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慧宏（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奴隸制的國家級專展
從今年（2021）2月起，荷蘭國立博物館（Rijksmuseum）刻正公開一個關於奴隸制的特展，標題為Slavery: Ten True Stories，利用廣泛的視覺、文字、物件等資料，以博物館展示的方式敘說十個荷蘭歷史上奴隸制參與角色的聲音和故事，地區包括了巴西、蘇利南（Suriname）、加勒比海、南非和亞洲等。博物館官方網站中說，這個荷蘭殖民史上奴隸制度的執行，時間橫跨約250年，它們是荷蘭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這個特展的整體規劃所呈現的荷蘭視角，也是首次在一個國家級的博物館呈現。以荷蘭來說，亦是第一次關於奴隸貿易的國家級專展。展期是今年2月12日至5月底，然全球疫情未歇，目前該博物館也暫時關閉至4月20日，本人亦無緣親訪。[1]
圖1 荷蘭國立博物館Slavery: Ten True Stories特展官網。
圖片來源：https://www.rijksmuseum.nl/en/whats-on/exhibitions/slavery
2020年底於特展開幕前，荷蘭國立博物館館長Taco Dibbits公開於媒體表示：「奴隸制是荷蘭殖民時期必要的組成要素，有好幾個世代的人們遭受著其無法想像的不公義。我們認為奴隸制對我們當今社會是相當重要的[議題]，Black Lives Matter顯示這個主題有需要被敘說的急迫性。」[2] Dibbits館長也公開支持荷蘭政府，其已開始進行大約十萬件之前從殖民地劫掠的藝術文物之歸還事宜。此展主要策展人博物館歷史部門的主任Valika Smeulders博士，出生於荷蘭加勒比海殖民地古拉索（Curaçao），本身已多年致力於荷蘭奴隸制的研究、加勒比海地區的歷史和相關社會教育議題，2019年並獲頒荷蘭黑人傑出成就獎（The Netherlands Black Achievement Award in the category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古拉索是位於委瑞內拉北方荷屬加勒比海區的一個島嶼，2010年後才獲獨立國名Country of Curaçao，仍屬荷蘭主權國家的構成國（Constituent Country in the 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古拉索目前的人口仍以當地人佔有近八成為最多，而當地人稱為古拉索人，從歷史上來看，應包括原住民、歐洲移民到奴隸出身的後代等之混合血緣或其一傳承。從西班牙最早在這個島嶼與原住民接觸開始，17世紀荷蘭佔領後，古拉索被建構為荷蘭西印度公司跨大西洋奴隸貿易的重鎮，開啟大批主要來自西非之強制勞力人口移入的歷史。
歐美研究的新角度：讓小人物說話
當荷蘭國立博物館以國家歷史角度詮釋奴隸制在歷史上的貢獻時，奴隸制所指涉的參與壓迫和被壓迫人群移動的歷史架構，卻絕對是一個世界史的性質，這個展覽的地理幅度，確實也明示此點。大約90年代之後，歐洲史研究的走向世界史，或以世界的角度挑戰歐洲本位的歷史思考，一直是促成美洲和非洲研究走向本土新視野的重要原因，以廣義的西方學界來說。以歐洲在1500年後頻繁地與非歐洲地區接觸來說，過去在這個脈絡下的移動人口，沒有發聲權的奴隸，和部分大量的船員和傳教士一樣，其在歷史上的貢獻鮮少被論。
再者，早期從美洲歷史發聲具開創性的學者John H. Elliott（1930-），在1970年出版的書籍上，為美歐兩洲跨區研究的歷史意義，提出以下說明，這對思考影響和與之相關的次要主題，例如過去所知不多的小人物奴隸，仍具有一定的啟發：
任何以外部影響的角度檢視歐洲史，都帶有一種慾望想去發現這個影響在每個地方的任何痕跡。但影響的缺乏經常猶如它的顯現一樣具有揭露性；假使某些思想的領域仍然令人感到好奇地未曾顯現美洲經驗，則在美洲發現之後的一百年或更久，這個狀況經常也告知部分有關歐洲文明的性格…然而，美洲和歐洲不應臣服於歷史學的分離，不論它們的合夥關係，在後來17世紀以前可能經常顯示有多麼地模糊。正確地說，它們的歷史應該是這兩者特定主題之持續性相互作用所形成的。[3]
Elliott認為所謂影響的評估，缺乏具體影響的痕跡—假設以歷史研究的角度來說，和顯現出具體影響，兩者都是具有指標性的，因此他的研究試圖就美洲發現後約一百多年來思考影響的議題，而他認為這個視角對了解歐洲文明的性格是有幫助的。換言之，這個更細緻思考影響的視角，可以擴大我們討論美洲和歐洲從1492年之後互為牽連的歷史發展，而這也是破除殖民和被殖民固定框架的一種研究方法。文明的性格（character）可能是很廣義但也缺乏清楚定義的概念，然而若我們運用Elliott的思維，歐洲15世紀後幾百年對奴隸制和被消音的奴隸角色之各種論辯，確實是映照了歐洲文明性格的一面。過去的殖民史框架，可能因為奴隸的受壓迫和邊緣性，不見得認可這類角色對歐洲歷史的重大影響，然他們在某些歷史脈絡的缺席，卻的確是歐洲人自我中心的偏見所造成的。而且性格一詞所定義的個人心理和道德層面的獨特特徵，也正是歐洲在跨世紀奴隸制討論中的重點，例如，認為黑奴具有不同於歐洲人的心理和道德本質，因此他們天生性質上就不同於歐洲人種。奴隸制確實是檢視歐洲文明性格的一個適切而有力的視角。荷蘭國立博物館為奴隸制進行單一主題的專門探究，認同其作為荷蘭史國家建構不可或缺的部分，具象化了過去數十多年像Elliott的研究視野所帶來的深刻改變。
從歷史和文化思考種族議題
上述Dibbits館長的說明，特別提到當今西方國家面臨的一個重要議題：Black Lives Matter（BLM），為奴隸故事的公開展示定義其教育和社會責任的正面意義。種族（race）議題是在歐洲奴隸制幾百年的論辯中形塑的，而BLM這個社會運動，代表西方長時期努力破除的種族偏見又再度被推上檯面。從2013年開始的這個口號和跨國網絡，在2020年5月美國明尼蘇達州非裔美籍人士George Floyd因警察暴力致死事件之後，又再度受到更廣泛的國際關注。BLM口號所示之“Black”，對照Floyd事件中的白人警察，膚色問題本就是種族概念在殖民史脈絡中逐步具體化後的一個重要因素，跟遭受歐洲強制遷移至美洲的大量非洲勞動人口，和美洲原住民的原生膚色都有關係，而奴隸貿易和制度中所代表的暴力，是歐洲有意識對非歐洲人群進行區分的合理化作法（從歐洲的角度），並讓膚色差異變成種族議題的象徵核心。當今在美國社會挑起黑人白人對立的討論時，膚色象徵的諸多種族性質之論述，很自然地也再被利用和詮釋。當人類的現代世界已經經歷廢奴運動和認可全球多元文化之後，BLM之出現，似乎又再次表示，一個與西方歷史發展緊密關聯的命題，仍反映在當今社會某些重大而持續性議題的有效討論中。
本篇短文，除了希冀對種族議題的時事性，提出一些從歷史脈絡的思考，本人也希望從膚色對立的另一面，即人群間的文化交流，提供讀者一個了解奴隸對西方社會貢獻的面向，或換另一個方式說，指出奴隸、黑人、或非裔移民，在不同場合條件下曾有的幾種稱名，如何在過往殖民脈絡下，逐漸發展出自主性的交融式文化，而這個文化交融最具體之例，本人認為就是18世紀出現的「黑人教會」。
歐洲奴隸制與種族概念的浮現：從基督宗教到膚色
歐洲歷史上，希臘羅馬時代早有的奴隸，羅馬時代的奴隸人口已逐漸增多，多服務於貴族家族。[4] 葡萄牙是伊比利亞半島最古老的民族國家，也是第一個在15世紀初葉就進入大西洋探險的王室。那時葡萄牙和西班牙已有來自非洲的移民，大部分在王室和貴族家庭內服務，對比於後來17世紀逐步系統化推展的奴隸貿易中之非裔人口，此時的奴隸並不全然只來自非洲，來自戰俘和罪犯都有，也不全只是被壓迫的階層，雖然屬於服務性質的勞工，但在貴族世家服務的甚至有一定的地位。然也始於葡萄牙，西非奴隸與黃金的貿易，在1415年擊敗伊斯蘭正式拿下地中海的入口、屬於摩洛哥的休達港（Ceuta）後，成為王室最重要的收入來源，開始了葡萄牙海上帝國的建立。葡萄牙王室也早將從非洲買到的奴隸運送到大西洋島嶼和巴西的種植園（plantations）工作。據估計，16世紀初葉，葡萄牙約有35000的非裔人口，佔人口組成的百分之三，為當時歐洲各國之首。
從16至17世紀開始，西班牙、英格蘭和荷蘭等主要海外擴張的歐洲政權，陸續投入了奴隸貿易，支援其海外殖民地的勞動人力。最初葡西在美洲還以原住民為主要勞力，後因疾病和死亡等因素—就如克羅斯比（Alfred W. Crosby）在《哥倫布大交換》所說，歐洲殖民者的入侵帶來原住民人口的衰亡，便越來越多地從非洲引進奴隸人口到種植園。據估計，約1580年前就有大概75000的非裔奴隸前往美洲；而約1580到1700年，大概有一至兩百萬從非洲強制遷移的人口前往美洲，遠多於約一百萬的歐洲移動人數。這種懸殊狀況在18世紀更加巨大，歐洲人越少，但非洲奴隸不斷增長，跟殖民統治對奴隸人口的婚姻和生育等控管有關。整個奴隸系統中的人口再生比例低，就一直會有從非洲再引進的需求心態，這種狀況尤其在加勒比海地區和南美洲巴西特別明顯。在約19世紀之前，加勒比海地區據估有超過三百多萬的非洲奴隸人口，此區主要是荷蘭和法國的殖民勢力。
Smeulders博士在訪談中曾提及，她的父母是出生於蘇利南，而更早有祖先輩來自於種植園的奴隸。[5] 蘇利南是位在南美洲東北海岸邊，目前已獨立為蘇利南共和國，為南美洲最小的主權國家。17世紀下半為荷蘭的殖民地後，蘇利南是非常重要的蔗糖經濟重鎮，也是主要的奴隸移入地。在約1680至1750年代，此地有約百分之十的奴隸逃亡，躲入雨林區建立自己的社群。在奴隸歷史上，它們是非常少數歷史學家能從其後代進行口述歷史的一群，以對照於主要、並大多由歐洲人角度所敘寫的歷史。此地奴隸的反抗和逃亡在百年間有多次，最終在1762年荷蘭與逃亡奴隸社群們（runaway slave societies）才達成和平協議，容許雨林內的社群能自由地進行貿易。
種族（race）一字本有血緣和家族系譜之意，在近代歐洲也發展出作為國別或宗教的區別指稱，隨著歐洲的殖民和帝國發展越發龐大，這個血緣之字也逐漸移駕到殖民脈絡。海外擴張無可避免的便是人群移動和接觸，通婚議題與族群管理在早期殖民社會就是重點。然歐洲人在奴隸貿易的強制性中，發展出區別化的種族性（ethnicity）的概念，與對非歐洲人的持續論辯和合理化其作法密切相關。16世紀早就出現對殖民者暴行的反對聲音，然18世紀更加理論化種族性的知識論述，如此期代表作品林奈（Carl Linnaeus, 1707-78）的《自然系統》（The System of Nature, 1735）一書，作者除了分類動植物，也分類人，以美、歐、亞、非分為四群，其中膚色即為一要素，另人群間差異或其中變種也來自於氣候和環境的影響。若根據這個論述，則認為非洲人因地理位置而有不同於歐洲的人性，或他們更接近動物，因此無法以歐洲人的理性來衡量等，就更加獲得知識性的驗證。[6]
再者，天主教傳教本就是海外擴張的一環，為美洲原住民的人性辯護也起於教會，然上帝創造下的精神性平等並沒有能獲得共識的解讀，奴隸貿易並非正義，而非洲人性不同於歐洲人的兩種相反論調，卻平行存在於17至18世紀的論述。早從文藝復興時代，美洲和非洲原住民的文明化與否標準，在歐洲人自我的定義中，就是包括基督宗教，因此福音的散播，作為一種合理化殖民和奴隸制的重要方法。然傳教普及而本地信眾逐漸成長，基督宗教就逐漸失去作為一種區別的標準，是在這個過程中，膚色逐漸位居討論的核心。
19世紀初葉始，奴隸制才逐漸走入歷史。然制度的結束並沒有終結種族性概念的存在，種族一字不只是生理建構（“biological construction”）差別的表示，就如Thomas McCarthy所言，它包含了多種物質的和心理的要素，如地理起源、譜系傳承，文化和道德等行為特質。[7] 19世紀以來在西方社會根深蒂固的此種種族定義，當然與社會達爾文主義也有關係。
圖2 Wiliam Blake (1757-1827), “Europe supported by Africa and America,” color engraving, illustration to John Gabriel Stedman’s Five Years Expedition Against the Revoled Negroes of Surinam… (London, 1796). 中間象徵歐洲的人物帶有項鍊，作為財富的表示，對照於兩旁黑人身上的黃金臂環—為奴隸身份的象徵。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黑人教會的意義
基督宗教精神性的平等，沒有對長期在歷史上被奴役的非洲人發揮保護的力道，有時甚至是披著文明外衣的幫兇，幫助塑造著黑奴應該遵守之「絕對服從的農場主式倫理」（“planter ethic of absolute slave obedience”）。[8] 然而，在18世紀的美國，牧師們所促成的奴隸之皈依，也開啟了這群被壓迫者建構自我的基督宗教解讀，亦即「黑人教會」或「奴隸教會」的出現。從奴隸組成的地下教會開始，他們基於保羅較為平等主義的文字，將救贖意義的解放置在現世，並將非洲音樂與文化，與這層得救的意義結合，Jane Shaw對這段歷史的敘說精簡生動：
由奴隸發展出來的基督宗教熱情揚溢，充滿靈歌、音樂、舞蹈、與叫喊的表現形式…。簡言之，這個基督宗教絕對以基督化身為主軸，以強烈的、個人與耶穌的關係為基礎。當又一波福音傳播熱潮於1780與1790年代在美國發燒時，美國黑人，無分奴隸與自由人，以空前眾多的人數皈依基督宗教，也因此不足為奇。這種黑人基督宗教談的不是倫理、或規則、義務；它談的是化身為人的神[God; 上帝]，以及它允諾賜給信徒的自由。…深植於這種黑人基督宗教核心的強烈而個人的精神情感，不僅鼓舞了美國黑人，讓他們在難以忍受的困境中存活，也為他們帶來現時現地就能獲得解放的希望。[9]
「倫理、或規則、義務」（“ethics or rules or obligations”），即指上言以種植園主為角度的服從式倫理，還深植在美國獨立革命時建國者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和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之理性和自由的論述中。然「黑人基督宗教」（black Christianity）已呈現全然不同的面貌，這種個別性和精神性解放的特色，即使有英國大覺醒或福音復振的傳入而刺激成長，但這較多是在外在層次，以黑人信眾內在層次來說，這純粹與他們在歷史脈絡中承受的暴力形成對照，是一種對外在環境和不公不義的反動，以此點來說，歐洲奴隸貿易的殖民也形塑了這個反應的條件。美國非洲衛理公會教會 （Af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的創立者Richard Allen（1760-1831），在1817年的一句話，可以具體例證黑人教會的獨立精神，他提出建立自己的教會，是「為了崇敬上帝在我們自己的葡萄園和無花果樹下」[10] 。Allen生於一個費城的蓄奴家庭，從小到大陸續經驗被主人賣出和家庭成員的分離，17歲時聽聞牧師講道而進入基督教，後有機會買回自由，他開始自身投入宣教，成為非裔牧師。
黑人基督宗教的新面貌，豐富了大覺醒或福音復振運動。就如Jane Shaw指出，雖然如今黑人神學（black theology）中，仍存有基督宗教永遠是白人的、壓迫的宗教之認知，但黑人教會已經發展成為非裔美國文化的絕對中心。[11] 黑人神學的理路可從歷史來說，因在18世紀的北美，非裔人口的皈依大部分仍是強迫性的，雖然他們也很快發展出自我屬靈解放的新解讀。黑人教會就是自主性文化交融之具體代表。特別是其宗教音樂的影響力，大量地呈現在戰後美國非裔文化和大眾流行音樂中。
圖3 美國公共電視（PBS）今年二月才發表的黑人教會紀錄片：The Black Church: This Is Our Story, This is Our Song，此為其封面海報，該片由 Henry Louis Gates Jr. 教授所指導，他並出版了同名的專書。從標題可知歌曲對黑人教會的重要地位。
黑人音樂：美國大眾流行音樂之重要影響
美國黑人神學家James H. Cone（1938-2018）提到歌曲之力量作為黑人倖存的表示，這即是屬靈（spirituals）和藍調（blues）音樂的核心。Cone提到在其幼時成長的阿肯色州，黑人音樂（black music）的旋律和歌曲是做為社群認同的重要基礎。[12] 黑人音樂既有非洲原生文化的特色，也有基督宗教的強烈色彩，與美國20世紀文化發展的關係，已是重要的研究議題。其中最具特色的兩個主類型，藍調和爵士，都可溯源至19世紀末，或跟教會音樂有關，而這兩類也代表黑人音樂在美國流行音樂文化中的一個影響高峰。
70-80年代美國流行音樂的成功，無疑地幾乎都是出身非裔的重量級歌手之貢獻，他們有不少位皆成長於教會唱詩班：Dionne Warwick (1940-), George Benson (1943-), Diana Ross (1944-), Lionel Richie (1949-), Stevie Wonder (1950-), Luther Vandross (1951-2005), Peabo Bryson (1951-), James Ingram (1952-2019), Michael Jackson (1958-2009), 和Whitney Houston (1963-2012) 等。他們或渾厚或磁性的歌聲，加上情感性歌詞的演繹，強烈地影響著聽者的情感，他們的作品在全球性的流行名聲，可為明證。雖然Reebee Garofalo討論其在80年代，成名的黑人歌手，或需順應於被大部分白人掌握的美國流行音樂產業之策略，例如導向對白人主流聽眾之考量，然發行者也有意地運用黑白組合的雙唱來吸引更多聽者。[13] 不可否認地，1985年Lionel Richie 和Michael Jackson合寫合唱的USA for Africa: We Are the World，包括其他白人歌手加入合唱，是80年代美國流行音樂展現跨越族群界線的成功指標，專輯銷售全球超過兩千萬，並贏得了1986年葛萊美獎年度最佳歌曲的殊榮，還有其他相當多獎項的肯定。該歌曲亦極具象徵意義地作為慈善歌曲，為非洲募款，為非裔人與美國人的融合做出音樂上的展現。再者，此作應也是曾經最為流行的福音大眾音樂（gospel pop），歌詞內涵的博愛、關懷、解救和世界一家，極具基督宗教意涵。
圖4 Luther Vandross 過世後的紀年專輯（2011）封面，左邊有靈魂一字，顯示與教會有關之靈性音樂之關聯。Vandross為80-90年代留下大量的經典情歌，他獲有八座葛萊美獎的殊榮，包括四次的最佳男歌手，專輯銷售全球約超過三千萬。(以下網址的專輯，第一首歌Dance with My Father是2004年葛萊美獎年度最佳歌曲，由Vandross根據自身與父親的回憶親自作詞，完成於他本人過世前一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8Bpf3z_96c&t=3424s)
圖片來源：https://www.discogs.com/Luther-Vandross-SOUL/release/11815049
若讀者跟本人一樣曾經為80年代的流行情歌所沈醉，從上述歷史脈絡的討論可推測，黑人教會的屬靈性和宗教性，應該就是情歌中醇厚感人的愛之根源—對基督宗教來說，最大的愛是來自上帝、也是獻給上帝的。除了上言的BLM，今日種族對立日益尖銳的美國社會，亞裔又是另一戰場。若我們回顧黑人基督宗教的歷史意義，感受其交融文化對當代文化的影響—感受的方式之一，可以就是聽歌吧，應該對當今種族對立議題有更寬容廣博的省思。行文至此，也許大家應該再次聽聽和合唱一次We Are the Worl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34sK9AYQN4（此作35週年紀念影片）
圖5 We Are the World 20週年紀念版之封面。
圖片來源：https://www.amazon.com/We-are-World-Anniversary-Special/dp/B0006IUDB2
參考文獻
[1] 另可見以下報導，附有三件展出品的照片（官網無法得見）：Mark Westall, “Landmark Exhibition on Slavery to Open at Rijksmuseum Early 2021,” FAD Magazine, December 10, 2020 (https://fadmagazine.com/2020/12/10/landmark-exhibition-on-slavery-to-open-at-rijksmuseum-early-2021/).
[2] Daniel Boffey, “Netherlands Museum Exhibition to tell Story of Dutch Slave Trade,” The Guardian, December 10,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dec/10/netherlands-rijksmuseum-exhibition-to-tell-story-of-dutch-slave-trade).
[3] John H. Elliott, The Old World and the New 1492-16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7.
[4] 菲利浦•馬提札克（Philip Matyszak）講述的一個奴隸少女故事，生動地說明富豪家庭中的這類角色，且該女孩雖然父親是家中男主人，在法律上因為母親是奴隸，她也只能一輩子是「家生奴」，見菲利浦•馬提札克（Philip Matyszak）著，鄭煥昇譯，《古羅馬24小時歷史現場》（新北：聯經出版，2019），頁52-58（原著：24 Hours in Ancient Rome (London, 2017)）。
[5] Peter Jordens, trans., “Interview with Malika Smeulders,” Repeating Islands, October 7, 2020 (https://repeatingislands.com/2020/10/07/interview-with-malika-smeulders/). 此文標題Smeulders博士的名字為誤植。
[6] 關於種族的論述參閱以下：Merry E. Wiesner-Hanks, Early Modern Europe 1450-1789,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2013), 520-26; Lynn Hunt and others, The Making of the West: Peoples and Cultures, 2nd ed., vol. 1 (Boston: Bedford/St. Martin’s, 2005), 6-7, 532-41, 667-72; 安東尼•派格登 (Anthony Pagden) 著，徐鵬博譯，《西方帝國簡史》（台北：左岸文化，2004），頁123-134, 151-169（原著：Peoples and Empires: A Short History of European Migration, Exploration, and Conquest from Greece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01), 99-111, 129-52）。
[7] Thomas McCarthy, Race, Empire, and the Idea of Human Development (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6.
[8] 理查．哈理斯、亨利．梅爾—哈亭編著，晴天譯，《牛津版基督宗教簡明史》（臺北：啟示出版，2006），頁214（原著：Jane Shaw, “The Lat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in Christianity: Two Thousand Years, ed. Richard Harries and Henry Mayr-Hart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79）。
[9] 哈理斯，《牛津版基督宗教簡明史》，頁217-18; Jane Shaw, “The Lat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182.
[10] Historical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Independence Visitor Center Corporation, 2013), 136-37.
[11] 哈理斯，《牛津版基督宗教簡明史》，頁218-19; Jane Shaw, “The Lat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183-84.
[12] James H. Cone, The Spirituals and the Blues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1992; orig. in 1972), 1-2
[13] Reebee Garofalo, “The Music Industry,” in African American Music: An Introduction, ed. Mellonee V. Burnim and Portia K. Maultsby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4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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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慧宏／種族議題與黑人教會：文化交流例證的當代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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