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破數字—從漢生病看殖民的邊緣治理（下）

郭文華（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

上一篇文章回顧殖民邊緣的「現身政治」與日治時期一直沒數清楚的漢生病患。相對於官方的保守調查，專家與官僚則不斷估計，推估數字之間的差距也很驚人。

表1　1901年到1931年之間漢生病醫師與官僚的漢生病患數估計

在處理過估計最多與最少的兩個數字後，本文繼續從估計數字的動態，看殖民官僚如何想像與處理漢生病患。

一、愈加愈多

在青木大勇與光田健輔之間是一連串的估算。其中，一貫質疑官方調查，認為漢生病患數遠超過於此者，可以用臺北醫專教授，赤十字醫院皮膚科主任宮原敦為代表。他在1919年發表的〈臺灣ノ癩人〉長文不但繼〈癩院設置の必要を論ず〉後開啟另一波漢生病治理的議論，也是公衛官僚，甚至是戴仁壽與官方互動的參考。

圖1　宮原敦
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

圖2　赤十字醫院
圖片來源：「臺灣回憶探險團」網站：http://www.twmemory.org/?p=5721

〈臺灣ノ癩人〉主打漢生病問題的猖獗，論證上與青木有許多相似之處。不過當時在臺日人已多，因此宮原可以將日本人資料分開，得出在臺日本人的漢生病發生率比國內還高的觀察。他也將籍貫納入分析，指出日臺患者都是以新竹、桃園兩廳最多，這兩個地區是來自閩粵的移民。

但〈臺灣ノ癩人〉最引人注意的論點還是漢生病的「都市」特質。宮原認為漢生病不但是傳染病，而且是都市病，因此推估不只是門診人數的放大，而要依可能傳染方式與對象來加以修正。這樣推出的病患數雖不如青木大勇多，但也十分驚人—臺灣的漢生病患不止一萬六千人，可能超過兩萬人；臺北更以東京的18倍、京都的三倍、福岡的2.5倍的高盛行率，躍升為盛行率第一的漢生病都市。

宮原的推理有政策效果。以台北來說，1920年代是其脫胎換骨，成為現代都市的關鍵年代。不但總督換上文人的田健治郎，當局也重新規劃臺北市，全面採用町制，打造公共建築，逐步從空間與社會生活改造這個都會。在宮原的描述下，漢生病可以如傷寒一樣成為「內地人（日本人）的恥辱」，更是殖民地文明教化的最大諷刺。

在這個想像下宮原鋪陳他的防治策略，指出中國來的短期製茶工因與本地人雜居，是可能的傳染源。而臺北人口稠密，即使日本人與當地人沒有住在一起，還是有生活上的接觸，是得病的主因。基於這條「中國疫區—臺灣殖民地—日本本土」的傳染路徑，宮原認為當局必須實施防堵，將漢生病列入海港檢疫。

這個說法固然不脫「發現傳染路徑，阻絕疾病傳染」的學理，但其令人驚駭處是都市衛生的邏輯：他竟將「見不得人」的漢生病與日本人連在一起。然而漢生病真得這樣棘手？對當局而言，他們是隱憂，但並非急務；看似「有害」，但似乎不影響社會運作。但也正因為如此，讓宮原敦有操作空間，用數字建構他的「漢生病威脅論」。他不但呼籲建立機構，而且還要強化警察訓練，以便執行篩檢，查察人口，強化海關檢疫。

宮原的論調有市場。〈臺灣ノ癩人〉由於作者的廣泛人脈，得到不少迴響，宮原也受邀去官民聯誼組織「番茶會」報告，引發熱烈討論。名律師中村啟次郎大受感動，臺銀副董事長中川小十郎則號召出資二十萬圓，請宮原主持療養院興建。之後臺北廳參事林熊徵主動捐款，將建院基金加碼為三十萬圓。與此同時宮原諮詢臺北醫專堀內次雄校長、臺北醫院院長倉岡彥助後將經費再上修到五十萬圓，並陸續得到日本政府的鼓勵。這樣一路「愈加愈多」的結果，是每間七十五萬圓，在臺北、臺中與臺南各設立三百床療養院的巨大計畫。對參與的仕紳與官僚來說療養院是公共事業，也可以妝點殖民門面。它凸顯統治成效，也讓首善的臺北城更加衛生，方便各行各業生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