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川安（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圖1 圓頂金面青銅人頭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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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攻讀碩士的時候，開始對於三星堆文明有興趣。大家都知道1986年在中國四川省的廣漢縣，兩個商代大型祭祀坑的發現，其中上千件的珍寶出土，震驚了世界！當時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考古發現，還有一些媒體認為三星堆文明可能是和外星人有關。三星堆的考古發現讓考古學者、歷史學者和一般大眾驚訝，而且困惑。
以現在累積的研究來說，古代四川文明應該是東亞大陸上另外一個文明的起源。然而，我們需要更多的材料來加以證實。三星堆文化之後的成都平原，經歷了一場社會的變化，後來遷移到了成都，目前所發現的金沙遺址可能為其文化的中心。考古學家於上世紀八○年代以來對於古代四川物質文化的認識，在目前的認知裡，已經可以在考古學文化當中確認從新石器時代至西漢初期成都平原的文化特色。不僅只有幾個點，還可以將它連綴起來成為一條具有自身文化特徵的線。
古代四川的文明如何消失，何去何從？
在台灣大學歷史所碩士班研究的時候，一直找不到適合的理論思考古代四川文化消亡的原因。2009年到加拿大麥基爾大學攻讀博士的時候，我修習了考古學理論的課，還有羅馬考古的課，接觸到了古代帝國與殖民主義的關係。過去的研究往往視羅馬帝國為良性的權力，然而，羅馬帝國與其他古代或是近代的帝國都具有相同的特質，他們都是統治廣大領土與經濟剝削的體制。在最近的研究之中，認為以往的研究過分強調帝國統治的光明面，只說明羅馬的統治所帶來的利益與好處，而缺少討論帝國的黑暗面、剝削與暴力。
羅馬帝國無疑是世界歷史上最成功、持續且龐大的政治、軍事和文化結構之一。然而，關於羅馬帝國與帝國主義的定義也具爭論性，羅馬帝國尚未擴張之前，羅馬只是一個城市。公元前一世紀左右，義大利半島上充滿了城邦(city-state)，隨著之後辛苦的擴張，羅馬軍隊橫掃義大利半島，擴張至整個地中海世界。凱伊(Simon Keay)和特雷納多就指出羅馬至少指涉兩個不同的意涵：其一，從義大利半島上所形成的城邦本身；其二，由羅馬城而形塑的整個帝國文化。在第二個意義上，羅馬如同當代帝國主義當中的大都會(metropolis，來自於希臘文，意指殖民地的母城)，不僅是古代的城市而已，而是整個帝國系統的中樞。
隨著羅馬帝國的擴張，將帝國的文化帶到周邊，過去的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傾向用「羅馬化」的概念思考帝國文化的傳播。
羅馬化
「羅馬化」是由英國史家哈維斐德(Francis J. Haverfield)所發展出的概念，將羅馬帝國與大英帝國類比。羅馬人與英國人一樣，將「高級」和「進步」的文化帶給被征服的族群，被征服者因為接受羅馬的教化而獲得了文明。
古典學界「羅馬化」具有典範性的地位，堪稱在中國史學界的「漢化」概念。惟在90年代以後遭到學者的質疑。舉例而言，佛萊曼(Philip Freeman)認為整體且一致性的「羅馬化」概念(coherent ‘Roman’ cultural package)是哈維斐德的發明，並被現代的學者一再沿用。 然而，究竟什麼樣的文化與概念構成「羅馬化」的要件似乎還沒有得到足夠的注意。羅馬的物質文化、組織、思想和生活方式被理解為從羅馬中心進口到邊緣地區。傳播的過程之中，羅馬帝國各地區的差異相當大，即使在義大利半島，也可以發現高度的文化差異性，何況是高盧、不列顛、日耳曼和北非等邊緣地區。質疑「羅馬化」的學者們認為儘管概念有問題，對於考古學者與古代史家依然是有效的工具，予以變通和彈性化，並且建立其它有效的分析架構，以細緻化與具體化論述的對象和地方的變化性(local variability)。
1997年由「羅馬研究贊助協會」(The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Roman Studies)資助下出版《羅馬帝國主義的對話：權力、論述與差異經驗》(Dialogues in Roman Imperialism: Power, Discourse, and Discrepant Experience)，出席者不約而同的都對於「羅馬化」的概念提出檢討，認為必須更加細緻的觀察羅馬帝國轄下不同省分的差異，賦予地方族群足夠的主動性。如同韋伯斯特(Jane Webster)所言，「羅馬化」概念本身最大的問題在於暗示一個文化單線的轉化，然而，文化的轉變通常不只是單向、或是雙向，更是多面向的。
過去二十年中，研究羅馬帝國主義的學者在後殖民思潮的影響下，根據特倫納多(Nicola Terrenato)的分類，反應主要可以分為「實在論者」(substantivist)和「形式論者」(formalist)兩種：前者認為古代地中海世界的殖民接觸和現代世界基本上是相同的過程，其理論的靈感源於薩依德(Edward Said)或是霍米‧巴巴(Homi Bhabha)，雖然有時被批評為非歷史性(ahistorical)，但其想法的確為古典學界提供一些新的靈感與貢獻；另一方面，其他的學者則對後殖民的想法抱持謹慎的態度，將其視為知識論(epistemology)上的反思工具，抱持此態度的學者認為前現代的帝國與現代帝國在結構上的差異不可忽略，但後殖民的思潮可以反思古典時代的差異。
至於「殖民主義」(colonialism)和「殖民化」(colonization)在古代地中海世界則擁有長遠的歷史。在後殖民思潮的影響之下，近來部分學者對於「比較殖民主義」(comparative colonialism)，即探討當代殖民主義與古代殖民主義之間的差別感到興趣。殖民主義可以簡單定義為一個族群對於另一個族群的統治，統治權透過遠距離加以控制，經常以移民聚落的設置控制當地人群。希臘和羅馬的歷史當中，殖民地的設置相當常見。在比較殖民主義的研究者之中，高斯登(Chris Gosden)所建立的理論架構最為清晰，所涵蓋的歷史長度與地理跨度最為深廣。高斯登區分三種殖民主義的模型：其一為「在相同文化環境中的殖民主義」(colonialism within a shared cultural milieu)，指的是同樣文化價值體系中的殖民情境，高斯登認為美索不達米亞、希臘、早期中國和印加都屬於此種類型；其二為「中間地殖民主義」(middle-ground colonialism)，指的是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文化相互適應，被殖民者可能保持原有的文化，也可能創造出一種新的混合文化，其與原來兩者所擁有的文化已經不同，以羅馬帝國、美洲早期的殖民接觸和非洲為例；其三為「無主土地」(Terra Nullius)，高斯登認為此為現代殖民主義的特點之一，使用暴力的方式將原住民族逐出其土地，對於原住民族群的文化影響最大，舉例來說：南美洲、澳洲和紐西蘭。高斯登認為三種模型之間並非固定不變，在殖民情境之中可能會同時或是合併幾種出現。羅馬的長期統治過程，在高斯登的分類中以「中間地殖民理論」最符合羅馬帝國的狀況，轄下的不同省份與帝國文化接觸之後，原有的地方認同與文化沒有消失，而是創造出與羅馬文化的混合文化。
古典學界受到後殖民思潮影響的有部分是考古學家，主要的原因在於考古學家們所處理的物質材料，使他們得以關注到沒有留下文字記錄的人群。古典考古學家之中，又以研究羅馬帝國邊緣的考古學家受到後殖民思潮的影響最深。成一家之言的有馬汀立(David J. Mattingly)、威爾斯(Peter S. Wells)、吳爾夫(Greg Woolf)和阿爾科克(Susan E. Alcock)等。馬汀立從事羅馬北非與不列顛的研究、威爾斯研究羅馬日耳曼地區、吳爾夫在羅馬高盧、阿爾科克則在羅馬統治下的希臘。邊緣即是相對主流而言，下層的人民、女性的角度或是地理上相對偏遠之處都可稱之為邊緣。不管是現代或是古代的殖民主義，來自邊緣的聲音往往都被忽視，忽視的結果造成歷史記憶的喪失，羅馬帝國邊緣的研究嘗試透過歷史與物質的記錄使得被忽視與忘記的記憶恢復。
由於古代社會掌控文字能力和留下紀錄可供「底層人民研究」的資料不多。在羅馬社會中，除了猶太人以其強烈的認同，尚留下一些文字記錄外，羅馬帝國轄下的大部分被殖民者缺少文字記錄。然而，馬汀立認為如果將沒有歷史的人等同於沒有留下文字記錄的人，未免過於簡化。他認為視野與觀點將決定使用材料的廣度，如果著眼於邊緣與底層的人群，不只是流傳下來的歷史文獻，發掘出來的簡牘、碑銘、石雕和物質文化都可以成為資料以理解羅馬帝國之下不同地區與族群的文化。
透過文字及其以外的材料，可以使得帝國邊緣的認同彰顯。只有強調不同地方、文化與族群的認同，理解羅馬帝國之下文化的多樣性，才能打破以往「羅馬化」的窠臼，故馬汀立提出「差異經驗」(discrepant experiences) ，源於當代殖民主義。
沒有歷史的人
透過理論的思考，我開始思考古代四川文明消滅的原因，可否運用殖民的概念呢？秦國征服了四川之後，取得了四川盆地的控制權，一開始採用間接統治的方式，蜀的舊有勢力繼續維持，並享有名義上的統治權。然而，商鞅變法後的秦國脫胎為中央集權的領土國家，一國兩制促使地方與中央的關係始終處於緊張，其舊有勢力在半個世紀後被取消，秦打算徹底的加以改造成都平原。
秦國在任命李冰之後展現了不同的統治方式，發展出了一種「殖民」的方法，後來大大改變了戰國的歷史，讓一統天下成為可能。如果我們考察「殖民」的用語，杜正勝院士在《周代城邦》當中有細緻的分析，他認為周行封建，即是「武裝殖民」運動，而其基礎則在氏族宗法。「周人以強悍武力作後盾，在新征服區建立殖民地，是謂封建，故曰武裝殖民。」
我對殖民的定義是一個族群對另一個族群的統治，透過遠距離加以控制，經常以移民聚落的設置控制當地人群。殖民有時伴隨著殖民地的建立，在其他領土建立聚落（settlement），以少數的人群統治和控制殖民地大多數的人口。
秦國實行的殖民政策，我認為包含：築城、移民和經濟上的剝削，建立經濟及政治霸權，凌駕於四川盆地的族群之上。古代四川作為秦的「殖民地」，在統治的過程中，有一連串的「殖民政策」。第一步即是築城，用首都咸陽的範本在成都建造一個「小咸陽」，複製秦在關中的地景。對於城市和經濟的管理制度，從林礦資源的管制、貨幣的發行、農具、銅兵器、磚瓦、乃至一部分日用陶器都由官府作坊生產，分工相當細密。
秦國利用四川的經濟價值，並且取得金礦，成為六國之中最大的經濟體系。都江堰的建造更讓四川盆地的米糧物資大增，成為後來發動統一戰爭中最重要的後援。秦國由於殖民了四川，徹底改造當地的政治和經濟體系，讓自己獲益，改變了七雄之間僵持不下的態勢，成為獨強，因此我認為古代四川是「統一天下的關鍵」。除此之外，秦透過國家主導的移民計畫，遷徙秦還有各國控制政治和經濟實力的有力人士，消除其在原居地的勢力，也使得秦帝國的形成較為順利。
「沒有歷史的人」本來是艾瑞克．沃爾夫（Eric Wolf）在《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當中給了我們重要的啟示，歐洲向外擴張和殖民的過程中，向「沒有歷史的人」—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的原住民擴張。沃爾夫在處理近代世界全球化與資本主義的議題，認為本來多樣化的人類文化逐漸被整合成整體。因為歐洲人「發現」他們，讓他們進入歷史。沃爾夫提示我們歐洲並不是歷史創造的中心，而是在與「沒有歷史的人」互動所創造出來的過程。
秦與漢帝國對於周邊文化、族群和國家的征服、擴張、統治和殖民，在世界史上有特殊也有普遍性的一面。特殊性就是秦漢帝國有本身的歷史傳承和文化，從戰國中期以來所發展的法家思想，運用在實際的政治改革上，讓國家機器的運作更加順遂。普遍性就是他們都造成了「沒有歷史的人」。帝國擴張與征服的過程中，伴隨著大量「沒有歷史的人」。並不是這些人本來沒有歷史，而是歷史書寫、詮釋和流傳的權利，被征服與殖民的族群所掌握。
至於被統治後的人群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呢？他們是順服的接受？想要被「漢化」嗎？對於居住在古代四川的人，秦與西漢政權都是外來統治者，他們如何面對呢？傅葆石（Poshek FU）提出一個「灰色地帶」的概念，就是在殖民處境之下人的掙扎、妥協與曖昧的複雜性。《灰色上海》將殖民地上海分成三種相互糾結的狀態，分別是：隱退（Passivity）、反抗（Resistance）和合作（Collaboration）。雖然殖民地四川不是一九三○年代的上海，但是，我思考的是一種面對外來統治者的處境。在古代的四川，面對帝國的權力，他們還有什麼方式，展現自己的能動性（agency）呢？
被殖民的人群並不是消極的面對殖民政府、不是「消極的野蠻人」。抵抗、消極與合作可以說是殖民地四川的居民面對外來統治者的態度，這三種態度可以作為分析的概念，以說明殖民地四川的行動者面對殖民者的反應。隨著殖民政策的改變，四川人民動態性的尋找最符合他們利益的態度。當秦實行間接統治的時候，讓四川原有的統治階級仍有部分的權力，他們覺得有機會奪回他們被占領的土地，所以不斷地反抗秦的統治。
當秦帝國崩潰，四川人民與一個較為溫和的統治者—劉邦合作；在西漢帝國的統治下，當帝國對殖民地的統治政策太過苛刻時，四川的人民也會集體抗暴。從目前的史料看來，四川在地的知識分子消極地不參與殖民政權。他們有能力可以入仕，而且在多次受人請託的情況下，仍然拒絕成為統治階層的一員。西漢時期，四川當地知識分子在帝國中央任職的以司馬相如為代表，如果說抵抗、消極與合作是一條光譜，司馬相如選擇與中央合作，作為中間人，依違在殖民帝國的中心與四川之間，調和中央與四川的衝突。
如果我們思考古代四川文化的消逝，或者中國周邊族群進入中華文化的歷史，一般會用「華夏化」，或是「漢化」。然而，這就跟前面所說的「羅馬化」的問題相同，看不到被統治族群的積極性。如果我們不再以征服者的角色觀察古代四川，就不需要討論「漢化」的問題與內容，而是觀察秦與西漢政權下，四川的人如何與中心互動的動態（dynamic）過程。古代四川的人群與帝國中心的互動方式在符合自身最大的利益的基礎下，選擇自己的方式。
歷史的普遍性
透過殖民的視野思考中國古代史，除了想要闡述古代帝國的政治控制和經濟剝削外。同時賦予「沒有歷史的人」主體性，了解他們如何展現自身的積極性。秦漢帝國有光輝燦爛的文明，同時也有強制、黑暗和剝削的一面。但被統治者不是被動的，他們會找到方式與統治者溝通與互動。
秦、漢帝國的中心所傳播出來的並非同質性力量，不是每個地方都「……化」了，它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面對不同的被統治者與被殖民者時，會改變、妥協並且與地方的族群合作。帝國轄下的不同省份，文化的歧異性相當的高，也沒有一致性的認同，每個地方的文化與中央的文化都形成獨特的混合體。
如同薩依德所提示的，歷史不應該極端的成為兩種聲音—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應該尋求不同層次和向度的聲音。來自古代帝國邊緣的聲音也可能被觀察、詮釋和理解。
圖2 Ⅰ號大型青銅神樹。
圖片來源：wikipedia
後記：
今年我出版了《秦漢帝國與沒有歷史的人：殖民統治下的古代四川》，由我的博士論文為基礎改寫而成。本來的論文是英文，為了符合中文的讀者，做了不少的修改。
記得當初在2010年的時候，我跟博士論文的指導老師葉山(Robin D.S. Yates) 教授說打算用「殖民主義」的想法研究古代四川與早期中華帝國之間的關係。葉山老師表示贊成，但他說這是一個「異端」(heretic)的想法，在中國史研究當中可能會受到質疑，但仍支持我走下去。
當我開始思考古代帝國的殖民過程時，發現到古代四川與早期中華帝國的例子並非特例，可以説是人類歷史上最常見的一個歷史過程（Historical process）或現象。然而，在中國歷史研究中，還沒有研究者透過系統且理論性的思考加以闡述。透過豐富詳實的文獻和考古資料來揭示這個過程中複雜的動態機制（Dynamics），從而提供一個典型的研究範例，或許在世界史的研究也是有很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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