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前言

 

伴隨19世紀初工業革命後第二波帝國主義的東來,東亞各地原先未曾受到西方殖民的儒家文化圈(中國、日本、韓國、越南、泰國)等地區,陸續被西方帝國與明治維新後躍起的日本帝國強迫開港,部分甚或淪為殖民地與半殖民地。與此同時,這些受到衝擊的東亞地區也因此被迫學習西方近代化,從而開展各種類型的近代化改革,如晚清中國的洋務自強運動(與其後的戊戌變法、光緒新政等)、日本的明治維新(包括殖產興業,文明開化,富國強兵),或朝鮮李朝晚期模仿日本或晚清的近代化改革政策。而在這些近代化改革的同時,東亞各國的文化與歷史觀也受到深刻的衝擊,逐漸從受到儒家文明影響的本地傳統史觀轉變成以西方啟蒙主義為主體的文明史觀,而有所謂的新史學的開展。

但在20世紀初期,尤其是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與1917年俄羅斯蘇維埃革命成功後,西方以資本主義文明為主軸的啟蒙主義文明受到深刻質疑,19世紀晚期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興起的社會主義思想尤其左派馬克思主義開始傳入東亞各國。與此同時,俄羅斯革命後蘇聯所主導成立的第三國際(共產國際),開始在東亞各國扶植成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1921、日本共產黨1922、朝鮮共產黨1925、臺灣共產黨1928、越南共產黨1930),並協助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與革命政略。因此,1920年代以後東亞各國的近代化方略,不僅有原有持續的右派啟蒙主義近代化方略,也有與之拮抗爭奪政治主導權的左派社會主義革命方略;各國的社會文化運動也不再以傳統與近代化對立為主軸,而是左右派社會文化運動的對立紛陳。

而東亞的文化與歷史觀,也因此轉變為右派啟蒙文明史觀(或屬於這條路線的社會改良主義史觀)與左派社會主義革命史觀的歷史詮釋權之爭奪,如中國社會史大論戰(左右派知識人的中國社會性質論戰、中國社會史論戰、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日本資本主義論爭(勞農派與講座派兩個馬克思主義派別間有關日本資本主義性質與發展的論戰),或如臺灣的中國改造論爭(臺灣文化協會左派與右派之間以中國改造為名的臺灣社會經濟改造方略論爭)。

伴隨國際政治與文化思潮而興起的左派馬克思主義史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因東亞各國政治文化脈絡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延續與發展樣態。以中國來說,在改革開放前的共產中國符合共產黨革命史觀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論」成為主導性經濟史觀,直到1980年代中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後,與戰前右派經濟史觀有關的啟蒙近代化史觀方才重新出現。而戰後的日本在美國佔領軍的主導下經歷政治民主化,但也在美國冷戰國際秩序的影響下長期維持右派政黨主導的政治體制,不過左派講座派與勞農派的馬克思主義在學術界長期佔據主導地位,直到1970年代各地社會主義政權失敗與中國文化大革命真相的揭露,馬克思主義在學術界的市民權喪失(不再為人所接受),學術界的經濟史論述轉而為新古典主義與新制度主義經濟學的近代化論述所取代。

而戰後兩岸對峙下的臺灣,在國民黨主政的威權主義時期的中國民族主義史觀的箝制下,不僅戰前殖民統治期日本學者與本地知識人初步開創的臺灣史研究不復存在,少數臺灣史研究僅能在中國地方史的脈絡下勉力維繫與展開;而與共產政權相關的馬克思主義思潮遭到更是遭到全面鎮壓,而幾無容身之處。[1]直到1970年代回歸現實世代的臺灣政治與文化運動再興,及1980年代晚期解嚴學術民主化後,跳脫中國民族主義史觀框限的臺灣史研究才有機會進一步開展;而受到美國與日本左派思潮影響的馬克思主義史觀,先在1970年代以潛流形式流入臺灣,並在解嚴後公開引入臺灣社會,並對臺灣的政治與社會文化思潮產生重大影響。

 

圖1、圖2,分別為凃照彥、劉進慶兩書中譯本封面(筆者自行掃描)。

 

就本文所關切的馬克思經濟史論來說,凃照彥(1936-2007)與劉進慶(1931-2005)兩人1975年在東京大學出版會出版的兩本日文臺灣經濟史專書,在左翼知名作家與文化人陳映真創辦的人間出版社之中譯出版,毋寧在臺灣左翼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觀的傳播上具有重要的學術史意義。[2]這兩本書分別名列人間出版社「人間台灣政治經濟叢刊」的第一冊與第二冊專書,而該出版社編輯部在這個叢刊的出版贅言裡,以非常馬克思主義的語言明白闡述了這兩個著作在東亞馬克思主義經濟史學上的歷史意義:

生活在一定社會發展階段中的社會科學工作者的責任之一,應該是透過正確掌握該社會所以構成和發展的一般原理、以及為該社會獨特的歷史和外在(國際)環境所規定的條件,從而解明該社會全體的性質和形態……──即經由對當面階段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獨特性質或水平的把握,去探討當面社會相應的生產關係的獨特性質,從而自一定生產關係中的下層建築與上層建築的性質、內容、特質和相互關係科學地、全面地理解我們自己社會之整體的性質、形態和發展階段,並且明確地把握我們社會在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中所存在的各種矛盾的核心和性質,從而進一步找到克服和揚棄這些矛盾,使我們的社會取得進一步發展的理論和實踐的方向與力量。

因此,現代各國家和民族的社會科學家以及革命.變革運動的理論家,都曾在一段比較長的時間內,以比較廣泛的共同討論和爭論的方式,進行過、或者正在進行著圍繞著上述諸問題之自我認識的理論與學衛探索。一九三0年代在中國北伐革命受挫後發生的「中國社會史論戰」;分別在二0年代末和六0年代初先後兩次、日本學界與社會運動界進行過「日本資本主義(性質)論爭」……

……八0年代以後,台灣的歷史和社會,一時頗成為讀書界關心的焦點……然而,一般而言,這些出版物大凡都停留在感情論和道德論的水平,對台灣戰後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性質;特點;物質與人(即階級)的矛盾;變革運動的歷史規定;變革的主體力量;同盟者以及被變革的對象之物質(社會)與人(階級)的屬性都不曾做出科學的、理性的分析。這是一九二0年代末以迄三0年代初台共兩個綱領中關於台灣社會性質規定理論、和四0年代初蘆州人李友邦對日本殖民地台灣社會性質分析論的提起以後,台灣社會科學界長期重大退嬰和空白。

而對陳映真這位長期來堅持1930年代共產革命理念的左翼知識人來說,凃照彥與劉進慶兩人的前述著作可以說是切應臺灣歷史與社會認識及革命實踐指引的重要知識勞動,因此將其作為叢書一二號專書中譯,引介給臺灣社會與中文世界。

雖然1990年代以來臺灣非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史研究佳作迭出,但多數研究僅就其研究議題對於兩書的部分觀點加以回應批判,較少從理論與研究觀點對兩部著作加以整體性評述。且這兩部書作為日治時期臺灣經濟史與戰後初期臺灣經濟史的開創性著作,其所提示的經濟史圖像仍然非常具有參照對話的價值,同時也仍是國內外學界認識臺灣經濟史的基本參考著作。另一方面,1990年代臺灣史研究全面更新發展之後,除了臺灣經濟史的新一代研究已經有很多新的研究進展之外,實際上臺灣政治史與文化史研究也有非常深入的開展;但值得注意的是,廣受新左派後殖民論影響的臺灣政治史與文化史學者,在分析問題所需涉及的日治或戰後初期臺灣經濟脈絡之討論時,幾乎都沒有注意到較新的臺灣經濟史研究成果,而仍然全面參照信賴凃照彥與劉進慶兩人這兩部經濟史著作,因此導致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論的幽靈仍然全面籠罩在這些臺灣政治史與文化史研究之中。

此外,如前所述,左派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實踐與知識思潮並非僅影響臺灣,同時也是20世紀以來東亞各國共通歷史的一部分,而戰後1970年代前後日本與東亞四小龍工業化發展的成功以及世界社會主義政權的普遍敗退,導致世界各地對於左派政經理念的更新或者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論的更迭,也有某些同步與相互關聯之處。因此,我們不僅應從臺灣整體歷史與經濟思想史的演變來定位凃照彥與劉進慶的兩部著作,同時也可從更大的國際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論之變化來認識臺灣史與東亞史及世界史的相互關聯與交互比較。

有鑑於此,筆者作為臺灣經濟史研究的學徒,想利用這個短論,以應如何閱讀與評述凃照彥與劉進慶這兩部著作為例,談談當代臺灣應該如何重看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觀。以下主要將從幾個面向來簡要討論,首先,略論凃照彥與劉進慶兩位史家的整體經濟史研究業績,並藉以定位這兩部早期在各自作品史中的定位;其次,透過晚近東亞各國有關16到19世紀東亞(日本、中國、臺灣)經濟史的新研究,指出凃與劉兩人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論中,有關清代臺灣經濟史研究的分析概念與觀點的問題;其三,藉由晚近有關晚清、日治時期到戰後前期的臺灣經濟史研究新成果,指出在閱讀凃照彥與劉進慶的著作時應該留心的問題;最後,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論的檢討基礎上,進一步討論左派後殖民論的臺灣文化史與政治史學者的臺灣經濟史想像,並以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政經實踐來檢討晚近共產中國的政經變革。

 

二、凃照彥與劉進慶的學術履歷與作品史

 

在閱讀凃與劉的兩部著作時,有必要將其放在其個人生命史與作品史的脈絡來分析其著作的生成與歷史意義的變動。[3]首先,凃照彥與劉進慶兩人1960年代大學畢業後先後到日本留學,都受到1960到70年代前期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史思潮的洗禮,並同樣對於國民黨的威權獨裁主義與右派的經濟發展論難以認同,從而強調日治時期到戰後前期臺灣從屬於日本帝國主義與美國新帝國主義的負面連續論,作品都基本否定日治到戰後前期臺灣經濟的近代化發展,而著力於批判經濟結構的階級剝削與帝國從屬性。

凃照彥主要以馬克思主義連屬論(日本資本主義模式與本地傳統社會經濟結構之連屬)的經濟史觀點來分析日治時期的臺灣經濟史,批判矢內原忠雄戰前的臺灣經濟史分析受限於列寧的壟斷資本主義論,只注意到日本移入臺灣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對於臺灣傳統生產方式的改造,忽略了日本帝國如何溫存與利用臺灣的傳統社會經濟結構(寄生地主制)來推動殖民地的經濟改造,並藉以達成對於臺灣本地下層農工階級的剩餘價值剝削,以及導致臺灣農村社會的經濟破產。並強調日本官僚專制中央集權國家權力戰後被國民黨黨國體制承繼延續,與戰前日本資本的巨大企業與本地零細工商業並存的二重結構對戰後經濟的影響,以及戰前糖米經濟結構被原封不動延續,使戰後經濟深深地依附於日本與美國,而加強了其本身的殖民地從屬性。

而劉進慶的戰後臺灣經濟分析中,有關晚清到日治時期臺灣經濟史的部分基本上與凃照彥的分析觀點類似,其論著結論中同樣主張戰後前期臺灣經濟結構仍從屬於日本與美國新帝國主義。但其有關晚清以來臺灣經濟的分析,主要借鑑於日本戰前講座派的二重經濟論的觀點,強調外來資本制的生產方式與傳統生產方式的長期並存,以及地主與佃農之間的半封建性土地生產關係的長期頑存。講座派描繪下的明治維新後的日本長期處於軍事的.半農奴制的資本主義模式,無法真正進展到西歐工業革命的那種工業化,也就是停留於半封建的過渡期無法真正達成近代資本主義化。同樣的,劉進慶描繪下的從晚清開始連續受到歐美資本主義、日本資本主義與戰後美國資本主義衝擊下的臺灣經濟,雖然各時期都有其明顯變化,但實際上仍然處於不斷再編的二重經濟論的低度發展狀態,無法達成如西方一樣的工業資本主義之近代化狀態。

在劉進慶的分析下,戰後前期臺灣經濟的構造可以概念化如下:「戰後巨大的國家資本,是將殖民地時代的日本獨占資本全面國有化才生出來的東西,這就是將殖民地經濟一舉朝向國家資本主義體制變化的飛躍過程。而這種轉變過程,從根本上制約了戰後台灣的經濟構造。嗣後,公業獨佔體制一直與國民黨官僚資本的階級利益強固地結合在一起,變質轉化為「官僚支配」的半封建社會(由黨官僚所代表)所不可或缺的經濟基礎。同樣的情況,也可以用以說明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本質上是國民黨支配權力取代舊地主支配階級。而君臨農民頭上的是軍事的、半封建的國民黨專制權力,因此傳統的零細農業仍獲保留,農民仍然陷於封建的苛斂誅求之中。台灣經濟一方面對外從屬於美日資本主義而發展,另一方面在推進殖民地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自然而然會帶來私業的發展。但私業的發展,經過多次反覆而終於反過頭來超越公業的獨占,轉化成與公業的對立物。因此在統一公業與私業矛盾對立的官商資本之確立階段中,戰後不斷重組的台灣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體制也終見確立」。

但值得注意的是,1970年代開始明確體現並在1980年代被世人承認的東亞四小龍的經濟近代化發展,促使兩人不得不承認戰後臺灣經濟發展的事實,從而導致凃照彥與劉進慶兩人經濟史研究的重大與局部修正。首先凃照彥的部分,他從1970年代末開始研究以亞洲四小龍為首的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出口主導型經濟發展構造,相對於之前日治時期的研究著重於分析臺灣被納入日本資本主義體系後的從屬依賴與剩餘價值剝削,為了解釋臺灣等新興工業國的經濟發展,他轉而提出成長三角的新理論觀點來解釋東亞新興工業國戰後透過與日本及美國的經貿連結的構造過程下,所達成的近代產業技術移轉及工業化發展。[4]儘管,凃照彥並未以其分析臺灣戰後經濟發展的觀點,重新觀照戰前臺灣經濟的殖民近代化發展,而似乎仍堅持其早期有關日治時期臺灣經濟史純然負面的殖民地剝削分析。但若參照其成長三角理論的新分析觀點,將可對其早前有關日治時期臺灣經濟史的分析得出不同的分析可能性。

而劉進慶的部分,他1980年代以來也不得不放棄過去二重經濟論的從屬依賴與不發展的觀點,並嘗試解釋臺灣戰後經濟近代化發展的事實。相對於凃照彥幾乎以全新的理論框架來解釋戰後臺灣經濟發展,劉進慶的理論更新範圍較小,仍然較多的嘗試保留馬克思主義的原始積累論與半封建論等分析觀點。他主張以長期持續的原始積累來解釋日治到戰後前期的資本主義進展,並仍堅持以半封建性概念來解釋日治到戰後前期的資本主義進程,而認為正是在長期原始積累的基礎上臺灣最終在1980年代達成真正的資本主義工業化。另一方面,劉進慶也從過去關注的外省與臺灣民間大資本企業,轉而關注1990年代以前主導臺灣出口導向工業化的臺灣中小企業的發展,並以華商資本論的觀點,強調臺灣中小企業可能達成的近代性發展與持續潛藏的前近代性的雙重性格。可以看到劉進慶雖然被迫正視臺灣工業化有成的事實並提出新解釋,但其中後期研究實際上並未跳脫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框架,而仍傾向於找尋臺灣經濟發展中的阻礙因素。

凃照彥與劉進慶有關戰後臺灣經濟史的新研究觀點當然都仍有檢討批判的空間,但藉由兩人經濟史研究中新舊觀點的變化,本文在此想要作的第一個提醒是,在閱讀凃照彥與劉進慶的早期經典著作時,記得將其放在其整體作品史來閱讀,並從而注意到1980年代以來其理論觀點所受到的挑戰與明顯轉變。

 

三、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論的歐洲中心論與16-19世紀東亞歷史分期論之問題

 

在閱讀凃與劉兩人的日治到戰後前期的臺灣經濟史論時,還必須注意到的兩人皆仍存留1920到1970年代東亞新史學常有的東西方錯誤歷史分期論。19世紀受到西方第二波帝國主義強制開港與近代化東亞各國,往往以帶有歐洲中心論的視角來看待16到19世紀東亞自身的歷史。西方學界無論馬克思或非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分期往往強調西歐諸國從16世紀開始經歷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的近代化轉型,而東亞的近代化則是從19世紀受到西方帝國衝擊後才開始近代化的歷程。

19世紀晚期西方與東亞重新碰撞後展開的東亞新史學,往往把19世紀晚期開始接受西方衝擊的東亞社會類比描繪成西方中古晚期的封建社會,並套用西方封建領土/農奴的土地生產關係,來描繪與分析東亞各地作為經濟體制基礎的土地制度:地主/佃農制,同時將明清社會類比為西方中世紀封建停滯的自然經濟。而在1950年代以來伴隨明清社會經濟歷史實證研究的展開,明清社會農業商品化的發展開始被初步認識,從而有所謂馬克主義經濟史論的部分修正即所謂資本主義萌芽論的出現,但即使這類研究也仍因身陷東西方社會的歷史比較框架,而賦予東亞社會長久停滯在資本主義萌芽論階段的歷史意象,無法從相互比較的持平立場來比較16-19世紀東西方經濟的異同之處。

值得注意的是,伴隨1970年代以來日本與東亞四小龍工業化發展的成功,以及1970年代世界社會主義政權共產革命的普遍失敗,尤其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真相被揭露後,東亞各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史學先後失勢,在東亞學術界長期佔據主流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論也讓位給西方新古典與新制度主義經濟學的研究典範。首先,是日本經濟史家速水融等學者在1970年代完全放棄講座派與勞農派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觀,不再以純粹的封建經濟論來分析明治維新以前的江戶時代日本經濟史,強調江戶時代雖然是幕藩政治體制下的封建社會,但其實已如同近代早期的西歐社會一樣經歷以農業商品化制度為基礎的生產形態的變化與市場經濟的明顯發展,而正是江戶時代市場經濟的發展,方才使得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可以在該歷史基礎上透過西化政策達成快速的工業資本主義發展。[5]

其次,在有關明清中國經濟史的研究上,雖然到1980年代日本、中國與國際學界都仍然以馬克思主義的封建停滯論與資本主義萌芽論作為主要解釋典範;但伴隨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論的破產與中國自身的改革開放後的經濟發展,1990年代以來如日本岸本美緒的東亞近世論,或是如彭慕蘭(K. Pomeranz)的大分流論與濮德培(P. Perdue)等人的新清史研究,都強調不應該以19世紀晚期東亞面對西方的敗亡印象套用在16到18世紀晚期的東西方歷史比較上,主張東西方社會的發展高下分判或真正分流是19世紀工業革命後第二波西方帝國主義東來之後。這些學者一方面強調16世紀以來第一波全球化時期東西方社會的交互關聯,重視西方地理大發現的東亞殖民活動與經濟交流(西方重商主義與東亞海商經濟)的共同演化效應;另一方面更強調東西方社會在政治、經濟與文化體制上的近代早期(近世)變遷的類似性或者可比較性,主張應跳脫過去歐洲中心論的東亞停滯論視角,而從相互比較的視角來重新分析東西方社會在16到18世紀歷史的發展異同之處。[6]

藉由以上有關東西方近代早期經濟史比較觀點的更新,筆者的第二個提醒是,在閱讀凃照彥與劉進慶等人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論時,應該注意須跳脫歐洲中心論的視角避免將16到19世紀的東亞歷史類比為西方中古的封建社會;同時,在使用封建、半封建、寄生地主制等概念來分析清代臺灣的土地生產關係時,必須注意其潛在的概念誤用問題。另一方面,必須注意到儘管東亞的工業資本主義是在西力東漸下從19世紀晚期逐漸發展出來,但東西方社會在16到18世紀都經歷了農業與商業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發展(雖然東亞的市場經濟發展可以推到更早之前,且東西方經濟的運作與發展的制度性條件有所不同),同時這些市場經濟的既有發展正是19世紀晚期以來東亞工業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基礎。

 

四、凃、劉兩人著作中的晚清、日治到戰後前期的臺灣經濟史觀點之問題

 

進一步應該注意到的是,凃、劉兩人有關晚清到戰後前期的臺灣經濟史分析已受到1990年代以來新的東亞與臺灣經濟史研究觀點的批判與挑戰。以晚清部分來說,在凃照彥與劉進慶的分析中都留有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論的帝國主義剝削論觀點,主張開港以來歐美資本主義在臺灣的發展,雖然給臺灣社會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商業性農業發達,但也為歐美與本地商業資本及高利貸資本擴展了在農村的活動餘地,並強化了其對於本地佃農階層的剩餘價值剝削,導致農民階級的破產。其次,也都強調晚清歐美商業資本對於本地商人資本的支配,或者使其買辦化,並透過對於半封建性的地主佃農制的溫存利用,而促成社會經濟二重構造的展開。

相對於凃、劉兩人的馬克思主義史論,清代臺灣經濟史家如林滿紅、林玉茹等人則都強調晚清臺灣經濟因開港而被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過程,不僅促成了歐美與本地商人階級的資本積累,但同時本地農民階級也因此而有經濟受益;另一方面,他們也認為在晚清經濟變遷過程下,本地商人並非僅單方面受歐美商人支配或淪為買辦化,而是在此過程中累積自身的資本與近代化經營學知,並能與歐美商人爭奪在臺灣的商權。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如T. G. Rawski與L. Brandt或吳松弟、戴鞍鋼等清代中國經濟史的研究者,也都否定了馬克思主義史論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論等晚清帝國主義剝削論的說法,強調晚清經濟開港後被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過程下,清代中國以開港城市為中心往腹地逐漸開展的經濟近代化發展。

其次,有關日治時期臺灣經濟史,首先從農業經濟史的面向來說,相較於凃照彥與劉進慶等人的日本帝國主義剝削論,除了戰後初期張漢裕已經指出日治中期以來臺灣農家經濟的普遍改善外,晚近柯志明的米糖相剋研究,同樣關注階級支配結構,但其不受制於馬克思經濟史的剝削論預設,而以歷史制度論的分析得出不同於凃照彥的分析結論,同樣強調1920年代中期以來臺灣農家經濟生活的普遍改善。同時,吳文星、李力庸與筆者等人則從農業技術、農會組織或農業政策的面向,討論殖民政府如何透過西方近代農業學知與農業政策,促進了臺灣農業經濟的近代化發展,這些研究注意到殖民政府在這些學知或政策的移植過程的確具有所謂的殖民性,其移植動機通常也非為殖民地本身的發展而推動,但並不能因此否定這些學知與政策對於臺灣農業近代化發展的正面助益。

另一方面,凃照彥等人的戰前臺灣工業化分析,主要從殖民性的面向關切殖民地人民所受到的經濟剝削,較少關照工業技術與生產力的提高;且主要強調戰前的負面政治經濟結構,如何被國民政府的威權政體所承繼;相關研究也很少關注攸關臺灣工業化的技術教育與學知的近代化發展。晚近高淑媛、堀內義隆、北波道子、洪紹洋、蔡龍保等人的戰前臺灣工業史研究,則提出殖民近代化論的主張;同時也修正了凃照彥等人有關戰前戰後政治經濟結構負面遺產延續的觀點,從而主張戰前戰後經濟發展的諸多正面延續性,尤其強調戰前臺灣人中小企業發展的延續性;此外,學者們也關注戰前的技術教育與學知,和戰後臺灣工業近代化發展之間的正面關聯。[7]

最後,有關於戰後前期臺灣的工業化發展,相較於劉進慶的新殖民地.半封建論,除了有前述凃照彥的三角成長理論,更有歐美日學者提出非馬克思主義的的開發獨裁論或發展型國家論來解釋臺灣的工業化發展。另外晚近臺灣經濟史學者如吳聰敏,則從美援、勞動品質、產業政策變動等諸種面向說明了戰後前期臺灣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而北波道子、高淑媛、洪紹洋、蔡龍保等學者則分從電力事業發展、化學工業發展、日美外資與技術援助、鐵道與營造工程等日美技術移植等諸種面向,討論了戰後前期臺灣工業近代化的發展歷程,這些研究顯然都提出了不同於劉進慶所謂新殖民地.半封建論的經濟圖像。

藉由以上晚清到戰後前期臺灣經濟史新研究的介紹,筆者的第三個提醒是儘管凃照彥與劉進慶兩人的開創性著作仍然有其學術啟發與對話的價值,但臺灣經濟史學術巨輪已經前進將近半個世紀的當代,讀者們應該閱讀與參照新的研究成果,如此方能適當定位兩人著作在當前的意義。

 

五、結論

 

本文最後從兩個面向來談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論批判的進一步意義,首先討論臺灣文化史與政治史學者偏向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論的臺灣經濟史誤解;其次以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政經實踐作為參照示範,來檢討共產中國19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與最近的歷史倒退。

前面提到1920年代以來第三國際主導的東亞馬克思主義政綱與思想的傳播,對於包括臺灣在內的東亞政治史與文化史產生深刻的影響。實際上,我們不僅可以在戰前臺灣左右派的政治與社會文化運動如中國改造論爭中,看到左派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論的存在;同時也可在戰後1970到80年代左派文化人如陳映真參與或創辦的夏潮雜誌、人間出版社的社會文化運動,或者是2000年陳映真與陳芳明之間有關臺灣文學史建構分期的論爭中,看到左派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論誤解的普遍存在。

這些政治與文化史論爭雖然是以戰前與戰後臺灣經濟史的認識與想像作為政治與文化論爭的論理依據,但這些論爭的當事人或者其當代的二手研究者,很少對臺灣經濟史的真實樣態進行實證研究,而是逕自將馬克思或列寧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言說當作真理,或者以凃照彥與劉進慶等人的經濟史論的研究來作為論爭的理據。而並未注意到1990年代以來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論已經受到新一代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史研究的批判與修正。而前述對於馬克思經濟史論的批判性分析,提醒我們有必要站在這些臺灣經濟史分析的新認識上,重新思考這些戰前戰後以馬克思主義經濟論為依據的臺灣政治與文化運動的歷史意義。[8]

簡單來說,我們應該注意到1920年代後期較具有理想性的左派想法,不但未能有效描繪出日治時期臺灣的資本主義演變,而且其所提出的社會革命策略也缺乏成功的社會條件。與此相較,右派如陳逢源等人提出的經濟史考察其實較接近歷史真實,同時其社會實踐主張:「追求資本主義的成功,然後再進行社會問題的改良」,或許帶有維護自身階級利益的現實考量,因而不那麼具有理想主義,但卻是比較具有實踐成功可能性的。另一方面,1970到80年代陳映真等人對於戰後臺灣經濟發展過程中諸種弊端的批判(如工業化對環境的破壞、資本家對農工階層權益的侵害的控訴),與當時臺灣社會諸多的政治與文化運動共同促進了臺灣政經文化改革的浪潮,並促成了臺灣的民主化與社會福利體制的進步,對臺灣社會的發展有重大的歷史貢獻。但應注意的是這不代表應該同意當時陳映真等人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論下的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政綱。

其次,戰後世界社會主義政權的失敗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典範轉移,已經使得歐亞的先進國家普遍體認到舊左派的社會主義革命不可行,並體認到最能兼顧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與社會公平分配的社會體制,乃是北歐各國的社會民主主義體制。這種體制認為唯一能夠達成馬克思本人理想中的享受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成果,但又能較公平分配經濟收益的體制,是在經濟資本主義體制下,透過議會民主與財稅體制,以建立經濟財富重分配的社會福利制度。

遺憾的是東亞許多左派知識人缺少社會主義思潮的必要更新,仍然堅持傳統的馬克思經濟史論。如1970年代以來的臺灣的左翼後殖民學者尤其是兼具中國民族主義的左統學者,如戴國煇、劉進慶、陳映真、鄭鴻生等人往往依據左派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論來批判臺灣右派殖民式的近代化,並批判臺灣與香港不願與中國統一乃是「因為長期的泠戰格局與左右意識形態的影響,更是無能解決被殖民所產生的種種後遺症」的結果。這些學者往都停留在一九三零年代到一九七零年代的列寧與毛澤東式的馬克思主義左翼史觀,仍然幻想所謂的廢除資本主義的左翼近代化的可能性,不願正視世界與東亞的歷史。他們沒有意識到一九八零年代蘇聯、中國、北韓、古巴等共產主義政權的崩解與失敗,都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近代化發展方案,是造就經濟大災難的失敗方案。

與此相對,在泠戰架構下,東亞的臺灣與韓國透過開發獨裁(發展型國家)的右派經濟發展政策,的確達成了工業資本主義的近代化。同時兩國一九八零年代末期在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下,也幸運地完成從威權體制到民主化的轉型,並在民主化過程中逐步往北歐的社會民主主義體制轉型,建立完整的社會福利體制。而在失敗的共產主義政權中,一九八零年代透過改革開放政策、唯一完成經濟發展目標的中國其近代化方案也跟前述左派學者所謂的左翼自主的近代化完全無觀,而是學習臺灣、韓國的發展型國家政策下,透過引入外資與技術、建立自由市場體制,而達成經濟近代化。而今中國近代化進一步改革的重要進路則是如何參照日本、臺灣與韓國的近代化路徑,進一步在經濟近代化的基礎上達成政治的民主化並建設完備的社會福利體制。

但可惜的是,晚近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掌權以來,不願正視戰後共產革命的失敗與改革開放的近代化路徑的正確性,並進一步推動政治民主化與社會福利體制的建構;反而日益重回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革命政綱,希望重建一個社會主義政體的國家,並逐漸顯露帝國主義的霸權心態,日益走向戰前日本帝國與戰後蘇聯帝國的路徑,對於東亞周邊國家的主權與國家安全帶來危害。因此,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論的批判性重估,對於東亞各國社會民主主義體系的維繫也具有政經實踐與思想啟蒙上的重大意義。

 

 


註腳

[1] 不過,解嚴之前日本學者矢內原忠雄以馬克思主義史觀寫就的《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一書,因主要批判日本殖民統治下的經濟剝削與政治、教育的種種不平等,符合解嚴前批判日本帝國主義的中國民族主義史觀,且其作為基督教人道主義者並不主張馬克思主義階級革命,所以戰後並未完全遭禁絕,該書觀點在淡化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論色彩下,經由外省經濟史學者周憲文的翻譯與轉寫有一定程度的流行。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の臺灣》(東京:岩波書店,1929),該書戰後從周憲文中譯以來有不同譯者的多個中譯本,在此不一一羅列。

[2] 凃照彥,《日本帝囯主義下の台湾》(東京都:東京大学出版会,1975);凃照彥,李明俊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臺北:人間出版社,1991)。劉進慶,《戦後台湾経済分析 : 一九四五年から一九六五年まで》(東京都:東京大学出版会,1975);劉進慶,王宏仁、林繼文、李明俊譯,《台灣戰後經濟分析(1945-65年)》(台北市:人間出版社,1992)。

[3] 有關凃照彥與劉進慶兩人的生命史與研究履歷,參見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國際合作處主辦,《東亞經濟的回顧與展望:劉進慶.凃照彥教授紀念研討會會議資料》(臺北市:同處,2008)。另有關劉進慶的詳細學術史,參見劉進慶著,邱士杰主編,《劉進慶文選:我的抵抗與學問》(上、下卷)(台北:人間出版社,2015)。邱士杰,《戰後台灣經濟的左翼分析:劉進慶思想評傳》(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2022)。不過,邱士杰的學術與政治立場同於陳映真與劉進慶,仍停留於1930年代中國左派政治與經濟史觀點,其有關劉進慶的學術史分析因此有很大的侷限性。

[4] 凃照彥的成長三角理論,主張戰後冷戰體系下的日本-東亞四小龍-美國的三角經貿關係:美國處於主軸地位、東亞四小龍處於周邊地位,而日本處於中間媒介地位。相對於美國扮演開放市場和基礎研究(技術)的主軸角色,日本在導入美國的基礎技術、運用於民生方面後,也將這些二手技術與機械設備作為一種銷售商品的管道移轉給周邊的東亞四小龍,使得東亞四小龍在對美(出口商品)、對日(進口機械設備與零件)關係上,儘管被迫處於周邊地位,但也在此成長三角網絡上達成穩定的經濟發展。

[5] 參見速水融、宫本又郎編《経済社会の成立. 17-18世紀》(東京都:岩波書店,1988)。

[6] 參見林文凱,〈清帝國在台灣的早期現代統治理性:對東、西方現代性演變的再思考〉,湯志傑編,《交互比較視野下的現代性:從台灣出發的反省》(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社),頁269-324。

[7] 林文凱,〈晚近日治時期臺灣工業史研究的進展:從帝國主義論到殖民近代化論的轉變〉,《臺灣文獻》68(4)(2017-12):117-146。

[8] 林文凱,〈認識與想像臺灣的社會經濟史:1920-30年代臺灣社會史論爭意義之重探〉,《臺灣史研究》21(2)(2014-06):69-110。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使用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

歡迎轉載與引用,但不得為商業目的之使用,亦不得修改本文。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林文凱/當代臺灣應如何重看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論:從凃照彥與劉進慶的兩本臺灣經濟史經典著作談起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s://kamatiam.org/當代臺灣應如何重看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論/)


最後修改日期: 2023-10-12

留言

發表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