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維中（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前言
十七世紀中期，當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灣設立殖民地後約二十年，適逢公司打通東到日本、西到波斯的海上商路，因此，臺灣成為公司進行泛亞貿易時的一個集貨中心。亦即1642年，公司打通麻六甲海路之後，許多船隻更能直接由臺灣經麻六甲航向印度，不再需要繞經巴達維亞。於是，中國與印度之間，那些原先須透過東南亞國家、海港進行轉口的貿易，也轉到熱蘭遮城進行。其中，藥物的交流，可算是非常重要的項目。而從唐末五代以來，中印之間的交流，逐漸由陸路轉向海路。例如，生長於喀什米爾高原的木香（Saussurea Costus），作為能促進消化、治療胃病的藥物，即由印度蘇拉特（Surat）出口，透過臺灣轉口到中國與日本。而中國的土茯苓（Radices Chine），亦長年由臺灣轉口至印度洋各口岸，一路銷往波斯、地中海地區。
二、熱蘭遮城的藥物補充單
熱蘭遮市鎮裡，設有醫務所照料患病的士兵與水手，醫療上最常採用的方法，乃是由醫生開立處方簽，給予適當的藥物。公司所延聘，能動手術的外科醫務員，經常也是藥箱的管理人。在聘用之前，公司會對醫務員的能力進行測驗，主要的測驗項目，即是評估其運用藥箱藥材、開立處方的能力（見後文）。
由於荷蘭東印度公司到1669年之後，才制訂醫藥規則，規定了外科醫務員藥箱應具備的基本內容，故在此之前，公司檔案中少有涉及藥箱的資料留存。然而，根據1651年巴達維亞向荷蘭提列需補充的藥材目錄，已經列出115項。[1]同樣地，在1656年臺灣當局向巴達維亞當局提出補充藥材的目錄裡，品項更高達198項，可見當時兩地藥箱內常備的藥材品項，至少有約190多項藥物。[2]
圖1 1656年臺灣當局提請補充藥材的訂單（部分）來源：同註釋2。
三、外科醫務員的西藥箱
（一）誰使用藥箱？
在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前後，因為各個分公司有其自主管理的範圍，醫務人員的配置與否，也是各自為政。早先於16世紀最後幾年，在荷蘭人探索航路前往東亞的海上冒險階段，一切都在未知中摸索，若不幸有人受傷或染上疫病，船員多是聽天由命地捨身成仁，只求幸運回港，不求全身而退。
到了1601年，荷蘭船長范諾特（Olivier van Noort）成功地進入馬尼拉海域，襲擊西班牙駐軍，完成環球航行，順利返回鹿特丹港後，荷蘭人的東印度航路，才大體上確立下來。此後，各市政當局，才開始重視出海船隊的海上醫療相關事宜。[3]但當時願意隨船服務的外科醫務員素質良莠不齊，1616年，卡朋提爾（Pieter de Carpentier）總督曾抱怨：「十七紳董應該要瞭解，天可憐見，整個艦隊只讓幾個沒用的外科醫務員來照護……希望上帝保佑那些落入他們手中的人…….因為，他們沒有使用藥物的知識。」
1620年代，有鑑於荷蘭在南美征戰葡萄牙殖民地的慘痛經驗，荷蘭本國海軍部開始重視遠征艦隊高死亡率的問題，主動在幾個大城市舉行外科醫務員的考試。此後，外科醫務員的水準確實較為提升。提升水準的關鍵，就是利用執業考試資格篩選，要求他們必需具備足夠的藥學知識。[4]這樣的醫療照護逐漸成為海上航行不可或缺的基本規格，而各個外科醫務員在東印度執勤後，也會依據實務經驗，將海上醫療的病例觀察結果回報給阿姆斯特丹市內之藥劑師。
歷經30多年海上執業血淚經驗的知識積累，在1653年，有了《外科醫務員出海小冊》（Chirurgijns Reysboeckje）的出版，將一些有用的療法、處方集結起來，提供給其他即將出海的外科醫務員參考。此書問世之後，大受歡迎，而集結出書的作者佛布魯（Johan Verbrugge），則被任命為密德堡（熱蘭省省會）醫務員考試的委員，大大加速了此種海上醫療實務經驗的流通。[5]
既然，醫藥是當時最基礎的治療手段，大概可以推測，1650年代左右，至少對於登船的外科醫務員來說，供醫療使用的藥箱，已經是海上航行必須攜帶的標準配備。
早在東印度公司訂定規範，要求外科醫務員配備藥箱之前，航海船隊攜帶藥箱出海，並非新鮮事。1563年，英國海軍外科醫務員威廉‧克洛威（William Clowes）就出版了一本手冊，說明藥箱內部的層次配置，以及必須納入的藥物品項。而在荷蘭茅理茲（Maurits van Oranje）親王領導的陸軍指揮部，官方雇用的外科醫務員手中，亦已設置了標準的藥箱內容。當時，在這樣的藥箱裡，通常會配備約250種的藥材，包括有：瀉劑（laxative）、草藥、花卉、種子、糖漿、蜂蜜混合劑、水果乾、藥粉、藥油、藥膏、藥貼、藥膠、穀粉、化學物等。大體上，一般藥草放在小袋子或小錫盒中即可；而蒸餾後的藥水或其他流體，則放在小玻璃瓶中，這些玻璃瓶被安放在以織品襯墊的小木格子裡，並使用豬皮封好瓶蓋縫隙，以密封保存。
遲至1695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才首度規定每艘船隻，都必須配置外科醫務員。也因此，藥箱才成為由公司購置的財產。在實際操作上，自1666年起，公司已固定與阿姆斯特丹的彼得醫院藥房購買藥物，讓外科醫務員，按照規定的目錄與每百人必須具備的藥材單位量，去補充其藥箱。甚至，連藥箱本身，都能從那裡購得。尺寸最小，用於照護50人的藥箱尺寸為120公分長，60公分寬，70公分高。其他尙有照護300人的藥箱，應有50人份的六倍大。[6]
圖2 英國伊麗莎白女王時期軍醫醫藥箱圖，取自A Profitable and Necessarie Booke of Observations Clowes, William Published: 1596。
如上所述，這些藥箱主要是配備給隨船出航的外科醫務員。這些醫務員原先在荷蘭所負擔的多半是跌打損傷、燒燙切刺砍傷、拔牙之類的簡易外傷醫療護理業務（因此或許意譯為「外傷照護員」較為貼切）。但隨著荷蘭本國海、陸軍四處征戰，這些隨隊的醫療人員，也必須負擔駐紮地區的醫療照護，防堵疫病流傳、監管食物衛生，照顧人員營養狀況等，逐漸加重其外科以外的醫療任務。而在海軍部、東印度公司兩者的要求之下，逐步提高規格，納入了處方醫藥的技能要求，使這些隨船醫務員成為各地藥箱的主要管理與使用者。依當時一般的情況推測，公司在台灣時的情況，大體無甚差別，公司在熱蘭遮城成立醫務所時，西藥箱應該已是治療上必備的基本配備。
（二）藥箱裡裝什麼？
藥箱當中放置的內容物，從十六世紀到十七世紀，大體上並無太大改變。使用種種藥材所調配出來的藥方，乃是根據中世紀西歐逐漸累積起來的醫藥實務經驗而來，各種處方背後，並未有太多理論根據指導。以下，根據1693年版的《外科醫務員船上醫藥箱》（Chirurgyns Scheeps-kist）一書，淺介當時醫藥箱的藥材。[7]
該書首先列出一般醫藥箱裡應該有的200多種藥材，繼之，再列出當時醫生應準備的外科醫療器材，然後，再逐一介紹藥材與器材的大致功能，以及面對一般病症時，應下的處方。十七世紀當時，醫務員最愛用的，並非必須自行調配的藥材，而是已經按照古代處方或當代醫生調配製作的合成藥劑，頗類似今日的「成藥」。常見者例如：
米特里達梯膏（Mithridas）：此藥膏據說由65種藥材製成，在紀元前一世紀，由小亞細亞的米特里達梯六世國王發明，可去百毒。羅馬人打敗他後，取得此藥方，經過尼祿皇帝的醫師安得洛馬邱改良後，獲羅馬皇帝奧理略喜愛，經常使用。[8]《醫藥箱》一書說：「可治所有因傷風造成的頭痛，口臭，鼻塞。睪丸、耳部、口部、臉頰、下巴傷口，咳嗽、吐血、虛弱；瘋狗咬、其他動物毒傷；瘧疾，可調甜後視症狀輕重吞服」
勞達頓膏（Laudanum）：此藥膏據說是16世紀煉金術師帕拉賽爾蘇斯（Paracelsus）所創的一種藥物，是一種鴉片製劑。[9]《醫藥箱》一書說：「對於無法容忍的腹部劇痛效果極佳，其他的劇痛、痢疾等。可促眠，緩和一切疼痛。」[10]
使徒藥膏（Unguentum Apostolrum）：為11世紀波斯醫生伊本‧西納（Avicenna）運用12種藥材所創造出來的藥劑。十二種藥材為：松節油、臘、亞摩尼樹脂，馬兜鈴根，乳香，求求羅香，沒藥，格蓬脂，甜沒藥，銅青，密陀僧（一氧化鉛），橄欖油，醋。[11]《醫藥箱》一書說：「用於一直無法癒合的老潰瘍，可淨化傷口，將毒物濕軟化後消化掉。使疤上的舊皮盡快脫落。」[12]
埃及藥膏（Unguentum AEgyptiacum）：為銅綠，蜂蜜，醋綜合製劑。[13]《醫藥箱》一書說：「用於老潰瘍跟瘻管。可清除潰爛的肉，使傷口邊緣迅速癒合。跟蜂蜜，玫瑰混合可清除染血潰爛的傷口」[14]
創傷藥膏（Ungentum Defensivum）：由亞摩尼黏土，雞蛋白，玫瑰油與橄欖油製成。[15]《醫藥箱》一書說：「用於緩和，保護固定起來的肢體免於火燒或其他禍害」[16]
《醫藥箱》一書所列的藥材，除了歐洲本有的藥材之外，也包括了來自南美洲與東亞的藥材。例如：
墨西哥菝葜（Salsa Parilla）：多用於治療梅毒，也用於水腫，痛風，惡性潰瘍。
土茯苓（Radices Chine）：特別可治療梅毒，痛風，惡性潰瘍。可用藥水或其他方式施用。
血竭（Sanguis Draconis）：用於凝結，調和，對於任何流血症狀都有用，也常用於痢疾。從表面削下粉末來使用。[17]
上述墨西哥菝葜，原先是中美洲原住民製作傳統飲料的材料，到了十九世紀，演變為歐洲移民的軟性飲料，即現今臺灣飲料市場上亦有販售的「沙士」（Sarsaparilla/Sarsae）。而土茯苓在東亞原為治療梅毒的妙藥，因傳入麻六甲而為葡萄牙人所知，至十六世紀時，一度風行歐洲。但當功效更佳的「療癒木」這種藥材在美洲被發現之後，土茯苓就逐漸退居比較次要的治療處方。在十七世紀，土茯苓在荷蘭境內已成為大眾廣泛接受的藥材品項。同樣地，血竭（拉丁文稱為「龍之血」）原為東南亞出產的一種樹脂，透過葡萄牙人傳入歐洲後，被吸納為西藥傳統配方內的固定藥材。
其實，東印度公司除了派遣程度較低的外科醫務員隨船服務之外，在較大的駐地，也會派遣受過良好教育的醫師執勤。在巴達維亞，即曾派遣一位醫師龐蒂烏斯（Jacobus Bontius）主持公司開設的醫院與藥房。派駐外地的龐蒂烏斯因此累積了許多處理海外荷蘭人傷病問題的第一手經驗。
他所出版的書籍《東西印度動植物》（Oost en West Indische Warande），就相當推崇土茯苓的各種妙用。他認為長期駐守東亞的荷蘭人所面對最大的問題是「腳氣病」（Beriberi）。[18]他在書中指出：「這種慢性病，沒有比利用土茯苓、墨西哥菝葜與療癒木調成的藥劑，療效更好的了，特別是再用上瀉劑的話。其中最重要的藥材是蘆薈與藤黃果。此病也能用威尼斯藥劑—即米特里達梯膏，或是其他具脫水藥效、增強神經的藥物來治。治病的難處在於，必須時時配合體操復健，利用自然的復原力來療癒。」[19]
此外，土茯苓尚可救治水腫、黃疸與梅毒，都是在亞洲的歐洲人常出現的症狀。[20]龐蒂烏斯評論：「大家都經常提起並真誠地讚賞土茯苓，我只能補充說，這種藥材不是只能用於治療梅毒，而是適用所有的慢性疾病。那都是一些在此地相當普遍的病症，例如體重劇降、無精打采、水腫，或是那種在東印度醫療經驗裡稱為『腳氣病』的病症打擊。……土茯苓對此相當有效。這是根據我自己患上這種病症，受苦四個月的親身體驗，我在施用這種藥材之前，手腳皆無法動彈。其後，也有許多不同人的例子可加以驗證。」[21]
圖3 大英博物館藏十七世紀中國製米特里達梯藥罐。
圖片來源：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A_1963-0422-6。
四、海洋亞洲藥物交流
如前所述，在1656年熱蘭遮城當局向巴達維亞要求補充的190多種藥材中，並不包括土茯苓。這是因為當時大員（熱蘭遮市鎮）本身，即為荷蘭東印度公司向中國收購土茯苓等中藥最重要的貿易口岸。土茯苓既然由台灣供應，當然不需向巴達維亞方面要求補足。那些由廈門商人帶入，再從臺灣轉口出去的土茯苓，大多供應印度、波斯的消費市場。據當時紀錄，在1642至1662年間，每年運往印度蘇拉特一帶的土茯苓數量，少則750公斤，多則14000公斤。[22]可以想見，每年在秋季之後、荷蘭船隻由日本返航於臺灣靠岸之前，熱蘭遮城的倉庫裡，早已儲滿當季要運出的土茯苓。
十六世紀時，葡萄牙人不只是將土茯苓傳入歐洲，他們也將之帶往印度洋多個港口。至十六世紀晚期，土茯苓逐漸被印度本土的阿育吠陀醫學傳統所吸納。莫臥兒王朝阿克巴大帝御醫巴巴米敕拉（Bhavamishra）即曾探討過土茯苓的藥效，他指出，土茯苓可用以治療梅毒，藥性能「降火」，治療「因風（vata）而生的病、癲癇、瘋狂、身體疼痛」
經由印度進口，波斯醫生也在十六世紀中期即接觸到這個藥物。波斯薩菲王朝的太美斯普汗御醫，伊曼阿丁‧瑪穆‧設拉子（Imad al-Din Maẖmud Shirazi）在1569年，就曾指出土茯苓可為治療梅毒的處方。他斷定土茯苓：「可治療惡性腫瘤、無因發燒、憂鬱、鴉片癮症，增進生育力、治療風濕、禿頭、痔瘡與皮膚病。」他的關鍵性斷言，使得土茯苓在十七世紀的伊朗，也成為被普遍接受的一種靈丹妙藥。[23]
熱蘭遮城不止是荷蘭東印度公司收購中國藥材，向印度供應的重要口岸；相對地，也是公司銷售印度藥材，向廈門方面供應的重要轉運站。每年夏季，由巴達維亞前來臺灣的船隻，也會運來中國與日本需要的印度藥材，例如木香（Saussurea Costus）。在1642至1662年間，每年從印度運至巴達維亞的木香，少則約12500公斤，多則有45000公斤。其中，大部分透過臺灣轉口到廈門，少數轉口至日本長崎。[24]
木香傳入中國甚早，梁代已有進口，多由印度輸入。南北朝梁武帝時期的知名道士陶弘景，在醫書《本草經集注》中曾稱：「…今皆從外國舶上來，乃云大秦國以療毒，消惡氣有驗。」五代前蜀李珣專論海外進口藥材的《海藥本草》也說其「生東海、昆侖山」。而在宋代醫局官方藥典《太平惠民和劑局方》當中，應用木香者，比比皆是。例如「木香檳榔丸」，即有「疏導三焦，寬利胸膈，破痰逐飲，快氣消食，通潤大腸」的作用。直到近代，木香仍為香港名藥「保濟丸」的重要成分，主治腹痛與腹瀉。
木香在在印度阿育吠陀醫學傳統中，早已佔有一席之地，甚至傳入波斯與近東。由於歐洲中世紀藥學受到穆斯林醫藥學的影響頗深，如前述「米特里達梯膏」當中，即包括木香之成分。既然每年臺灣方面已有大量木香供應，自然也不需向巴達維亞方面特別要求補充。
除木香之外，又如《海藥本草》當中所列的「騏竭（血竭）、珊瑚（Corali）、肉豆蔻、零陵香（De Milioto）、蒔蘿（Anethi）、迷迭香（Rosemarijn）、琥珀（Succini）、沉香、丁香、乳（頭）香、藤黃（Gutta Cambodja）、檳榔(Areca)、安息香（Gomme Benjoin）、龍腦、沒藥、蘇（方）木、胡椒」等，多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由東南亞各地收購，經過臺灣，向中國廈門輸運的藥材。可見在熱蘭遮市鎮商業貿易的全盛時期，無論來自中國、東南亞、歐洲還是印度各地的藥草，在種類或數量方面都頗為齊全，當時熱蘭遮市鎮在世界藥材貿易上的地位，無疑名列前茅。
五、神職人員與醫藥
關於藥材的存放與應用等，目前依賴殘存資料所能推敲的不多。但1641年夏天，巴達維亞方面曾經向駐在台灣的尤紐士（Robertus Junius）牧師，訂購相當數量的「紫羅蘭糖漿」等，以補充巴達維亞藥房所需。當時的訂單如下：
紫羅蘭糖漿 30 荷蘭磅
紫羅蘭花 60 荷蘭磅
乾製紫羅蘭花 20荷蘭磅
高良姜 20荷蘭磅
車前草藥水 30荷蘭磅[25]
根據十八世紀倫敦藥典的記載，「紫羅蘭糖漿」的作法如下：「摘取新鮮紫羅蘭花，集成一磅，使用煮沸過的清水兩磅，放入一陶罐中整天，再將花汁榨出。每兩磅汁液要融化4磅3盎司白糖。過濾渣澤後，即成為糖漿」[26]另有他書描述其功效：「可治療咽喉疾病，聲音嘶啞，乾咳症狀，還能有助於緩解胸部燒灼感，救治胸膜炎，在發燒時止渴，降溫。…藥性溫和，吃多傷錢包但不傷身。」[27]（聽起來有點像「先求不傷身體，再追求藥效」…）
台灣原生的藥用紫羅蘭應為「紫花地丁」，生長於高海拔2000公尺的山地。倘若尤紐士能在臺灣順利滿足訂單要求的話，他應該是得到原住民的幫助，才有辦法從高山取得這樣的原料。看起來，他也有可能是自行由他處移植了紫羅蘭到臺灣種植（或許小冰期的氣溫較低，紫羅蘭在平地仍有花期）。前述佛布魯的《醫藥箱》一書，雖然將「紫羅蘭糖漿」列入藥物清單中，卻不是列在藥箱當中必備的主要藥材區，而是列為比較次要，輔助性的材料。[28]
至於「車前草藥水」，《醫藥箱》則說是「降溫、淨化，對眼疾有療效」。[29]車前草於臺灣全島均有生長，應該不難取得。
前述尤紐士收到藥品訂單差不多同一時期，公司當局的高層們，已著手調查哪些藥草能夠直接由臺灣取得。[30]1645年，當局向巴達維亞方面報告，臺灣原生已有苦艾草（Absinthe, Gemeine/Roomsche Alssen）、白色藥蜀葵（Malve,Witten Heemst）、旱芹（Juffrouwmerk, Selderij）、田野水蘇（Betonie）可供運用，品質良好。上述藥草，都是經常被列在西藥箱基本目錄上的藥材。
同時，臺灣當局也建議進口、移植一些藥草來臺灣種植，例如：牛舌草（Ossentonge, Echium Vulgare）、唇萼薄荷（Polei, Poleye）、蓖麻（Wonderboom）、木賊（Paerdestaert）、茴香（Venkel）、蒔蘿（Dille）、 高良姜（Galiga）、 藥蜀葵（Malve）、墨角蘭（Fijne Marjolein）、 德國洋甘菊（Moeder-kruid）、 脂香菊（Munte）、 貓薄荷（Kattekruid）、芸香（Wijnruit）、 西南歐百里香（Wilde Zygis）、 菥蓂（Luijcruijt）、各種紫羅蘭（Violen）與地錦（Wilde-wingard）等等。[31]
在上述建議移植的外來種植物清單中，除了荷蘭常見的藥草、佐餐應用的香料之外，還有可能是在附近他國曾發現，認為臺灣的環境適合栽種的經濟藥草，例如高良薑（三奈，見後文）。而從前述巴達維亞方面給尤紐士下的訂單看來，高良姜與紫羅蘭之移植，大概早就開始了。但由於相關史料稀少，尚難以斷定這些外來植物是被栽種於熱蘭遮市、普羅文遮市，還是原住民的部落裡面。考慮到尤紐士製作糖漿的需求，他所栽種的紫羅蘭數量，不可能僅有少數幾株，至少也要有一方小小花圃的量，才能供應。又1643年10月，由臺灣寄往巴達維亞的教會藏書目錄中，包含兩本「藥材書（Medecijn boeck）」。可見教會人員當時與醫療實踐多少有些牽連。[32]
前述向尤紐士牧師訂製的藥品訂單中，包括「車前草」藥水，此一「車前草」藥材，後來也可以在清領時期蔣毓英所編纂的《臺灣府志》〈藥之屬〉中看到相關記載。而同樣記載於蔣版《臺灣府志》的，還有「艾草」與「三奈（高良薑）」。另「藥蜀葵」於《諸羅縣誌》、《鳳山縣誌》的〈花之屬〉中亦有記載，稱為「一丈紅」。同二書〈蔬之屬〉中，亦有「旱芹」之記載。「水蘇」在方志中均無記載，但蔣版《臺灣府志》當中的「益母草」，其化學成分與療效和水蘇相似，可能是被荷蘭人誤為同類植物。
那些建議從外地移植來臺灣種植的植物清單中，「蓖麻」在蔣版《臺灣府志》中記載為「草麻子」，「木賊」仍稱「木賊」，大概是已栽種成功。「蒔蘿」未見諸十八世紀的方志，卻早在《海藥本草》即已記載（如前文），可能並未成功栽種。「地錦」於臺灣本地已有原生者，可能是調查當時沒有發現，所以列為應引進的植物；也有可能所謂的「引進」，只是指引進公司所有的園圃而已。其藥效能做「通乳」之用，蔣版《臺灣府志》中有所謂「乳草」的記載，指的可能即是地錦（因當代學名「乳草」者，並無此一療效）。
圖4 《本草圖譜》高良薑，圖上附荷蘭名。取自：岩崎常正，《本草圖譜》，卷七，1828年。
圖片來源：https://openmuseum.tw/muse/digi_object/e30375438ebf3f9db910c777477ee46d。
六、小結：十七世紀的既視感
前述林林總總出現於熱蘭遮城的藥材，許多至今仍在世界各地被廣泛地應用。例如，木香是聲稱能清熱、治腹瀉止吐的香港「保濟丸」的主要成分，該藥過去應該在不少國人遊歷香江的藥品補貨名單中。在日本，木香則是用來製作調理婦女月事的「歸脾湯」、「女神散」。而泰國知名的家庭常備藥「五塔行軍散」，亦帶有木香成分。專治跌打損傷的北港「七厘武功散」，就用了東南亞的藥材「血竭」，而武功散的其他配方，則跟熱蘭遮城西藥箱的「創傷藥膏」內容差不多。
另外，自土茯苓中提煉的「黃烷酮醇」，則是當前許多中藥抗癌研究的熱點，由土茯苓所調製的「龜苓膏」，也仍流行於華南，是知名的消暑降火偏方，台北街頭亦不少見。用墨西哥菝葜為原料製作的流行飲料沙士加鹽巴，則是口耳相傳治療感冒的偏方。
而「德國洋甘菊護手霜」，到現在也是許多媽媽們舒緩壓力、保養皮膚的珍貴的天然香草製藥。其他德國草藥如「雙心兒童成人緩解咳嗽糖漿」內，仍帶有紫羅蘭與錦葵的成分。還有歷史悠久的止咳良藥， 像是Dr. Theiss牌的「車前草糖漿」，現在也仍然買得到。許多診所使用的感冒糖漿，內含可待因（codeine）成分來止咳，其原理如同「勞達頓膏」，是用少量的鴉片化合物來抑制咳嗽反應。其他如曼秀雷敦軟膏（薄荷、樟腦）、紫草膏（薰衣草）等當代藥膏的主成分，在熱蘭遮城的西藥箱裡都能找到。這些歐洲藥草，即使曾經移植，大概沒能真正存活下來。
從某個角度來說，即便人類醫學發展日新月異，藥物更加精鍊、藥效更加顯著，在日常生活中，身體大致上會遭遇的常見創傷、疾病種類，主要也還是那幾類；從自然界取材，協助人體療癒的經驗，也相去無幾。過去荷蘭人在台灣曾意圖栽種的藥草，今日都能輕易取得。無怪乎台灣在十七世紀的發展已給人一種模模糊糊的歷史「既視感」。回顧過往，雖然歷史上的過去，對我們來說，往往已經是個異國他鄉；有些歷史上的人事物，對於今人而言，可能比當代的異國更加陌生遙遠。但是，在這個西藥箱的例子裡，今日的我們，打開數百年前熱蘭遮城的西藥箱，可能反覺倍感親切，有一種莫名的熟悉感，也說不定。這個奇特的真實，也只能由台灣在世界史中的曲折發展來解釋了。
延伸閱讀
Joan Druett, Rough Medicine: Surgeons at Sea in the Age of Sail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Weichung Cheng,” Putchock of India and Radix China: Herbal Exchange around Maritime Asia via the VOC during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30 (1), 2018, 75-117.
註腳
[1] VOC 1179B, Beschrijving Catalogus medicamenterum quae in officina Bataviensi deficiunt pro anno 1651, ongedateerd, Batavia,1651, date unknown, fo. 244r-245r.
[2] VOC 1218, Eijsch van Contanten Coopmanschappen , Provisien, Ammonitie van oorloch Ectra voor den jare 1657 met d’ eerste besendinge vant hier van Batavia en elders gedaane voor Taijoan en Fomosas, Eijsch van Medicamenten, Taiwan, 1656, date unknown, fo. 310r-312r.
[3] A. E. Leuftink, Chirurgijns Zee-Compas (Baarn: Het Wereldvenster, 1963), 23.
[4] Leuftink, ibid., 59.
[5] Leuftink, ibid., 60.
[6] Leuftink, ibid., 55, 58.
[7] Johannes Verbrugge, De Nieuwe Verbeterde Chirurgyns Scheeps-kist, sijnde een Catalogus ofte Lijste der Medicamenten, die yder Chirurgijn naer Oost-of West Indien gemeenlyk mede-voert , (Amsterdam: Jan ten Hoorn, 1693), 9.
[8] Joan Druett, Rough Medicine: Surgeons at Sea in the Age of Sail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64.
[9] Druett, ibid.,65.
[10] Verbrugge, ibid., 9-10.
[11] Verbrugge, ibid., 45.
[12] Verbrugge, ibid., 17.
[13] Druett, ibid.,70.
[14] Verbrugge, ibid., 17.
[15] John Moyle, Chirurgus Marinus or , The Sea-Chirurgion being Instructions to Junior Chirurgic Practitioners, who Design to Serve at Sea in this Imploy (London: Eben. Tracy, 1693), 12.
[16] Verbrugge, ibid., 17.
[17] Verbrugge, ibid., 21,30.
[18] 主要由缺乏維生素B1所造成，直到二十世紀初荷蘭醫生克里斯蒂安‧艾克曼（Chritstaan Eijkman）才找出致病原因。
[19] Jacobs Bontius, Oost en West Indische Warande, (Amsterdam: Jan ten Hoorn, 1694), 57.
[20] Bontius, ibid, 86;93.
[21] Bontius, ibid., 153.
[22] Weichung Cheng,” Putchock of India and Radix China: Herbal Exchange around Maritime Asia via the VOC during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30 (1), 2018, 75-117 at 106.
[23] Anna E. Winterbottom, “ Of the China Root: A Case Study of the Early Modern Circulation of Materia Medica”,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28(1), 2014, 29-32 at 22-44.
[24] Cheng, ibid, 103.
[25] VOC 865, Missive van Batavia[van Anthonio van Diemen] naer Taijouan aen den gouverneur
Paulus Traudenius, per de fluyten Gulde Buijs en Castricum geschreven, Batavia, 26 Junij 1641, fo. 213 at 196-221.
[26]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London, Pharmacopoia Londinensis. Or, the new London dispensatory,(London: J. Dawks,ectra, 1702), 127.阿姆斯特丹磅約494克。
[27] John Woodall, The Surgeons Mate or Military & Domestique Surgery, (London: John Legate, 1655),54
[28] Verbrugge, ibid., 90.
[29] Verbrugge, ibid., 13.
[30] 中村孝志著，《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台北：稻鄉，1997），45。
[31] 中村孝志教授因未曾考慮過荷蘭人補充西藥箱清單的作法，誤讀史料，以為這部分是敘述臺灣本有的物種。
[32] VOC1146, Catalogus van de Kerckelijcke boecken in Taijouan, Taijouan, 4. Oct, 1643, fo.586-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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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維中/ 熱蘭遮城的西藥箱與尤紐士牧師的紫羅蘭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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