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豐恩（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候選人）
去年，我為了蒐集論文資料，到日本待了一年，期間也四處旁聽一些課。有次上課，不知提到什麼，授課老師突然感嘆地說：「現在日本大學什麼都要產學合作，連人文學科都要產學合作。可是，我們學歷史能跟誰產學合作呢？」
說完，他用一種日本人常見的靦腆表情，一邊搖頭，一邊無奈地笑了笑。
過去一陣子，我對歷史與其他的人文知識在公共生活扮演的角色，產生了很大興趣，所以找來一些相關的書和文章，希望了解其他人如何思考這個問題。
這樣的討論近幾年來到處可見，從專業學會的刊物，到一般性的報刊雜誌，還有些學者將想法集結成書。兩年前，兩位學者David Armitage與Jo Guldi共同撰寫的《歷史學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一書，就觸及了這個問題。
圖1 David Armitage與Jo Guldi共同撰寫的《歷史學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
圖片來源：http://historymanifesto.cambridge.org/
他們利用統計方法，回顧歷史學界過去數十年出版的作品，得到一個結論：歷史學者的研究時段越做越短，題目越來越小。對此，他們提倡一種「長時段」的回歸，期待學者能夠運用新的技術，大膽地挑戰新的歷史議題。他們也主張，歷史學者應該以自身的研究，介入政策制定的過程，提供國內與國際治理的建言。
長時段的歷史研究、並作為政策參考，這樣的方向是否真是未來歷史學界值得努力的目標，恐怕仍有許多討論空間。不過，Armitage與Guldi兩人指出的現象，也是其他許多人的觀察：最近這幾十年來學術研究的日益高度專業化，固然有其正面貢獻，但也讓人文與社會科學距離社會一般人越來越遙遠。
是讀者對人文知識越來越沒興趣嗎？未必。如果我們把眼光放到學術圈之外，看見的會是另外一幅光景。另一位歷史學者Jonathan Zimmerman是這樣說：
「歷史正紅，是個大事業。幾百萬的美國人，每天會透過博物館、主題公園、網站，還有書籍和電影消費歷史。不過這龐大的觀眾群，大多會避開學院派的歷史學者，也就是我們這些在大學謀生的人。我們只為彼此寫作，而不是為一般非虛構作品的讀者，而讀者也知道。我們忽視他們；他們忽視我們。這是互相的。」
他對這樣的情形多所不滿，因而有點尖刻地寫著：
「雖然許多歷史學者在研究上關注『一般的』（common）男男女女，但對於這些一般人可能想讀的任何東西，他們似乎會自動地產生厭惡。他們想像自己的作品如此複雜而精深，只有最具教養的人才能夠理解。」 [1]
他用了一個比喻，這樣的學者，好像是找不到舞伴的高中生。為了自我防衛，他們只好宣稱，自己打從一開始就不喜歡跳舞。
Jonathan Zimmerman也引用了個經典的例子，是美國南北戰爭史的頂尖學者James McPherson。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的McPherson，除了研究精湛，文筆也甚為動人。他曾經撰寫了Battle Cry of Freedom一書，厚達九百多頁，並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卻引起熱烈的閱讀風潮，蔚為暢銷。但他大概萬萬沒想到，受到一般讀者歡迎的自己，反倒得面對學術界的質疑。一個學術會議甚至取消了原本以該書為主題的場次，只因這本著作太受大眾歡迎──似乎暗示著它不夠「學術」。
圖2 美國南北戰爭史學者James McPherson的著作Battle Cry of Freedom
圖片來源：http://www.amazon.com/Battle-Cry-Freedom-Oxford-History/dp/019516895X
去年夏天，一群朋友和我開始在「故事」上頭寫文章。不少朋友看了，認為我們是在做大眾史學，或是普及史學。我對這兩個標籤都有所保留，雖然這樣的觀察並非沒有道理，但總覺得無法捕捉到心中真正想做的事。
我之所以有所保留，原因是，如果過度聚焦在談論「大眾」史學，很容易讓人強化專業與普及之間的對立，好像兩者就是涇渭分明、截然不同的文類。緊接而來的想法，常常是：大眾就是喜歡淺薄、輕鬆（往往也意味不夠嚴謹）的知識。但這樣的預設未必正確。
其實，一個同質性、單一的大眾並不存在，這個概念本身就值得檢驗：究竟多「大眾」才算「大眾」呢？此外，大眾與專業也不是對立的概念。所有專業的研究者，踏出了自己鑽研的小小領域之外，就是大眾。一個日本古代藝術史的專家，可能對二十世紀非洲的政治史毫無所悉。許多在學術界影響深遠的研究，本身也是好看的歷史著作。
我第一次閱讀Carlo Ginzberg的名著《乳酪與蟲》（The Cheese and the Worms）一書時，意外地發現出版社將其稱之為精彩的大眾史學著作，與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蒙大猶》（Montaillou）並列。熟悉西方當代歷史學的讀者，大概會聯想到Natalie Zemon Davis的《馬丹．蓋赫返鄉記》（Le Retour de Martin Guerre）一書，它讓作者在專業領域的聲名鵲起，又同時席捲了書市，甚至有人埋怨，馬丹．蓋赫的名氣幾乎要超過馬丁路德。
換句話說，糾結於誰是大眾、如何普及這類的問題，或者是急於畫清專業與大眾之間的界線，有可能搞錯了方向。歷史研究固然有專技性的一面（比如年代與史實的考證），但它最終的目的，是幫助人們理解人類社會與生活。這樣的關懷，不應該，也不會只限於特定的專業圈子當中。
相比之下，如何找出歷史與其他人文知識真正有價值、真正予人啟發和感動之處，並尋找呈現知識的各種可能性，透過不同方式，將之傳播出去，在我看來是更有意思，也更根本的問題。
在這個大的主題之下，有兩個值得思考的面向。一個是寫作。
英國歷史學者Hugh Trevor-Roper曾說：「你或許可以看遍全世界的檔案，但缺乏了判斷力，你不可能把事情搞對，而不注重寫作，沒人會要讀你的東西。」
寫作的重點在與讀者溝通。在一個高度專業化的學術世界裡，寫作大概很難受到重視，因為每個人只需要寫給寥寥可數的同行，而他們是別無選擇，不得不讀。（雖然這不排除有個別的研究者特別善於寫作）可是，一旦踏出以專業為名的圈子，如何遣字造句，如何開場，如何結局，甚至是如何選擇標題，突然之間都變成了重要的問題。你需要給讀者一個閱讀的理由，也要提供足夠的吸引力，讓他們願意讀下去。
我喜愛美國史學者Jill Lepore的作品，她除了在大學中教書外，同時還定期為雜誌《紐約客》（The New Yorker）寫作。閱讀她的文章，永遠是種享受。儘管她所寫作的主題，我可能毫無涉獵，也缺乏專業知識，但卻能透過她極為巧妙的敘事，宛如漫步般踏入另一個全然陌生的世界。那樣的閱讀，不是為了下次的考試，不是為了另一個文章的註腳，而是滿足一種智識上的愉悅。
每次看完這樣的文章，總忍不住想，我們能不能有自己的《紐約客》、《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或是《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那樣具有深度、知識性，但卻不會充斥著惱人的術語，不被僵硬的學術規範侷限，充滿熱情、吸引人的文章。
除了寫作之外，另一個同樣必須認真對待的問題是媒體／媒介（media）。
現代歷史學跟其他的人文學科一樣，在過去一百多年間演化出了一套準則，逐漸穩固下來，有時彷彿變成了不證自明的道理。但穩固往往也暗藏僵化和形式主義的風險。因為專業化，我們對歷史知識的定義似乎不斷在縮小。它需要經過一定流程，遵守一定格式，它需要發表在學術刊物之上——隨著學術刊物越來越多，它還必須刊登在特定的刊物之上，否則就失去了作為知識的資格。
這些規範都有其內在的邏輯和道理，但它們既然是在歷史中演化出來的，就不會是永恆不變的真理。換句話說，它們會繼續改變下去，特別是當外在環境產生了劇烈的變化。
網路的出現，就是一個劇烈的變化。如同印刷書的出現，徹底改變了知識的面貌，網路作為一個新的「媒介」，必然也將來巨大衝擊。就這一點而言，我們應該可以從過去數十年的書籍與知識史的研究中，獲得許多靈感和啟發。也許幾百年後回頭看，我們就像是活在印刷書剛剛誕生的年代，還不知道它會為這個世界帶來什麼改變，對於它所隱藏的巨大能量，有人感到興奮無比，也有些人充滿疑懼。
不過一直到今天，學術界對於新媒介的可能性，仍然顯得保守。相較之下，網路徹底挑戰了傳統新聞的許多遊戲規則，也逼著傳統新聞業不得不轉型，進而激發出各種可能性，過去幾年內，各式各樣的實驗，正如雨後春筍般冒出。
《紐約時報》在2015的年終，回顧了該社在過去一年推出最精采的五十個「互動式敘事」，非常值得一看。看了讓人要想，如果把內容的新聞報導換成學術論文，能不能也有同等精采的效果？（其實以其中內容之深刻，似乎也不輸給學術論文了。）
此外，過去幾年，新聞界也發現「長文章」（long read）在一個凡事看似破碎的網路世界裡，竟然意外有了市場，美國新興的Huffington Post就特別開闢名為Highline專區，經營深入報導的長文章。
圖3 美國媒體Huffington Post開闢的Highline專區
圖片來源：http://highline.huffingtonpost.com/
在這個快速成長的新媒體生態環境中，我日益感覺，人文與社會學科的研究者有大顯身手的空間。美國學者E. O. Wilson曾說：我們儘管被資訊給淹沒，卻仍舊渴望智慧。（We are drowning in information, while starving for wisdom.）當每個人都可以在臉書上信手丟出一段資訊或一則評論，資訊會越來越廉價，評論也將越來越不值錢。相對地，經過疏理的知識，具有證據支撐的紮實論點，頭尾完整的敘述，更顯得難能可貴而能彰顯其價值。
正是在這樣紛擾的新媒體環境中，我相信受過人文社會學科訓練的人，將會找到新的舞台，可供揮灑。其實，一位研究生花了兩三年的時間鑽研某一題目，不是很類似時興的慢新聞、調查報導嗎？
我因此想起了當時那位苦笑的日本老師和他的疑惑。又想起另一位歷史學者Robert Darnton講過的話，他說：歷史學者應該成為文化的中介者（cultural mediators），因為需要有人去帶領大家認識這個世界和他的過往。[2]
我也是這樣相信的。新的一年，或許這是個值得繼續努力的目標。
附註
[1] Jonathan Zimmerman, “Across the Great Divide: American Historians and Their Publics.” 網址：
https://kamatiam.org/wp-content/uploads/2016/01/Zimmerman_Great20Divide.pdf 。
[2] 請參考網址：
https://history.stanford.edu/news/history-professor-caroline-winterer-speaks-harvard-future-history-ph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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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豐恩 / 知識、媒體與公共生活的幾點筆記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s://kamatiam.org/知識媒體與公共生活的幾點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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