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元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撰英文稿
翻譯：曾凱文（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修訂：陳慧宏（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首先令人驚嘆的是這幅地圖的大小，馬喬洛的波特蘭海圖（The Maggiolo portolan chart）描繪於一張相當大的羊皮紙上，尺寸為1.15 x 1.020米（圖1）。[1] 今日需在宴會桌大小的平面上才能將它完全展開，觀者必須環繞四周，從不同角度觀察，才能好好理解這個巨大物件以及上面複雜精細的描繪。
圖1 馬喬洛的波特蘭海圖，1516年於那不勒斯繪製，藏於洛杉磯杭亭頓圖書館Vesconte Maggiolo, Portolan Chart (Naples, 1516). HM 427, The Huntington Library, San Marino, CA.
圖片出處： https://cdm16003.contentdm.oclc.org/digital/collection/p15150coll4/id/15998
地圖並不展示客觀的現實，而是將三維空間轉換成二維描繪，也就是說，它把物理世界抽象化了。這種轉化創造了一個具有意識形態的「再現」（representation）。因此，馬喬洛的波特蘭海圖描繪了歐洲人對實體世界的初步探索，也展示他們對地理的想像方式。
對於21世紀的觀者而言，要理解它所包含的謎團是個挑戰。這篇短文介紹這件由那不勒斯製圖家斯孔德・馬喬洛（Vesconte Maggiolo）於1516年所繪製，現藏於洛杉磯杭亭頓圖書館（Huntington Library）的稀有物件。我會帶領讀者逐步閱讀這張地圖，並解釋它所展示給我們的新舊世界。
什麼是波特蘭海圖？
馬喬洛地圖的精確名稱是「波特蘭海圖」，這種海圖專門繪製水體。沒有裝飾的簡易範本用於船上，幫助水手導航。船隻航行時，基本上是從海岸上的一個點航行到達下一個點，因此，海圖的明顯特徵就是描繪海岸線，藉由海岸線的輪廓，展現出陸地的形狀和比例。馬喬洛的海圖特別引人注意的地方是在陸地內部填滿了許多小插圖。
除了海岸線的描繪之外，波特蘭海圖的另一特徵是「恆向線」（rhumb line）。這些線條從「羅針圖」（compass roses）放射出去，通常有32條，作用是為了模擬風向和對應的角度。[2] 此外，波特蘭海圖經常有長串的地名列表，包括城鎮、海角、三角洲和其他海岸地點。這些資訊對於定位非常有用，經常被書寫在陸地一側並與海岸垂直。在馬喬洛的海圖上，海岸線、恆向線以及地名的列表資訊都可看到。
現存最早的波特蘭海圖可以追溯到1270年左右，最後一張則製作於17世紀晚期。它們最初生產於西班牙帕爾馬（Palma de Mallorca）的港口，以及義大利的熱那亞（Genoa）和威尼斯（Venice）等城市，後來在其他地中海和大西洋地區亦可見，包括地中海南部和東部的伊斯蘭城鎮。
波特蘭海圖出現於十字軍東征時期，那個人群移動、貿易和接觸快速增加的年代。最初這些海圖用來指引地中海的航行，很快地也開始描繪東部的黑海和紅海海岸，以及西部的大西洋海岸，之後又擴及探險新發現的非洲、美洲、和亞洲的海岸。
波特蘭海圖所呈現的是基於航行、測量和經驗的實證性知識。更精確一點說，海圖展示的海洋與土地輪廓就那個時代而言，是非常準確的。任何一個21世紀的觀者都能輕易地把舊海圖上的義大利、伊比利半島、西西里島、科西嘉島和撒丁尼亞島等海岸描繪與現代的衛星圖連結起來。
大航海時代的波特蘭海圖
波特蘭海圖製作於中世紀，那時的歐洲人對於地中海之外的地理知識相當有限，即使是歐洲的外圍地區，如蘇格蘭、愛爾蘭、斯堪地那維亞和俄羅斯西部等，對於他們而言都還是模糊的。然而歐洲人在15世紀早期開始，拓展他們的活動範圍到更廣闊的世界，他們的地理知識也隨之成長。
1402年，西班牙人攻占位於非洲西北岸外的加納利群島（Canary Islands），這次行動為哥倫布在1492年抵達美洲立下基礎。葡萄牙軍隊則在1415年佔領摩洛哥的城鎮休達（Cueta），促進了非洲西海岸的探索，以及1488年巴爾托洛梅烏・迪亞士（Bartolomeu Dias）之進入印度洋。
雖然波特蘭海圖起源於中世紀的地中海，但它標識出上述這些探索。首先是北非外海的加納利和馬德拉群島（Madeira Islands），以及更廣的大西洋、印度洋以及太平洋。1516年繪製於那不勒斯的波特蘭海圖，提供了這段歐洲早期探險的歷史片段。
新世界也出現在地圖上，例如非洲西部海岸。經歷了葡萄牙航海者80多年的探索之後，被榮耀地展示在地圖上。至於非洲東部海岸線，儘管較粗略，也與印度次大陸的輪廓線同樣被描繪了下來。加勒比海群島和南美洲的北岸也出現在地圖上，不過是比較初始的描繪。最後可以看到描繪南美洲東岸以及看起來像是新英格蘭的初步嘗試。
在這個早期階段，太平洋本體完全沒有出現在海圖上，即使葡萄牙探險者曾在1512年抵達太平洋的西部邊緣，而西班牙征服者巴斯寇・努涅茲・德・巴爾柏（Vasco Núñez de Balboa）也於1513年穿過巴拿馬地峽到達東部海岸，還有斐迪南・麥哲倫（Fernão de Magalhães）稍晚在1520年穿越了火地群島（Tierra del Fuego）。
總體而言，馬喬洛的地圖對於部分新世界的展示是早熟的。然而，它也凸顯出探險正在持續進行中，至於當時所蒐集並流傳於歐洲各地的全球知識則是片斷的。
馬喬洛的海圖也是歐洲帝國主義的產物，探險家獲取這些地理資訊是為了要剝削或征服新世界的人民與土地。馬喬洛將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旗幟置於這些帝國佔有的海岸與內陸上，代表其統治。方格中帶有城堡和獅子的旗幟（大部分已被磨掉）象徵著卡斯提爾（Castile）和萊昂（Leon，即西班牙）王國，而畫著小方形嵌入大方形的旗子則代表葡萄牙（圖2）。至於沿著非洲南部海岸的巨大十字架，則代表了當葡萄牙人航行至印度洋時，沿途所留下的padroẽs（石柱），以紀念他們的旅途以及天主教信仰（圖3）。
（左）圖2 馬喬洛的波特蘭海圖局部，西班牙和葡萄牙旗幟；（右）圖3 海圖局部，石柱。
海圖上也出現載有探險家、商人和士兵的船隻，包括一艘在左方的克拉克帆船（carrack）以及一艘在右方的卡拉維爾帆船（caravel）（圖4），它們定期穿越大西洋往返非洲和南美洲之間。除此之外，圖上也描繪其他在大西洋南部以及印度洋中西部航行的船隻。的確，卡拉維爾帆船的三角帆（lateen）讓葡萄牙人能夠在大西洋進行南北向的航行。即使在逆風的狀況下，依然可以從葡萄牙往西南航行到巴西，接著再往東南方航行至好望角。克拉克帆船以及後來改良的蓋倫大帆船（galleons），是有著多層甲板的重噸位船隻，可以運載大量的武器和商品。克里斯多福・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探險首航的旗艦——聖瑪利亞號（Santa María），就是一艘克拉克帆船。
圖4 海圖局部，克拉克帆船和卡拉維爾帆船。
伊比利君主手下有許多為帝國服務的義大利人。哥倫布便是位來自熱那亞的商人，這個位於義大利北部的城邦自1528年起便成為西班牙的盟友。義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王國，則為馬喬洛繪製地圖的所在，從1504年到1714年間受到西班牙控制。這些連接伊比利和義大利兩半島的知識網絡，或許說明了為何在那不勒斯的製圖家可以獲得關於世界地理的新資訊，並繪製出波特蘭海圖。
小插圖（Vignettes）
乍看之下，馬喬洛的海圖是地理知識與帝國力量的再現，而那些分佈在地圖上極度精細的插圖則讓它變得生動。正如我們所見，圖繪凸顯了海圖中隱含的探險歷史（石柱）和殖民主義（旗幟）。真實與奇幻的動物圖像被安排在圖上各處，為16世紀——乃至於21世紀——的觀者，開啟了一個黎明般的新世界的想像。這些描繪展現出將新、舊世界聯繫起來的努力，並將「現實主義」、傳統和幻想帶入，以對此黎明新世界達到一種具有意識形態的理解。
海圖上佈滿迷你的「小插圖」，描繪著各式主題。作為輔助海路貿易的工具，海圖從1340年代便已描繪港口城鎮，並發展出描繪城市景觀的方式，亦即以城牆環繞著一群建築。建築塔頂有十字架的代表基督宗教，有新月的代表伊斯蘭教，有時也有統治者的旗幟，象徵了城鎮的宗教信仰與政治勢力。
馬喬洛海圖中那些精緻的城鎮插圖多半大同小異，熱那亞（Janua，即Genoa，圖5）是其中一個例外。它是一座環繞著圓形海灣的城市，前端有一個燈塔，而頂部是一個白底紅十字的聖喬治十字架。另外，阿爾及爾（Algiers）——也就是今天的卡斯巴（casbah，圖6）——城牆形成一個三角形，以此表示山形，因為這座城市是建立在陡峭的斜坡上。
（左）圖5 海圖局部，熱那亞；（右）圖6 海圖局部，阿爾及爾。
波特蘭海圖中也有不少君主或領主的小插圖，他們的出現象徵著政治勢力。他們經常身穿王袍、手握權杖，或揮舞著寶劍。在馬喬洛的海圖中有數個君主站在帳篷前，帳篷是一種移動式的建置，除了反映王權的流動性，也代表指揮官在戰役中的基地。
紋章的符號，例如徽章、旗幟和窄長旗等，也是波特蘭海圖經常出現的小插圖。還有一些地形特徵如山脈、河流和森林，以及動物生活，這是馬喬洛的海圖中最出眾的。所有這些小插圖，尤其是動物的部分，讓馬喬洛的波特蘭海圖營造出北非這個「空間」。
北非的小插圖
馬喬洛的波特蘭海圖力求展示出歐洲地理知識的極限，至於舊世界當中的北非，則受到了最密切的關注。
從埃及、摩洛哥一路往南到幾內亞灣的海岸線，都被描繪出來而且有相當多的地名。在巴巴里海岸（Barabary Coast 從利比亞到直布羅陀海峽）上，近三分之一的地名都是以紅色來標記，表示它們比其他地方更為重要。有個羅針圖（圖7）描繪在幾內亞灣附近，佔據地圖中心。與其他八個羅針圖相比，這是最大且最精緻的一個。另外，東西向橫跨北非的阿特拉斯山脈（Atlas Mountain）與一比例尺平行，這是此海圖上四個比例尺之一。這個主要的地形特徵與長度的測量相結合，圖上的其他距離可與此相比較而得出。
圖7 海圖局部，羅針圖。
令人驚訝的是，歐洲海圖甚至在小插圖中描繪了許多了歐洲以外的地區。一般認為，城市代表「文明」，相對於貶義的「野蠻」。北非是歐洲商人長期的貿易地帶，因此在地中海的海岸線有著密集的城市小插圖是可理解的。有趣的是，小插圖也大量集中在西非幾內亞的「隆起」處，這裡是黑奴貿易蓬勃發展的地方。這些小插圖看起來大同小異，北方的描繪得較為詳細，暗示該地區有更多發展，南方的則像是簡陋小屋的聚集。
北非也有許多描繪君主的小插圖。除了長袍和寶劍，他們還戴著頭巾，坐在低矮的寶座或奢華的墊子上。有些君主的身份很容易識別，例如被標記為Re de fexs（菲斯之王，King of Fez）以及Re de tremiscen（特萊姆森之王，King of Tlemcen)。有些則相當不精確，例如以Soldano de babilon（巴比倫蘇丹，圖8）置於埃及馬穆魯克（Mamluk）蘇丹之處。另外，還有一些歷史上並無記載、屬於想像的產物，如Re de borno（博爾諾之王，King of Borno）和Re de organsi（King of Organsi）。
圖8 海圖局部，巴比倫蘇丹。
北非的動物
馬喬洛的海圖中最具幻想色彩的是動物的描繪，而北非就是主要的舞台。其他地區，特別是中東和中亞，也有一些想像動物，但北非是這類小插圖最密集的地區。
某些動物被歸類為「具有異國風情」，儘管是已知的物種，但當時的歐洲人鮮少能親見，例如駱駝、大象和獅子（圖9和圖10）。不過插圖中可以表現得相當細緻，例如圖中從獅子嘴裡伸出的紅色曲線，像是舌頭，也暗示這隻具有王者風範的動物在咆哮。
（左）圖9 海圖局部，駱駝和大象；（右）圖10 海圖局部，獅子。
除了這些異國風的動物，海圖也帶領觀者進入不存在於自然、只存在於想像的奇幻野獸。一隻巨龍上身包覆著皮紋，後方伸展出一網形骨架（圖11），爪子抓握，身體扭動，張開血盆大口準備噴火。相對於這隻可怕的動物的是純潔的象徵：獨角獸（圖12）。牠輕盈地站在草地上，尾巴活潑地擺動著，潔白無瑕的身體表現出溫柔純潔，獨一無二的尖角則凸顯出牠的與眾不同。
（左）圖11 海圖局部，巨龍；（右）圖12 海圖局部，獨角獸。
解讀馬喬洛的海圖時，我們要如何理解這些奇幻野獸呢？首先，雖然這些動物圖畫密集地出現在北非，但牠們也出現在中東延伸到中亞和南亞的土地上。海圖中的第二隻獨角獸和一隻葛雷芬（Griffin）也能在東部邊緣找到踪跡。換句話說，這些想像動物的領地處在地中海這古老核心的邊緣，是歐洲過往已知的大地。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野獸沒有被放在新近發現（譯注：以歐洲人角度）的非洲南部和美洲地區。製圖家沒有在這些歐洲人全然未知的土地上展示這些生物。我們或許會期待，陌生的新世界會成為人們馳騁幻想的沃土——後來的地圖也確實在巴西描繪了巨人一類的幻想動物。不過，馬喬洛海圖中的奇幻野獸主要被安排於從地中海往南和往東延伸的陸地帶上，耐人尋味的是，這些土地是伊斯蘭教的故鄉。
「舊」的北非，「新」的新世界
目前為止， 除了十字架狀的石柱和穆斯林君主的小插圖，宗教在解讀馬喬洛的海圖上扮演的角色相當有限。畢竟，此圖之製造是為了表現航海、測量和觀察等技術的進步所獲得的實證性知識。在那個人類成就不斷提升的時代，地圖本身促進了征服和商業的發展。這些實證的發展和世俗的努力，似乎脫離了中世紀以上帝為中心所創造的世界——這種世界觀透過另外一種被稱作世界地圖（mappaemundi）的形式所呈現。
然而，聖母瑪利亞抱著耶穌聖嬰的聖像（圖13）在馬喬洛的海圖中，有著明顯的位子，而這提醒我們注意這個世界觀念下宗教的原則。聖母和耶穌聖嬰明顯地置於大西洋的中央，幾乎等距地被放置在新、舊世界之間。這兩位人物朝向西方，如同大多數的小插圖一樣（雖然城鎮是個明顯的例外）。因此，觀者在閱讀海圖時，必須轉向西方，才能從正確的方向來觀察這些小插圖。
圖13 海圖局部，聖母聖子像。
基於這個方向性，聖母和耶穌聖嬰是從已知的世界升起，引導觀眾將注意力與目標朝向新世界。海圖羊皮紙所鑿出的數個孔，顯示海圖以「脖子」懸掛，（逐漸變細的西邊朝上），而舊世界在下，這種設計確保觀者的視線是由舊世界到新世界。基督宗教信仰的一個典型象徵 （即聖母子像），被置於海洋的中央以及海圖的上方，作為西班牙與葡萄牙向新世界傳播福音的一個強力指引。
宗教在馬喬洛的波特蘭海圖中，除了展示於顯著位置者之外，同時也以更微妙的方式展現在海圖的敘事中。現在讓我們回到經常刻意描繪著奇幻生物的伊斯蘭土地上，並思考這塊土地作為舊世界的一部分究竟如何成為理解新世界的關鍵。歐洲人知道北非是以撒哈拉沙漠為主的一處嚴酷乾旱之荒地，他們也知道沙漠長期以來都是伊斯蘭世界的腹地。儘管如此，馬喬洛還是用各種小插圖密集地填滿了這個空間。
我們可以說，製圖家利用北非這塊空間作為一個「寶庫」，來收納各種在歐洲知識和大眾傳統中所流傳的野獸。雖然真實和幻想的動物被混在一起，兩者都召喚了歐洲人的想像。以這幅海圖的宗教傾向而言，這些小插圖掩蓋了北非內陸（以及中亞）的穆斯林聚落。很重要的是，這幅海圖並沒有完全否定北非伊斯蘭勢力的存在，但這僅限於地中海沿岸的部分。在內陸的部分，則是許多動物和想像的領域，如「博爾諾之王」（King of Borno）。
伊斯蘭領土被當作各種想像物的「寶庫」，相對地，新世界的處理則是基於新興的「實證主義」——此處特別將此名詞加上引號。這種觀念表現在海圖的製作上，就是將巡航時映入眼簾的新海岸線描繪下來。雖然實證主義無法避免後來的製圖家在巴西描繪巨人，不過這種論述是基於觀察和古典系譜兩者交織的結果，而這和北非的一些小插圖被隨意處理的狀況，再一次產生鮮明的對比。
對舊世界的思考，引導我們更全面地理解這張試圖展示新世界的海圖。在日益整合為一體的世界概念中，歐洲人如何在空間中認知古老事物與不可思議的新事物？在馬喬洛的波特蘭海圖中，舊世界屬於一套描繪系統，既與再現新世界的系統有別，同時又支持其表現。
結論
馬喬洛的波特蘭海圖仍有許多令人費解的地方。海圖是船上的導航工具，但16世紀船隻的狹窄空間是很難展示這巨大物件的。海圖上的部分區塊因水漬而褪色，表示它確實曾被攜帶出海。不過這種損壞也可能發生在陸地上，但為何有人會讓這件描繪精細且以珍貴的青金石作為顏料的作品受到損壞（圖14）？此外，我們對這幅海圖的原始擁有者也一無所知。馬喬洛的波特蘭海圖依然緊守著它的秘密。儘管如此，面對這張呈現新世界全新知識的海圖，本文解釋了為何北非會佔據中心舞台的原因。
圖14 青金石。
圖片來源：Wikicommons。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Lapis_lazuli,_a_complex_mineral_mixture.jpg
註腳
[1] 譯注：「波特蘭海圖」亦可名為「港灣方位圖」。
[2] 譯注：又名「羅盤玫瑰」。
延伸閱讀
法國、英國、西班牙、義大利、葡萄牙和德國的學者有許多關於波特蘭海圖的研究，各國研究見：Hofmann、Richard和Vagnon；Campbell；Pujades i Bataller；Astengo；Cortesão和Alegria等；Winter。雖然北非不是地圖史的分析重點，但Relaño研究了整體非洲的圖繪表現。歐洲和伊斯蘭的製圖系統彼此是相對獨立的，但Vernet研究阿拉伯學術對波特蘭海圖的可能影響。關於海圖以及它們在西班牙帝國擴張中的使用，可參閱Sandman的研究。近來地圖史已從對物件的形式研究轉向分析其中隱含的主觀性，如Liang和Davies的研究。Davies對於巴西巨人和食人族的再現做出了精細的系譜追踪。新世界知識深深受到舊世界的認知與條件所形塑，如Elliott和Grafton的研究所顯示。對於中世紀基督宗教導向的製圖概念，可參閱Harvey之研究。
Astengo, Corradino. “The Renaissance Chart Tradition in the Mediterranea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edited by David Woodward, Vol. 3, Part 1, 174-26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Alegria, Maria Fernanda, Suzanne Daveau, João Carlos Garia, and Francesc Relaño. “Portuguese Cartography in the Renaissance.”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ume 3, part 1. Edited by David Harvey, p. 975-1068.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Campbell, Tony. “Portolan Charts from the Late Thirteenth Century to 1500.” In J. B. 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 eds.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 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Cortesão, Armando. History of Portuguese Cartography. Lisbon: Junta de Investigações do Ultramar, 1969.
Davies, Surekha. Renaissance Ethnography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 New Worlds, Maps and Monst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Elliott, John H. The Old World and the New, 1492-16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Grafton, Anthony. New Worlds, Ancient Texts: The Power of Tradition and the Shock of Discovery.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1992.
Harvey, P. D. A., ed. The Hereford World Map: Medieval World Maps and their Context.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2006.
Hofmann, Catherine, Hélène Richard, and Emmanuelle Vagnon. L’Âge d’or des cartes marines. Quand l’Europe découvrait le monde. Paris: Seuil, 2012.
Liang, Yuen-Gen. “Hidden subjectivities in objective measures: Spanish perceptions of geographic space in North Africa.” Pedralbes 40 (2020): 185-208.
Liang, Yuen-Gen. “Silence, mapping, and European conceptions of northern Africa.” Unpublished manuscript.
Pujades i Bataller, Ramon Josep. Les cartes portolanes. La representació medieval d’una mar solcada. Barcelona: Institut Cartogràfic de Catalunya, 2007.
Relaño, Francesc. The Shaping of Africa: Cosmographic Discourse and Cartographic Science in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Aldershot: Ashgate, 2002.
Sandman, Alison. “Mirroring the World: Sea Charts, Navigation, and Territorial Claims in Sixteenth-Century Spain.” In Merchants and Marvels: Commerce, Science, and Art in Early Modern Europe. Edited by Pamela H. Smith and Paula Findlen, 83-108.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Vernet, Juan. “La cartografía naútica, ¿Tiene un origen hispano-árabe.” Revista del Instituto Egipcio de Estudios Islámicos 1 (1953): 66-91.
Winter, Heinrich. “Catalan Portolan Charts and Their Place in the Total View of Cartographical Development.” Imago Mundi 11 (1954): 1-12.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使用–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
歡迎轉載與引用，但不得為商業目的之使用，亦不得修改本文。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梁元禎撰，曾凱文翻譯，陳慧宏修訂/獨角獸和羅針圖，巨龍和比例尺：從經典的波特蘭海圖解讀新的想像世界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s://kamatiam.org/獨角獸和羅針圖巨龍和比例尺/)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