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雅惠（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常到日本旅遊的朋友，應該對三井住友銀行的廣告不陌生，城市中到處看得到；愛用日本電器的讀者也一定對三菱這個品牌相當熟悉，也許家中就有一台三菱家電。三菱、住友這些在明治維新時新興的實業，百年來除了引領日本現代科技與工商發展，也是文化界的翹楚，在百年前便以傲人的收藏名震一時。這些新崛起的實業家充滿熱忱地投入歐洲、日本與中國古物收藏，成為茶道達人，以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
在他們的藏品中，以中國的商周青銅器最為特殊，這些社會新貴所收藏的中國古代銅器品質一流。住友家的銅器更是揚名海外，連醉心考古的瑞典皇儲Gustaf VI Adolf（1882-1973） 也對他的收藏很有興趣。到底中國商周的古銅器有何魅力？能讓百年前的日本實業家費盡心思與財力進行收藏。在收藏之餘，這些文化新貴還讓工藝家進行仿製，除了模仿造型與花紋，有時更在器上加上文字，銘誌重要的人物或事件。作為古典文明代表的青銅器，就這被樣轉化成為一件現代的紀念物，在維新後的日本上層社會中曾經佔有方寸之地。
故事要從「唐物」說起。
一、唐物傳統
「唐物」指的是來自中國的文物，自室町（1336-1573）時代開始，唐物經常用於茶道會中。當中有一類「唐物銅器」，多半是南宋以後的仿古銅器，主要用來插花。由於唐物銅器是如此流行，日本當地甚至還仿製「擬唐物銅器」。[1]於是出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宋明仿商周古銅，日本仿宋明仿古。層層模仿的結果，經常是離古代越發遙遠。
江戶（1603–1868）後期興起一波模仿晚明文人的風氣，日本文人在書齋中彈琴、掛畫、焚香，品評收藏品，如被稱為「幕末の三筆」的書法家市河米庵（1779-1858）便是一例。他留下的《小山林堂鑑賞圖錄》卷首便圖繪出理想的文人生活（圖1），內容各卷則是他收藏的書畫文物，其中有不少中國銅器，多半為明代之作。[2]其中一件題作「漢弦文鼎」，實際上是清代仿古之作（圖2）。[3]
圖1 江戶文人的理想生活，出自市河米庵，《小山林堂鑑賞圖錄》。
圖片來源：日本國會圖書館http://dl.ndl.go.jp/(2020/1/31)
圖2 (左)清代仿製的弦文鼎，原為市河米庵收藏，器現藏於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圖片來源：作者照片；
(右)弦文鼎描圖，出自市河米庵，《小山林堂鑑賞圖錄》，圖片來源：日本國會圖書館http://dl.ndl.go.jp/(2020/1/31)
市河米庵的例子不是孤例，即便是曾為豐臣秀吉（1537–1598）或德川家康（1543–1616）收藏的名物，如：「杵のをれ」（折杵之形）銅瓶，也是中國元、明時期所製造（圖3）。由此可知，近世以降流傳至日本的唐物銅器多為元、明、清時期的仿古器，鮮少真正的商周古器。透過明清仿古器與文人的討論，日本建立對中國古銅器的認識。這套知識當然與今日有很大距離，這個現象直到明治維新才開始改變。
圖3 「杵のをれ」（折杵之形）銅瓶，元、明時期製，曾經豐臣秀吉、德川家康收藏，現藏於德川美術館 。
圖片來源：https://www.tokugawa-art-museum.jp/exhibits/planned/2015/0801/05/(2020/1/31)
二、從傳統到現代：代代相傳的傳世器
明治維新前後，收藏家開始購入中國古銅器。1903年4月在上野公園帝室博物館舉辦第一次中國古銅器展覽，由於展品質量驚人，《朝日新聞》連著數日刊登特別報導。[4]新聞提到，此次展覽除了帝室御物之外，以住友吉左衛門（1865-1926）的藏品最多，最引人注目。
住友吉左衛門，名友純，號春翠，出身公卿德大寺家，後來過繼給住友家為養子，成為第十五代家主。住友家的本業是開銅礦，坐擁別子銅山，至住友友純接掌家業時，經營已超過二百年。[5]
住友友純從1890年代開始收藏中國古銅器，二十年間壯大成為最大收藏家。1911至1916年，出版了一系列精美的圖錄《泉屋清賞》。1921年《泉屋清賞》增訂本出版，不但運用當時最先進的珂羅版印刷，並由東京與京都兩大帝國大學的教授擔任編輯，樹立了藝術圖錄的新標竿（圖4）。
圖4 鎏金獸環方壺，原為端方藏品，後為住友友純收藏。
圖片來源：瀧精一、內藤湖南編訂，《泉屋清賞》增訂本（京都：住友吉左衛門，1921-1922），圖50。
為什麼住友友純可以這麼快打響名號？原來他收購不少清代金石名家之藏品，其中包括阮元（1764-1849）、陳介祺（1813–1884）、端方（1861–1911）幾位來頭相當大的收藏家。當住友收購清末山東大收藏家陳介祺收藏的十件周代銅鐘時，還大張旗鼓地出版《泉屋清賞》別集一大冊，同樣是卷帙龐大而精美的現代珂羅版印刷之作。
接收了清末金石名家舊藏，住友友純也接受了這些收藏家的鑑賞品味，特別是對銅器表面處理的關心。明清藏家收藏銅器時，多半將土鏽去除，將表面上蠟打磨光滑，方便在手上摩挲把玩。這種表面經過處理的傳世古銅器，俗稱「熟坑」，有別於保留土鏽不加處理的「生坑」。《泉屋清賞》與增訂本便以傳世古的熟坑銅器居多。
三、現代收藏：墓葬挖出的出土器
1916年末代皇帝溥儀的老師、自視為清遺民的羅振玉（1866-1940）在京都出版《殷墟古器物圖錄》一書，向世界介紹殷墟發現的器物。[6]在此之前，殷墟的出版主要集中在有字甲骨，此書可說是第一部介紹字骨之外的銅、石、骨器之作。圖錄清晰的圖像生動地展現出器物上細緻的雕刻和精美的鑲嵌，地下出土的古代文物開始吸引世人目光。
1920年代，河南新鄭、洛陽金村、山西渾源古墓被盜掘，一批批新穎的青銅器和玉器湧入市場，讓人大開眼界。大量湧現的出土器吸引收藏家投入，包括根津嘉一郎（1860–1940）、嘉納治兵衛（鶴翁，1862-1951）以及藤井善助（1873–1943）都在此時展開他們的青銅器收藏。根津嘉一郎收藏中最著名的是三件大盉（ㄏㄜˊ，盛酒之器），有左、中、右銘文，來自河南安陽殷墟商代帝王陵墓（圖5）。
圖5 銅盉，銘文「中」，盜掘自河南安陽殷墟商代國王陵墓，現藏於東京根津美術館。
圖片來源：《中國青銅器全集》，冊3，圖141
在神戶地區的嘉納治兵衛擁有日本第二大的中國古代青銅器收藏，他是白鶴酒造第七代負責人，該公司至今仍活躍於造酒事業。他在1931年成立了白鶴美術館，1934年對外開放。開館圖錄《白鶴金吉集》由著名漢學家內藤湖南擔任監修，京都大學教授梅原末治（1893–1983）撰寫圖版解說，郭沫若（1892–1978）協助銘文釋讀。[7]
梅原末治經常讚美出土銅器表面的鏽斑或色澤，還強調器物具有「土中古色」。在一件傳洛陽金村出土的錯金銀渦紋罍（ㄌㄟˊ，盛酒之器），梅原注意到有網格狀的纖維質附著在器表。纖維的質地看起來相當粗糙，可能是草蓆留下的痕跡（圖6）。隨著出土品大量湧現，成為收藏的主流，審美品味也開始發生變化。傳統上蠟處理、打磨光滑的傳世「熟坑」，讓位給重視銅鏽、土色猶新的出土「生坑」。
圖6 傳洛陽金村出土的錯金銀渦紋罍，表面附著網格狀纖維質，可能為草蓆遺痕。
圖片來源：嘉納治兵衛發行，《白鶴吉金集》（神戶：財團法人白鶴美術館，1934），圖版23
二十世紀開始的三十年，見證了日本在中國古銅器收藏與鑑賞的重大轉變，隨著藏家入手古物的不同，鑑賞品味與知識也隨之迅速變化。世紀初，傳統的唐物觀點依舊流行。1910年代，清代金石大家的藏品被運往日本，中國傳統的金石鑑賞成為主流。1920與1930年代，隨著墓葬盜掘品大量流出，收藏家的興趣也從傳世器轉為出土器，重視器物的埋藏痕跡與出土線索。在這巨變的三十年，國際局勢加速文物流動，現代化的浪潮也使得傳統金石學向現代考古學轉化。
四、金工家製作的仿古銅器
日本藏家原來便有收藏並仿製唐物銅器的傳統，即「擬唐物銅器」。進入二十世紀，當新一波的收藏興起，也引發一波新的仿製。由於仿製必須有「原型」，需要有一定知識作為基礎，透過仿古製品，也可一探日本對於中國古銅器的認識。
傳統之「擬唐物銅器」，可以藏於東京靜嘉堂的一件仿周饕餮紋尊為代表（圖7），它曾出現在1891年的一場茶會當中，作為花瓶。這件器圈足有銘文「作寶鼎，秦蔵六」，是鑄銅大家秦蔵六（1814-1892）所製。收藏木箱上有箱書：「倣博古圖所載周饕餮紋尊式，乙酉之春日為奧蘭田先生嘱蔵六蔵」，由此可知製造時間是明治十八年（1885），仿自十二世紀宋徽宗御府收藏記錄《宣和博古圖》中的一件器。[8]
圖7 饕餮紋尊，靜嘉堂藏。
圖片來源：靜嘉堂文庫美術館編輯，《靜嘉堂蔵煎茶具名品展》（東京：靜嘉堂文庫美術館，1998），頁19
進入二十世紀，新型態的仿古器出現。1910年4月《朝日新聞》報導，在男爵岩崎彌之助（1851–1908）去世三週年時，友人們獻了一件青銅大鼎到他的墓前，並在內部刻上進獻者的名字。[9]新聞報導還指出，這件大鼎是由鑄金大家岡崎雪聲（1854–1921）根據周代舉鼎所製作（圖8左）。所謂周代舉鼎為何？這是《宣和博古圖》卷三中的一件鼎，名稱為「周舉鼎」（圖8右），裝飾簡單，僅在腹部有一周獸面紋。今日到東京的岩崎墓園還可見到這件仿古大鼎，安置於歐洲風格的圓頂建築前，不具任何實際用途（今日內部充滿泥土，有野草生長），純然是一件紀念物。
圖8 （左） 1910年岩崎大鼎，岡崎雪聲造，東京岩崎墓園。作者照片；
（右） 周舉鼎，宋徽宗敕編，《宣和博古圖》卷3，至大重修本
岩崎彌之助何許人也？他是三菱財閥負責人，受封男爵，是當時一位大收藏家，以中國珍本古籍與茶道藝術品最為人稱道。他接收了一些清末中國藏書家的珍品，如：江南大藏家陸心源（1834-1894）的弼宋樓圖書。岩崎彌之助的收藏奠定靜嘉堂文庫與美術館的基礎，這兩個館就緊依著他的墓園而建，讓他死後仍能與收藏品常相左右。
前面提到的住友友純也製造仿古青銅器。1911年天皇授予他男爵封號，為了紀念這莫大榮耀，他命人鑄了一件爵，把手下方有銘文「惠澤」二字（圖9）。他還親筆書寫了一則短箋，說明這個爵是以自家別子銅礦的銅料鑄成，並解釋「惠澤」的涵義：天皇之恩惠與祖先之恩澤。[10]住友友純為何以鑄爵來感謝天皇與祖先？這令人聯想到西周貴族在接受周天子賞賜後，不但要鑄造青銅禮器以為紀念，並且要放在宗廟中使用，以榮耀祖先。住友友純似乎將自己化身為西周貴族，只是這件惠澤爵是一件純粹的紀念之物，不具有任何祭祀祖先的功能。
圖9 1911年住友友純命人鑄造之「惠澤」爵，作為受封男爵之紀念。
圖片來源：泉屋博古館
岩崎彌之助與住友友純兩位男爵，均為中國古銅器的愛好者，深受來自中國的金石鑑藏觀念影響。兩人均為實業家，受天皇賜封成為華族。藉由外觀的模仿，兩位男爵的銅器召喚著數千年前的商周銅器，不過它們被編織在一個新的意義之網中。商周時期，只有貴族才有資格使用青銅禮器，岩崎大鼎與惠澤爵也有標誌貴族身份的味道。只是在現代化的時代氛圍中，這兩件器只挪用了古代銅器的社會象徵，已不具祭祀祖先的宗教功能了。
五、小結
收藏是一種興趣，也為個人帶來精神昇華與心靈滿足。但大收藏家的收藏從來不是純粹的風雅行為，背後有政治、社會、經濟各種現實力量糾纏。沒有舊藏家的沒落，不會有新藏家的興起。美術品的流轉，反映了社會階層的流動，在巨變的時代中顯得格外分明。至於近現代美術品的跨國流動，更與國際局勢密切相關。
中國文物之所以在十九世紀末大量流出，與清末局勢有關。西元1900年義和團事變，各國軍隊掠奪北京，高品質的宮廷文物大舉流出。至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滿清貴族與舊官僚無以為繼，收藏品的流出更遽。代代相傳的傳世文物大量流出的結果，改變了日本舊有的鑑賞觀，從日本品味的茶道花器轉而欣賞中國正統的禮儀重器。[11]
1920與1930年代，國際買家的競相追逐加上中國基礎建設的開展，不少等級相當高的古墓被發現，買家開始將目光轉移到那些新奇且精美的出土文物。收藏的對象從傳世品轉為出土品，鑑賞方式與品味也有所轉變：從細緻光滑、便於摩挲把玩的熟坑器，轉為滿佈土中古色的生坑器，益加重視視覺感官的觀察與欣賞。
二十世紀早期，日本藏家之所以積極投入中國古銅器收藏，與煎茶道的流行有密切關係。煎茶即直接在茶壺中泡茶，明末清初隨著佛教傳入日本，與更早傳入的抹茶不同。在煎茶道中，各種文物陳列，以備品評，有如明清文人的雅集一般，古董因此在茶會中佔有一席之地。明治維新後，隨著現代化建設而興起的實業家，不但是茶人，也是大收藏家，是上層階級精緻文化的代表。[12]
今日這些私家收藏都已對外公開，供社會大眾參觀，算是實業家盡社會責任的一種方式。下面整理本文提到的收藏，以後到日本旅遊時，或許可以順道探訪。
位於京都，住友財閥第十五代住友友純的收藏，博物館由其次子住友友成（1909-1993）於1960年成立，1980年登錄為博物館，對外開放；2002年東京分館設立。
位於東京，三菱財閥岩崎彌之助（1851-1908）、岩崎小彌太（1879-1945）父子收藏。1924年岩崎小彌太在岩崎彌之助墓旁建立文庫，1940文庫對外公開，1977年作為文庫展示館的美術館對外公開，1992年正式成立美術館。岩崎父子收藏見證了明治、大正煎茶道的興盛。
位於神戶，白鶴酒造第七代嘉納治兵衛（1862-1951）收藏，1931年設立，1934年開館。地點比較偏僻，建築古典優雅，小而美的一個博物館。
後記：本文節選自我的英文文章進行改寫，全文見Ya-hwei Hsu, “Reception of Chinese Bronze Antiquities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Jap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Collections 29, no. 3 (November 2017): 481-496.
參考書目
[1] 久保智康，〈茶の湯における唐物銅器〉，《野村美術館研究紀要》，第20期（2011），頁1-66。
[2] 市河米庵，《小山林堂鑑賞圖錄》，日本嘉永七年（1854）甲寅書林須原屋伊八刊本，辛卷，頁11、15、30。
[3] 筆者於2013年8月25日至東京國立博物館參觀，展出市河米庵藏品，說明牌便標示為清。市河米庵，《小山林堂鑑賞圖錄》，日本嘉永七年（1854）甲寅書林須原屋伊八刊本，辛卷，頁2。
[4] 〈博物館の特別展覽會〉，《朝日新聞》，1903年3月21日，東京，朝刊，第2版。〈博物館の特別展覽會（古銅器の部）〉，《朝日新聞》，1903年4月18、20、22日，東京，朝刊，第3版。線上資料庫：朝日新聞社聞蔵IIビジュアル，2014/10/21查詢。此次展覽藏品見帝室博物館編，《帝室博物館鑑賞錄》古銅器（東京：帝室博物館，1906）。
[5] 朝尾直弘監修，住友史料館編，《住友の歴史》（京都：住友史料館，2013-14），頁30。
[6] 羅振玉，《殷墟古器物圖錄》（京都：東山學社，1916）。
[7] 嘉納治兵衛發行，《白鶴吉金集》（神戶：財團法人白鶴美術館，1934）。
[8] 靜嘉堂文庫美術館編輯，《靜嘉堂蔵煎茶具名品展》（東京：靜嘉堂文庫美術館，1998），頁19、91。
[9]〈故岩崎男墓前の巨鼎〉，《朝日新聞》，1910年4月1日，東京，朝刊，頁5。線上資料庫：朝日新聞社聞蔵IIビジュアル，2014年10月21日查詢。
[10]有關住友生平的年表，見泉屋博古館編，《住友春翠：美の夢終わらない》（京都：泉屋博古館，2016），頁24-32。
[11] 富田昇，《流転清朝秘宝》（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会，2002）；富田昇著、趙秀敏譯，《近代日本的中國藝術品流轉與鑑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272-312。
[12] 關於明治維新後日本社會的轉變與美術品收藏的移轉，參小田部雄次，《家宝の行方：美術品が語る名家の明治・大正・昭和》（東京：小學館，2004）；田中日佐夫，《美術品移動史：近代日本のコレクターたち》（東京：日本経済新聞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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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雅惠/ 潮古物——百年前的商周銅器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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