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豐恩(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候選人)

去年,我為了蒐集論文資料,到日本待了一年,期間也四處旁聽一些課。有次上課,不知提到什麼,授課老師突然感嘆地說:「現在日本大學什麼都要產學合作,連人文學科都要產學合作。可是,我們學歷史能跟誰產學合作呢?」

說完,他用一種日本人常見的靦腆表情,一邊搖頭,一邊無奈地笑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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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陣子,我對歷史與其他的人文知識在公共生活扮演的角色,產生了很大興趣,所以找來一些相關的書和文章,希望了解其他人如何思考這個問題。

這樣的討論近幾年來到處可見,從專業學會的刊物,到一般性的報刊雜誌,還有些學者將想法集結成書。兩年前,兩位學者David Armitage與Jo Guldi共同撰寫的《歷史學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一書,就觸及了這個問題。

圖1  David Armitage與Jo Guldi共同撰寫的《歷史學宣言》
圖1  David Armitage與Jo Guldi共同撰寫的《歷史學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
(圖片來源:http://historymanifesto.cambridge.org/

他們利用統計方法,回顧歷史學界過去數十年出版的作品,得到一個結論:歷史學者的研究時段越做越短,題目越來越小。對此,他們提倡一種「長時段」的回歸,期待學者能夠運用新的技術,大膽地挑戰新的歷史議題。他們也主張,歷史學者應該以自身的研究,介入政策制定的過程,提供國內與國際治理的建言。

長時段的歷史研究、並作為政策參考,這樣的方向是否真是未來歷史學界值得努力的目標,恐怕仍有許多討論空間。不過,Armitage與Guldi兩人指出的現象,也是其他許多人的觀察:最近這幾十年來學術研究的日益高度專業化,固然有其正面貢獻,但也讓人文與社會科學距離社會一般人越來越遙遠。

是讀者對人文知識越來越沒興趣嗎?未必。如果我們把眼光放到學術圈之外,看見的會是另外一幅光景。另一位歷史學者Jonathan Zimmerman是這樣說:

「歷史正紅,是個大事業。幾百萬的美國人,每天會透過博物館、主題公園、網站,還有書籍和電影消費歷史。不過這龐大的觀眾群,大多會避開學院派的歷史學者,也就是我們這些在大學謀生的人。我們只為彼此寫作,而不是為一般非虛構作品的讀者,而讀者也知道。我們忽視他們;他們忽視我們。這是互相的。」

他對這樣的情形多所不滿,因而有點尖刻地寫著:

「雖然許多歷史學者在研究上關注『一般的』(common)男男女女,但對於這些一般人可能想讀的任何東西,他們似乎會自動地產生厭惡。他們想像自己的作品如此複雜而精深,只有最具教養的人才能夠理解。」 [1]

他用了一個比喻,這樣的學者,好像是找不到舞伴的高中生。為了自我防衛,他們只好宣稱,自己打從一開始就不喜歡跳舞。

Jonathan Zimmerman也引用了個經典的例子,是美國南北戰爭史的頂尖學者James McPherson。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的McPherson,除了研究精湛,文筆也甚為動人。他曾經撰寫了Battle Cry of Freedom一書,厚達九百多頁,並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卻引起熱烈的閱讀風潮,蔚為暢銷。但他大概萬萬沒想到,受到一般讀者歡迎的自己,反倒得面對學術界的質疑。一個學術會議甚至取消了原本以該書為主題的場次,只因這本著作太受大眾歡迎──似乎暗示著它不夠「學術」。

James McPherson, Battle Cry of Freedom

圖2 美國南北戰爭史學者James McPherson的著作Battle Cry of Freedom
(圖片來源:http://www.amazon.com/Battle-Cry-Freedom-Oxford-History/dp/019516895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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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天,一群朋友和我開始在「故事」上頭寫文章。不少朋友看了,認為我們是在做大眾史學,或是普及史學。我對這兩個標籤都有所保留,雖然這樣的觀察並非沒有道理,但總覺得無法捕捉到心中真正想做的事。

我之所以有所保留,原因是,如果過度聚焦在談論「大眾」史學,很容易讓人強化專業與普及之間的對立,好像兩者就是涇渭分明、截然不同的文類。緊接而來的想法,常常是:大眾就是喜歡淺薄、輕鬆(往往也意味不夠嚴謹)的知識。但這樣的預設未必正確。

其實,一個同質性、單一的大眾並不存在,這個概念本身就值得檢驗:究竟多「大眾」才算「大眾」呢?此外,大眾與專業也不是對立的概念。所有專業的研究者,踏出了自己鑽研的小小領域之外,就是大眾。一個日本古代藝術史的專家,可能對二十世紀非洲的政治史毫無所悉。許多在學術界影響深遠的研究,本身也是好看的歷史著作。

我第一次閱讀Carlo Ginzberg的名著《乳酪與蟲》(The Cheese and the Worms)一書時,意外地發現出版社將其稱之為精彩的大眾史學著作,與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蒙大猶》(Montaillou)並列。熟悉西方當代歷史學的讀者,大概會聯想到Natalie Zemon Davis的《馬丹.蓋赫返鄉記》(Le Retour de Martin Guerre)一書,它讓作者在專業領域的聲名鵲起,又同時席捲了書市,甚至有人埋怨,馬丹.蓋赫的名氣幾乎要超過馬丁路德。

換句話說,糾結於誰是大眾、如何普及這類的問題,或者是急於畫清專業與大眾之間的界線,有可能搞錯了方向。歷史研究固然有專技性的一面(比如年代與史實的考證),但它最終的目的,是幫助人們理解人類社會與生活。這樣的關懷,不應該,也不會只限於特定的專業圈子當中。

相比之下,如何找出歷史與其他人文知識真正有價值、真正予人啟發和感動之處,並尋找呈現知識的各種可能性,透過不同方式,將之傳播出去,在我看來是更有意思,也更根本的問題。

在這個大的主題之下,有兩個值得思考的面向。一個是寫作。

英國歷史學者Hugh Trevor-Roper曾說:「你或許可以看遍全世界的檔案,但缺乏了判斷力,你不可能把事情搞對,而不注重寫作,沒人會要讀你的東西。」

寫作的重點在與讀者溝通。在一個高度專業化的學術世界裡,寫作大概很難受到重視,因為每個人只需要寫給寥寥可數的同行,而他們是別無選擇,不得不讀。(雖然這不排除有個別的研究者特別善於寫作)可是,一旦踏出以專業為名的圈子,如何遣字造句,如何開場,如何結局,甚至是如何選擇標題,突然之間都變成了重要的問題。你需要給讀者一個閱讀的理由,也要提供足夠的吸引力,讓他們願意讀下去。

我喜愛美國史學者Jill Lepore的作品,她除了在大學中教書外,同時還定期為雜誌《紐約客》(The New Yorker)寫作。閱讀她的文章,永遠是種享受。儘管她所寫作的主題,我可能毫無涉獵,也缺乏專業知識,但卻能透過她極為巧妙的敘事,宛如漫步般踏入另一個全然陌生的世界。那樣的閱讀,不是為了下次的考試,不是為了另一個文章的註腳,而是滿足一種智識上的愉悅。

每次看完這樣的文章,總忍不住想,我們能不能有自己的《紐約客》、《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或是《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那樣具有深度、知識性,但卻不會充斥著惱人的術語,不被僵硬的學術規範侷限,充滿熱情、吸引人的文章。

除了寫作之外,另一個同樣必須認真對待的問題是媒體/媒介(media)。

現代歷史學跟其他的人文學科一樣,在過去一百多年間演化出了一套準則,逐漸穩固下來,有時彷彿變成了不證自明的道理。但穩固往往也暗藏僵化和形式主義的風險。因為專業化,我們對歷史知識的定義似乎不斷在縮小。它需要經過一定流程,遵守一定格式,它需要發表在學術刊物之上——隨著學術刊物越來越多,它還必須刊登在特定的刊物之上,否則就失去了作為知識的資格。

這些規範都有其內在的邏輯和道理,但它們既然是在歷史中演化出來的,就不會是永恆不變的真理。換句話說,它們會繼續改變下去,特別是當外在環境產生了劇烈的變化。

網路的出現,就是一個劇烈的變化。如同印刷書的出現,徹底改變了知識的面貌,網路作為一個新的「媒介」,必然也將來巨大衝擊。就這一點而言,我們應該可以從過去數十年的書籍與知識史的研究中,獲得許多靈感和啟發。也許幾百年後回頭看,我們就像是活在印刷書剛剛誕生的年代,還不知道它會為這個世界帶來什麼改變,對於它所隱藏的巨大能量,有人感到興奮無比,也有些人充滿疑懼。

不過一直到今天,學術界對於新媒介的可能性,仍然顯得保守。相較之下,網路徹底挑戰了傳統新聞的許多遊戲規則,也逼著傳統新聞業不得不轉型,進而激發出各種可能性,過去幾年內,各式各樣的實驗,正如雨後春筍般冒出。

《紐約時報》在2015的年終,回顧了該社在過去一年推出最精采的五十個「互動式敘事」,非常值得一看。看了讓人要想,如果把內容的新聞報導換成學術論文,能不能也有同等精采的效果?(其實以其中內容之深刻,似乎也不輸給學術論文了。)

此外,過去幾年,新聞界也發現「長文章」(long read)在一個凡事看似破碎的網路世界裡,竟然意外有了市場,美國新興的Huffington Post就特別開闢名為Highline專區,經營深入報導的長文章。

圖3 美國媒體Huffington Post所開闢的Highline專區
圖3 美國媒體Huffington Post開闢的Highline專區
(圖片來源:http://highline.huffingtonpost.com/


在這個快速成長的新媒體生態環境中,我日益感覺,人文與社會學科的研究者有大顯身手的空間。美國學者E. O. Wilson曾說:我們儘管被資訊給淹沒,卻仍舊渴望智慧。(We are drowning in information, while starving for wisdom.)當每個人都可以在臉書上信手丟出一段資訊或一則評論,資訊會越來越廉價,評論也將越來越不值錢。相對地,經過疏理的知識,具有證據支撐的紮實論點,頭尾完整的敘述,更顯得難能可貴而能彰顯其價值。

正是在這樣紛擾的新媒體環境中,我相信受過人文社會學科訓練的人,將會找到新的舞台,可供揮灑。其實,一位研究生花了兩三年的時間鑽研某一題目,不是很類似時興的慢新聞、調查報導嗎?

我因此想起了當時那位苦笑的日本老師和他的疑惑。又想起另一位歷史學者Robert Darnton講過的話,他說:歷史學者應該成為文化的中介者(cultural mediators),因為需要有人去帶領大家認識這個世界和他的過往。[2]

我也是這樣相信的。新的一年,或許這是個值得繼續努力的目標。


附註:

[1] Jonathan Zimmerman, “Across the Great Divide: American Historians and Their Publics.” 網址:
https://kamatiam.org/wp-content/uploads/2016/01/Zimmerman_Great20Divide.pdf 

[2] 請參考網址:
https://history.stanford.edu/news/history-professor-caroline-winterer-speaks-harvard-future-history-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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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豐恩 / 知識、媒體與公共生活的幾點筆記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kam-a-tiam.typepad.com/blog/2016/01/知識、媒體與公共生活的幾點筆記.html)


最後修改日期: 2019-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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