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雅惠（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這兩年日本新舊天皇交接，一些典禮儀式成為鎂光燈焦點。去年春天，新任天皇在皇居內的水田首次親自插秧；今年春天，皇后則首次給桑養蠶。到了秋天，天皇親耕的新穀收成，會在「新嘗祭」中祭享神靈；皇后親桑所得的蠶絲，則是提供給皇家寶物館——奈良正倉院——作為古絹修復之用。
圖1 2020春日本宮內廳關於天皇插秧的報導
圖片來源：https://www.kunaicho.go.jp/activity/activity/02/activity02.html#H2-04
禮儀是一個社會重要的象徵，藉由場所的佈置、器用的鋪陳、與儀式的展演，將無形的信仰、權力、或價值觀念具體化，並形塑人群的集體意識。天皇親耕與皇后親桑訴諸日本農業社會傳統，或與天皇為天照大神後裔有關，也代表國家對農、桑生產活動的重視。儀式中種植的稻米、餵養的桑蠶品種自然也具有全國性的象徵意義：稻是「日本優（Nihomasari）」粳米與「滿月糯Mangetsumochi」糯米，蠶則是日本本地的「小石丸」。
日本這男耕女織的皇家儀式，看似十分古老，實際上是在明治維新一片西化的浪潮中才出現的新傳統。其中皇后在宮中養蠶的歷史還稍早一些，始於明治四年（1871），天皇在宮中耕田則要到昭和二年（1927）才開始。
類似的禮儀可追溯到《周禮》與《禮記》等中國儒家典籍，當中記載了天子躬耕的籍田之禮。西漢時期，皇帝籍田與皇后親蠶成為宮中正式的典禮。只是比起祭祀天、地、祖宗等朝廷大典，籍田、親蠶的重要性大減，不是每位皇帝都將它當作一回事，歷代各有興廢。在農業躍進的宋代消沈了很長一段時間，至漁獵起家的滿清皇帝又大張旗鼓擴大舉辦。
日本天皇與皇后的耕與織，看起來與中國傳統皇家禮儀近似，兩者之間有什麼關聯嗎？
一、古代社會中的耕與織
在談禮儀化的耕與織之前，必須先了解這兩種活動在古代社會的重要性。農業是黃河流域文明的經濟基礎，耕、織滿足人民基本的衣食需求，而且大概很早便有性別分工，出現男耕女織這個觀念。例如《詩經》便提到在夜空中隔著銀河相望的牽牛與織女星，以男女耕織對舉，今日耳熟能詳的牛郎織女神話，在上古之時應已具有雛形。
後來手工業發展、商業逐漸興起，但勸業農桑一直是二千年帝制中國的重要政策。漢代以降，政府所徵收的賦稅一直以穀物與布帛為大宗，直到西元1581年明代實行一條鞭法才允許以貨幣取代實物繳納。對人民來說，耕、織除了提供基本生活所需，還為了滿足納稅義務，而且男、女皆有責任，剩餘才是個人財富。從統治者的角度來看，透過賦稅制度，國家強制人民從事耕織生產，落實勸業農桑的政策。男、女各盡其分，各司其責，有助社會穩定。
後來明、清時期商業化的紡織業興起，女性在家紡織對經濟的貢獻度大幅降低。有學者認為，這使得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降低，因而更加強調其生兒育女的職責。雖然織布不再為女性所專屬，但統治者仍經常高舉男耕女織的理想旗幟，以維持性別社會的安定。
上古男耕女織的分工觀念形成之時，耕的是什麼田？織的是什麼布？大體而言，黃河流域以耐旱的小米、小麥為主，沿海與東南地區則為稻作。不過公元前二千紀，也就是文獻記載的夏、商之時，整個東亞大陸的氣候比今日溫暖且濕潤，華北許多地區都還覆蓋著森林，林中有大象。氣候不同，作物應該也與今日不同。近來考古學關注牙、骨中的鍶同位素，可從中得知古代人群與動物的飲食，累積足夠的科學分析資料，將來應該可以對古代作物的分佈有更清楚的認識。
圖2 （左）甲骨文與金文「年」字，作禾稼垂穗之形；（右）甲骨文與金文「絲」字，作絲束纏繞之形
圖片來源：小學堂字形演變資料庫 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yanbian
至於織女所織的布，應為絲帛。今日的黃河流域已不再是蠶絲的產地，不過直到宋代，華北許多地區都盛行養蠶繅絲。上層人士有能力穿柔軟的絲絹，一般人民則以麻質衣物為主。南宋時期，隨著人口與技術南移，南方逐漸成為主要的絲產地。元代開始，南方大量種植棉花，棉布才開始普及。
柔軟帶有光澤的絲織品，除了作為貨幣流通，還成為對外輸出的奢侈品，而且時間非常早，遠早於絲路發達的漢唐時期。在西伯利亞南部巴澤雷克（Pazyryk）冰封墓葬中，曾經出土來自楚地的絲織品，墓主身份相當高，可能是騎馬遊牧民族的首領，年代為公元前五世紀，相當於戰國早期（圖3）。到了羅馬帝國時期，首都的上層階級婦女流行穿絲織品，這些應該是來自遠東的漢帝國。從漢至唐，溝通歐亞的絲路成為重要的貿易路線，駱駝商隊源源不斷地將中國絲往西方輸送。海上貿易興起之後，絲仍舊是對外貿易的大宗。
圖3 縫在馬鞍坐墊上的絲織品，出土自西伯利亞南部巴澤雷克（Pazyryk）冰封墓，年代相當早，為西元前五世紀。與戰國楚墓出土的絲織品相近，應來自楚國。原作現藏俄羅斯冬宮博物館（State Hermitage Museum）
圖片來源：https://www.penn.museum/documents/publications/expedition/PDFs/32-1/Rubinson.pdf
二、禮儀化的耕與織：皇帝籍田與皇后親蠶
耕、織何時成為國家大典？好幾部先秦典籍均曾提到帝王躬耕的典禮，稱作「籍田」（《周禮・天官・冢宰》、《禮記・祭義》）。籍田，也寫作藉田、耤田。商代的甲骨文便已出現「耤」字，作一人持耒耕作之形，由此可知籍田意為耕田。
圖4 「耤」古字形，甲骨文作一人持耒之形（左）；金文較為簡化，作人手持耒之形（右）
圖片來源：小學堂字形演變資料庫 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yanbian
先秦典籍中也有男耕、女織對舉的，如《孟子・滕文公下》提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只是不確定這是禮儀化的耕織，還是一般的耕織生產。男耕女織成組正式進入國家大典，時代在西漢。
漢文帝二年（前178年），開始遵照「古制」在首都施行籍田禮，由皇帝親耕以供給宗廟祭祀之穀物（《史記・文帝本紀》）。十三年（前167年）加入皇后的角色，由皇后親自奉上祭服，於是帝親耕、后親桑的籍田、親蠶禮儀成立（《漢書・文帝本紀》）。皇家祭祀太廟先祖的祭品與祭服均象徵性地來自帝、后二人的勞動成果，以為天下臣民典範。東漢時，典禮更加隆重，在帝后籍田、親蠶之前，還要先祭祀先農、先蠶之神。
親耕、親蠶雖然在西漢便進入國家大典，但不是每位皇帝都重視這項典禮，有的皇帝趁著籍田跑到上林苑囿去游獵。魏晉皇帝多不重視此典禮，太廟祭品有時還是祭祀時才去買來的。南朝皇帝對籍田、蠶桑禮儀重視多了，宋文帝（407-453）還說：「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慎重地率領大臣親耕籍田。北魏以遊牧人群拓跋鮮卑入主中原，原本沒有此類農業社會的禮儀，後來也開始舉行籍田與親蠶之禮。
皇帝的籍田禮具體如何舉行？南朝的《宋書》記載得很詳細。元嘉十二年（435年）立春九日，典禮之前，大臣先到田野當中整地，開阡陌，立先農壇。到了孟春三月，祭完先農後，開始皇帝親耕儀式。穿著禮服的皇帝，象徵性推三次犁，皇帝推完，換大臣按官階順序推犁。王、公、開國諸侯推五次，卿、大夫推七次，士推九次。
同書也詳細記載了皇后的蠶桑之禮。春天舉行典禮之前，要預先設置皇后採桑壇與先蠶壇。蠶桑之日，有司祭完先蠶之神後，開始皇后採桑的儀式，皇后採三條，諸妃公主五條，縣鄉君以下九條，採完交給蠶母餵食。儀式結束後，還要設宴慰勞參與的朝廷內命婦。
唐代特別重視典禮中的神祇祭祀。傳統以來，親耕、親蠶的核心是皇帝耕作與皇后採桑的儀式展演，祭先農、先蠶只是其中一環，由有司進行，帝、后不親祀。武則天（624-705）時擴大祭祀的規模，在儀仗隊伍簇擁下一路出行至洛陽郊外，親自進行祭祀，祭先蠶神儼然成為儀式的焦點。
先農、先蠶所祭何人呢？先農祭祀的是傳說中發明耒耜，教民耕種的神農氏。先蠶之神則有變遷，漢代祭祀的是苑窳婦人、寓氏公主，北齊祭祀黃帝，北周才以黃帝正妃西陵氏嫘祖為先蠶之神，接受祭祀。
圖5 傳說中教民耕種的神農氏為先農之神，於東漢開始接受祭祀。此為歷代帝王畫像，出自山東嘉祥東漢時期的武梁祠，當中有神農氏畫像（紅框標示者），手持耒耜在耕種
圖片來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數位典藏資料庫整合系統
https://ihparchive.ihp.sinica.edu.tw/ihpkmc/fullimg_op?@3^-1829634048^0@@1066842582
唐代有些皇帝還特別重視籍田禮。唐肅宗乾元二年（759）行籍田禮時，本來應當只推三次犁，肅宗一口氣推了九次，當臣下表示：「陛下合三推，今過禮」，肅宗說：朕作為人民表率，應當過之，所恨無法把這千畝之田耕完！自己推完還站在一旁，看著公卿、諸侯、王公耕完田，以表示他對此項禮儀的重視。
進入宋代，籍田與親蠶之禮衰落，幾乎不施行，不過禮典中仍有記載。這套典禮到了明清再度復活，可能與人口壓力有關，為養活直線上升的人口，必須加倍鼓勵農業生產。今日北京天壇西側還有先農壇遺跡，北海公園中也有先蠶壇遺跡。
三、耕織禮儀在日本
日本最早的耕織禮儀遺存，是奈良正倉院的「子日手辛鋤」與「子日目利箒」，兩件均成對，是天平宝字二年（758年）正月初子日天皇、皇后舉行親耕、親蠶儀式所用。名為鋤的耒耜，用於親耕沒有疑問，掃箒與親蠶有何關係？原來這是典禮時，皇后用來打掃蠶室以祭祀蠶神的道具，這是日本親蠶禮所特有，不見於中國。可知日本雖借用了來自唐的籍田、親蠶禮儀，但有所取捨，儀式的過程與偏重有所不同。
圖6 「子日手辛鋤」（左），長131公分；「子日目利箒」（右），長65公分。日本奈良正倉院藏
圖片來源：正倉院官網，寶物檢索https://shosoin.kunaicho.go.jp/treasures?id=0000014719&index=2 、https://shosoin.kunaicho.go.jp/treasures?id=0000014711&index=0
日本八世紀的親耕、親蠶僅短暫地曇花一現，之後便不再舉行，應與當時的執政者尚好唐風有關。
天皇家雖不舉行耕織典禮，但日本社會對中國的男耕女織傳統應不陌生。舉例來說，南宋地方官樓璹（1090-1162）首創【耕織圖】，以繪圖加配詩歌，像連環畫一樣，說明農家耕作與養蠶的過程。之後元、明、清各朝都有仿作，清宮尤其繪製了好多本。樓璹的原作已經失傳，目前保留下來年代較早的是日本延寶四年（1676）的翻刻本，由京都狩野派畫家狩野永納（1631-1697）重新繪製刊行，他根據的是中國傳入的明代天順年間（1457-1464）刊本（圖7）。藉由【耕織圖】圖文並茂的介紹，日本社會也共享這男耕女織的農業社會傳統觀念。
圖7 「三耘」，南宋樓璹《耕織圖》，狩野永納摹，延寶四年（1676）跋。此頁描繪耕耘過程：耕是用犁把土翻鬆，耘為除草。三耘意為除草三次，精耕之地，需要除草三次以上，以提高產量。耘田是一種勞力工作，頂著烈日，跪在田中拔除野草。
圖片來源：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 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1286996?tocOpened=1
相隔一千多年，明治四年（1871年），美子皇后開始在宮中養蠶，可能是因為生絲成為日本主要的對外輸出品，以此獎勵生產。此作法後來為平成天皇的皇后美智子所繼承，成為新的皇家傳統。
美子皇后雖在宮中養蠶，不過明治天皇並沒有在宮中耕作，說明日本天皇當時並無意「復興」這個來自中國的古典傳統。不過天皇本人對中國帝后的親耕、親蠶傳統應該有所了解，當他於1878年巡幸北陸、東海地區時，元老院議員秋月種樹（1833-1904）曾獻上康熙御製的【耕織圖】，為焦秉貞臨摹宋版所繪製。秋月在進獻的表文中說道：清主的德行雖然比不上天皇陛下，但對於百姓的農事勤苦，深表同情與勸勉。言下之意，希望天皇在巡幸時，也能體察男女臣民之辛勞。據說明治天皇一夜就把【耕織圖】閱覽完畢，並命群臣作詩歌讚詠。[1]
日本天皇在宮中親自種稻，要到昭和二年（1927）才開始，此後延續至今。被認為是天皇體民所苦，以此營造君臣上下一體之感。
四、結語
勸業農桑可以有許多手段，從傳統走入現代之時的日本，出現了皇后親蠶、天皇親耕的方式，不得不引人注目。乍看之下，似乎是對中國傳統的復興。仔細分析，其實有其內在脈絡。這兩項典禮出現的時間相距半世紀，皇后親蠶還比天皇親耕的年代要早，美子皇后與她的孫子昭和天皇，在開始這項新傳統時，恐怕無意復興或承接中國帝制時代的傳統。不過皇后親蠶、天皇親耕也絕非日本的新發明，他們知道中國有帝后親耕、親蠶之禮，也應了解此傳統的源頭是古典的《周禮》與《禮記》，或許是這些上古經典提供了啟發。
近十多年，在全球史的浪潮下，文化交流受到新一波的重視。上世紀百年前處理這類議題時，經常以「傳播論」看待。預設人類的文明發展有中心與邊陲之別，先進的中心將科技發明與文化思潮向邊陲地區傳播擴散。這與當時流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有異曲同工之處，均是以一種線性發展的模式，解釋人類文明與文化的進程。其觀看的視角，明顯是從中心俯視邊陲，兩者有明顯的高低位階之分。在此思維架構下，各國爭奪文明核心的地位，誰先使用馬車？誰先燒造彩陶？誰先發明鑄銅？這類爭論流行一時。
有別於上世紀的發展，新一波的文化交流研究，跳脫這類「發明者爭奪戰」論爭，開始以過去所謂的邊陲為中心，正視其能動性。人群之間的接觸絕非單方面傳播，接收的一方有其主動的取捨與選擇，並非照單全收。即便是乍看之下相同的儀式或用具，也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意義或象徵。換句話說，所有看似借用的行為，都必須放到各自的文化脈絡與語境中去理解。在這波新浪潮之下，我們學習如何克制自己的文化偏見，避免先入為主地將自我陳見套用至他人；也試圖在全球化的時代中，追求在地的理解，以及文化之間的相互尊重。
後記：為展示網路世界中資源開放的現況，本文所使用的圖像，儘量從典藏單位的官方網站下載。世界各大博物館、圖書館的數位化典藏資料庫，有不少已向社會大眾公開。只是有些單位公開的圖檔像素過低，以致圖片模糊不清，請讀者見諒。
註腳
[1] 中村久四郎講，趙雅書譯，〈耕織圖中所見宋代之風俗與西洋畫之影響〉，《食貨月刊》，3卷4期（1973年6月），頁187-194。
參考書目
Bray, Francesca. Technology and Gender: Fabrics of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中譯本見白馥蘭，《技術與性別：晚期帝制中國的權力經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Bray, Francesca. Technology, Gender and History in Imperial China: Great Transformations Reconsidere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大津透，〈農業と日本の王権〉，收入網野善彦等編，《天皇と王権を考える》3生產と流通，東京：岩波書店，2002，頁15-40。
中村久四郎講，趙雅書譯，〈耕織圖中所見宋代之風俗與西洋畫之影響〉，《食貨月刊》，3卷4期（1973年6月），頁187-194。
陳戍國，《中國禮制史：秦漢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
新城理恵，〈絹と皇后——中国の国家儀礼と養蚕〉，收入網野善彦等編，《天皇と王権を考える》3生產と流通，東京：岩波書店，2002，頁141-160。
韓森著，《絲路新史》，吳國聖、李志鴻、黃庭碩譯，許雅惠審定，臺北：麥田出版，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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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雅惠/ 男耕女織：一個中國傳統禮儀的日本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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