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脈絡
「窩窩頭」讀作【wowotou】，這是中國華北地區的音讀，一般也有簡讀為「窩頭」，又或是以「黃金塔」來作為代稱的。嚴格的來說，「窩窩頭」其實是一種食品型態的總稱，對應各地區主要糧食作物的不同，它有時是以「高梁麵」製作，有時又使用滲加各種粉製雜糧(如大豆麵、小米麵)的「混合麵」來作為原料，不過最常見、也是最普遍的素材還是「棒子麵」—這同時也是華北地區對於「玉米麵」的稱呼。不過，無論是哪一種「窩窩頭」，在清代以迄廿○世紀八○年代以前的中國，大概都擺脫不了「麤糲」的觀感。
「見美食而悅之，見麤糲而惡之」固然是一種吃的人之常情。然而，問題在於：某些明明具有「不好吃」共識的東西，卻還是在長時間中成為特定地區廣大人群的主要食物。此中，形塑現實的因素就或許是複雜而多端，未必盡能取決於感官上的好惡。換言之，「麤糲」的本身將不是討論的主題，塑成「麤糲」的各種主客觀因素，以及那些由「麤糲」所引發的，具有在長時間中持續延展的文化表現，才是探究這個議題的目的。
我們可以從幾個面向來勾勒「窩窩頭」的社會文化史。首先，從物種特性與農業種植的角度，將說明玉米「製粉」的必然性，並從而說明「麤糲」—這種始終與「窩窩頭」伴隨存在的身體感受的生物形成脈絡。其次，我們可以從明清以迄近現代中國的這個時段中，發掘那些由「窩窩頭」的「身體感」所引發的對這種食物的價值判斷。最後，則是「窩窩頭」所觸發的歷史記憶。
二、生態、物性、身體感
作為「窩窩頭」最主要製作素材的「棒子麵」，乃是一種由玉米粒實再加工後的粉狀食物原料。玉米，屬「禾本科」(Graminae)下「玉米屬」(Zea)之「玉米種」(mays)，學名：Zea mays L，為一年生雌雄同株異花授粉作物。根據「中國農學會遺傳資源學會」所編《中國作物遺傳資源》的載述，玉米是中美洲墨西哥地區的原生物種，當地馴化與栽培的時間估計約在距今7000年前，而這種食用植物在由美洲流出後，逐漸成為人類社會僅次於小麥與水稻的第三大作物。迄今，人工栽植玉米主要分布於58°N–40°S之間，其跨涉的氣候帶包括：溫帶、亞熱帶與熱帶。
有關玉米傳入中國的歷史，從廿世紀初西方漢學家Berthold Laufer的推論，到八０年代何炳棣院士的細考，再到晚近學界的綜合歸納，這個物種的外來身分基本是無庸置疑的。比較值得注意的還是其在中國境內的傳播動向：十七世紀以降，它一方面以其「高產」的特性，不斷頂替諸如小米、高粱之類的舊作物，二方面又成為清代咸同年間以降，東南過剩人口移民地區如鄂西、甘陝與川邊的主要糧食作物。
在探討玉米加工食品之時，「粉製」是一個很值得投注目光的前置步驟。事實上，從田土中收成而來的粒食，最「自然」的應對方式大概莫過於「直接食用」。就這個層面而言，將糧食作物的粒食研磨成粉，原本就是個「不自然」的曲折行徑。不過，換個角度來看，「粉製」所透露的「不自然」，其實也可以說是人類因應「自然」的一種對策。
「棒子麵」的「不自然」，其實是來自於玉米的「自然」。玉米為人類所布下的第一道天然障蔽就是「儲藏」。如【圖一】所示，當代農業科學的研究指出，由於玉米粒實的「胚乳」部分含有大量的「蛋白質」與「澱粉」，而「胚」則富含「脂肪」及「糖分」，以致其粒實的呼吸強度容易遽增(其強度大約為小麥的8–11倍)，並促成其大量吸濕的物種特性，因而給霉菌繁殖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比之小麥、高粱、稻米等穀物，玉米的粒實更容易酸敗發霉。
圖1 玉米種子型態結構暨化學成分。
圖片來源：分別採擷於楊繼，《植物生物學實驗》(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頁78。
王振華、袁寶玉、王俊忠等編，《玉米優良品種與高產栽培》，頁34。
農藝上的易簡，再加上高產的誘因，誠然是人們選擇種植玉米的最主要理由。然而，玉米粒實的生物特性倘若無法克服，這個糧食作物所有的優勢都必然難以維持。關於此，當代穀物倉儲專家所提出的方案是「乾燥」——亦即透過「自然晾曬」或「機械烘乾」的方式，降水減濕，使玉米粒實達到14.5%的安全儲存水分含量。此中，後者是現代科技的產物，其在近代以降中國的運用時間尚晚，且其效率迄今仍未達到妥善。因此，一般而言，如【圖二】所示的那種將玉米懸掛在向陽壁面，又或是直接攤放在日光下曝曬的景象，就依然還是當代中國農村的普遍風貌。
圖2 1951年–1967年四幅生活照中的曬玉米。
四幅圖影來源：左上與右下兩圖，拍攝時間在1951年、1962年。分別採自徐步主編，《人民畫報．中國生活．勞動人民(1950–2010)》(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10)，頁15、60。
右上與左下兩圖，拍攝時間在1953年、1967年，分別採自徐步主編，《人民畫報．中國生活．北京生活(1950–2010)》(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10)，頁193。馮克力主編，《老照片(典藏本)》(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9)，第十五輯，頁20。
問題是：乾燥收貯的玉米要怎麼吃？不同於乾製的海參、香姑與金針菜，可以浸水而「發」回原有的口感。經過日光曝曬的玉米，種皮雖然具有透水性，但皮下的「胚」與「胚乳」即使經過水浸，仍然堅軔難嚼，無法回復與生鮮玉米相類的品質。因此，研磨成粉，便成為玉米貯糧在充作糧食時的惟一出路。值得注意的是，昔時的「棒子麵」，其口感與粉粒細緻程度，皆無法與今日市場所能購得的「玉米澱粉」相埒。此中，前者雖然挾帶澱粉，但同樣混雜了磨碎了的堅硬種皮與纖維質；而後者則是現代「玉米深加工工業」的產物，它的製作程序順次包括了「淨化」 ➔「浸泡」 ➔「破碎」 ➔「胚芽分離」 ➔「細磨」 ➔「纖維分離」 ➔「蛋白分離」 ➔「澱粉洗滌」 ➔「澱粉乳」 ➔「脫水」 ➔「乾燥」等十一道手續，最後才製成我們日常所見的「商品玉米澱粉」。
在現存民國以來有關西北、華北、東北等區域飲食風俗的文獻裡，以「粉製玉米」作為素材的食品形態極多。不過，相對於像是山東省的「煎餅」、山陜兩地的「糢」，又或是天津地區的「嘎嘎」與「餑餑」，「窩窩頭」應該算是最普遍、最具有跨區域性質的玉米加工食品了。至於這種食品的口感究竟為何？在清末河南、山東兩省廣為流傳的〈窩窩賦〉(熊四智主編，《中國飲食詩文大典》(青島：青島出版社，1995)，頁893–894。)，或許是值得參考的：
憶昔日年豐歲稔，到處裏家家富豪。主人翁絕不掛齒，主人婆懶怠做造。尋常與奴婢為伴，乞丐相交。又將俺冷眼瞧：說俺內虛外實，皮膚粗糙，肚大面黑，尖頭少腦，氣得俺乾發躁。又將俺火裏燒，燒得俺渾身是泡，通體俱焦。又張著大嘴咬，還用俺餵雞餵貓。受不盡無限的委屈，俺也有口難道。
〈窩窩賦〉的作者為誰？由於史料欠缺，這首賦作的確切作者，現時還無法進行精準的考訂。然而，若從「內虛外實」、「肚大面黑」、「尖頭少腦」等賦中言說觀之，其所指當為「窩窩頭」無誤。很明顯的，承載如許挖苦與譏刺的這種食品型態，其實是與美味相去頗遠。
作為「窩窩頭」最普遍素材的「玉米麵」，或許正是這種食品「麤糲」的始作俑者。當然，「玉米麵」的好吃與否，其實也是一個浮動的文化標準。在中、南美洲，在這種作物的原產地，玉米一樣被粉製以對，但彼邦人士就未必會賦予它如中國人的評價。換言之，在中國大地上的玉米處遇，最終還是得歸因於作為「對照組」的北麥南稻。在中國，玉米的高產與強軔的生命力，或許強勝過傳統的糧食作物；但若論及口感，它的敬陪末作就幾乎是命定的。事實上，我所要強調的正是這個「命定」的由來。玉米的自然生態，一方面在農藝種植上令飽受缺糧所苦的中國人擁抱它；但另一方面，玉米粒食的生物特性，又讓它在「糧食」身份的「物性」上變得不那麼親和。就這個層面而言，「窩窩頭」的「麤糲」，其實也是混然天成的。是自然生態，決定了素材的物性，並進一步左右特定人群對其加工物的感受。
三、象徵貧窮的食物
民國十四年(1925)，後來被尊奉為相聲大師的張壽臣，開始與他的搭擋陶湘如合作，在平、津兩地登臺演出。此後，一直到抗日軍興為止，張、陶兩人說紅了許多相聲段子。[1]其中，有一齣名為〈賣春聯〉的段子，內容涉及了「窩窩頭」的價值判斷，其段詞如下[2]：
張壽臣 說點兒軟話？「人家過年二上八下」。
陶湘如 下聯兒？
張壽臣 「我除舊歲九外一中」。
陶湘如 這個怎麼講解？
張壽臣 告訴帳主子，人家過年到三十兒晚上都包餃子。
陶湘如 對呀。
張壽臣 包餃子兩個手指頭在上邊捏餃子邊兒，八個手指頭在下邊托著，這就叫「二上八下」
陶湘如 下聯兒呢？
張壽臣 「我除舊歲九外一中」你家過年吃不起包餃子，光吃窩頭。
陶湘如 「九外一中」怎麼講？
張壽臣 做窩頭時九個指頭在外邊團團兒，一個指頭在中間鑽眼兒，九外一中。
陶湘如 「橫批」？
張壽臣 「窮死為止」！
「人家過年二上八下，我除舊歲九外一中」，相聲藝人的總評竟是：「窮死為止」。據此，「窩窩頭」的社會身份，不言可喻。與清代一樣，這是一種意味貧窮的食物，吃它就代表貧窮。
如果從「象徵」的角度來觀看民國時期的「窩窩頭」，那麼這種食品基本就是貧窮的象徵符號。一般而言，提起「窩窩頭」，它所能觸發的貧窮聯想，甚至可能是具備著抽象效果的隱喻。關於此，魯迅在《小說新編》裡的那篇〈非攻〉，正足以說明其內涵：為了鋪陳墨者的節用形象，在「醃鹹菜」、「破銅刀」、「破包袱」之外，魯迅還安排了一籠剛蒸好，預備充作乾糧的「玉米麵窩窩頭」。當然，方當墨翟之世，連玉米都還沒傳入中國，又焉能有「墨子讓耕柱子用水和著玉米粉」的情節橋段？作家原意，無非是將墨家的清貧，建構在「玉米麵」、「窩窩頭」所具有的現實社會評價之上。
在1949年以前的北平，作為日常食品的「窩窩頭」，其實已具有直指「貧窮者」的代名詞身份。關於此，要從當日京劇戲班的「義務戲」談起。【圖三】所列影像，名之為「戲單」，亦即昔時戲曲爨演前的公告節目表。這禎戲單印製於民國25年(1936)1月18日，是時方當圖影上方主辦者「北平梨園公會」改組之際，負責人應為許德義、郝壽臣、侯喜瑞等老一輩演員。這次公演，時間在舊曆年前，地點則在著名的「華樂戲院」，但其性質不屬日常的「營業戲」，而是如戲單上所云：「為極苦同業演籌款」之「義務戲」。舊時梨園演員，大多自小即進入科班習學曲藝，但在「坐科」或「演出」的舞台人生中，或因倒嗓、或因受傷、或因個人天賦，甚至是人際不佳等原因造成演藝生涯告終者極多。他們之中的有些人還能在劇團中擔任「揀場」、「龍套」、「管箱」等雜役，但也有一些只能搭搭小班賺些外快，又或是僅能與人說戲度日。彼輩生活極其辛苦，亦極貧困，是故年終乃有崢嶸頭角的同行，為渠舉行賑濟義演之舉。一般而言，在這樣的演出場合裡，名角們通常不爭排名，有時亦以「反串」方式登台，甚至連許多已然退休的老伶工們也往往欣然響應，其目的皆在號召觀眾，以冀能救濟貧苦同業。
圖3 1936年北平梨園公會義務戲單。
圖片來源：杜廣沛收藏，張帆、李樹盛策劃，婁悅撰文，《舊京老戲單—從宣統到民國》(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 2004)，頁93。
值得注意的是，通常在冬令時間舉行的這種「義務戲」，在劇團內部與觀眾之中，還有個不成文的另類稱呼。關於此，梅蘭芳的次子梅紹武在他的《我的父親梅蘭芳》一書中曾經提及：
每逢舊曆年底，他都要演出一場義務戲，把全部收入分給北京窮苦同業渡過年關。這在戲班裡被稱之為「窩窩頭會」。他即使不在北京，也不會忘記此事，一定在外地組織專演一場，把款寄回北京分發。
梅紹武身為名伶之子，其浸淫劇團文化日久，所言當不誣可信。不過，所謂的「窩窩頭會」(觀眾一般稱「窩頭會義務戲」)，並非意指「為了讓窮困的演藝人員能在年終至少有頓窩窩頭吃」。1949年來台的著名廣播人、劇評家丁炳燧，就曾經為這個俗說正名。按照丁氏的說法，這種特殊公演的目的，是希望每一位貧苦同業都能在除夕吃上一頓包餃子。因此，目的雖是餃子，但在北平人的話語結構裡，若是稱作「餃子會」，則一方面有點「錦上添花」的意思，二方面又有帶有些「譏刺彼輩連一頓餃子都吃不上」的不厚道在，所以才以「窩窩頭」為名。這個稱呼，意在「雪中送炭」，說話的對象是看戲的觀眾，意思是「請諸位發揮同情心，接濟接濟貧苦的演藝人員吧」。
四、當代中國的「窩窩頭」記憶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社會的急速變遷，在作為聯繫現在與過去的各種象徵物裡，飲食生活中的「棒子麵窩窩頭」也在其列。過去六十年來，讓許多中國人處於饑餓的歷史時空，大抵有以下幾個：①.1959年–1961年的「三年自然災害」。②. 1958年–1961年的「公共食堂」③.1968年–1978年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總體而言，這三個與當代中國人發生記憶聯繫的場景，在時間上是有著重疊的特徵。例如，它們基本都屬於1958年至1984年的「人民公社」體制運作期間內，而「三年自然災害」與「公社食堂」又處在同一個時間區塊中。不過，這並不是說所有的饑饉都是由「人民公社」這個大體制所引發的。不同的場合，各自有著不同的致變因素，只是「棒子麵窩窩頭」的身影，總是伴隨出現在人們對於所有「吃不飽」年代的記憶裡。
「三年自然災害」，八○年代以後官方多改稱「三年困難時期」，理由在於導致餓郛遍野的原因，在「自然災害」之外，更多的是因為「人禍」。【圖四】是曹樹基運用「人口普查數據」與「地方志」人口資料所繪製而成的「1958－1962年全國各省災區非正常死亡人口表」，計量單位是「萬」。根據曹氏的研究，這段時間內中國災亡人口約在三千萬左右。
圖4 曹樹基編〈1958－1962年全國各省災區非正常死亡人口表〉。
圖片來源：曹樹基，〈大饑荒：1959－1961年的中國人口〉，《中國人口科學》，第1期(北京，2005.2)，頁14–28。
「三年困難時期」，受災的人民吃什麼維生？這是個值得關注的議題。90年代以來，數量極眾的回憶散文，都為我們保存了史料。1961年大學畢業，在蘇北贛榆縣工作的胡淼說他春節吃的是「每人限買兩斤糧票」的「玉米麵窩窩頭」。1959年，當時11歲正唸「山東嶗山閏家莊小學」的田月偉則回憶「每星期回家背一次乾糧。乾糧云者，多為粗糠麩皮加少量玉米麵的黑硬窩窩頭乾糧」。1954年出生的鄧剛，自述其兒時在山東牟平老家的飲食記憶是「我們那一代的兒童，天天唱著動聽的歌，唱餓了，我就跑回家裡啃玉米麵窩窩頭就鹹菜」。60年代初期住在山西太行山中的樂續明，說他從小吃的是「一斗玉米、兩斗穀糠做成的窩窩頭」。江蘇省楚州的戴瑋，同樣也是出生於60年代左右，她說「兒時最怕吃的是棒子麵餅，其外形、稱謂雖與窩頭不同，內容質量卻毫無二致。無味、粗糲、難以下咽」。王賢才，這位在「困難時期」任職於內蒙古呼和浩特市的醫生，回憶當時和主治醫師一同進食的經驗是「老劉一邊往嘴裡送窩頭，一邊還把一隻手放在下巴下面，接住偶爾散落的窩頭碎屑」。1955年出生於黑龍江省海倫市的潘永翔，回憶起全家渡過饑荒的法子是「我們把父親和哥哥撿回來的玉米粒搓下，趁著凍磨成麵，做大餅子和窩頭。那一年就是靠這些癟癟瞎瞎的玉米，我們渡過了災年」。類似上述「三年困難時期」的「棒子麵窩窩頭記憶」，在今日尚存的各類文本中直是多不勝舉。
在與「窩窩頭」相關的當代中國記憶裡，也有一些是以「公共食堂」來作為環境背景的。而饒山壁的記憶，則或許是最為傳神的。在〈公社食堂始末〉這篇短文裡，他先是述及了1958年10月在家鄉所目睹的盛況：「四十多戶二百多口人一個食堂，熱熱鬧鬧得如同過紅白事，大鍋蒸饃、大鍋熬菜，敞開肚皮吃，直吃得胃飽肚圓，順嘴流油。還有人不知自愛，豬肉膘子滿地扔。」但隨後又說到1959年1月間的慘況是「細糧已經吃光，粗糧也實行定量。每人只給一個窩頭，一瓢菜湯，窩頭裡攙著乾菜，菜湯上漂著蚜蟲」饒氏後來還於1960年被派至霸縣整治「公共食堂」的「多吃多占」問題，他的辦法是「查問題就查茅坑，一般社員糞便是黑的，多吃多占的吃淨麵，拉出來是黃的」。
「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是另一個匯集「窩窩頭」記憶的時空。嚴格來說，「知青」之「下鄉」，早在五○年代便被倡導，六○年代的「黑五類」也有很多被下放到農村。不過，根據郝偉峰的研究，真正有組織、大規模的把城鎮青年送往農村去，則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後期，而其目的則在於壓制紅衛兵的風潮，以及減緩文革中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壓力。研究者指出，文革期間「上山下鄉」的「知青」，超過1000萬人。許多「知青」在農村中都遇上吃不飽的問題，而「窩窩頭」則常是他們食難下嚥的食品。關於此，1970年在陜西旬陽縣山區修築「襄渝鐵路」的白寶存，則在〈那年、那月、那種餓〉一文裡生動地描述了「玉米麵窩頭」的質地：「有一次，一個同學賭氣將窩頭扔向連部的鐵瓦房，震得屋頂山響，骨嚕嚕往下滾，連長出去一看，鐵瓦砸了個坑，窩頭在地上連個渣都不掉。同學們戲稱這是『炮打司令部』」。
綜述「玉米麵窩窩頭」在當代中國社會裡的形象，其目的並不只在證明物質文化的延續性。當然，在探討貧窮或困乏象徵的文脈裡，變遷中的「常」，仍然還是本文所關切的議題。不過，面對這種食品記憶，除了描摹其時代性以成就史學上的旨趣外，或許還應該回應的是：記憶為何會在現時當下被提出表述？關於此，「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逐漸鬆弛的思想控管，當然可以是一個理由。但在對「過去」之「錯誤」或「過激」政策被允許「適度討論」的當代中國，眾多寫作者們似乎也不是那麼需要透過「藉物諷世」的手法，才能表露他們對於政權掌握者的不滿—事實上，對於「人禍」的批判，在本節所採用的每一個記憶裡都很露骨。換言之，賦予這些「記憶」以政治訴求，或許是有些牽強的。
絕大部份「玉米麵窩窩頭記憶」都展現於2000年之後。這是極值得注目的現象。另一個關於此種「記憶」的特徵，就是幾乎所有的回憶，都是以精神層次的形而上表述來作為終結的。「小人謀食，君子謀道」、「苦難中自然呈顯的詩意」、「那時物質生活資料匱乏，但人們的精神、思想、道德、品格卻充實」、「勤勞而質樸的生活是那樣令人留戀」、「懷念我那走過的苦難歲月，它讓我追求生命中真正的追求與嚮往」、「誰能說平凡不是一種境界」、「饑餓過後，我依然會記得包含於饑餓中的痛苦和快樂，殘忍和真實」、「即便是這樣蒼老疲憊的水土，也自有它的純情」、「艱難困苦的日子磨鍊了我勤儉持家，自立自強的品質」、「忘記過去意味背叛」、「母親、窩頭使我受惠無窮」、「從那時開始我知道了什麼是親情、什麼是堅軔、什麼是生活」。凡此種種，本文不擬詳列；事實上，也無法詳列。但在這類的表述中，記憶的提取與書寫，顯然有它的針對性。就這個層面而言，當代中國的「窩窩頭」記憶，或許還與這個國家在經濟極度發展之後的社會傾斜，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五、結論
本文所探討的「窩窩頭」歷史，不是飲食掌故，而是社會文化史。本文針對「窩窩頭」所提出的設問有四：①.它為什麼不好吃？②.是誰在吃它？③.人們如何評價它？④.人們為何記憶它？而形塑「窩窩頭社會文化史」的取徑則包括：「素材的生態特性與物性」、「食用者的身體感受」、「食用者的社會階層」、「食品的社會形象」，以及「食品的記憶」這五條脈絡。換言之，對於本文而言，「窩窩頭」不是食品而已，它其實還是一種「載體」，—種可以「轉錄」與「轉譯」各種自然與人文影響的物質。
同樣是「窩窩」，「愛窩窩」好吃，「窩窩頭」不好吃，這樣的判斷其實是很「中國式」的。前者的主要原料是糯米粉，後者則是玉米粉。前者口感細緻，但後者卻粗糙。然而，「細緻／好吃」與「粗糙／難吃」的關聯，其實是文化性的。由於傳統作物早已在中國大地上存在長久光陰，所以遲到的外國作物便得參與「中國式」的評比。另外一方面，玉米雖然很難好吃，但高量產與高適應力卻又使得這種糧食作物深具農業上的「替換」潛力。事實上，如果細緻與否是中國人評斷穀物高下的標準，那麼玉米先天就處於不利的位置—這種作物須要曬乾方能儲藏，但曬乾後的玉米粒吸水性極差，除了磨碎外別無吃法。於是，在中國，夾雜澱粉、纖維與粗硬種皮碎屑的「棒子麵」，自是難免「量高質低」的「粗糲」處境。
圖5 「愛窩窩」與「窩窩頭」。
四幅圖影來源：順時針向分別取自「互動百科」http://www.hudong.com之「艾窩窩」條。
郜天倉，〈那年月，真往死裡餓〉，《文史月刊》，第3期(太原，2009.3)，頁25。
方志榮、徐惠榮、劉順保、龍業林主編，《中國麵點大全》(長春：吉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8)，頁203。
「科技網．綜合」http://www.stdaily.com，2009年09月22日，責編李偉。
由「粗糧」所製作的食品，當然也只能和消費不起「細糧」的人為伍。玉米傳入中國兩百年後的代表物，就是那個只有窮人才食用的「窩窩頭」。民國時期，特別是在以「麵食」作為日常飲食主體的平津地區，有許多資料都透露出人們對於這種玉米麵加工食品的低劣評價。事實上，作為貧窮與困乏象徵物的「窩窩頭」，很可能早在前清就已然具有這樣的指涉意涵，只是相關的史料尚稀，不易判斷其普遍性。不過。即使是民國時期，有關「窩窩頭」的評價資料也具有局限性，至少很難看見真正貧苦大眾的表述。或許，只有在社會階級被推翻重組的年代裡，吃「棒子麵窩窩頭」的群眾們才容易有發聲的機會。
1949年以後的中國，由於當局政策上的連番錯誤，再加上行政上的人謀不臧，內容涉及「棒子麵窩窩頭」的文字記錄竟也多了起來。不過，儘管困乏的大環境，以及貧窮的人群，仍然是這種食品的主要伴隨背景，但「資料」的體質卻出現了很大的變化。側寫變少了，經驗性的記憶成為文字載記的主體。更值得注目的是，幾乎所有的回憶都出現在最近的廿年內，而且幾乎篇篇都有一個精神層次的形而上結語。本文因之懷疑其與當代中國社會風氣的關係。本文以為，在1949年以來的無產階級專政歷程裡，在貧窮、貧困、困乏等同義辭被政治化對待的時代裡，很可能同時帶動了這些語彙在道德上的偏向。因為惟有如此假設，我們才能從社會與歷史的記憶角度，理解今日身處於「炫富」大環境下的中國知識份子，為何會以「棒子麵窩窩頭」的記憶，來承載他們與其所處時代的對話。
本文改寫自〈窩窩頭的社會文化史〉，收錄於《近代人物研究—社會網路與日常生活》，第319-378頁，ISBN：978720810895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 有關張壽臣的生平，可見薛寶琨，〈中國近現代笑話藝術的集大成者—《張壽臣笑話大全》序〉，《博覽群書》，第3期(北京，2004.3)，頁86–88。
[2] 「豆瓣.時光寫真館」《卖春联》张寿臣陶湘如唱片记录本 – 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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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元朋/ 窩窩頭小史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s://kamatiam.org/窩窩頭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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