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臺灣社會近代對外的國際關係中,與我們的歷史與關係最為緊密的,除了作為多數移民漢人的母國之歷代中國外,另外在政治、經濟與文化上與我們的發展最為相關的,莫若日本與美國這兩個世界上的重要國家了。但如果詢問一般的臺灣人,除了中、日、美三國外,認識較為深刻的國家,或者最常拿來與臺灣進行對比的,應該就是韓國(南韓)這個國家了。二次大戰後,尤其1960年代以來在國際運動賽事上,還有1970年代以來在經濟產業上兩國間的激烈競爭,使得臺灣社會多數人對韓國社會這個東亞社會的親密他者有著很特殊的意象與感受。另一方面,2000年以來在包括臺灣在內的東亞社會廣泛流行的韓國電子產品與韓劇等文化商品的衝擊下,我們對於韓國社會的認識或許更深,有關韓國意象也更進一步的複雜化。

事實上,同樣作為東亞社會的重要一員,韓國與臺灣這兩個同樣深受儒家與漢字文化圈影響的地域,從19世紀晚期以來到現在的歷史,有很多可資比較之處:首先,兩地都先後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而成為殖民地,兩地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政經文化演變,還有反殖民的抵抗史有很多值得關注的共通點。其次,1945年日本帝國崩潰後,韓國脫離殖民統治,但不幸因為美蘇對立而成為韓國與北朝鮮分立的兩個分裂國家,並經歷悲慘的韓戰而持續對立;而臺灣回歸中華民國統治後,則因國共內戰的結果而分裂為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分立發展至今。其三,戰後的韓國在政治上歷經數十年威權統治,在1980年代晚期經歷民主轉型後成為民主政體,而在經濟方面,韓國在冷戰的國際架構下,歷經美援與其後的工業化發展,在1980年代成為東亞四小龍之一的經濟發達國家;而臺灣同樣在政治上歷經數十年威權統治,並在1980年代晚期成功民主化,在經濟上也同樣歷經美援與工業化發展,並列為東亞四小龍的經濟發達國家。[1]

除了這些相似的歷史特徵外,韓國與臺灣另有一些不同的政治經濟特徵,譬如在戰後韓國的政治與社會運動上,階級政治與勞工運動佔據重要的中心位置,而在經濟結構則以橫跨進出口產業的財閥大企業為發展重心;與此相較,戰後臺灣係以省籍對立的族群政治與消費者及環保運動等為政治與社會運動核心,而經濟結構在1990年代以前則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出口產業為拉動經濟發展的重心,1990年代之後中小企業的重要性下降但仍持續在經濟結構中佔據重要位置。以上這些相似與不同特徵導致韓國與臺灣在戰前戰後的政經文化的歷史演變,一直是晚近國際人文與社會科學界的比較熱點。同時,在臺灣社會的日常生活與心理指標中,相較於美國、中國與日本因社會規模與歷史進程的重大歧異不易比較,韓國社會因著社會規模與政經演變的類似性,則常成為臺灣人用以評斷比較自身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他者。

對於歷史與政治學者來說,臺灣與韓國兩個歷史境遇如此類似的東亞國家,除了上述不同的政治經濟特徵外,還有三個令人關注的歧異之處,那就是兩國在三個互有關聯的對外關係與態度上的明顯差異:一、對於影響戰後歷史甚鉅的美國之態度,二、對於日本殖民歷史的評價,三、對於分裂國家統一的態度。首先,雖然戰後在冷戰架構下,韓國與臺灣的政經文化發展都深受美國的扶助與影響,戰後到1980年代晚期政治民主化展開之前,兩國也都維持強烈親美的軍事外交與經貿關係,但若仔細觀察晚近兩國的對美態度,可以發現韓國社會中有一股越來越強的反美態度;與此相對,民主化以來臺灣社會仍然持續甚至進一步強化親美的立場。

其次,戰後迄今韓國社會對於日本殖民統治的評價,在民族主義史觀與帝國主義論的分析觀點下絕大部分是極度負面的,儘管1990年代以來韓國重要經濟史學者否定過去的帝國主義剝削論,主張日本統治時期的殖民近代化進展,並主張其為戰後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基礎,但韓國歷史學界與一般民眾基本上無視這些修正主義觀點。與此相對,臺灣社會在1990年代以前學界與民眾同樣在中國(中華民國)民族主義史觀與帝國主義論影響下,單面向主張日治時期殖民統治下的帝國主義剝削面,不過1990年代以後,學界與社會各界在各種新的文化情境的影響下逐漸朝向所謂的殖民近代化論,在批判日本殖民者政經文化領域的殖民政策外,也肯定日治時期政經文化的近代化發展,或者提出不同於帝國主義論的殖民近代性論。

其三,顯然地,韓國社會內部目前不管左右派政黨或者民眾多數都支持兩韓統一,儘管左右派或者世代之間對於統一的時間點與達成方式有著很多的歧異;與此相對,臺灣社會自從1990年代民主化以來,支持統一的比率日益減少,尤其近年來太陽花運動、香港反送中運動與目前的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等事件的影響下,嚴重削弱了臺灣民眾與中國統一的意向。

筆者本人並非國際關係史或者韓國史的研究學者,雖然大量涉獵日本學界的韓國殖民地史研究成果,但不懂韓文無法直接閱讀韓文史料,不過近十年來多次到韓國參加學術研討會並與韓國學者交流的過程,注意到兩地社會上述三個有趣的歧異,深感好奇。因此在專業研究之餘,經常涉獵韓國史的英日中文著作,並閱讀韓國左右派報紙(右派的朝鮮日報、中央日報、東亞日報與左派的韓國民族日報的日文版),還有幾個臺灣與香港的韓國研究與報導者部落格[2], 嘗試理解與分析這三個差異的歷史成因。想要完整說明臺韓的這三組差異,需要頗多篇幅甚至一本書來交代,這篇短文想要先分析第一個議題也就是兩國對美關係與態度的歧異,且因篇幅緣故將僅先談韓國與美國關係的部分,臺灣與美國關係部分將留待續文交代。

有關韓國與美國的關係,許多讀者從近年來流行的一部韓國電影《白頭山:半島浩劫》(港譯《白頭山:火山浩劫》的劇情中,或許可稍微一窺韓國社會與美國之間曖昧矛盾的愛恨態度。這部電影的背景就設定在現今當代,主要情節描繪當北韓同意非核化後,正當美軍派人前往北韓境內運走核彈頭之時,位於中朝邊界的兩韓聖山白頭山(華文世界習慣譯為長白山)突然火山爆發,導致南北韓災情慘烈,南韓政府評估想要阻止進一步的火山爆發避免朝鮮半島全毀,唯一辦法就是聯合北韓叛變軍官偷走北韓核彈並在白頭山下的礦場引爆,但中美兩國因無法判斷核彈引爆的後果,且不關心韓半島的命運從而阻撓這一行動的故事。這部電影一定程度反映韓國社會對於其親密且重要盟友美國的批判,以及社會內部的反美情緒。

筆者以為若要解釋東亞社會兩條小龍韓國與臺灣不同的對美關係與態度,必須同時考慮戰後兩國所面對的三層結構關係的長期變動,首先是冷戰結構下兩國所處身的東亞國際關係的變化,其次則是在這層國際關係下在戰後所建立的南北韓與中臺兩岸關係的轉變,其三則是戰後尤其1970年代到80年代末期兩國民主化過程中內部的政治與社會關係的變動。

 

1 〈白頭山:火山浩劫〉劇照

圖片來源:https://www.imdb.com/title/tt11285908/mediaviewer/rm33866726412020/2/20擷取)

 

以下,我們就透過這三層結構關係的變動,分析韓國社會對美關係與態度的長期轉變。首先,1945年二戰結束日本帝國投降後,朝鮮半島南北方以三八線為界分由以美國為首的盟軍軍政府和蘇聯接管。1948年8月15日和9月9日,朝鮮半島南北先後成立分屬冷戰東西陣營的兩個政權,蘇聯接管的北方地區建立起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北韓),美國接管的南方地區則建立了大韓民國(南韓)。

在美國政府的扶植下成立的南韓李承晚政府,最重要的外交目標就是最大程度地爭取美國的援助,抵禦來自北韓的軍事威脅。為了消除北方的威脅和武力統一朝鮮半島,李承晚曾向美國提出建立韓美軍事同盟。不過,美國出於戰略上的考慮並沒有接受他的建議。在李承晚政府成立的一個月後,美軍就開始從韓國陸續撤軍。到1949年5月,美國完成了4.5萬人的撤軍,只留下500餘人的軍事顧問團。1950年1月,美國宣布「艾奇遜防線」時,韓國並沒有列在美國太平洋地區防線之內。但1950年6月北韓揮軍南侵試圖統一朝鮮半島,南北方爆發內戰即所謂的韓戰,北韓軍隊初期大勝往南推進,美國因此被迫改變其東亞戰略決定參戰協助韓國反攻,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了避免盟國北韓敗亡也出兵參戰,其後戰局陷入膠著僵持,三年後南北雙方乃簽訂《朝鮮停戰協定》,再度以三八線以界兩韓因此分裂至今。

韓戰停戰後,美國開始意識到韓國在其東亞戰略上的重要性。1953年10月,雙方簽署《韓美共同防禦條約》。韓國從此成為美同盟國,同時也成為美國反蘇反共的前哨陣地。美國開始長期駐紮大量美軍在韓國,除協助抵禦擁有強大軍力的北韓外,並為此在軍事與經濟上提供南韓重要援助與發展,同時還不時介入調解韓國與其另一東亞同盟國日本的政經外交關係。

在南北韓成立後,兩韓的國力對比陸續有所轉變,直到1970年代為止,由於北韓統治地區本為日本殖民時期大力發展的工業地區,加上戰後蘇聯的軍事、技術與經濟援助,北韓的軍力和經濟力比起南方韓國相對優越許多,並持續對於南韓進行軍事上的威嚇。不過,1970年代以來,在美國冷戰架構下接受大量美國援助,並被納入美國與東亞經貿圈的韓國社會,憑藉著獨裁政府的經濟開發政策與全民的勤奮努力,韓國的經濟發展取得顯著的成功,經濟實力與人民經濟福祉逐漸顯著碾壓北韓。

與此相對,北韓社會主義政權在冷戰對抗架構下,採行所謂的「先軍政治」的政治理論和指導方針。先軍政治是20世紀60年代末至今朝鮮勞動黨和國家照搬史達林主義模式的體現之一。其以軍隊作為骨幹和主力,防止敵對勢力從軍事、政治、經濟等各方面滲入。它在政治上是帶「左」傾的。視軍事為第一國事,在制定和執行黨和國家的路線和政策時把重視和加強軍事看作須放在頭等位置的最重要工作。

1980年代晚期北韓重要盟友蘇聯崩潰,北韓喪失各項援助、盟友關係嚴重弱化;北韓另一盟友中國1970年代晚期改採改革開放政策,並在1990年代初期與韓國建交,導致中朝關係短暫交惡,但其後又恢復。面對兩個重要盟友的體制轉換與關係的變化,北韓金家王朝(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雖然也有政策轉換與經濟改革的壓力,但為了維持統治體制的穩定與王朝延續,仍然延續先軍政治的發展政策,僅對其內容進行擴充與調整。1980年代晚期北韓開始加速核武器的開發,希望透過軍事實力的強大防衛政權的穩定,並在統一朝鮮半島時可以阻止美國的干預。因此,1990年代以來朝鮮的核武器發展與國際社會相應的促使北韓去核化的努力,持續成為韓國與美、日、中等國外交關係中的核心議題。

接著,談戰後韓國發展過程中國內的政治與社會變化,戰後韓國的李承晚(1948-1960)、朴正熙(1963-1979)、全斗煥(1980-1988)等獨裁政權,雖然在美國援助下維繫了國防的安全與政權穩定,並透過一連串的經濟發展政策,推動了工業化,從而在1990年代初期成為東亞四小龍之一的發達經濟體。但在北韓敵對政權的軍事威脅與這些開發獨裁的發展政策下,南韓獨裁政權持續以國家安全和經濟發展為由壓制社會的民主化訴求,並鎮壓反對勢力、學生、勞工與社會各界的政治與社會運動。但這些鎮壓不僅無法抑止人民的民主化訴求,且持續累積民怨,尤其1979年的釜馬民主抗爭與1980年的光州民主化運動雖然遭受了慘烈的鎮壓,但為1980年代後期的韓國民主化累積了強大動力,1987年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最終逼迫全斗煥政權交出權力走向民主化。不過,第一次總統民主直選過程由於反對黨左派內部分裂,總統選舉結果由全斗煥的得力助手退役軍頭盧泰愚當選1988-1993)。

 

圖2  韓國電影〈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劇照[3]

圖片來源:https://www.koreastardaily.com/tc/news/975612020/2/20擷取)

 

其後,在金泳三(本人原為中間偏左派後與右派合作贏得政權1993-1998)、金大中(左派1998-2003)、盧武鉉(左派2003-2008)、李明博(右派2008-2013)、朴槿惠([朴正熙女兒]右派2013-2017)、文在寅(左派2018~)等歷任總統在任期間,經歷經濟與政治發展的韓國已成長為東亞的重要大國,而面對東亞局勢中國的崛起、北韓的核子化威脅,以及與美國之間軍事政經關係轉變的過程中,逐漸改變了其過去扈從美國的從屬位置,其與美國之間的同盟關係,韓國人民對美國的態度從而也面臨一些變化。

以下,我想要從幾個面向,說明1990年代以來韓國社會對美關係與態度的主要變化,首先,1980年代當韓國經濟實力增強並伴隨冷戰後國際格局的多極化,韓國在軍事方面開始承擔起越來越多的責任,逐漸形成由韓國主導、美國支援的防衛體系,在軍事方面從對朝鮮的劣勢轉變為優勢。韓國並希望推動自主國防和獨立的外交政策,開始向美國要求逐漸收回軍隊指揮權,同時期的美國也在改變其在東亞的軍事部署,同意這些提案,同時為了減輕其在東亞駐軍的花費,開始向韓國要求分擔駐韓美軍的費用,而這些軍事同盟關係的變化協商則因雙方立場目標的歧異,不時引發雙方關係緊張與衝突。

另一方面,針對朝鮮核武危機的解決,韓國歷屆政府一方面積極聯合美國,希望其協助解決,但也不斷因為雙方各自立場與手段的歧異,而成為關係齟齬的來源。此外,1980年代晚期韓國經濟發展成功以來,美國一反過去經濟扶助的立場,希望建立對本國經濟有利的經貿關係,從而開始與韓國進行各種經貿談判,這些貿易談判也常成為韓美關係緊張的來源。

其次,韓美關係的變化還與東亞國際關係中另外兩個重要國家日本與中國有關,在美國的東亞同盟佈局中日本是其最重要的盟友、韓國則次之,在民主化之前美國夾在因殖民歷史關係不睦的日韓兩國間,利用其強大的霸權與影響力持續調節與促進兩國的政經合作關係。但隨著韓國經濟的崛起與政治民主化,還有在國際產業結構與地緣政治上的競爭關係,日韓之間過去被壓抑未能解決的慰安婦道歉問題、戰爭時期強徵勞工的賠償議題,還有獨島(竹島)等領土爭端問題,逐漸浮出檯面。面對這些問題,霸權與影響力有所削弱的美國雖然仍試圖從中調解,但往往讓韓國政府與社會覺得其立場過於偏向日本,並感到不快。

另一方面,中國在1978年改革開放後經濟逐漸發展,尤其在2001年加入WTO之後經濟進入高速發展期,隨著經濟崛起,中國的政治與軍事實力也大幅提升,韓國與中國的經貿關係快速發展,中國開始以經逼政的外交攻勢,利用經貿關係拉攏與施壓韓國,並試圖鬆動韓國與美日的同盟關係,而韓國則希望維繫與強化和中國的經貿關係,並期待與北韓政經關係緊密的中國介入協助解決北韓核武危機。而在北韓的軍事威脅下,雖然韓國仍然以美韓關係為其國防安全的最重要同盟關係,但在部署薩德反飛彈系統等事件上,中國對韓國的施壓與牽制,除了引發韓國內部對韓中關係的不信任感之外,也不時轉而引發韓美之間的緊張關係。

最後,引發韓美關係緊張與變化的,還有韓國內部的左/右派(進步派/保守派)政治問題。戰後的韓國存在著意識形態相左兩大思潮,一派意識形態偏右,以親西方及包括軍方在內的反共人士為主,強調國權與強硬對抗北韓,通常被稱為保守派,同時在經濟政策上支持新自由主義,注重經濟發展,且對韓國財團為主的經濟結構並無特別惡感或者試圖積極改變。另一派的意識形態偏左,同情社會主義思想並主張伸張民權,通常被稱為進步派或自由派,相較於經濟發展更重視經濟分配的公平性,強調勞工權益,希望積極改變韓國財團為主的經濟結構。兩派對美國的態度,以及對北韓軍事威脅性的評估,都存在顯著的差距。

如前述金大中、盧武鉉與文在寅等左派政權對美國態度有所保留,對北韓態度較溫和採取陽光政策,希望透過經濟合作交換北韓放棄核武的發展,並加快兩韓統一的長期進程。與此相對,如朴槿惠與李明博的右派政權,則對美國態度較為親和,並對北韓的軍事威脅較為警覺,較不期待兩韓可以透過和解交流達成統一,其在對待北韓核武危機的解決政策上較不會與美國產生衝突。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韓國左右派政治的問題是,韓國民主化以來左派政權與文化界菁英積極推動所謂的轉型正義工程,清算日本殖民主義遺緒與批判過去的威權統治歷史。清算日本殖民主義遺緒部分,包括批判日本殖民時期帝國主義在政經文化層面的壓制掠奪與同化政策,否定該時期的殖民近代化(近代性)發展,僅單面向肯定三一獨立運動或韓國流亡政權的民族主義抵抗歷史。這個部分並發展成對於日本殖民時期曾與日本統治當局合作的親日派韓國人的清算,稱呼他們為「反民族主義者」。

而過去威權統治歷史的批判部分,除了清算全斗煥、盧泰愚等人獨裁者的政治鎮壓與貪汙瀆職罪責外,主要集中在否定過去右派政權與學界對於朴正熙等獨裁政權時期經濟發展的正面評價,將歷史論述集中在獨裁政權對於人民政治與社會權利的侵犯上,並致力於還原威權時期政治與社會運動的真實歷史,以及對政治受難者的名譽回復與補償等歷史工程。而對於左派政權與菁英的這些轉型正義工程,朴槿惠等右派政權上臺後,也曾試圖進行反修正,推動歷史教科書的重新編訂,引發左派人士的激烈反彈與社會抗議運動。

而在左派開啟的這一波歷史重估運動下,相較於右派史觀中對於韓戰期間美國協防、還有美國對戰後韓國社會經濟發展協力的基本肯定,並主張積極維持與美國的結盟以對抗北韓的威脅。左派學者則從馬克思主義或者後殖民主義的史觀出發,不太看重長期來美國在其東亞戰略布局下,對於韓國社會近代化發展各方面的扶助。反而從新帝國主義的角度批判冷戰期間,美國在韓國近代歷史中的諸種霸權作為,還有對於韓國歷任軍事獨裁政權的扶持,以及對於光州民主抗爭事件血腥鎮壓的默許。

藉由以上分析,我們可以說1980年代的光州抗爭與民主化以來,東亞國際局勢與兩韓關係的變化,韓國政經勢力的發展茁壯,還有因之而起的韓/美同盟關係之轉變、經貿關係的談判、與韓/日關係的各種齟齬,以及左派政權與新史觀的開展流播等多重結構關係的轉變過程中,不僅導致韓美同盟關係的不少轉變,韓國政府對於美國的親和態度也因而弱化,甚至可以說是東亞社會中民間反美意識最強烈的國家。

 

 

 

 


備註

[1] 按照國際貨幣基金會的統計資料,韓國人口2017年有5,147萬人,其GDP總量從1985年開始躍居為世界第18大經濟體,其後到目前為止名次略有變化,目前為世界第12大經濟體,另外國際匯率計算人均GDP為世界第28位,但購買力平價後的人均GDP為29位。臺灣人口2017年有2,357萬人,GDP總量1995年躍居為世界第20大經濟體,目前為世界第21大經濟體,另外國際匯率計算人均GDP為世界第35位,但購買力平價後的人均GDP為第15位。

[2] 有興趣了解韓國歷史的讀者,有關韓國戰後政治史研究部分可以參考日本學者森山茂德的中譯書《韓國現代政治》(台北:五南出版社,2005);或者想要簡要了解韓國更長期通史的,可以參考朱立熙編著《韓國史 : 悲劇的循環與宿命》(台北:三民書局,2017)。另外,筆者常閱讀的韓國當代社會研究與報導,臺灣部分如韓半島新聞平台創辦人楊虔豪的報導與評論,或是如香港獨立媒體網與其他香港媒體的韓國研究者伍麒匡與鍾樂偉等人的韓國報導與評論文章,分別從臺灣與香港社會出發,針對韓國的當代社會文化提出比較分析。

[3] 1980年的光州抗爭事件在韓國民主化進程上的意義,某個程度可以類比於臺灣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不過前者比起後者慘烈的多,有大量參與者遭受韓國軍方血腥屠殺。2017年有一部韓國電影〈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就取材於這個歷史事件,該電影是當年度韓國最賣座的電影,有興趣的讀者不妨找這部電影來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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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凱/ 臺灣與韓國的歷史比較(一):韓/美關係初探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 https://kamatiam.org/臺灣與韓國的歷史比較一:韓-美關係初探/
)


 

最後修改日期: 2020-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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