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華(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前言

 

過去幾年因為一些機緣,我在課程中加入相當分量的技術研究內容,凸顯打造現代醫療體制中技術的關鍵角色,以及科技與社會研究可能的切入點。此外我透過為《技術與社會理論》(Steve Matthewman著,王志弘、高郁婷譯,群學,2023)撰寫導讀的機會,指出個別技術理論間的時空面向。我這樣寫道:「相較於將解釋技術社會當作STS研究的『專利』,我更關心在此之前學者怎樣看待引領風騷的技術,看它們如何帶動社會想像與思考未來。提幾個過往的技術創新:令人不安的火車、神秘神奇的電話、見人所未見的X射線。它們的社會影響用「交引纏繞」(entanglement)之類的術語交代過去並無不可,但在文明進程的大格局裡,這樣的解釋似乎少了點人們對新興事物的好奇、激動與猶豫,那些直指人性,喚起希望的魅力。是這些讓科技得以進入技術社會的多元實作,交錯構成現代世界」。

 

圖1  《技術與社會理論》與The Chinese Typewriter: a History封面

 

這類「跨界」與「跨時空」的教學設計帶出一些有趣的效應。還記得雷祥麟教授在〈劇變中的科技、民主與社會﹕STS [科技與社會研究] 的挑戰〉(2002)一文中,點出人文與理工背景學生對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udies, STS研究)在教學現場的差異反應。十幾年過後,雖然STS研究對許多人已不再陌生,但對一些同學來說醫療與技術是以某種共同理論串接的平行場域,要接受並進入兩者纏繞轉進的社會情境需要一段概念磨合。此外,許多同學期待用STS研究的取徑解讀過去,但受限合適的理論工具或欠缺歷史的脈絡性理解,以致於眼高手低,首鼠兩端,讀不下STS研究的歷史經典,也做不出踏實穩健的個案分析。

在這樣的脈絡下,幾個月前我接到臺灣商務印書館的邀約,知道他們透過選書顧問陳建守教授的引介,正在翻譯史丹福大學墨磊寧(Thomas S. Mullaney)教授的大作《中文打字機:機械書寫時代的漢字輸入進化史》(The Chinese Typewriter: a History,以下稱《中文打字機》),希望我寫一篇導讀。對於我來說,這真是好消息。一方面在疫情期間常追他的臉書與YouTube影片,莞爾他無盡的工作能量與對研究的樂觀,一方面因為教學需要看了他與Christopher Rea合寫的Where Research Begins: Choosing a Research Project That Matters to You (and the Worl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2),深有同感,也推薦給一位無法突破方法障礙的同學(該生於2024年一月順利畢業)。作為那本書的案例演練,《中文打字機》應該可以給研究生不少啟示。

在這些原因之外,作為見證個人電腦的廣泛應用,關心歷史書寫的STS工作者,墨磊寧處理的中文輸入勾起許多個人的學術回憶。雖然我研究當代醫療而非技術,但因為所在學校的關係,這個「不相干」的題目曾伴我度過悠長的田野與博士論文書寫,時時給我許多跨界的研究靈感,也讓我在2007年以〈標準鍵盤:在科技與社會中擺盪的人間尺度〉[1] 獲得國科會第四屆科普獎首獎。此後我從電腦出發,陸續收集一些中文打字機資料,特別是林語堂相關的專利素材,也跟一些東亞技術研究的學者請益,我也是在那時知道原先研究族群分類(這是我的研究課題)的墨磊寧正轉入研究中文打字機的歷史。雖然這些發想最後並未成為正式論文,但感謝歷史學柑仔店的開張,2015年我有機會以〈解開鍵盤的身世密碼(上):QWERTY與大易輸入的社會史〉〈解開鍵盤的身世密碼(下):倉頡與注音輸入的文化史〉兩篇不短的文章,暫時小結這個看似微小又充滿潛力的交界課題。

之後接下國科會所支持《東亞科技與社會國際期刊》(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的主編工作,伸展「學術雷達」成為生活日常,墨磊寧也不時出現。其中讓我驚豔的倒不是他順利升等,得獎,獲得中國史學界的肯定,炒熱打字機這個冷僻課題,而是他以歷史學為基地,透過電腦與資訊時代(information age)等近現代課題與STS研究者的廣泛互動,包括組織研究群、辦全球視野的研討會與博物館合作等,精力十足。

當然,從《中文打字機》書中我們知道墨磊寧早就打算「一魚多吃」,先用中文打字機的發想與推動切入二十世紀長歷史的前半部(即從十九世紀後半開始到二十世紀中葉),再用中文電腦所牽動的冷戰政治、經濟與產業帶出這個長歷史的後半部。這是「翻轉歷史」,巨大長遠的學術挑戰。不只是用單一技術串接大歷史的嘗試在歷史研究中很少見到,[2] 如何為它找出概念基調,產出既非「通史」也非「技術史」或「社會文化史」的效果,甚至足以讓分治不同時期與地域,熟悉不同理論與取徑的學者都能同理與認同,是他宏大的願景。2012年他在技術研究頂級期刊 Technology and Culture發表 ” The Moveable Typewriter: How Chinese Typists Developed Predictive Text during the Height of Maoism”論文(Volume 53, Number 4),是這個研究的起手式,也是這個書寫架構的中腰。從此出發,他往前延伸,追索大部頭《中國之科學與文明》(Science and Civilsation in China)巨著之後,科學與現代中國的論述邊緣,[3] 零散瑣碎的發明,耙梳創造這些輸入技術背後的人與事,他們所處的社會背景,構成這本看似像中國現代史,又有點接近中西文化交流的《中文打字機》的主體。

以下是我為《中文打字機》所寫的導讀,基本上原文轉載,但因應柑仔店格式增添一些註腳與圖片(部分取自Mullaney參與發起的Save the Chinese Typewriter網站以及《中文打字機》,感謝台灣商務印書館惠予引用),以增進讀者的閱讀興趣,請欣賞。

 

從「我手打我口」看技術的東亞現代性─《中文打字機》導讀

 

我們處在一個歡迎新奇事物,也不斷遺忘它們,喜新厭舊的時代。從每年盛大舉辦的生物科技展、醫療科技展、創新技術博覽會到各式各樣的產品發表會,無時不刻的募資企劃與廣告,技術與發明似乎是現代社會求新求變,闊步未來的象徵。與此同時,或許是簡短一則公司聲明,或者是報紙一腳的社會報導,我們見證一些一度引領風騷的技術黯然退場,成為模糊的歷史記憶與註腳。拿新冠肺炎來說,過去三年不斷有打著創新名號的防疫發明鼓舞大家,「國家隊」更轉成政治的動員號召,但如今這些構想有多少變成商品,有多少在市場落地,成為後疫情的日常?

與深奧抽象的科學不同,技術來自人性,與生活緊密相依。研發過程中技術或許需要繁複的專門知識,但牽涉更多的是實務考量:誰出資啟動、專利權的歸屬、產品怎樣開發與量產、公司的行銷網路、維修汰換的規劃,就更不用說個別技術之間的競爭、轉移與嫁接。是這些造就創新發明,開出源源不絕,更多更新,貼近社會需求與文化脈動的產品。

這是技術的迷人之處。《中文打字機:機械書寫時代的漢字輸入進化史》(The  Chinese Typewriter: a History,英文版二○一七年由MIT出版社出版,以下稱《中文打字機》)處理的不是「成功」的技術(例如奈米晶片),也不是挖掘商品的前身或關鍵技術(例如生物科技的PCR技術)。事實上,本書英文標題僅用簡單的「中文」、「打字機」與「歷史」,點出它的特色來自東方社會與西方「奇技淫巧」的扞格與張力,還有作者力抗遺忘洪流,為老技術留下印記的企圖。它呼應技術史學者艾傑頓(David Edgerton)以全球視野跳脫以新代舊的狹隘史觀的呼籲,也立基於《中國之科學與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繁體字版一九七一年起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對非西方技術的開創研究,成就將亞洲納入主流書寫,用現代性(modernity)的反省間接回應「李約瑟難題」(the Needham puzzle)大哉問的原創研究。

 

圖2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與繁體字版封面

 

我們不妨先從在地讀者的角度,想想對中文打字機的印象。老一輩的朋友可能還記得「四大發明」,認為中國人早有發明打字機的潛能,年輕點的可能會提到放在林語堂紀念館,名為「明快」的中文打字機的照片。但要說起活字印刷術與明快打字機之間長達千年的社會技術變遷,就不甚了然。在此意義上《中文打字機》呼應晚近東亞技術史提倡日常生活、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與區域互動的研究趨勢,搜尋填補這段空白的線索。它聚焦十九世紀以降的西風東漸,勾勒文化承載(culture-laden)的「代筆」或「我手打我口」如何在技術上以書寫機器呈現;而這些產品的構想是如何在現代化折衝中迂迴轉進。

當然,反省現代性不是新課題,但《中文打字機》的精彩處在於以不起眼的漢字輸入下手,展示翻轉政治經濟的大論述的可能。本書作者,史丹福大學歷史教授墨磊寧(Thomas S. Mullaney)正是擅長「小題大作」,從瑣細技術演繹出廣褒的文化與社會意涵,跨界的敘事者。

 

圖3 墨磊寧(Thomas S. Mullaney)

 

他出身名校,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主修東亞研究與國際關係,後轉往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歷史,師事中國近代史權威曾小萍(Madeleine Zelin)教授,以共產中國的「民族識別」(ethnic classification)為主題取得博士學位。迥異於學者一頭栽進民族分類的限制或認同政治,墨磊寧追索這個政策後面「統一多民族」的論述,分析看似對人群(population)的中性描述與國家治理性(governmentality)以及社會科學建構的關連。這個取徑不但在論文改寫成《容受國族:現代中國的民族識別》(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ation: Ethnic Classification in Modern China,二○一○年加州大學出版社,以下稱《容受國族》)專書後獲得美國歷史學會亞太分會的首次出書獎(Best First Book on Any Historical Subject),書中貼近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udies, STS研究)的論點也得到科學哲學家 Ian Hacking 與STS研究學者 Geoffrey C. Bowker 的肯定,種下他此後研究中文打字機,或者更精確地說,漢字表述的因由。

乍看之下,《中文打字機》中文版下的副標題「機械書寫時代」,相較簡體版的「一個世紀的漢字突圍史」與日文版的「漢字與技術的近代史」,[4] 給讀者一種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式的況味。但實際上本書緊扣歷史,遊走東西的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與技術創新,敘事謹嚴,故事性十足。作者從二○○八年北京奧運的開幕進場順序開場,為讀者呈現看似不可解,也與字母順序不相容的中文語境,點出本書與其說是打字機的研發史,不如說是直探「打字」動作下,漢字的鋪排理路的知識與文化傳布。

   

圖4 The  Chinese Typewriter: a History 中文、日文與韓文版封面

 

熟悉東亞技術史的讀者讀到這裡,或許想起白馥蘭(Francesca Bray)主張技術知識的圖文傳統,或者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對中國近代科學的詮釋。確實,《中文打字機》在史料解讀上與這些先行者有互通之處,但這裡還要注意它與上一本《容受國族》的論證關係:它們都看到國族主義與秩序,但國族論述不等於知識與技術。民族識別與奧運進場順序固然有其儀式性與特殊性,但《中文打字機》處理的漢字輸入不完全由國家主導,其形成與轉變遠比國族論述來得複雜。

於是,從歷史的物質轉向(material turn)出發,墨磊寧描繪打字機的發想與實作所牽動的科技社會進程,構成《中文打字機》的主體。本書除序論之外共有七章,依序是主宰英文打字機的雷明頓公司(E. Remington and Sons)的進軍亞洲(第一章)、印刷排字盤的配置嘗試與電報碼(第二章),到早期的中文打字機(第三章)與市場化的國產打字機與銷售(第四章)以至日製中文打字機與文化統合(第五章),到林語堂明快打字機(第六章)與共產中國的中文打字活動(第七章)。敘事上本書雖然不脫文明互動交疊,或者說類似李約瑟所謂發明的「滴定」(titration)框架,但箇中的行動者除了國家以外還有市場、專利與企業,和國族主義若即若離。從社會面看,打字機是工業產品,需要開發者、生產者,更需要消費者與使用者。從文化面看,打字機承載漢字的書寫傳統,牽涉語詞的認識與使用。這樣說,《中文打字機》是技術演化的「人因」故事,同時也是聚焦技術,別出心裁的中國近代史。

作為科技與社會研究者,關注書寫機器的東亞發展,以下我順著《中文打字機》的敘述,分享閱讀的所見所得。首先,本書大致依照時序,但各章間並無直接因果關係,涵蓋時間也多有重疊。事實上,與李約瑟不同,墨磊寧不執著於「誰先發明什麼」,而是將「打字」的問題意識歸納成三種拆解中文的理路—─常用字(common usage)、拼合主義(combinatorialism)和代碼(surrogacy)。這個設定不但讓《中文打字機》不用處理真正的書寫機器,也就是啟蒙時期以降的書法或作畫機器人(automata)的故事,直接從十九世紀中期開始。它也不用討論「寫」(write)這個動作,而是聚焦在「打」(type)的過程與活字技術,用它們串連之後出現的各種中文打字機的構想。

 

圖5 重建Jaquet Droz(1721-90)的寫字機器人。
圖片取自https://reurl.cc/E4gvWg

 

這三個理路也各有所本。常用字在康熙的《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中已有說明,往後在報紙排版時也為排字工人沿襲。代碼看似神祕,甚至讓中文在進入全球電報領域時無法成為「明文」(plaintext),接收者必須依據傳來的數字(例如7193是「電」字)翻找電碼本才能解讀。但「叫號取字」其來有自,來源可追溯到《農書》的造活字印書法。拼合主義乍看與部首很像,所謂「有邊看邊,沒邊找中間」,但部首的功用不僅於此。它是漢字世界的接引,綱舉目張的根本架構。因此,不管是第二章介紹的 Jean-Pierre Guillaume Pauthier、勒格朗(Marcellin Legrand)、貝爾豪斯(Auguste Beyerhaus)與德勞圖爾(Pierre Henri Stanislas d’Escayrac de Lauture),或者第三章的祁暄,這些發明家的「分合活字」構想雖然有趣,但都翻不動部首。

 

圖6 《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1776)的排版場景與《明碼電報新編》(1916)封面。
取自https://reurl.cc/54DNV7

 

進一步說,雖然就字義來說部首類似「字根」(radical),與拼合主義看似互通,但對中國人而言部首是漢字的主流教育方式,不只可用來學寫字也可記單字,查字典,沒必要新學一套。這點在祁暄與周厚坤(商務印書館最早接觸的打字機發明者)的爭論中看得很清楚。周厚坤堅持祁暄以部首創造分合活字會造出太多按鍵,並不實用,祁暄則回擊周厚坤,斷定他「不是缺乏足夠的機械知識,就是對『部首系統』的研究沒有好好理解」(頁186)。漢字確實不好學,民國時期也不乏廢漢字的啟蒙呼籲,但它依然不動如山;使用者寧可用字典與代碼克服知識落差與技術需求,也不想順著外國發明的邏輯解構漢字,混淆認字原則。

其次,或許由於中文打字機「打」的不易,推廣上它要仰賴「打手」,也就是處理文書的代筆者,而打字機也就在人工抄寫與印刷複製之間開出活路。在第四章介紹,由商務印書館製造銷售的舒震東打字機是這樣的例子。商務印書館顧名思義以印刷起家,負責人張元濟是愛國實業家,推動中文打字機順情合理。但在「重視國文」的民族論述外,舒震東打字機也凸顯打字機的產業網路。打字機的買家大多是機關或企業,而為了讓機器運作順暢,需要訓練有素的打字員。於是,跟英文打字機的狀況相同,中文打字學校應運而生,其中不乏來自打字機用戶的經營者,建構作者所言「由教學、創業和技術中心和經營活動組成的交叉網絡,將中文打字機和中文打字員持續推廣至全國各地的公司、學校和政府部門」(頁201)。

 

圖7 1926年費城世界博覽會展出的商務印書館中文打字機與《圖畫時報》打字機廣告(1928),取自Save the Chinese Typewriter網站。

 

更有趣的是作者對這個網路的性別觀察。雖然中文打字機的使用情境與英文打字機不同,打字員如排字工一樣有不少男性參與,但媒體上還是以女性呈現這個工作,也不知有意還是無意,廣告裡的打字機看似特別輕便靈巧,背景清爽典雅,無辦公室的侷促印象。誠如作者所言,打字機的性別網路十分複雜,但我們知道這並非中文打字機的專利,也不全是性別偏見,而是讓產品使用無礙的宣傳設定。如果對比打字機發明者與產品的合影,或者萬國博覽會廣告裡操作打字機的那雙手,會發現技術的創新意象依然藉由男性呈現,更不用說第七章描述的「中國第一位模範打字員」張繼英,宣傳海報裡為國效力的檢字員等,也都是陽剛的男性勞工形象。

 

圖8 1950年代的宣傳海報(取自Save the Chinese Typewriter網站)與口述機(Dictaphone,取自維基百科)

 

至於打字機是否能改變職場的「我手打我口」文化,讓祕書或者是文書作業更有效率,甚至扭轉性別分工,倒不用太糾結。打字機固然是啟蒙大眾的利器,但畢竟也是富裕階級的書寫方式。如同技術史家考文(Ruth Cowen)指出的,家用電器未能讓家務更加輕鬆,也未如預期分攤女性工作,這個解釋也可以應用在打字機上。打字機創造出打字員(typist)這個職位,但祕書依舊是祕書,它改變只是老闆與文件之間的人因介面。早在十九世紀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就發明「口述機」(Dictaphone),聲稱可以留話給祕書聽打。隨著機構性書寫的需求增加,打字員只會愈來愈多。這裡面有國家的意志展現,如共產中國大量進用打字員的「第二次白話文運動」。但即便是專業場合,比方說法庭辯論與醫院檢查,也不少見到打字員的聽打身影。

再來是第三個觀察,現代化的殖民脈絡。這是東亞科技發展的重要課題,但這裡且不涉入學理,而是分享墨磊寧在這個面向的治史技法。比方說,雖然主題是中文打字機,但第一章卻是雷明頓公司打敗群雄,贏得暹羅文打字機市場的經緯。當然,「非英文字母」的技術障礙是重點,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打字機的研發與暹羅王室主導的現代化相互關聯,而與此同時的是西方列強的虎視眈眈,從暹羅文的羅馬拼音(Romanization)標準化可見端倪。此外,雖然中國並無遭受殖民,但第五章墨磊寧藉由日本打字機公司(Nippon Typewriter Company)的攻城掠地,以及其推出號稱「萬能」,可以處理日、滿、華、蒙文的打字機,來映射出大東亞共榮的願景。這裡作者對日文打字機早期歷史著墨不多,且有所取捨。他淡化日文兼具字母與漢字的文字特性,強調假名打字機「脫亞入歐」的意涵,並將漢文打字機的開發連到「常用日語漢字」的語言改革。在這樣的處理下,雖然漢字與假名打字機在輸入原理上截然不同,但現代化理路卻一以貫之,也與之後日本的亞洲侵略亦步亦趨。

與日本相同,莫磊寧對中方的處理也很細心。他爬梳企圖與日製中文打字機抗衡的山寨品,或者是與日本合作,可以處理中日文的雙語打字機,甚至是承襲戰前技術,在新政權下自稱獨立自主的國產貨,如「雙鴿牌打字機」(本書英文版與中文版的封面圖像)等。對應滿足帝國野望,象徵多於實用,「同床異夢」的多語文打字機,《中文打字機》精彩地點出殖民與現代性千絲萬縷的複雜關係。它雖未及處理殖民技術的戰後延續與斷裂,但如果讀者可以透過相關案例,比方說金兌豪(Tae-Ho Kim)韓文打字機的歷史研究,當可一窺中日文之外東亞現代化的多元路徑。

最後是《中文打字機》一書的高潮—第六章的林語堂與明快打字機。林語堂對臺灣讀者來說不陌生,其發明也以軼聞掌故的方式流傳,這裡不多贅述。墨磊寧在這個故事中的巧思與其說是挖出更多資料,不如說是將此發明當作中文打字機的書寫完結。與一般文史著作不同,《中文打字機》的史料有大部分來自專利文件,從謝衛樓(Devello Sheffield)到周厚坤、祁暄都是如此,明快打字機也不例外。作為創意的書面說明,專利展現新意,但卻是紙上談兵,離落實有漫長距離。於是墨磊寧拉出時間向度,將明快打字機放回檢字法與字盤配置的專利脈絡,成為眾多創意夢想的總結。這裡固然有解放部首的概念突破,但更重要的是在找字與打字之間的「人機互動」(human-machine interactions)。作者指出林語堂改造字盤,設計找字流程,讓機械滲入原先要由人來處理的打字動作,才是明快打字機的創新關鍵。

 

圖9 林語堂與其女兒林太乙示範明快打字機使用與專利圖

 

這裡出現一個技術研究的課題:人機互動讓機器操作更容易,還是更困難?先擱下書中提及的克拉克(Adele Clarke)、[5] 藤村(Joan Fujimura)和蘇奇曼(Lucy Suchman)等人的STS經典研究,讓我們這樣想:明快打字機雖然宣稱要做「人人可用的華文打字機」,但它的找字方式並不直觀,也不容易。使用者需要作好幾個步驟才能在選字框看到想打的字,出一點錯就必須重來。因此,雖然明快打字機的外形貼近主流,也不像注音符號打字機的輸出那樣「幼稚」,但最後還是以慘賠告終。對此,《中文打字機》給了戰爭惡化與財務問題的解答,但對照第七章描述國家介入,以人力突破打字技術障礙的經過,明快打字機的市場盲點昭然若揭:它是宣稱親民,實以菁英為對象的發明。他訴求的使用者不見得需要親手打字,而他們的文化資本也不全是對新事物的肯認,而是對傳統的熟悉。

相較明快打字機,共產中國固守老技術的立場印證適當技術(appropriate technology)有時就是最佳技術。[6] 但要能體會現況,接受「不夠好」的技術,還是得靠國族主義。對此,作者描述打字需求的大量湧現,所謂的「打字機的新黃金時代」,反映的不但是政府拉低門檻,提昇技術可近性的魄力,同時它也承先啟後,一面為先前《容受國族》的國族論述增添「預測性文本」(predictive text)的微妙註腳,一面幫本書續集《中文電腦:一個資訊年代的全球史》(The Chinese Computer: A Global History of the Information Age,二○二四年由MIT出版社出版,以下稱《中文電腦》)預留伏筆。根據簡介,《中文電腦》將跨入戰後「近當代史」(history of the recent past)的範疇,主軸則與《中文打字機》一脈相承,聚焦在書寫技術(具體而言是各種「以偏概全」的輸入樣態,作者稱為 hypographic writing),以中文電腦為經,冷戰局勢與改革開放為緯,串起全球化下的產業、政治與文化認同的變遷。

當然,這個「漢字輸入進化史」留有不少想像空間。其中一個或許是「我口說我手」,也就是音聲輸入(speech input)的課題。墨磊寧在《中文打字機》序論言中以安德森(Leroy Anderson)的名曲《打字機》(The Typewriter)為引,提醒讀者「問題不在於中文打字機能說什麼?而是它說話時,我們能否聽見它?」(頁63)但全書看下來,中文打字機的「發聲」僅止於譬喻,象徵突破打字機的主流論述。事實上,中文的音聲與書寫同樣獨特,聽中文與打中文一樣不容易。在《中文打字機》的最後作者重提以電子音樂類比漢字輸入,而《中文電腦》也訴求「文化與電腦的相互型塑」,但這個進化史是否最終謹守輸入,還是會涵蓋AI語音辨識以至於 Siri 或目前很夯的ChatGPT,考驗作者的敘事手法與翻轉力道。

 

圖10 The Chinese Computer: A Global History of the Information Age封面

 

再回來看《中文打字機》。學界怎樣看這個既有政治經濟,文化衝突,但又細描技術與市場邏輯,另類的民國史?說個個人經驗。猶記十幾年前某資深學者關懷我的研究興趣,我回覆日常生活科技,例如中文鍵盤,也提到林語堂與明快打字機。他聽完後不置可否,似乎認為提問瑣碎,不成格局。確實,如果沒有跨領域的觀點,綿密的史料與檔案功夫,這類技術故事的確不成篇章。但畢竟墨磊寧十年磨一劍,讓《中文打字機》成為近五百頁的皇皇巨著,這本書也盼到非西方社會與技術史研究的崛起,陸續網羅費正清獎(John K. Fairbank Prize)及列文森獎(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兩大獎項,[7] 實至名歸。

但撇開學界的一致叫好,我認為《中文打字機》最有意義的是它觸及的多元讀者,包括設計者、藝術家,還有熱衷發明、鑽研珍奇小物的收藏家等。這些人的評論大多不脫非西方文化、打字機、或者現代性論述的感嘆,但這本大部頭的學術專書能引出「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的熱烈迴響,確實不簡單。筆者過去以非西方鍵盤為主題的文章獲得國科會的第四屆科普獎,在得獎感言中提倡有科技內涵與社會溫度,有別於科學普及的「STS普」,《中文打字機》便是這類書寫的典範之作。事實上墨磊寧所做的遠超於此。他以骨董打字機為文物史料,參與 A Revolutionary Exhibition—How I.T. Changed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hinese changed I.T. right back 的策展(展覽資訊見 https://www.radicalmachines.org/),更「動手動腳做歷史」(hands on history),從組裝打字機中探索技術細節。他是歷史學家,更是STS研究的行動者,不論是《中文打字機》或者是公眾參與,在在落實「創造與實踐」(making and doing)的核心價值。

 

圖11 Mullaney展示中日文打字機的使用(取自Save the Chinese Typewriter網站)與Your Computer Is on Fire 封面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墨磊寧提攜後進,擴大人文研究影響力的努力。他是「博士論文評論」(Dissertation Reviews)網站的創始主編,至今刊登數百篇論文介紹。他在史丹福大學成立「亞洲數位人文」(Digital Humanities Asia,https://dhasia.org/)平台,積極鼓勵跨界對話。撰寫《中文電腦》時他還出版兩本研究方法與人文書寫的專書《研究開步走》(Where Research Begins: Choosing a Research Project That Matters to You (and the World),與雷秦風[Christopher Rea]合著)與《電腦有事》(Your Computer Is on Fire,擔任領銜編輯),更不用說疫情期間在 YouTube 開設的學術分享頻道,精力旺盛,無所不談。

或許由小見大,熱情分享,正是墨磊寧同理《中文打字機》裡介紹的這些打字機發明家的方式,也是本書擄獲廣大讀者的祕密。STS研究者拉圖(Bruno Latour)有「給我一個實驗室,我將舉起全世界」的經典研究,墨磊寧的中文打字機與電腦史似乎也開出類似的宏大願景──從鍵盤出發,他想透過這些技術,翻轉對東亞現代性的理解。這不僅是題目的翻新,也是知識版圖的刷新,他身體力行。

導讀到此,就讓我們盡快進入墨磊寧打造的機械書寫世界,領略這個跨界說書人的功力吧。

 

後記

 

感謝台灣商務印書館,特別是陳建守教授的慧眼與編輯團隊的優質翻譯,讓《中文打字機》得以在台突圍問世。也承蒙行銷團隊的慷慨,讓這篇導讀可以在此轉載,與我之前的相關主題文章放在一起,讓讀者更加方便,以屬於歷史柑仔店的方式來定位本書。

另外也借這個地方做點補充。這篇導讀付梓後得知Tom Mullaney 的Where Research Begins繁體字版《研究的起點》(許暉林譯,麥田,2023)問世,展現Mullaney對學術書寫的熱情。如前言所說,讀者可以將這本書與案例研究的《中文打字機》相互參照,當有一番體會。此外,他的下一本書《中文電腦》已由台灣商務出版社承接繁體中文版,我也有幸一睹為快該書英文書稿。相信該書出版後與《中文打字機》合在一起讀,會更理解Mullaney融合技術研究與歷史學的獨特取徑。

《中文打字機》出版後陸續收到學友的指教。其中特別感謝專攻視障讀寫的邱大昕教授,在2023年陽明交大圖書館周的啟發演講。我的同事,陽明交大出版社的程惠芳主編提點我中文語音符號輸入的歷史,與《中文打字機》的字型輸入歷程相互呼應,也收穫不少。歷史不會「蓋棺論定」,總是與當代思潮相伴而行。作為科技與社會研究學者,這些往來過去與現在的發想與反思會在後續《中文打字機》的宣傳活動中稍加觸及,也希望以這篇小文解鎖「內外史」的取徑難題,讓這些思考種子能在跨領域的沃土中繼續成長,帶領新一代研究者孕育更多創新的歷史論述。

 

 


註腳

[1] 此文後來刊登在《科學月刊》(第39卷第一期,頁32-37),同時收錄當年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馬哲儒教授的閱讀心得。

[2] 比方說,亞洲研究學會的漢學大獎列文森學術專書獎(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便是以1900年為界,分為「1900年之前」與「1900年之後」兩個獎項分別敘獎。

[3] 這裡無法交待中國科學與技術在史學方法的大問題。簡單說,以李約瑟主導的《中國之科學與文明》計畫以「前現代科技」為範圍,想推導出中國為何無法出現代科學的解釋,也就是所謂的「李約瑟難題」(the Needham puzzle)。另一方面,東亞現代科技的學者(如Francesca Bray或Benjamin A. Elman)也嘗試從社會與文化因素,甚至於科學的知識建構,重新理解這些非西方科技。它們並不是浮面的「歷史的偉大發明」,也並未如李約瑟所想的就此消失,而是在更曲折的現代化情境中繼續演進。

[4] 韓文版刻意使用漢字的「漢字無罪」(出現在原書的序言)作為該書主標題。

[5] Adele Clarke教授為女性主義、STS研究與社會學的跨界學者,長期關注性別與科技,也是當代醫療社會學的開創者之一,曾獲2013年科學的社會研究國際學會(Society fo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的Bernal 終身成就獎,2015年美國社會學會 Reeder Award for Distinguished Contributions to Medical Sociology。自2007年首次訪台後,Clarke教授與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社群互動密切,提攜後進不遺餘力,也以資深編輯委員身分,對立基本土,創造東亞品牌的《東亞科技與社會國際期刊》多所建言指導。Clarke教授因宿疾於2024年1月19日辭世,哲人其萎,也藉此註腳表達對她的致敬與惋惜。

[6] 比方說,打字機具有的複印功能(打一次可以產生多至十幾份內容相當的複本),便很適合組織龐大,但聯絡不易的早期共產中國。

[7] 本書獲得2018年美國歷史學會頒發的最佳東亞專書獎(費正清獎),也獲得2019年亞洲研究學會中國研究專書獎(列文森獎)「20世紀之後」(post-1900)獎項下的特別榮譽獎(honorable mention)。


延伸閱讀:墨磊寧與《中文打字機》的相關影音連結

Tom Mullaney 演講 The Chinese Typewriter: A History專書: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SEoHLnIXYk

Tom Mullaney 演講中文輸入歷史A Chinese Typewriter in Silicon Valley: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dT-oFxc-C0

Tom Mullaney 示範組裝雙鴿牌打字機: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1turPRlCj0

郭文華介紹《中文打字機》: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_KOsRdB4h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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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華/用技術與發明重探歷史與社會:導讀《中文打字機》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s://kamatiam.org/用技術與發明重探歷史與社會導讀中文打字機/)


最後修改日期: 2024-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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