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雅惠(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常到日本旅遊的朋友,應該對三井住友銀行的廣告不陌生,城市中到處看得到;愛用日本電器的讀者也一定對三菱這個品牌相當熟悉,也許家中就有一台三菱家電。三菱、住友這些在明治維新時新興的實業,百年來除了引領日本現代科技與工商發展,也是文化界的翹楚,在百年前便以傲人的收藏名震一時。這些新崛起的實業家充滿熱忱地投入歐洲、日本與中國古物收藏,成為茶道達人,以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

在他們的藏品中,以中國的商周青銅器最為特殊,這些社會新貴所收藏的中國古代銅器品質一流。住友家的銅器更是揚名海外,連醉心考古的瑞典皇儲Gustaf VI Adolf(1882-1973) 也對他的收藏很有興趣。到底中國商周的古銅器有何魅力?能讓百年前的日本實業家費盡心思與財力進行收藏。在收藏之餘,這些文化新貴還讓工藝家進行仿製,除了模仿造型與花紋,有時更在器上加上文字,銘誌重要的人物或事件。作為古典文明代表的青銅器,就這被樣轉化成為一件現代的紀念物,在維新後的日本上層社會中曾經佔有方寸之地。

故事要從「唐物」說起。

 

一、唐物傳統

 

「唐物」指的是來自中國的文物,自室町(1336-1573)時代開始,唐物經常用於茶道會中。當中有一類「唐物銅器」,多半是南宋以後的仿古銅器,主要用來插花。由於唐物銅器是如此流行,日本當地甚至還仿製「擬唐物銅器」。[1]於是出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宋明仿商周古銅,日本仿宋明仿古。層層模仿的結果,經常是離古代越發遙遠。

江戶(1603–1868)後期興起一波模仿晚明文人的風氣,日本文人在書齋中彈琴、掛畫、焚香,品評收藏品,如被稱為「幕末の三筆」的書法家市河米庵(1779-1858)便是一例。他留下的《小山林堂鑑賞圖錄》卷首便圖繪出理想的文人生活(圖1),內容各卷則是他收藏的書畫文物,其中有不少中國銅器,多半為明代之作。[2]其中一件題作「漢弦文鼎」,實際上是清代仿古之作(圖2)。[3]

 

圖1  江戶文人的理想生活,出自市河米庵,《小山林堂鑑賞圖錄》。

圖片來源:日本國會圖書館http://dl.ndl.go.jp/

 

 

圖2  (左)清代仿製的弦文鼎,原為市河米庵收藏,器現藏於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圖片來源:作者照片;

 (右)弦文鼎描圖,出自市河米庵,《小山林堂鑑賞圖錄》,圖片來源:日本國會圖書館http://dl.ndl.go.jp/

 

市河米庵的例子不是孤例,即便是曾為豐臣秀吉(1537–1598)或德川家康(1543–1616)收藏的名物,如:「杵のをれ」(折杵之形)銅瓶,也是中國元、明時期所製造(圖3)。由此可知,近世以降流傳至日本的唐物銅器多為元、明、清時期的仿古器,鮮少真正的商周古器。透過明清仿古器與文人的討論,日本建立對中國古銅器的認識。這套知識當然與今日有很大距離,這個現象直到明治維新才開始改變。

 

圖3  「杵のをれ」(折杵之形)銅瓶,元、明時期製,曾經豐臣秀吉、德川家康收藏,現藏於德川美術館 。

圖片來源:https://www.tokugawa-art-museum.jp/exhibits/planned/2015/0801/05/

 

二、從傳統到現代:代代相傳的傳世器

 

明治維新前後,收藏家開始購入中國古銅器。1903年4月在上野公園帝室博物館舉辦第一次中國古銅器展覽,由於展品質量驚人,《朝日新聞》連著數日刊登特別報導。[4]新聞提到,此次展覽除了帝室御物之外,以住友吉左衛門(1865-1926)的藏品最多,最引人注目。

住友吉左衛門,名友純,號春翠,出身公卿德大寺家,後來過繼給住友家為養子,成為第十五代家主。住友家的本業是開銅礦,坐擁別子銅山,至住友友純接掌家業時,經營已超過二百年。[5]

住友友純從1890年代開始收藏中國古銅器,二十年間壯大成為最大收藏家。1911至1916年,出版了一系列精美的圖錄《泉屋清賞》。1921年《泉屋清賞》增訂本出版,不但運用當時最先進的珂羅版印刷,並由東京與京都兩大帝國大學的教授擔任編輯,樹立了藝術圖錄的新標竿(圖4)。

 

圖4  鎏金獸環方壺,原為端方藏品,後為住友友純收藏。

圖片來源:瀧精一、內藤湖南編訂,《泉屋清賞》增訂本(京都:住友吉左衛門,1921-1922),圖50。

 

為什麼住友友純可以這麼快打響名號?原來他收購不少清代金石名家之藏品,其中包括阮元(1764-1849)、陳介祺(1813–1884)、端方(1861–1911)幾位來頭相當大的收藏家。當住友收購清末山東大收藏家陳介祺收藏的十件周代銅鐘時,還大張旗鼓地出版《泉屋清賞》別集一大冊,同樣是卷帙龐大而精美的現代珂羅版印刷之作。

接收了清末金石名家舊藏,住友友純也接受了這些收藏家的鑑賞品味,特別是對銅器表面處理的關心。明清藏家收藏銅器時,多半將土鏽去除,將表面上蠟打磨光滑,方便在手上摩挲把玩。這種表面經過處理的傳世古銅器,俗稱「熟坑」,有別於保留土鏽不加處理的「生坑」。《泉屋清賞》與增訂本便以傳世古的熟坑銅器居多。

 

三、現代收藏:墓葬挖出的出土器

 

1916年末代皇帝溥儀的老師、自視為清遺民的羅振玉(1866-1940)在京都出版《殷墟古器物圖錄》一書,向世界介紹殷墟發現的器物。[6]在此之前,殷墟的出版主要集中在有字甲骨,此書可說是第一部介紹字骨之外的銅、石、骨器之作。圖錄清晰的圖像生動地展現出器物上細緻的雕刻和精美的鑲嵌,地下出土的古代文物開始吸引世人目光。

1920年代,河南新鄭、洛陽金村、山西渾源古墓被盜掘,一批批新穎的青銅器和玉器湧入市場,讓人大開眼界。大量湧現的出土器吸引收藏家投入,包括根津嘉一郎(1860–1940)、嘉納治兵衛(鶴翁,1862-1951)以及藤井善助(1873–1943)都在此時展開他們的青銅器收藏。根津嘉一郎收藏中最著名的是三件大盉(ㄏㄜˊ,盛酒之器),有左、中、右銘文,來自河南安陽殷墟商代帝王陵墓(圖5)。

 

圖5  銅盉,銘文「中」,盜掘自河南安陽殷墟商代國王陵墓,現藏於東京根津美術館。

圖片來源:《中國青銅器全集》,冊3,圖141

 

在神戶地區的嘉納治兵衛擁有日本第二大的中國古代青銅器收藏,他是白鶴酒造第七代負責人,該公司至今仍活躍於造酒事業。他在1931年成立了白鶴美術館,1934年對外開放。開館圖錄《白鶴金吉集》由著名漢學家內藤湖南擔任監修,京都大學教授梅原末治(1893–1983)撰寫圖版解說,郭沫若(1892–1978)協助銘文釋讀。[7]

梅原末治經常讚美出土銅器表面的鏽斑或色澤,還強調器物具有「土中古色」。在一件傳洛陽金村出土的錯金銀渦紋罍(ㄌㄟˊ,盛酒之器),梅原注意到有網格狀的纖維質附著在器表。纖維的質地看起來相當粗糙,可能是草蓆留下的痕跡(圖6)。隨著出土品大量湧現,成為收藏的主流,審美品味也開始發生變化。傳統上蠟處理、打磨光滑的傳世「熟坑」,讓位給重視銅鏽、土色猶新的出土「生坑」。

 

圖6  傳洛陽金村出土的錯金銀渦紋罍,表面附著網格狀纖維質,可能為草蓆遺痕。

圖片來源:嘉納治兵衛發行,《白鶴吉金集》(神戶:財團法人白鶴美術館,1934),圖版23

 

二十世紀開始的三十年,見證了日本在中國古銅器收藏與鑑賞的重大轉變,隨著藏家入手古物的不同,鑑賞品味與知識也隨之迅速變化。世紀初,傳統的唐物觀點依舊流行。1910年代,清代金石大家的藏品被運往日本,中國傳統的金石鑑賞成為主流。1920與1930年代,隨著墓葬盜掘品大量流出,收藏家的興趣也從傳世器轉為出土器,重視器物的埋藏痕跡與出土線索。在這巨變的三十年,國際局勢加速文物流動,現代化的浪潮也使得傳統金石學向現代考古學轉化。

 

四、金工家製作的仿古銅器

 

日本藏家原來便有收藏並仿製唐物銅器的傳統,即「擬唐物銅器」。進入二十世紀,當新一波的收藏興起,也引發一波新的仿製。由於仿製必須有「原型」,需要有一定知識作為基礎,透過仿古製品,也可一探日本對於中國古銅器的認識。

傳統之「擬唐物銅器」,可以藏於東京靜嘉堂的一件仿周饕餮紋尊為代表(圖7),它曾出現在1891年的一場茶會當中,作為花瓶。這件器圈足有銘文「作寶鼎,秦蔵六」,是鑄銅大家秦蔵六(1814-1892)所製。收藏木箱上有箱書:「倣博古圖所載周饕餮紋尊式,乙酉之春日為奧蘭田先生嘱蔵六蔵」,由此可知製造時間是明治十八年(1885),仿自十二世紀宋徽宗御府收藏記錄《宣和博古圖》中的一件器。[8]

 

 饕餮紋尊,靜嘉堂藏。

圖片來源:靜嘉堂文庫美術館編輯,《靜嘉堂蔵煎茶具名品展》(東京:靜嘉堂文庫美術館,1998),頁19

 

進入二十世紀,新型態的仿古器出現。1910年4月《朝日新聞》報導,在男爵岩崎彌之助(1851–1908)去世三週年時,友人們獻了一件青銅大鼎到他的墓前,並在內部刻上進獻者的名字。[9]新聞報導還指出,這件大鼎是由鑄金大家岡崎雪聲(1854–1921)根據周代舉鼎所製作(圖8左)。所謂周代舉鼎為何?這是《宣和博古圖》卷三中的一件鼎,名稱為「周舉鼎」(圖8右),裝飾簡單,僅在腹部有一周獸面紋。今日到東京的岩崎墓園還可見到這件仿古大鼎,安置於歐洲風格的圓頂建築前,不具任何實際用途(今日內部充滿泥土,有野草生長),純然是一件紀念物。

 

圖8  (左)   1910年岩崎大鼎,岡崎雪聲造,東京岩崎墓園。作者照片;

(右)   周舉鼎,宋徽宗敕編,《宣和博古圖》卷3,至大重修本

 

岩崎彌之助何許人也?他是三菱財閥負責人,受封男爵,是當時一位大收藏家,以中國珍本古籍與茶道藝術品最為人稱道。他接收了一些清末中國藏書家的珍品,如:江南大藏家陸心源(1834-1894)的弼宋樓圖書。岩崎彌之助的收藏奠定靜嘉堂文庫與美術館的基礎,這兩個館就緊依著他的墓園而建,讓他死後仍能與收藏品常相左右。

前面提到的住友友純也製造仿古青銅器。1911年天皇授予他男爵封號,為了紀念這莫大榮耀,他命人鑄了一件爵,把手下方有銘文「惠澤」二字(圖9)。他還親筆書寫了一則短箋,說明這個爵是以自家別子銅礦的銅料鑄成,並解釋「惠澤」的涵義:天皇之恩惠與祖先之恩澤。[10]住友友純為何以鑄爵來感謝天皇與祖先?這令人聯想到西周貴族在接受周天子賞賜後,不但要鑄造青銅禮器以為紀念,並且要放在宗廟中使用,以榮耀祖先。住友友純似乎將自己化身為西周貴族,只是這件惠澤爵是一件純粹的紀念之物,不具有任何祭祀祖先的功能。

 

圖9  1911年住友友純命人鑄造之「惠澤」爵,作為受封男爵之紀念。

圖片來源:泉屋博古館

 

岩崎彌之助與住友友純兩位男爵,均為中國古銅器的愛好者,深受來自中國的金石鑑藏觀念影響。兩人均為實業家,受天皇賜封成為華族。藉由外觀的模仿,兩位男爵的銅器召喚著數千年前的商周銅器,不過它們被編織在一個新的意義之網中。商周時期,只有貴族才有資格使用青銅禮器,岩崎大鼎與惠澤爵也有標誌貴族身份的味道。只是在現代化的時代氛圍中,這兩件器只挪用了古代銅器的社會象徵,已不具祭祀祖先的宗教功能了。

 

五、小結

 

收藏是一種興趣,也為個人帶來精神昇華與心靈滿足。但大收藏家的收藏從來不是純粹的風雅行為,背後有政治、社會、經濟各種現實力量糾纏。沒有舊藏家的沒落,不會有新藏家的興起。美術品的流轉,反映了社會階層的流動,在巨變的時代中顯得格外分明。至於近現代美術品的跨國流動,更與國際局勢密切相關。

中國文物之所以在十九世紀末大量流出,與清末局勢有關。西元1900年義和團事變,各國軍隊掠奪北京,高品質的宮廷文物大舉流出。至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滿清貴族與舊官僚無以為繼,收藏品的流出更遽。代代相傳的傳世文物大量流出的結果,改變了日本舊有的鑑賞觀,從日本品味的茶道花器轉而欣賞中國正統的禮儀重器。[11]

1920與1930年代,國際買家的競相追逐加上中國基礎建設的開展,不少等級相當高的古墓被發現,買家開始將目光轉移到那些新奇且精美的出土文物。收藏的對象從傳世品轉為出土品,鑑賞方式與品味也有所轉變:從細緻光滑、便於摩挲把玩的熟坑器,轉為滿佈土中古色的生坑器,益加重視視覺感官的觀察與欣賞。

二十世紀早期,日本藏家之所以積極投入中國古銅器收藏,與煎茶道的流行有密切關係。煎茶即直接在茶壺中泡茶,明末清初隨著佛教傳入日本,與更早傳入的抹茶不同。在煎茶道中,各種文物陳列,以備品評,有如明清文人的雅集一般,古董因此在茶會中佔有一席之地。明治維新後,隨著現代化建設而興起的實業家,不但是茶人,也是大收藏家,是上層階級精緻文化的代表。[12]

今日這些私家收藏都已對外公開,供社會大眾參觀,算是實業家盡社會責任的一種方式。下面整理本文提到的收藏,以後到日本旅遊時,或許可以順道探訪。

 

位於京都,住友財閥第十五代住友友純的收藏,博物館由其次子住友友成(1909-1993)於1960年成立,1980年登錄為博物館,對外開放;2002年東京分館設立。

位於東京,三菱財閥岩崎彌之助(1851-1908)、岩崎小彌太(1879-1945)父子收藏。1924年岩崎小彌太在岩崎彌之助墓旁建立文庫,1940文庫對外公開,1977年作為文庫展示館的美術館對外公開,1992年正式成立美術館。岩崎父子收藏見證了明治、大正煎茶道的興盛。

位於神戶,白鶴酒造第七代嘉納治兵衛(1862-1951)收藏,1931年設立,1934年開館。地點比較偏僻,建築古典優雅,小而美的一個博物館。

 

 

 

 

 

後記:本文節選自我的英文文章進行改寫,全文見Ya-hwei Hsu, “Reception of Chinese Bronze Antiquities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Jap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Collections 29, no. 3 (November 2017): 481-496.

 


參考書目

[1] 久保智康,〈茶の湯における唐物銅器〉,《野村美術館研究紀要》,第20期(2011),頁1-66。

[2] 市河米庵,《小山林堂鑑賞圖錄》,日本嘉永七年(1854)甲寅書林須原屋伊八刊本,辛卷,頁11、15、30。

[3] 筆者於2013年8月25日至東京國立博物館參觀,展出市河米庵藏品,說明牌便標示為清。市河米庵,《小山林堂鑑賞圖錄》,日本嘉永七年(1854)甲寅書林須原屋伊八刊本,辛卷,頁2。

[4] 〈博物館の特別展覽會〉,《朝日新聞》,1903年3月21日,東京,朝刊,第2版。〈博物館の特別展覽會(古銅器の部)〉,《朝日新聞》,1903年4月18、20、22日,東京,朝刊,第3版。線上資料庫:朝日新聞社聞蔵IIビジュアル,2014/10/21查詢。此次展覽藏品見帝室博物館編,《帝室博物館鑑賞錄》古銅器(東京:帝室博物館,1906)。

[5] 朝尾直弘監修,住友史料館編,《住友の歴史》(京都:住友史料館,2013-14),頁30。

[6] 羅振玉,《殷墟古器物圖錄》(京都:東山學社,1916)。

[7] 嘉納治兵衛發行,《白鶴吉金集》(神戶:財團法人白鶴美術館,1934)。

[8] 靜嘉堂文庫美術館編輯,《靜嘉堂蔵煎茶具名品展》(東京:靜嘉堂文庫美術館,1998),頁19、91。

[9]〈故岩崎男墓前の巨鼎〉,《朝日新聞》,1910年4月1日,東京,朝刊,頁5。線上資料庫:朝日新聞社聞蔵IIビジュアル,2014年10月21日查詢。

[10]有關住友生平的年表,見泉屋博古館編,《住友春翠:美の夢終わらない》(京都:泉屋博古館,2016),頁24-32。

[11] 富田昇,《流転清朝秘宝》(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会,2002);富田昇著、趙秀敏譯,《近代日本的中國藝術品流轉與鑑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272-312。

[12] 關於明治維新後日本社會的轉變與美術品收藏的移轉,參小田部雄次,《家宝の行方:美術品が語る名家の明治・大正・昭和》(東京:小學館,2004);田中日佐夫,《美術品移動史:近代日本のコレクターたち》(東京:日本経済新聞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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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雅惠/ 潮古物——百年前的商周銅器在日本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 https://kamatiam.org/潮古物-百年前的商周銅器在日本/‎)


 

最後修改日期: 2020-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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