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民主與農村：台灣的農會、寺廟與地方自治

黃仁姿（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台灣即將舉行九合一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此為台灣第三次政黨輪替後的地方大選。近年來，選戰因為社群媒體發達進入一種新的操作方式：散布「假新聞」，人人努力「帶風向」，目的都是為了左右選民的投票動向。回顧戰後台灣的地方選舉史，在社群媒體尚未出現、假新聞尚未滿天飛以前，誰可以影響選民的投票動向？如何影響選民的投票動向？
與今日這種「新時代」的選舉操作方式不同，在地方上的農會與水利會，過去則在選舉中扮演要角。

農會與水利會在戰後台灣的歷史脈絡裡，長期被視為國民黨在基層農村選舉動員的兩大系統。2016年贏得總統、國會選舉而完全執政的民進黨，卻在翌年（2017）的農會選舉結果敗北，無法撼動戰後以來農會的根本勢力版圖。時至今日，儘管農會與水利會在基層社會的選舉動員能力，或需重新評估，但是全面執政的民進黨在台北農產運銷公司（北農）的人事案上，遭遇挫折，而在合庫金控的董事席次有所斬獲，北農人事案與合庫董事席次，恰恰凸顯農會系統在地方選舉動員以外，還有其他重要性。

圖1（左）    農會信用部
圖2（右）    水利會工作站

圖3    合作金庫銀行

一、九0年代：浴火鳳凰與野百合學運

我對於農會在選舉動員上的認識，必須從九0年代說起。九0年代的台灣，終而邁向自由化與民主化的轉型。一九九0年的春天，由於「萬年國會」與老國代退職的問題，台北城內發生「三月學運」，即「野百合學運」。不知道為什麼，戰後台灣島內的學生是不是比較容易在春天裡激動，幾樁重大的學生運動/事件似乎都在春天裡發生。然而，這對於出生於基層農村社會，當時剛成為小學生的我，一切都顯得很遙遠，甚至比不上後來熱播的電視劇《浴火鳳凰》還激動人心。自由與民主，對於台灣農村是什麼樣的意涵？

儘管台北城的「野百合學運」並沒有為當時年幼的我所認知，但這不意味著自由與民主因此被阻絕於農村之外。撇開實質，民主的象徵之一—選舉，在我身處的農村信仰中心—寺廟裡，激烈展開。一直以來，我們農村的選舉投開票所長年設置於廟宇，於是眾神明面前，人們投票、唱票與開票。或許日後有人應該研究，過去選舉裡經常聽聞的「停電」現象，是否亦常見於農村廟宇的開票過程中，人們是否選擇在神明面前勇於「作票」？教會與戰後民主運動的關聯性無庸贅言，而寺廟呢？至少在白色恐怖年代，寺廟也曾經是傷心母親們的精神避難所。

圖4    萬丹教會

二、廟宇作為農村公共空間

廟宇在傳統上，向來為農村的公共活動空間。除作為投開票所外，廟埕往昔可作為村民農忙時的晒榖場地，市集、商販聚集的交易場所，而廟旁大樹下則是農閒時期，村民下棋、泡茶、聊天、罵賊仔政府的去處，至今經常作為農村的社區發展協會、社區活動中心、關懷據點、長壽俱樂部、媽媽教室等據點，甚至中秋晚會摸彩活動亦在廟宇舉行。換句話說，廟宇在農村中所扮演的角色與進行的活動，隨著時代演變而有所不同，但是廟宇在農村裡，既有的公共性依然存在。

圖5（左）    社區長壽俱樂部
圖6（右）    社區發展協會、關懷據點

社群媒體眼花撩亂、人人都可成為自媒體的今日，農村的資訊流通管道亦隨著多樣化，然最主要的媒介工具仍為「放送」（廣播）。無論鄉鎮公所、衛生所、農會、村里長、村里幹事宣達重要政令，舉凡召開村里民大會、報稅、垃圾清運、臨時停電、驗機車排氣、夏天宣導「天狗熱」預防、通知農民繳公糧休耕或農作天災申報、學校就學報名宣傳、選舉投票當日的截止時間通知等等，各式各樣的政策公共訊息都可以利用廣播傳達。除廣播系統外，聚落較為分散的地區則由村里長透過鄰長轉知，而農村村民經常出入的寺廟，其公布欄亦為重要訊息的宣傳管道，當然到選舉時，寺廟必為候選人宣傳的絕佳場所。

圖7（左）    寺廟公佈欄協尋愛犬
圖8（右）    寺廟公佈欄張貼就業訊息

圖9    寺廟前舉辦農產品展售

三、沒（bou）嫁娶mā 莫（mài）嫁娶

九0年代，扮演反對黨的民進黨早於解嚴前成立，然而在當時的地方選舉中，很多鄉鎮一直都是地方派系競爭激烈的基層社會，當我對於「政黨」概念尚懵懵懂懂之際，卻對於誰該隸屬于哪個派系有清楚的認識。不同派系之間有時往往「沒（bou）嫁娶」也最好「莫（mài）嫁娶」，這些潛規則導致我小時候曾經一度以為地方派系是超越家族、政黨的存在，畢竟「沒（bou）/莫（mài）嫁娶」這件事，從台灣本土社會的歷史經驗裡，多數時候反映著「不能也不再」說出口的界線、衝突過後的鴻溝。

我所看見的解嚴後地方選舉，派系壁壘分明，選戰也異常熱鬧。九0年代選舉搭配競選歌曲蔚為風潮，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後來一首紅遍大街小巷的競選歌曲《感謝你的愛》，這首歌曲在當時的選戰中，無論是選前掃街拜票、選後謝票，當選或落選都很適合宣傳車播放，差別僅在於含淚或含笑。

四、估票與監票

農村選戰最重要的工作便是選前的「估票」與選舉當日的「監票」。由於早期農村外來人口少，大家都是熟識的面孔，每家每戶有多少選舉人、幾張選票，很容易估算，甚至連誰家的父母究竟這個月食住大兒子家，抑或輪到二兒子家住，戶口與誰同戶，哪戶人家娶媳婦嫁女兒，多幾個人少幾個人，都很明瞭。農村其實不太有秘密，相對也不太容易保持隱私。

所謂「估票」，便是能掌握多少選票，這對於樁腳而言是相當重要的工作，也考驗樁腳在基層的動員能力，萬一選前的承諾票數與實際開出來的票數落差太大，選後則可能引發嚴重衝突，特別是倘若中間牽涉到金錢交易。投開票當日，投開票所設置於廟宇內，負責監票的人員、各派系人馬，從投票起始，直至投票結束，都群聚於附近泡茶聊天，目的為確認究竟哪戶人家尚未投票。一到下午時分，投票時間截止前，樁腳或各派系便會出動趕緊把人找出來投票，行動不方便的老人家還有人負責熱心接送，前往投票。也唯有在這種時刻，異常能感受到手中「神聖一票」的實感吧！

圖10    寺廟作為投開票所

五、農會的動員

九0年代的地方選舉，常從鄉親們的口中聽到「農會派」，對於「農會派」是什麼派，具體包括哪些人，又與地方派系是什麼樣的關係，年幼的我都不太清楚。依據他們描述的脈絡，只隱約知道「農會派」概指政治立場偏向國民黨的一群人，然而「偏向」是否就「等於」，也是個大哉問。這個大哉問成為日後我追索農會身世的驅動力之一。
農會究竟如何扮演動員的角色，必須從農村最重視的「人情」講起，而農會與農民的人情關係建立，得從農會的業務說起。

今日農會的業務大概有供銷、信用、推廣、保險業務等。早期的農會，最重要的工作是辦理政府的委託業務，像是辦理公糧徵收、加工，還有供應農民肥料、農藥等農業資材。台灣的農會長期負責糧食收購、經手肥料供應，這些事情並不是從戰後才開始，而是二戰期間統治者為了確保糧食的供給，因此選擇由農會負責收購糧食並管控稻作肥料的分配。除公糧收購、肥料供應之外，農會在農村裡另一個重要的功能是信用金融業務，例如存放款、貸款。

台灣的農會辦理信用金融業務是台灣農會的特色，此特色是因為二戰期間，統治者把街庄（鄉鎮級）的產業組合與農會合併，於是農會組織便從二級制變成三級制，並且辦理信用業務。本來日本時代的農會，只有台灣與州廳農會二級，因此鄉鎮農會的前身幾乎都是產業組合。

圖11    利澤簡信用購買販賣利用組合

戰後，鄉鎮農會辦理信用業務這件事，尤其是甲種活期存款（農會支票），
在法律上一直存有爭議。然而，一鄉鎮一農會的配置，再加上過去金融機構的設立是相對受到限制，導致農會信用業務對於農村金融一直都有著重要性，畢竟早期農民總不可能一天到晚騎著腳踏車、摩托車跑到遙遠的地方去存錢和領錢。至於對地方派系來說，掌握農會信用部也很重要，從農會「搬錢」曾是小時候印象中，每到選舉經常會出現的熱門傳聞。

農會的選舉動員，大抵都會提到農會三巨頭：理事長、常務監事、總幹事，三巨頭中又以農會總幹事最為農民所知。總幹事在農會裡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這件事並不是一開始就如此，而是因為1950年代國民黨對農會進行改造，使得總幹事一躍成為農會最重要的人物，而農會會員與贊助會員的區分，也肇因於此。

農會之所以為今日的樣貌，是由於不同的歷史時空背景所造成，並不是創立之時便是如此，就如同寺廟也不是只殘餘「前近代」性的存在，寺廟的歷史與角色，仍與台灣社會的歷史脈絡相關。
台灣已經迎來第三次政黨輪替，可是自由與民主的風，究竟要以什麼樣的方式與面貌，繼續吹進農村，在即將到來的九合一大選中，似乎看不到太多討論。自由與民主的風仍舊只打轉於台北城裡。

*感謝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林逸帆協助本文校正
*本文照片由筆者拍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