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令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十七世紀前期滿洲人於東北亞崛起，並於1644年入主中原，正式取代明朝政權。自十七世紀下半葉起，清朝一方面積極向內陸亞洲（Inner Asia）擴張，陸續掌控包含蒙古、西藏等廣袤地帶；另一方面亦跨海用兵，將臺灣納入版圖，從而建立一多族群、多語言、多文化的帝國（empire）。至十八世紀中葉，清帝國更是趁衛拉特蒙古諸部內訌，積極用兵西域，最終消滅被其視為心腹大患的準噶爾汗國，並且追擊試圖反抗清軍的大小和卓。[1]自此天山南北麓被納入清帝國的勢力範圍，從而成為中國所謂的新疆。就此而言，清帝國在新疆等內陸亞洲地區的擴張經過，動態地改變了「中國」的地理概念範圍。不僅如此，作為帝國的權力邊陲以及被征服者，清代新疆與臺灣社會之間的歷史經驗乃至族群記憶，在具有各自地方特性的同時，亦具有一定程度的歷時共性而值得相互參照。換句話說，從帝國史的視野重新反思「核心/邊緣」的權力敘事，從而理解清帝國與新疆社會的互動，有助於從更為寬廣的比較視野進一步觀照臺灣史的脈動。
與近世歐洲帝國擴張相似，清朝在對外擴張的過程中，亦發展出與帝國統治密切相關的地圖測繪技術以及異域知識，期間視覺化的圖像資料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如清朝在經略臺灣山區乃至西南苗疆的過程中，便曾形成《番社采風圖》、《平定苗疆得勝圖》一類的異域圖畫。[2]另一方面，在十八世紀後期新疆被納入清帝國版圖的歷史背景下，關於新疆的圖像資料以及地理書籍，亦紛紛被製作而出。如乾隆時期清朝官方曾經編纂《皇輿西域圖志》、《內府輿圖》，便體現出當時清廷中央對新疆地景的掌握。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政治傳統中，編纂地圖屬於官方主導的行為，背後有宣告版圖的政治權威的意涵；至於新疆地圖則更是因為涉及邊情軍政，而被清廷視為機密。即便如此，清代仍有一定數量由私人繪製的新疆地圖，在朝廷之外流通。例如十九世紀以後隨著清廷中央書籍檔案保管制度的鬆動，便有官員私自抄寫新疆地圖的內容，從而流入書籍市場。[3]然而在此之前，已有人在清廷中央之外，私自製作新疆地圖，其中關鍵的一部分是由十八世紀後期曾親歷新疆戰事的清軍基層官員與隨行人員所繪製。這些十八世紀後期，由清軍基層所繪畫的新疆地圖，體現出在帝國的權力核心之外，基層官吏通過自身文化背景，試圖搜集、理解與詮釋邊緣異域知識的過程。這類史料不僅保存準噶爾汗國覆亡後新疆地方社會的變動情況，同時亦象徵帝國核心與邊陲交錯下的知識接觸，對於未來理解清代臺灣的治理，亦具有相當程度的比較、參考意義。今日保存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的《萬里回疆圖》，正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實例。
《萬里回疆圖》是一卷大型清代彩色水墨新疆地圖，其長約十二公尺，寬逾六十公分。地圖本體主要描繪新疆天山南麓的山林、河流、農田、城鎮、道路等自然與人文地景，並用文字在圖像上進行名稱與相關資訊的註記。在地圖主體的前後，附有作者蘇寧阿所撰寫的長篇序跋文字，分別題為〈山川影〉以及〈西域回疆記略〉，二者合計共約一萬三千餘字。關於這幅地圖的來歷，可從史語所檔案中發現端倪。民國三十四年中日戰爭結束後，史語所自四川李莊返回南京復員，其後陸續接收日本戰敗後所遺留之書籍與文物。正是在這個時代背景下，那廉君、嚴耕望兩位同仁在民國三十六年代表史語所接收《萬里回疆圖》。
根據此圖序跋文，並進一步爬梳清代滿、漢文各類史料，可以得知作者蘇寧阿的生平背景。他在雍正九年（1731）出生於一個正白旗蒙古家庭，籍貫為直隸承德府豐寧縣（今承德市豐寧滿族自治縣），由此可知他屬於被清朝編入八旗的察哈爾蒙古。蘇寧阿的父親名為四十七，是一位經歷豐富的地方官員，曾經在承德、北京等地任官。在蘇寧阿十五歲的時候，他的父親因被乾隆皇帝任命為貴州遵義府的知府，蘇寧阿因此從自小生長的華北地區，舉家搬移至遙遠的西南邊疆。因為少年時的旅遊經歷，蘇寧阿對於歷史地理以及異域知識十分感興趣，例如他在路過湖南武陵山一帶時，曾關注過當地顯然並非漢人傳統的河谷懸棺，並向當地居民訪問相關歷史淵源。
出身八旗門宦的蘇寧阿，在二十三歲時獲得藍翎侍衛的工作，度過一段相對平穩的青年歲月。他一方面熟讀儒家經典，尤其對宋明理學頗有心得；另一方面亦是虔誠的道教徒，精通堪輿風水之術。值得注意的是，在理學以及堪輿思想的影響下，蘇寧阿的地理知識框架主要參考宋明學者的龍脈論，即天下地理主要係由三大山脈構成。值得注意的是，蘇寧阿的人生在三十四歲前後所發生的關鍵轉折，開拓了他對天下地理的認識，而這也與《萬里回疆圖》的製作息息相關。
十八世紀後期清帝國在新疆的統治，形塑了蘇寧阿的生命經驗。清朝在十八世紀五〇年代陸續剿滅準噶爾與大小和卓，此後試圖加強對新疆地方社會的控制，除了一方面派駐八旗官兵駐防外，亦試圖監管作為地方領袖的伯克。在此背景下，四十七因久歷邊疆事務，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被派往新疆西部的喀什噶爾前往辦事，蘇寧阿也隨後自北京出發，西出嘉峪關，與其父會面。根據清朝軍機處滿文檔案，四十七在派駐喀什噶爾期間，曾肩負清廷所指派的秘密任務前往鄰近的浩罕汗國（今烏茲別克斯坦一帶），其表面上是進行外交聯繫，實際上受乾隆帝之命，暗中調查新疆境內穆斯林是否與浩罕以及中亞大小和卓殘部有所勾結。在此任務過程中，四十七也打聽到關於中亞周邊的相關情報，一併回報清廷。四十七隔年東返，蘇寧阿也在抵達喀什噶爾後，西行數百里前往新疆與浩罕邊境，迎接其父。蘇寧阿一方面結合此行沿途見聞，另一方面採訪當地耆老，從而獲取新疆乃至中亞的地理資訊，而這也成為繪製《萬里回疆圖》的主要素材。
蘇寧阿與父親於新疆會面後不久，新疆南部的烏什穆斯林社群於乾隆三十年（1765），因不滿清朝地方官員的統治發起暴動，有逾千名官民被殺，蘇寧阿也旋即參與清軍鎮壓烏什的武裝行動，並因此負傷。清軍事後敘獎時，蘇寧阿因平叛有功，獲乾隆帝引見與嘉許，之後蘇寧阿先後擔任正定鎮與天津鎮的總兵，爾後升任甘肅提督、寧夏將軍乃至鑲黃旗蒙古都統等重要武職。現存《萬里回疆圖》的底稿，即是蘇寧阿乾隆三十八年（1773）於直隸任職時，整理先前在新疆旅行時所繪製的地圖草稿，委託畫師重繪而成。蘇寧阿仕途之路的發展，與乾隆帝的垂青有直接關係，如乾隆五十九年（1794）巡幸河北時，曾特別召見蘇寧阿關心他在烏什戰役的舊傷。不僅如此，隨著蘇寧阿的官運亨通，其女亦嫁給清廷宗室。由此可見，新疆的軍事經驗對作為蒙古旗人的蘇寧阿，在政治生命上有著顯著的影響。
除了現實的事功外，新疆見聞亦在知識與思想層面上，深刻地改變蘇寧阿的生命經驗，尤其是他對天下地理以及域外知識的新認識，而這也具體體現在《萬里回疆圖》的描繪內容、繪製方法及其背後的知識體系。不同於同時期立基於經緯度測量、講求絕對空間的歐洲地圖，《萬里回疆圖》的地理資訊主要根據蘇寧阿主觀的實際旅行經驗，其未到之處輔以耆老口述，並通過中國傳統水墨設色的畫法將地景視覺化。相較於經緯網格座標地圖，這種傳統水墨畫式的地圖更加側重實用功能，在山川、水草等自然地景外，蘇寧阿亦重點標識出道路、館舍、村鎮、田園等人文地景，體現出當時清軍的運補路線。
《萬里回疆圖》的繪製範圍，東起嘉峪關、沙州、吐魯番，西行阿克蘇、烏什、喀什噶爾，基本反應蘇寧阿經天山南麓遊歷新疆南部的路線。除了清軍掌控的道路、城池等基礎建設的情況外，蘇寧阿在地圖中標註了許多他在新疆當地關於自然環境變遷，甚至是發現歷史遺跡的特殊見聞。例如清軍當時在博斯騰湖周邊曾引水屯田，此舉改變了當地的自然生態，對此蘇寧阿記載：「七月間麥熟，大野豬率群豬三、五十而來，踐踏盜食，人莫能禁，且不懼鎗砲之聲」。由此可見，清軍的農業活動曾經吸引野豬前來覓食，從而發生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間的互動。
此外，由於清軍在佔領新疆後，曾調查當地城堡以及要塞等軍事建築，當時在喀喇沙爾附近發現漢唐焉耆首府的遺址，故蘇寧阿不僅在圖上標出此城遺址，並且註記「土中有開元錢」。蘇寧阿等當地清軍的發現，曾影響清廷對新疆古史的認識、討論與建構。如乾隆帝從新疆駐軍處獲得唐、宋時期的錢幣，曾下令文臣考證其來源，最終乾隆帝斷言「排次回部古錢時，有開元、景德諸錢，彼時未能臣服其地，自屬中國攜往者」。由此可見，對於新疆出土中國古錢幣，乾隆帝認為其來源主要係中國與西域間的貿易，因唐、宋當時並未統治西域。乾隆帝此言，亦體現出其認知當中的「中國」概念是一個逐漸擴大的過程，他認為唐、宋時期西域並非中國的一部分，待清代領土擴張，過去遙遠的西域方才成為中國的新疆。乾隆帝與蘇寧阿等清代對新疆出土錢幣乃至西域史地的認識，體現出清朝版圖擴張與地理知識建構間的密切聯繫。
清朝的版圖擴張，使得以蘇寧阿為代表的旗人將士得以親履前人未及的西域，在當地的地貌以及物產之外，蘇寧阿更是運用他在新疆聞見所獲得的資訊，進一步思考傳統中國的天下地理觀，如其曾賦詩：「西疆二萬新開土，唐宋遊人膽亦寒。多怪只因少所見，自然登泰小群巒。」又言「唐人言地理者，只云山脉發沠崑崙，艮震巽三大幹入中國；黃河發源於星宿海，大畧而已，以其未曾至西陲遠域也，故不知星宿海以西，尚有來源。」由此可見，蘇寧阿之所以敢於挑戰唐、宋前代學者的地理認識，亦與清代疆域的擴張息息相關。
來自新疆的地理資訊，不僅豐富了蘇寧阿本人的西域認識，更讓他重新思考天下格局。自宋明學者以降，中國傳統上流行所謂三大幹龍說，即天下山脈起於崑崙，自西向東延伸，分為北、中、南三條龍脈進入中國。在此學說的框架基礎上，蘇寧阿嘗試消化吸收他在新疆的地理見聞，例如當時新疆的穆斯林不時有西行前往一個名叫「默克」的地方朝聖，此即位於阿拉伯半島的麥加。根據新疆當地阿訇以及穆斯林朝聖者的敘述，蘇寧阿認為「回部西域之山，皆來自默克，即番經梵語須彌山，儒書地經崑崙山也」，這裡他將伊斯蘭教聖城麥加、佛教宇宙觀中的須彌山，和儒家經典〈禹貢〉中的崑崙山相比附，可謂是一種創造性的誤解（creative misunderstanding）。為了探求新疆與麥加之間的地理連結，蘇寧阿進一步通過採訪新疆穆斯林，探求中亞乃至伊朗的地理知識，並且認識到浩罕、巴達克山（今阿富汗一帶）以西，有條大江為界，約過此水即抵達名為「闢色勒」之地。根據考證，此處的「闢色勒」即位波斯之音轉，至於這條介於中亞以及伊朗之間的界河，當為阿姆河。
通過調和新疆穆斯林口述與宋明龍脈論、佛教宇宙觀，蘇寧阿將麥加與遙不可及的崑崙、須彌山進行連接。至於在新疆實地觀測到的天山山脈，他則將其對應到三大幹龍說中的北條，並主張其一路向東北延伸至遼東通長白山，又往南穿過渤海連結泰山。這種將崑崙、天山、長白山乃至泰山視為一條龍脈的特殊地理思想，表面上看似令人費解，背後實與清代皇權論述有關。長白山作為滿洲人龍興之地，被清廷視為重要的皇權合法性象徵，因此康熙帝曾親自撰寫〈泰山山脈自長白山來〉一文，論述泰山龍脈源自長白山，以此將滿洲祖源的長白山連接到傳統中國天子封禪的泰山，爾後成為清廷官方欽定的地理知識。在康熙帝泰山龍脈論的基礎上，蘇寧阿嘗試進一步向西追尋長白山的龍脈起源，並將之推衍至目所能及的天山，甚至是遠在極西而不可見的崑崙，並認為此即穆斯林與佛教徒所謂麥加或須彌山。
綜合以上對《萬里回疆圖》的分析，可以得知在清朝版圖西擴的過程中，以蘇寧阿為代表的基層八旗官兵進駐新疆，經由實地見聞乃至口述採訪搜集地理資訊，從而形成以地圖、文字為載體的西域記述。《萬里回疆圖》這類十八世紀後期興起，以新疆地景為主體擴及天下形勢的地理著作，深刻體現出來自中國堪輿龍脈論、伊斯蘭地理學以及新疆地方社會等多元知識傳統的互動，並且形成新興的地理學知識，並且進一步匯通至清廷主導的泰山龍脈論，用以鞏固清朝皇權的合法性論述。要言之，清朝版圖的向西擴張，一方面隨著統治需求建設城池、哨卡、道路、屯田等基礎建設，重塑新疆當地的地景地貌；另一方面來自新疆的地理知識，亦使得清朝基層官員得以超越前代的地理想象，進而通過實地見聞以求索西域乃至域外相關知識，並試圖調和源自中原、新疆當地、中亞乃至西亞等不同知識體系的地理敘事。通過知識史的視野，反思所謂核心與邊緣的敘事，可以得知新疆之於清朝，並非單純是被統治的政治邊緣，同時亦是接收、整合新興地理資訊的知識前沿。
本文改寫自：孔令偉，〈蘇寧阿《萬里回疆圖》與十八世紀後期清朝的新疆地理知識〉，《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九十四本第三分（2023年），頁573-651。全文鏈接：https://reurl.cc/4WQ1qj
《萬里回疆圖》彩色圖版以及序跋錄文，參該文附錄。
註腳
[1] 濮德培著，葉品岑、蔡偉傑、林文凱譯，《中國西征：大清征服中央歐亞與蒙古帝國的最後輓歌》（臺北：衛城出版，2021）。
[2] 杜正勝題解，《番社采風圖》（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Laura Hostetler,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3] Xue Zhang “Imperial Maps of Xinjiang and Their Readers in Qing China, 1660- 1860.”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2020) 4.1: 111-133.
延伸閱讀書目
孔令偉，〈蘇寧阿《萬里回疆圖》與十八世紀後期清朝的新疆地理知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 (2023.9)：573-651。
孔令偉，〈欽差喇嘛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清代西藏地圖測繪與世界地理知識之傳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 (2021.9)：603-648。
孔令偉，〈1724-1768 年間拉達克、西藏與清廷間的歐亞情報網——以清代中國對莫臥兒帝國的認識起源為核心〉，《清史研究》2：27-48。
Christopher Beckwith，苑默文譯，《絲路上的帝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22。
Peter C. Perdue，葉品岑、蔡偉傑、林文凱譯，《中國西征：大清帝國如何擊敗歷史上最後的遊牧帝國，掌控新疆、蒙古與西藏？》，臺北：衛城出版社，2021。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 : 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
孔令偉，〈《國史大綱》與域外思想〉，《重返國史大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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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令偉/清朝基層官員如何掌握新疆地理知識？——從蘇寧阿《萬里回疆圖》談起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s://kamatiam.org/清朝基層官員如何掌握新疆地理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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