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消費與集體記憶

李衣雲（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一九九○年代末，台灣各地慢慢開始出現了一些「老街觀光地」，這些清領或日治時期以來的舊市街被重新修整後，像是三峽老街、淡水老街、大稻埕、安平老街等，都不負眾望地吸引了相當多的人潮。同時，自二○○○年代中以來，從之前以一個整體街區為主的聚集性經濟發展，轉向為單店的發展，改造老屋的消費設施更成為一種流行，從南到北，老屋咖啡、老屋民宿、老屋藝廊如初春新生的綠芽，遍佈全台，其中台南的林百貨的更生，更是老屋復活的象徵性指標。人們到爐鍋咖啡、南街得意、宮原眼科、正興民宿咖啡，也許是特地去觀光，也可能只是日常午後的一段休閒，「老屋」的意象成了台灣人心中一個可以被消費的理想像。這在九○年代以前，幾乎是難以想像的事。

「老屋」，其實是一個曖昧的形容，在樣式上有宿舍、洋宅、民家、三合院，內裝上亦常是各時代的氣息混雜，像台中的目覺咖啡三店，外觀保持了日治時期的舊貌，內部裝潢卻展現著現代主義的風格。從這樣的角度來看，「老屋」並沒有一個準確的判斷基礎，雖然大多數的「老屋」指的是至少屋齡超多五十年—－尤其是日治時期—－的老房子，但呈現出來的不必然是某一個時代的還原，反而常是由不同時光的象徵交錯拼貼成的意象。

圖1  屋齡超過60年的台南市「鹿角枝」咖啡店。

圖片來源：邱子佳攝

如同英國學者John Urry所說，消費者在觀光時所消費的是「想像的」對象，一種在視覺上所能得的「表層的現實性」。在「老屋」裡，消費者不需要明確分辨出各種時代的象徵，而是在與現代的日常相對的老屋中，搜集多樣與自己想像的「老屋」對應的文化符碼，形塑出一種與歷史相連的、懷舊的連續感，重要的不是真實的歷史元素，而是能被辨識出來是「古早」的符碼。因此，在滿是現代主義風格的老屋咖啡中，享受著「這是間老房子」、「地上保留著磨石子地」的驚喜，而不在意桌椅是否是同時代留下的產物；在日治時期建築的老屋咖啡裡看到大同寶寶，與其說感到錯置的突兀，倒不如說是童年回憶的召喚。被消費的不是「真實的」古早、不是腐朽的陳舊，而是分享了「老」的意象：老房子、老地板、老式裝潢…那些在台灣被經歷過的曾經。

圖2  「鹿角枝」咖啡店的磨石子地板。

圖片來源：邱子佳攝

圖3  日治時期留下來的老房子改造的「爐鍋咖啡」大稻埕店，可以看到店內各種懷舊元素的並存，包括大同寶寶與七○年代台灣走紅的動畫「科學小飛俠」。

圖片來源：邱子佳攝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老屋」消費的重點在於被視作「老的」、「古早的」氛圍。但是，一九五○年代以來作為台北著名藝文之地的明星咖啡，呈現著古典歐風，而秘氏咖啡展現的是一九二○年代上海十里洋場的奢華，它們都具備了古典元素，但卻鮮少被納入近年來討論「老屋」的範疇。因為，這一波「老屋」、「老街」意象的中心，是「過往的台灣」，在「老」的符碼之外，必須再加上「台灣」的意象，才是九○年代末以來「老」風潮所消費的意象。

圖4  重新開幕後的「明星」咖啡店。

圖片來源：邱子佳攝

以文化消費學來說，人們在進行消費時，也在進行一種認同的建構。當消費者選擇了欲望指向的對象時，也就是在選擇能展現自我的表徵。如同法國社會學家Pierre Bourdieu所說的，品味是一種社會銘刻在個人身體後的展現：透過我過去生活的經驗、感覺、社會歸屬或地位的總結，我選擇了這個而不是那個，這其中就意味了這個而不是那個被我當作了我的個性的代表，是我對外在世界發出的獨特的訊息。消費的對象，即是我的理想像的投射。這種主體投射的作用在文化消費上尤為明顯。我們只是想喝咖啡時，或許會選擇麥當勞或全家便利商店，但是，在想享受一個悠閒的午後時，大約不會去找一間與自己的品味完全不合的咖啡館，就像喜歡《進擊的巨人》裡的兵長的人，不會在手機上掛上其他角色的吊飾。

換句話說，「老屋」風潮顯現出的，正是「台灣」被視作了一個理想的形象。在九○年代末以前，大眾文化裡呈現出的理想像，是中國的、架空的、歐美的，而台灣，始終不在場。言情小說即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九○年代中台灣言情小說剛出現時，總是古裝劇、或是沒有實際可辨識的架空場景，台灣漫畫亦然。直到九○年代末，在台北的中山北路或東區逛街，在花蓮的金針花園間相遇，成了言情小說中的浪漫表徵，「台灣」開始擁有承載得起文化想像的美。

這種轉變也呈現在「老屋」風潮的興起中，「老屋」店家不只是讓台灣作為一個理想像的承載符碼，更進一步來說，從「老」的意義中，我們可以看到台灣的消費者不只是在追求「台灣」作為一個現在的理想像，更在其中尋求與過往歷史經驗連結的連續性。

圖5  台北的「蛙咖啡」展現日治時代連續至戰後各式的古早「台灣」元素。

圖片來源：邱子佳攝

長期以來，在國民黨的教育體系中，台灣的存在被附屬在中國之下，甚至被抹消，戰後世代在教育與媒體體系中所習得的，是Pierre Nora所謂的義務性的記憶，也就是虛像的、不曾被經驗過的「中國」。台灣的經驗與歷史，只能透過身體的記憶與被壓抑的集體記憶傳遞下來。在那個時代，台灣與「理想的形象」之間，有著難以跨越的鴻溝。也因此，「老街」、「老屋」潮在九○年代後半興起的這個時間點，具有相當微妙的意義：並不是一九八七年解嚴了，人的意識就得以自由，文化的積累不是一蹴可及，一直要等到經過十多年的醞釀，以台灣這塊土地為中心的集體記憶才慢慢建立起自身的立足點，人們開始相信以台灣作為自我起源的開端，並不會因此讓共同體失去偉大的榮光──在過去，我們總被教育著「數大就是美」、「愈古老的愈偉大」、「中國擁有五千年的歷史，是四大文明之一，是一切的源頭」，而相對的，小的=年輕的=低劣的的想法就被視作當然地灌進了人們的意識裡。從這個脈絡來看，「老屋」風潮正展現了台灣人以自身為中心，站在自己所在的土地上，追尋自身過去起源的意義。

一九七○年代以來，從中國化政策的打壓底下掙扎著浮出地表的「台灣」，總與苦痛的象徵連結在一起，唯有透過這樣的象徵，才能凝聚被壓迫的一方，與支配者對抗。而在二○○○年後，「台灣」的意象開始具有可以作為「理想像」的正面意涵，這並非表示台灣歷史中的沉重就此被遺忘，而是顯示出台灣從可視、到被正視、以及認同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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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衣雲 / 老屋．消費與集體記憶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s://kamatiam.org/老屋消費與集體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