領後臺灣首任知府蔣毓英，在他於康熙二十四年(1685)啟動編纂的《臺灣府志》中，即登載了兩座這類的廟。一所是位於臺灣縣保大里(今臺南市歸仁)的大人廟，「其神聰明正直」；另一則是位於府城東安坊的二王廟，據稱「威靈顯赫，土人祀之」，還保有寧靖王御書「代天府」的匾額。〔1〕 值得注意的是，神的名稱被紀錄為「代天巡授之神」，而不是我們現在熟知的「王爺」。

現在我們常將燒王船與王爺廟聯繫起來，互相映證。但清初的文獻，卻沒有這麼寫。〔2〕例如，最常被研究者引用的一段早期文獻是康熙五十八年(1719)始修的《臺灣縣志/輿地志/風俗/雜俗》：

臺尚王醮，三年一舉，取送瘟之義也。附郭鄉村皆然。境內之人，鳩金造舟，設瘟王三座，紙為之。延道士設醮，或二日夜、三日夜不等，總以末日盛設筵席演戲，名曰請王；進酒上菜，擇一人曉事者，跪而致之。酒畢，將瘟王置船上，凡百食物、器用、財寶，無一不具。十餘年以前，船皆製造，風篷、桅、舵畢備。醮畢，送至大海，然後駕小船回來。近年易木以竹，用紙製成，物用皆同；醮畢，抬至水涯焚焉。凡設一醮，動費數百金，即至省者亦近百焉，真為無益之費也。沿習既久，禁止實難，節費省用，是在賢有司加之意焉耳。相傳昔年有王船一隻放至海中，與荷蘭舟相遇，炮火矢石，攻擊一夜；比及天明，見滿船人眾悉係紙裝成。荷蘭大怖，死者甚多。是亦不經之談也。

這段記錄有幾點值得注意。第一，慶典的名稱為「王醮」，其作法首先要造一艘船，用紙粘製三尊神像，設置祭壇舉行二或三天的法會，在最後一天擺宴演戲，然後再將神像放到船上、添加各種日常用品，一起送到海上。整個儀式看起來並不需要有一座廟(固定場所)，因為神像、船隻以及祭壇，都可以臨時隨地建造，不需從特定廟裡請來神像與神舟。但因最後必須送船出海，再搭自己的小船回來，需要船隻以及航海技術。

第二，康熙五十年代的王醮儀式已經有了一個變化，主要是船隻由木料改為竹造、隨船的實物改用紙造，最後不是將船隻送到海上，任其漂流，而是抬到海邊，直接燒掉。由於變化大都在於形式，沒有動到實質的祭典儀式，而且類似的改變在同一時期的諸羅縣也可以看到。〔3〕我們猜，改變動力可能是來自於官員提倡節儉。〔4〕 我們可以瞭解，官修方志記錄王醮習俗時，常常就是批評浪費。改用木紙粘造，最直接的好處就是節省經費。改用竹紙粘造之後，雖然船隻無法像以前一樣讓其出海漂流，只能用人扛到海邊，直接焚燒，但這可以確保不會再發生放流船隻再次靠岸，以致於他地再次做醮，甚至循環不已的困擾。官府立基於節儉而倡導的習俗改良，雖然沒有維持太久，卻不能說完全沒有影響。即使民間還是競相建造王船，但最後是燒掉而不是送入海中任其漂流，則是流傳下來。現在甚至就通稱這個儀式為「燒王船」。

第三，舉行「王醮」儀式的社會功能，雖已被當時的官修地方志詮釋為「送瘟」，但作為整體儀式最後階段的「送王船」，看起來卻有些類似三國時代著名的戰爭故事草船借箭；經由講述荷蘭東印度公司愚蠢、恐慌與敗戰，來清晰展示己方充滿機智的海戰勝利。儘管故事完全沒有談及己方，但我們都可以猜得出來，這大概是明鄭及其時代。

第四，即使民間熱衷王醮，但官府卻極不認同。除了批評浪費之外，還說信仰起源是「不經之談」，乃「誣神惑民之甚者」。值得注意的也是，儘管官府負面看待王醮習俗，卻只在節儉經費上做了些倡導，而不是違逆禁止，「沿習既久，禁止實難」。

王爺的身份、性質以及儀式作用，是學界長期爭議的課題之一。從現有資料與研究成果看來，要釐清爭議可能有些困難，大概也會偏離主題。我想，除了研究者以外，應該沒有信徒會希望他們自己拜的神被說成是「瘟神」。研究與詢問，常常就會創造了歷史。這大概跟大家一看到王爺神像，都會想知道他的姓氏與故事一樣。其實，早期文獻對於這些廟的記載常常是「神之姓名、事蹟無考」、「俱莫詳所自始」、「詰其姓名，莫有知者」。〔5〕問題是，現在所有的「王爺廟」，都有清楚的姓氏和經歷。我們可以瞭解，從很早的時代開始，大概就不斷的有人跑到廟裡去問神名字和來歷。可能從某一個時間開始，這些神也就被想出了一些的姓名和故事。特別是，如果這些民間廟宇想要獲得官府的認可，大概需要有些詳細的履歷，要被呈報上去。

從康熙年間描述的王醮慶典看來，信徒們並不需要一間座落在固定場所的廟，來完成繁複隆重的儀式。這表示他們一開始的發展和陸地定居的村落不一樣，儀式內容展示了以海維生之人的流動特質。我們比較大膽的猜，這或許是跟沿海船居的人有關。當然這並不表示，他們會一直沒有廟。有時候他們上岸定居了，有時候是岸上的人也接受了這個儀式了，更多時候應該是他們學習陸地定居村落的廟宇形式。我們理應明白，現在我們普遍可以在西南沿海村落看到、由村落的王爺廟各自舉行王船祭典，應該是演變的最終模式，而不是一開始的基本型態。重點應該在於，到底在何時因何原因轉變了過來。

註解

[1] 這間在清初威靈顯赫、香火鼎盛的廟，卻也命運多舛。康熙55年(1716)時，臺灣道梁文科「就東安坊二王廟之舊址」，擴建為龍王廟。雖然文獻沒有記載，二王廟究竟是天災頹圮，還是人為禁毀；但不管如何，梁文科先後新建龍王廟、田祖廟、重修萬壽亭，皆為其撰述碑記，強調國家文化正統。王禮(主修)，《臺灣縣志》，頁317-318、320-321。
[2] 最早將王醮(王船)與王爺信仰合起的記錄是，乾隆17年(1752)編修的《重修臺灣縣志》，宣稱是在「王誕之辰」舉行。

[3] 周鍾瑄(主修)，《諸羅縣志》，頁232。

[4] 此一改革可能跟臺灣道陳璸(康熙49-54在任)及梁文科(康熙54-56在任)倡行節儉有關(諸羅縣志：228)。從這個角度想下來，康熙年間府城內最為興盛靈驗的二王廟，之所以在梁文科任內被改建為龍王廟，就頗值得再細心推敲。臺灣地方最高文官的態度，還是對民間信仰帶來災難式的負面影響，特別是官員聚居的府城。

[5] 王必昌(總輯)，《重修臺灣縣志》，頁27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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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良 / 清初文獻中的王爺廟及其儀式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s://kamatiam.org/清初文獻中的王爺廟及其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