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仁淵（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狗狗的生前死後
英國紐卡索大學的動物考古學者Eric Tourigny有一個很意思的研究對象：寵物墓園裡的墓碑。[1]墓葬與動物骨骸都是考古學者考察的對像，作者之前的另一篇文章即是分析一隻19世紀大型寵物犬的骨骸。[2]不過墓碑，而且是動物的墓碑，看起來是很新鮮的選擇。對學歷史的來說，墓碑與墓誌都是熟悉的材料，但動物的墓碑應該大部分的人都沒想過。
在這篇2020年發表的文章當中，作者收集了英國四個寵物墓園中1,169塊墓碑的內容。這四個寵物墓園兩個在倫敦、兩個在紐卡索，跨越的時間斷代從1881年到1991年。大部分墓碑上的訊息很有限，只有寵物的名字與相關年分，少數會有更多的描述，但有限的訊息中仍可以展現主人如何界定與逝去寵物間的關係。
有些墓誌(epitaph)會稱自己的寵物「忠實朋友與長期夥伴」(A faithful friend and constant companion)，但有些則是以家人的關係自稱「媽咪」(Mummy)或「爹地」(Dad)，像是「這裡安息的是親愛的毛毛，媽咪的小天使」。有些寵物只有名字，如毛毛或小花，但有些則加上了家族的姓氏，如毛毛史密斯，或小花泰勒。也有比較折衷的，在寵物的姓氏加上了引號，或許表現出有點猶疑的心態，究竟這個毛毛的動物能不能算是我們的家人。根據作者的統計，在1910年之前，只有1%不到的寵物在墓碑上被當成家庭成員，但在二次戰後，20%的寵物有家庭稱謂，而11%有了家族姓氏，到了1970年代，將近20%的寵物有名有姓。同時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在二次戰前的寵物墓園幾乎是狗的天下，二次戰後貓的墳墓也多了起來（圖1）。
圖1 倫敦海德公園寵物墓園的一塊墓碑。上面寫著：真摯紀念來自Westbourne Terrace街的金潔．布里斯（Ginger Blyth），貓中之王，在1946年3月29日安詳去世，年紀24歲又7個月。「他的小生命在安睡中圓滿」（莎士比亞）。Ginger是常見的貓名，並且附上應是主人的姓氏。主人引了一段來自莎士比亞劇作《暴風雨》（The Tempest）用來描述生命短暫的句子，雖然24歲在貓中應該不算短壽。
來源：https://maps.app.goo.gl/PrAuLBYuYVwsAL6a8
另外一個觀察的重點是墓碑上是否採用宗教的象徵符號與語言：狗狗是否可跟主人一樣上天堂，最後在天堂與主人重逢？劍橋大學的歷史地理學者Philip Howell在倫敦海德公園（Hyde Park）寵物墓園的墓誌中看到許多聖經引用，以及與寵物在天堂相逢的期望。如生於1895年、逝於1901年的小狗Tiddy，他的主人留下來的墓誌是: 「慈愛為名的祂/豈會不讓我們摯友在天上有個家？/不，安排萬物至善的祂/定會賜他們在天堂安息」(Shall He whose name is love/ deny our loving friends a home above?/ Nay, He who orders all things for the best/ in paradise will surely give them rest) 。這樣反詰的字句說明在基督教的信仰底下，主人不確定自己的寵物是否會有一席之地，但希望上帝以愛為名讓他的小狗上天堂。有些墓誌則表達在未來與寵物在天上重逢的期望。如逝於1901年的小狗Wee Bobbit，他的主人留下這樣的句子：「當我們孤獨生命走到盡頭/靈魂離開塵世漫遊/希望他會在那裡等著/歡迎我們歸來」(When our lonely lives are o’er/ and our spirits from this earth shall roam/ We hope he’ll be there waiting/ to give us a welcome home)。 [3] 根據Tourigny的統計，這樣的宗教與死後生命的表達愈來愈多。在1910年以前，僅1%的墓碑上有宗教象徵或提到天堂，但在二次戰後，約有20%的墓碑有這樣的字句。
Tourigny的研究表現出人與寵物親密的情感，將它們視為親人，甚至投射死後世界的期望。之前的研究認為英國維多利亞時期中產階級的居家生活與寵物更為親近。如Philip Howell就以英國十九世紀的偷狗案與街犬之家來說明這些之所以成為問題，便是因為空間上狗被帶入家庭。[4]墓碑上所見的狀況可以說是這種趨勢的延續，寵物不但在家庭，甚至被當成家人。
延伸閱讀：鄭麗榕，〈廢棄物或安樂園：歷史中的動物安葬故事〉，歷史學柑仔店。
二、寵物死後的居所
不僅是墓碑，寵物墓園的出現本身就很有趣。人類的墳墓是考古學者、人類學者與歷史學者都很注意的場所。墳墓作為埋存逝者屍骸的場所，讓生人與死人間建立了連結。生人可以藉由墳墓記得死人，關於死者的記憶、死者的影響，可以在死後繼續下去。也因為如此，墳墓對家族或更大的社群特別重要。啟動所謂傳統或歷史的是對死者的記憶，而藉由墳墓等象徵分享的共同記憶，則可以是讓群體維持連結的核心。特別是在橫向（空間）與縱向（時間）傳播的媒介都較有限的時期，定期或日常在物質性的墳墓（或其它共同逝者的象徵，如神主牌與紀念碑）所做的儀式是凝聚群體的重要依據。[5]也因為如此，墳墓的形制就特別重要。作為一種象徵符號，墳墓一方面表現出對死後世界的想像，一方面則是生死之間的連繫。
寵物被認為需要有墳墓，甚至埋葬在墓園，是很特別的事情。動物可能會成為人類的陪葬品，或者在人類的墳墓中會有動物甚至是寵物形像的裝飾（圖2）。這樣的裝飾可以代表人類與動物的連結，乃至於情感連結；用此呈現死者生前的形像，或者將這些動物帶入死者的死後世界。然而逝去的寵物有自己獨立的墳墓，則意味著它需要有個被活著的人記憶的場所。而墓園的出現則代表這不只是寵物與單一飼主的連結，無論表示哀悼的儀式或對死者的記憶都可以是公共的。飼主公開展示對寵物的哀悼情感，對寵物的記憶需要延續下去，也可分享給飼主以外的人。
圖2 西元1世紀中葉來自羅馬的骨灰罈。死者名叫Caius Iulius Saecularis，他的雙手分別拿著蝴蝶與孔雀、雙腳旁邊有狗與猴子、兩邊花果的裝飾有鳥。狗常出現在墓葬相關的裝飾中，特別當墓主是小孩的時候。
來源：作者自攝於國立羅馬博物館（戴奧克里先浴場）Museo Nazionale Romano, Terme di Diocleziano
在有寵物墓園出現之前，寵物死掉後可能埋在自家的花園（如果家裡有花園的話）或後院，或是用其他方式處理寵物死去的軀體。然而在十九世紀末的倫敦、巴黎與紐約都出現了專門給寵物的墓園。其中最早的1881年倫敦海德公園寵物墓園，起始於一名飼主得到海德公園守門人的允許，把他的瑪爾濟斯犬Cherry葬在公園裡的花園，隨後許多飼主紛紛把愛犬葬在這裡。[6]至今仍在營運，從1896年開始的紐約哈茨戴爾（Hartsdale）寵物墓園，則是因為紐約由於衛生問題不准人在市區埋葬自家寵物，一名著名的獸醫Samuel Johnson提供自家在郊外的果園讓他哀傷的客戶埋葬自家逝去的狗，而吸引大批飼主請求將自己的愛犬埋葬在這裡。當地以養馬出名的名媛Emily Berthet捐贈她的土地，與獸醫師一起成立這個寵物墓園（圖3）。
圖3 1905年9月3日《紐約時報》對紐約哈茨戴爾寵物墓園的報導〈在這裡紐約的時髦狗狗們找到最後安息之地〉（”Where New York’s ‘Smart Dogs’ Find Last Resting Place ”），報導中也引用不少墓誌，視為新奇的現象。
這裡特別需要留意的是社會背景，這些十九世紀下半專門給寵物的墓園都在大城市出現。墳墓在哪裡一直有許多方面的考慮。在大城市中出現的公共墓園，無論是人類或動物的，常有公共衛生的考量。在後院或家附近埋葬屍體不太能被人接受，因此需要空曠的地區集中處理。想要紀念自家寵物的飼主無處可去，而人類的墓園也不能接受動物，因此專門給寵物的墓園一出現馬上變得熱門。也就是說，這個時候在紐約或倫敦的寵物墓園可以說是都市化的產物。而所謂都市，站在動物與人類關係的立場來說，就是人類密集居住的地方。在人類居住較不密集的地方，人類與必須維持關係的動物（包括家畜與寵物）有一定的親近距離，但在人類高度密集的都市，人與動物的關係顯然有所不同，包括死去的動物應該如何處理。
不僅是死後，這些埋在寵物墓園的貓貓狗狗們，生前也多活在都市中產階級、且可以負擔寵物葬禮的家庭裡。無論Howell與Tourigny都注意到這點，他們研究中所表現出對寵物的看法，與特定歷史脈絡與階級背景相關。這一群在城市中出現的中產階級對家庭與對寵物都有與過去不同的發展。以往我們可以看到不少貴族階級溺愛寵物、為寵物辦隆重葬禮的軼事。但墓碑所展現的社會性史料說明在十九到二十世紀的倫敦中產階級也有想紀念寵物、為寵物辦葬禮、建墳墓的需求。他們把寵物視為家戶與家人的一部份，並且會希望寵物可以上天堂。
三、從人到動物
以上對於寵物墓園的研究，應該可以算是動物史的一部分。動物史是近幾十年來討論很熱烈的領域。美國的大學出版社有動物史的書系、[7]幾家大型出版社出版相當於是領域統整的讀本，[8]而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也在2023年九月底公布將出版專門為動物史的新期刊Animal History，預計第一期在2025年出刊。台灣近年也有不少動物史的相關討論。2003年李鑑慧在《中外文學》主編「動物研究」專輯，而2020年6月出刊的《成大歷史學報》第58號「動物史專號」由李鑑慧主編，除了專題論文之外也出版、翻譯了西洋動物史名家Philip Howell與Hilda Kean的論文，並由李鑑慧與鄭麗榕分別撰寫動物史學與台灣動物史研究的回顧。[9]2020年鄭麗榕的《文明的野獸：從圓山動物園解讀近代台灣動物文化》以及今年（2023）九月甫出版，由侯嘉星主編的《物種與人類世：20世紀的動植物知識》，都是近年動物史研究的代表作。[10]
動物史研究發展至今已有一些被經典化的著作，如Keith Thomas的Man and the Natural World (1983)與Harriet Ritvo的The Animal Estate (1987)。[11]在研究社群內部也有關於研究方法與定位的討論，如從人類與動物的關係出發(human-animal history)或以動物本身為中心（方法上又如何以動物為中心）、如同其它底層研究一樣討論動物是否具有能動性（agency），以及動物權利與福利在學術研究中的位置等等。不過最常被提出的問題之一，還是「什麼叫做動物史」？是不是研究主題有碰到動物的都可以稱做動物史呢？如果是這樣的話，研究者又要怎麼來說明這些研究做為一個總體的領域來說有重要性？這樣的一個領域有沒有基本的關懷？
當然這篇只是覺得研究寵物墓碑有意思而開始的文章沒辦法回答這些大問題，不過從研究人類歷史的普通歷史研究者出發，比較在意的還是從人與動物關係出發的歷史研究。從現有的研究來看，動物史的研究似乎可以粗糙的分成兩大類，一類是人類社會中實體的動物，一類是概念中的動物。
假使從人類歷史發展來看動物的位置，很重要的一點似乎可以從能源史出發。忘性很快的人類學徒有時會忽略在十九世紀之前獸力是人類主要的能源之一。人類對自然界的利用有許多動物在「做牛做馬」，耕種與運輸，而擴大人類生活空間，留下「馬力」、「騎馬民族」等重要的歷史名詞。動物的肉、蛋、奶等產品也提供人類飲食，也可廣義的是為能源循環的一部份。從人類觀點出發，馴化的動物在人類歷史中顯然有重要的角色，也是傳統史學研究一直有注意的地方。
而隨著人類生活空間的擴大，人類也與未馴化的野生動物有更多接觸，人類的介入可能給這些物種帶來生存危機，如中國的大象與鱷魚。近來的疫情也再次提醒人類與動物互動的另一種面向，從環境史進入醫學與疾病史。如J.R.McNeil的名作《蚊子與帝國》討論美洲加勒比海生態環境的變化特別適合某些傳染瘧疾與黃熱病的蚊子繁殖，這些疾病在這個地區的征服與革命扮演一定角色：有時候削弱了殖民者的力量，有時候攻擊了歐洲送來平定叛亂的援軍。[12]至於如寵物這樣並非工具性、而又更深入人類社會的「夥伴動物」（companion animals），則又提供了另一種更複雜的討論方向。對寵物的研究幾乎可成為另一個大分支。[13]
如果從概念中的動物來看，許多研究集中在人類對於動物的知識。這些知識可以出於利用為目的，例如挑選與判別動物的相馬術（圖4）、改造或繁衍動物的育種與養殖、動物的營養與藥性等等。有些知識不直接涉及利用，而是對於自然界之動物的採集、辨別、觀察與分類。而當人類生活空間擴大，對域外與未知動物的好奇與理解，如何在既有的動物知識系統中融通新的動物知識，這些動物知識的流通與演進，也吸引許多研究者注意。作為科學史或知識史的一部分，人類對動物的認識可以有不少發展的課題。
圖4 元代「相馬良法」，《事林廣記》西園精舍本，別集卷11。
來源：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内閣文庫。
有許多研究主題是人類對動物這個概念的討論，無論在科學、神學、道德上，人與動物的分別在哪裡、有什樣的關係，是包括Keith Thomas在內的學者探討的課題。透過動物去想人、或者透過人去想動物。作為人類親近的鄰居，人對動物的定位與想像也影響動物作為人類社會的象徵符號。無論在文學、在政治、或者在文化的各種層面，動物常常被拿來賦與各種意義。如動物一直是徽章、吉祥物的重要主題（圖5），可以是村落的圖騰，也可以是國族的象徵；可以是道德訓誡（三隻小豬），也可以用來陶鑄認同（台灣黑熊）。即使是人類與多數動物不那麼親密的現代社會，擬人的動物仍是兒童的主要讀物，日常生活中仍隨處可見符號化的動物。而如動物園、博物館、馬戲團、水族館等各種讓人觀看動物的機構，則是將動物抽離原來的生活環境，系統化地展示並重現人類對動物的知識分類、象徵體系與權力關係，是將概念上的動物在人類社會中傳遞的一環。
圖5 2014年中華職棒各隊吉祥物：猿氣小子、萊恩、瑪莎、大義。
來源：台灣棒球維基館 https://reurl.cc/3ebeo0
四、從動物到人
以上是從人與動物的關係出發，簡單地以實體與概念來統整動物史可能主題的位置，而當然在實際的討論也未必就以此為限。作為一個不是動物史，而是對（人類）社會史比較有興趣的歷史研究者，「狗狗上天堂」的墓碑研究帶給我一些對人類歷史的想像。這些想像未必是所謂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或物種主義（speciesism）的反思，而是從動物研究觸發的思考。
Tourigny與Howell對寵物墓園的討論帶來的第一個思考應該就是文中討論很多的宗教。神愛世人，但會不會分一點愛給人類的好朋友。傷心的飼主不只將自己的信仰投射在寵物身上，也使用原先給人來儀式來紀念夥伴動物的逝去。而從葬禮到墳墓牽涉一系列的儀式以及儀式背後的象徵意義，若將主角從人改成非人會有什麼影響？我們可以怎麼詮釋這些儀式中應該變化與可以保留的部分？或者說這些墓葬與儀式更主要的意義是表達飼主的情感，重點在形式而不是內容？從這些對人類墓葬與儀式的挪用，是否也可讓我們更認識儀式本身，以及儀式實踐的意義？
第二個讓我覺得有意思的是家庭的意義。如果從長期歷史看來，家庭的樣態是隨時間改變的。家庭成員的組成當然不僅只是血緣關係，姻親便是由習慣或約定（婚約）加入家庭，而收養則更是姻親以外加入家庭的約定。從當時對寵物的親屬稱呼到現在常見的所謂「毛小孩」，這種將寵物視作家庭成員的想法已經持續一段時間。傳統上家庭被認為是生育或生產的單位，然而日常共住與情感交流似乎愈來愈有重要的角色。以往在歷史研究中，「情感」被視為是不重要或難以研究的問題。然而夥伴動物在近現代以來與人類建立的情感連帶，不僅從動物史的一邊看是一種不同以往的人與動物的關係，從人類歷史的一邊看，也是一種特別的現象。這種跨越物種的情感關係在怎樣的歷史條件下可以建立，甚至在公眾被認可或鼓勵，乃至容許稱為家人或特別成立墓園，應該也是值得討論的歷史問題。其中可能牽涉到對動物看法的變化，但也可能牽涉到如家庭型態改變等社會與文化因素。由於早期對動物史的研究集中英國維多利亞時期，中產階級、宗教與科學的辯論，以及十八世紀以來重視情感的「感傷主義」（sentimentalism）被認為是重要因素。然而在不同時代與不同地域的發展如何，則讓人感到好奇。
看來阻止寵物成為人類家庭一員的障礙還是物種。如果在實際生活與認知，乃至於上帝都接受了的話，那麼就是法律上的問題了：動物不是自然人、不是權利主體（雖然動物權或動物能動性的支持者可能不會同意），在法律上也不能成為家庭的一員。之前我被最多人看過的文章或許是〈貓兒契〉。至少流傳於14到16世紀的「貓兒契」是一種特別的契式，在西王母、東王公的見證下約定貓兒到了新家後要守規矩，不要亂跑，並且履行抓老鼠的任務，否則就要受笞鞭（圖6）。原本藉由這個契式我想討論的是「契約」究竟是什麼：什麼事可以用契約約定、契約如何有效力，以及誰可以訂契約。貓兒契雖然看起來有契約的形式，但在現代眼光底下不會被當成契約，且讓讀者覺得很有趣，最大的原因應該是契約見證人是神明，而約定的對象是貓。當時貓兒契在類書中也不放在文書，而放在畜養的類別底下。加上它特殊的書寫方式，因此看起來更像是涉及神通的符咒，不是契約文書。不過這種不是契約文書的文書卻在這段時間內被多本日用類書記載，或許代表雖然以現代法律的觀念去看貓兒契不是一張契約，但在民間這張契約不見得沒有意義。無論是中國古代以來與幽冥世界訂約的「買地券」與貓兒契，都是人與非人（動物、神鬼）的文字約定，而即使是人與人之間的約定，有時也會邀請非人（如神前立誓）參與。認為這些與非人訂的契約不算數，究竟是因為這些契約只是將人間的規則加在與非人之間的關係上，還是現在被承認的人間契約其實是一種歷史發展，在某些條件下逐漸將這樣的約定形式限制在某些對象與某些事情上？
圖6 元代「貓兒契式」。
來源：《新刊陰陽寶鑑剋擇通書》前集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767。
同樣地夥伴動物進入人類家庭，與人類建立緊密的情感聯繫，也是一種值得注意歷史現象。從戶籍登記中被作為事產的「黃牛二頭」，到墓葬中被視為家人的貓狗，到如Science文章提到的紐約市從2016年開始准許寵物與飼主同葬。如果我們記得在19世紀末紐約的寵物墓園是因為禁止在市內埋葬寵物而出現的話，這些法規、禮制、概念與生活實踐的變化，都可以讓我們從歷史中思考人類（與非人）社會中的家庭、親屬、情感與關聯性（relatedness）。
延伸閱讀：李仁淵，〈貓兒契〉，芭樂人類學。
餘論
人們關懷的主題常常從自身經驗出發。如果不是養了狗，我不會覺得這篇論文有趣，也不會接著去想這些問題。記得開始養狗時，閱讀眾多養狗指南也讓我覺得趣味盎然。一方面是教養與教育的方法讓我想到童蒙書籍與各種人類教育的討論（看書養小孩與看書養狗）。另方面是這些幫助夥伴動物成為夥伴動物、教導它們如何融入人類生活，當一隻好狗狗的訓誡，都讓人思考當代人類社會有哪些規範，人與人之間的「禮貌/文明」（civility）有哪些，又應該如何延伸到人與非人之間。這些幫助一個非人在人類生活中的耳提面命可能就是當代人類社會最優先的基本規則。
這篇文章也在家中小狗的監督與陪伴之下完成，雖然不能列為第二作者，但要在文末提及他的貢獻（圖7）。
圖7 本文協同作者阿蠻。
來源：作者攝於自宅。
註腳
[1] Eric Tourigny, “Do All Dogs Go to Heaven? Tracking Human-Animal Relationships Through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Pet Cemeteries,” Antiquity 2020 Vol. 94(378): 1614-1629. 又可參考Science的報導David Grimm, “Dogs and Cats Became Family—and Got Their Shot at Heaven—After World War II, Gravestones Reveal,” Science 20th Oct., 2020.
[2] Tourigny E, Thomas R, Guiry E, Earp R, Allen A, Rothenburger JL, Lawler D, Nussbaumer M., “An Osteobiography of a 19th-Century Dog from Toronto, Canad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steoarchaeology 2016, 26(5), 818-829.
[3] Philip Howell, “A Place for the Animal Dead: Pets, Pet Cemeteries and Animal Ethics in Late Victorian Britain,” Ethics, Place & Environment 5:1 (2002), 5-22.
[4] Philip Howell, At Home and Astray: the Domestic Dog in Victorian Britain (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15).
[5] 參考李仁淵，〈Remember Me：記憶亡者之物〉，《歷史學柑仔店》。
[6] Eric Tourigny, “Do All Dogs Go to Heaven?”
[7] 如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的” Animals, History, Culture”與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的”Animalibus: Of Animals and Cultures.”
[8] 如Routledge出版的Routledge Handbook of Human-Animal Studies (2014)與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Animal-Human History (2019)、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的The Oxford Handbook of Animal Studies (2017)與De Gruyter出版的Handbook of Historical Animal Studies (2021)、
[9] 菲利浦•郝威爾（Philip Howell）著、李鑑慧譯，〈一個「全球的」寵物史會是甚麼模樣？〉，《成大歷史學報》58（2020），1-20、希爾妲‧基恩（Hilda Kean）著、盧耕堯譯，〈動物史學〉，《成大歷史學報》58（2020），207-230、李鑑慧，〈由邊緣邁向中央：淺談動物史學之發展與挑戰〉，《成大歷史學報》58（2020），53-264、鄭麗榕，〈臺灣動物史書寫的回顧與展望：以近二十年來為主的探討〉，《成大歷史學報》58（2020），233-251。
[10] 鄭麗榕，《文明的野獸：從圓山動物園解讀近代台灣動物文化》（新北：遠足文化，2020），侯嘉星主編，《物種與人類世：20世紀的動植物知識》（台北：前衛，2023）。
[11] Keith Thomas, Man and the Natural World: Changing Attitudes in Eng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與Harriet Ritvo, The Animal Estate: The English and Other Creatures in the Victorian Ag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2] 如J.R.McNeil, Mosquito Empires: Ecology and War in the Greater Caribbean, 1620–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3] Tuan Yi-Fu, Dominance and Affection: The Making of Pe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Erica Fudge, Pets (Stocksfield: Acumen, 2008); Ingrid H. Tague, Animal Companions: Pets and Social Change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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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仁淵/狗狗上天堂：動物史與人類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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