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 揚（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2019年11月底，我因為有些學術翻譯經驗，也曾較直接參與英美漢學社群的活動，獲邀參加由華中師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主辦之「譯者之道：海外中國研究學術翻譯工作坊」。本文即是基於我在工作坊的發言和後續思考所寫作的小文，希望能和讀者分享個人的一些經驗與觀點。
應強調的是，本文以「英文漢學論著」為題，是一個方便的用法，文中所謂「漢學」既包含歐美學界以語言文字為核心，廣涉近代以前文、史、哲、藝術的領域（傳統意義上的漢學Sinology），也包括受二戰後美國影響所開展的社會科學與區域研究(area studies)。事實上，就我個人有限的經驗，確實有些學者不喜「漢學家」的標籤，而自我定位為歷史學家或哲學學者。故本文所論之漢學並非嚴格的學科概念，更接近廣義上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的探究（Chinese studies）。
一、翻譯即改寫
在我的經驗中，最理想的翻譯，應該是與原作者合作，將外文論著「改寫」為中文。就這點來說，漢學論著和其它類型作品有一項關鍵性的不同──漢學論著的作者，基本上都能讀寫中文、甚至是華人學者，因此更能把握中文讀者的閱讀習慣與需求。最早教我認識此點的，是臺大歷史系的陳弱水老師：在翻譯陳老師的一篇論文時，老師經常提醒我好的翻譯便是加以「改寫」，並透過自己文章為例提醒不少應注意的細節，對我的英文以至中文都有提升之功。
此外，陳老師也提供我一個難得機會，可以翻譯余英時先生的著述，讓我進一步觀察從「翻譯」到「改寫」的進程。余先生在《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的〈跋一〉中，已經說明此過程。簡言之，當時我和一位朋友（毛元亨先生，現為哈佛大學博士候選人）一起翻譯余先生一篇舊稿，希望在統整譯文後，由余先生新添一節結語，作為《中國史新論：思想史分冊》（當時論文集仍計畫以「中國思想史上的重大轉折」為題出版）的一篇論文出版。但余先生在收到我們的譯稿後又花費極大心力改寫，最後造就了《論天人之際》一書。〈跋一〉交代箇中原因，非常值得進行學術寫作和學術翻譯的人參考。余先生說，在譯文的基礎上，他進一步做了兩件事。首先是增補舊註以至新近的材料與研究成果（英文原稿撰於譯文完成時的十多年前）；第二點則是因為「中西論證方式的歧異」（頁255）而全面修訂譯文，謹摘引余先生的說明如下：
我的原稿是英文，以西方讀者為對象，自然採用了西方的論證方式。這次通讀中譯本，我感覺有些地方在中文裡應該換一種說法，而另一些地方則似乎應多引經典原文以增強說服力。……中國的「考證」傳統源遠流長，一般而言，重「證」（“evidence”）更甚於「論」（“argument”）；西方則自始即發展了論辯之術（“rhetoric”），因而特別重視「論」的說服功能（persuasion）。所以我的修訂大致是在「論」的部分力求緊湊或「重新述說」（reformulation）；在「證」的部分則儘量引用原文。……我希望這些修訂和增補可以加強我的論證在中文語境中的說服力。（頁255-256）
若從余先生對譯文的修訂加以引申，我認為理想的漢學翻譯也應該做到幾點。首先是查核史料與引用資料，這是題中應有之義；但如果可能，也許應進一步請原作者就原著刊行至譯稿完成之間的相關學術發展，無論是材料或學界新說，做一簡單提示。目前若干譯著已透過中譯本作者序或其它形式傳達這類資訊，值得推廣。第二，更重要但也更棘手的，當然是如余先生所言，考慮到中外語言與閱讀、論證習慣的差異，透過更適合中文讀者的表述方式翻譯漢學著述，以達成傳播新知與學術交流的目標。
圖1 余英時先生《論天人之際》出版於2014年，距最初醞釀已超過十五年。
圖片來源：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22879
這種「改寫」，主動權與最後決定權當然仍在原作者身上。但作為譯者，參與「改寫」的收穫非常大，是一種相當深刻的學術交流，可以直接與作者對話，理解作者最初為何寫與如何寫，理解作者最希望讀者把握什麼，以及如何盡可能幫助作者透過中譯（若作者母語不是中文）取得其期望的效果。簡言之，「改寫」除了不失卻作者本意，也是更能照顧到讀者的一種翻譯方式。
上述意見似乎是以原作者尚在世為前提。原作者如果已經去世，如不少經典漢學著作的狀況，這些看法仍有價值嗎？我認為還是有的。作者仍在世，譯者得以直接與作者溝通，固然最理想。但即便原作者已謝世，譯者其實仍應把握「改寫」的精神與原則來面對中譯工作。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譯者至少可以做到三點：盡力把握原作初出版時的語境和欲傳達之訊息；在考慮中文讀者與學術表達後，以不失真的方式「改寫」原著；適時地代替已故作者補充重要的資料或新近研究論點。這種工作比單純翻譯文字難上許多，但應該更能彰顯原作價值與作者希望達到的效果。此外，這也多多少少說明了一點，即好的學術翻譯非常仰仗譯者在相關領域的知識準備，翻譯不在世作者的漢學著述尤其如此。
必須強調的是，上述的改寫，依然是以原著或作者意旨為依歸。關詩珮近著《晚清中國小說觀念譯轉》提到晚清民國翻譯觀念的轉變，和這裡說的改寫頗可互相發明。關著討論「不審西文」的林紓，何以在晚清成為當紅譯者，又在五四時期遭極力貶低。她認為關鍵是五四一代人開始以「原著為中心」的觀念看待林紓及其譯作，林紓不依原文、仰仗譯者口授再付諸文字的譯筆自然不被接受。無庸贅言，我心目中的改寫自然不是林紓的做法，只重視可讀性，而更接近胡適所說，「應該努力做到明白流暢的基本條件」，又「努力保存原文的真面目」（胡適，〈《短篇小說第二集》譯者自序〉，轉引自關著）。
圖2 林紓(1852-1924)不通外文，卻譯出十數國、超過百部的文學名著。
圖片來源：https://kknews.cc/culture/83azvg4.html
不過，翻譯畢竟牽涉到語言及語言背後的文化差異，有時候確實不易忠實地呈現原作者嘗試達到的效果。我翻譯過若干篇以講座、講稿為基礎的文章，這些文章因為最初是面向群眾發表，語言上比較靈活。如羅界(G.E.R. Lloyd)教授在第一屆李約瑟紀念講座(Joseph Needham Memorial Lecture)的講詞中，說當時李約瑟和他商討問題，情景有如“the cloak and dagger [in the] Intrigues of the Warring States, but without the daggers.”我們知道，“cloak and dagger”指的是私下密謀，對英語讀者和聽眾來說，理解上不成問題。而這句話最後“without the daggers”自然是說兩人來往儘管身披大衣，卻決不會攜帶武器。說到這裡，英語讀者和聽眾想必會因作者嫻熟又幽默的語言技巧而莞爾。但翻譯實在難以達成這種同時運用片語和單詞做出來的效果。最後的折衷方式是如此翻譯：「這風格讓人想起戰國時代的爾虞我詐（cloak and dagger，直譯為斗篷和匕首），但沒有匕首的蹤影」。
二、漢學翻譯與學術訓練
漢學著作運用史料，和我們用中文寫作沒有太大差異，不外乎獨立引文、行文中夾引（利用引號）、和不徵引原文的撮述（paraphrase）。但進行中譯工作時，對史料的處理其實頗費思量。以獨立引文來說，我們應該放上史料原文還是作者理解後的譯文（也就是用白話翻譯）？較理想的作法，應該是同時放上史料與原著對史料的翻譯。一來讓讀者一目瞭然典出何處，二來也讓讀者更方便判斷原作史料譯解的精彩與待商之處。應強調的是，就我的經驗，漢學著作的獨立引文有時可見漏引或文句次序「有誤」的情況，可能是作者理解史料後，以自己的話將其表述出來，使用的是外文而非史料原文的語言習慣。這其實也涉及一個問題：歐美學者撰述漢學著作時，該如何面對史料？如嚴謹地「如實」呈現史料面貌（如依循史料標點一句一句翻譯），譯文常常頗為彆扭，可能不符外文世界的閱讀習慣；若是經消化後以自己的話道出，則有不精確、錯失重要資訊以至誤解的風險。
相較之下，要處理非獨立引文的史料更費思量。以英文作品來說，作者用引號徵引一條史料，這段文字當然是翻譯成英文，而且文法、語意要搭配前後文。對譯者而言，我們是否要將這段材料譯成白話文？如果還原史料原文，我們理應考慮文氣暢通的問題，以免一段話中夾了幾條史料顯得生硬、突兀。若然，譯者要做的絕不僅是查找原文，按照英文原作的語序進行翻譯，而需要恰當地改寫。同樣地，若作者撮述史料內容，而沒有直接徵引任何原文，我們翻譯時是照樣改寫成白話文，還是找出史料原文後，根據作者撮述適時加入一些引文呢？根據前引余英時先生對中國重「證」傳統的描述和我們自身閱讀經驗，後面一種作法可能更好。這同樣需要譯者的文史素養與改寫技藝，方能有效「夾敘夾證」。我認為高品質的漢學譯作，所需的工夫絕不遜於其它類型的文史或社科論著，主要原因是對史料的處理可能更為複雜細膩，特別是英文─文言文─中文語體文間的轉譯。當然，這不是說翻譯英文的歐洲史或社會科學著作就比較容易，而是困難處不同。缺乏中國文史的研究經驗，不熟悉文言文史料的徵引、剪裁、分析，應該比較難翻譯以至改寫出優質的漢學著作（尤其是近代以前的研究成果）。
話說回來，漢學著作在許多層面上，其實也是透過精確翻譯來進行分析的一種研究型態。以我自己用英文撰寫博士論文的經驗，即便先秦文獻已經有相當多英譯本，我還是經常必須自己重新英譯材料，特別是斟酌應該用什麼英文字詞來對應原典。如「利」究竟應該譯成“benefit”還是“profit”呢？作者選擇的英文字詞，往往包含他對史料原文的各種理解。有時作者會直接說明他們「翻譯」或使用字詞的考慮，但多半只針對極重要的對象。面對作者未明言的例子，在進行翻譯時，除了查找原文，也應該充分考慮作者的態度、想傳達的意思，甚至如何把字詞使用的微妙處呈現給讀者。又如我不時在課堂舉的這個例子──「天下」。在漢學著作中，「天下」最通行的翻譯是“all under Heaven”；然而，對不熟悉中國史的歐美讀者來說，這其實是一個相當怪異的詞。因此，也有些人直接將「天下」翻譯成“the world”。這當然是可行的作法，但也不免失卻原始語境中「天」的重要角色。
與此相關，中文學界其實較少翻譯中文典籍的英譯作品（當然不是全然沒有）。箇中原因不難理解，畢竟中文讀者在閱讀上有各種現代白話文的經典譯本，做研究也不能仰賴翻譯，所以我們對英譯原典的需求不大。但若考慮到漢學本來就有相當大的翻譯成分，英譯原典的學術價值和貢獻（特別對歐美學界）絕對不亞於專題研究，值得重視。這些作品通常都包含至少兩部分，第一部分是針對文獻的深入探討，包括作者、文本性質、文本流傳、基本內容、歷史意義等，可視為作者積累有功後的研究專論。另一部分則是原典全書（篇）的英譯，從中可見作者如何選擇字詞，以呈現他對材料的理解。近期有不少重要的英譯原典，如杜潤德(Stephen Durrant)、李惠儀、史嘉柏(David Schaberg)等人的《左傳》；米歐敏(Olivia Milburn)的《晏子春秋》；尤銳(Yuri Pines)的《商君書》；以及剛出版不久、魏希德(Hilde De Weerdt)等人翻譯的《貞觀政要》。過去對這類著作的討論（特別是傳教士漢學的譯作），似乎以翻譯研究者為主，但作為文史學者和漢學著述的讀者甚至譯者，我們也應該正視它們的重要性。長遠來看，嚴謹、細緻的英譯典籍在知識和文化上的貢獻，較研究著述有過之而無不及。
圖3 劉殿爵(D.C. Lau, 1921-2010)教授英譯的《論語》、《孟子》，至今仍頗富影響力。
圖片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A%89%E6%AE%BF%E7%88%B5
透過以上說明，我也想提出一個心得：翻譯漢學著作，其實是非常好的一種學術訓練，對有意探索、研究中國史的人尤其如此。前述「翻譯即改寫」，便是某種形式的學術訓練，特別對於較乏大量外文寫作經驗的人來說，「改寫」的前提是了解外文學術寫作的規範與習慣，理想上自然能幫助我們更親近這些寫作風格與傳統，對閱讀甚至寫作英文學術作品自有助益。
此外，我也規劃未來開設歐美漢學專題課程，除了考索漢學作為一門學科與研究領域的流變，也將安排數週，讓同學挑選自己感興趣的重要史料進行英譯。這個想法，主要源於我在劍橋大學東亞系和李約瑟研究所參與史料講讀活動的經驗，即選取篇幅不大的材料（特別文言文）進行精讀，再以英文逐字翻譯、講解。當然，在臺灣進行這個活動、特別課堂活動，最大的挑戰是英文本身。如「義」在不同脈絡中，究竟該翻譯成“righteousness”還是“justice”甚或其它英文字詞；又如《墨子》中的「愛」究竟是“love”、“care”或“affection”，沒有進階的語文能力是無法深入討論的。但至少就提供一個合理、通順的史料英譯來說，應該仍值得嘗試。搭配史料英譯，同學也必須找出與該材料有關的漢學著述，說明相關問題在歐美學界的研究概況。
課程的期末報告，則是要求同學自選作品、分組完成一篇漢學論文翻譯。透過這個活動，修課學生除了培養學術品味，挑揀有價值的漢學論文，還能鍛鍊合作、查核史料、以中文改寫英文論證的能力。對此，前述關於史料翻譯的想法與練習，當可為同學提供一些幫助。若有優良成果，我們也可以尋求刊登機會，並希望大家從中理解譯事之難及其價值。
圖4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之《中外論壇》，每期均有相當篇幅刊載歐美與日本漢學著述的譯文。
圖片來源：https://www.sohu.com/a/355764984_488212
推動學術翻譯，除了加強知識傳播，也可望讓中文成為更嚴謹、精確的學術語言。我這一兩年開設「思想史學專題」課程，都會請同學閱讀一篇近期出版、談思想史方法的英文文章，主旨是說明思想史研究具備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作者承認，相較於其它領域，思想史的不確定性尤其明顯，即更難下確鑿無誤的斷言。但作者也指出，研究者在寫作時，可以透過詞彙和詞彙的修飾，讓讀者理解不確定的程度（反過來說，就是多大程度上站得住腳），進而達到論證效果，比如very likely的把握比likely更高，probable也比unlikely更高。當然，英文也不是百分之百精確，如likely跟probable，哪個詞表示的可能性較高，似乎難有定論。以中文來說，「可能」、「或許」、「應該是」、「似乎是」、「八成是」等詞彙，到底它們代表可能性的階序為何？翻譯英文或外文著作時，中文能否對應以至於精準呈現原作在這方面的觀點與判斷？透過翻譯實踐反思這些問題，當有助精進個人中文寫作的能力，也是一種學術訓練。
三、如何看待漢學著述
相較於中國，臺灣原則上多鼓勵讀英文原著，一來因英文著作層出不窮，翻譯未必趕得上；二是翻譯品質未必可靠；三則臺灣取得英文研究資源相對方便許多。但在教課上，中譯畢竟對學生吸收和課堂討論來說更為便利，且茫茫書海中被相中翻譯的著作，多少也說明其價值，故漢學著述的中譯本仍頗富價值。但在臺灣推動學術翻譯，至少有兩大障礙。首先，學術翻譯在升等時不具效益，兼之花費時間心力無數，學者往往視為畏途，多以服務社會的心態從事，自然不易鼓勵文史研究者投身於此。其次，臺灣由於讀者的基數小，出版社勢必得更精細地判斷出版價值。這當然不是說臺灣不重視學術出版──恰恰相反，許多出版社從審稿到校對的品質有目共睹；但究諸實際，臺灣出版的漢學譯著數量越來越少，也是個事實。
圖5 劉東教授（現為北京清華大學教授）主持翻譯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已延續超過三十年，不僅介紹歐美、日本的漢學研究成果，也刺激許多思考與討論。
圖片來源：https://www.nfpeople.com/article/9820
而無論透過譯本還是原著，中文世界對歐美漢學著作的看法，有些甚值深入討論之處。概略來說，中文世界對歐美漢學譯著，不外乎這幾種評論：（一）歐美長於理論、概念，中文學界嫻熟史料。（二）歐美因為長於理論，往往可以問出中文學界沒想過的問題。（三）但歐美漢學問的問題，有些其實「不成問題」，是基於西方背景才有此想。（四）尤有甚者，歐美漢學某些看似新穎的問題，其實是用來包裝中文學界（可能包含日本）早就深入研究過的課題。（五）順著批評的話頭，更不用說在史料掌握和解讀上，歐美漢學難與中文學界爭豔。
這些看法，歸根究柢源自一種相當簡化的二分法，即（一）歐美長於理論、概念，中文學界嫻熟史料；讚美、商榷甚至質疑，都與這個認識有關。這個認識並非全然無稽，如許倬雲先生回憶芝加哥大學的顧立雅(Herrlee G. Creel, 1905-1994)曾向他說，「中國的材料你知道的不比我少，你要培養的是觀察事情的角度與思考習慣」。但這種二分法推至極端，似乎暗示歐美漢學研究者除理論、觀點外貢獻有限。這個問題的另一面，是歐美學者（在我有限的接觸中）非常不滿的一種論調：只要母語是中文，無論有沒有經過訓練，都能輕易地閱讀材料，研究中國的歷史與文化。如果到今日臺灣的大學課堂上，要學生細膩地閱讀、解析一份文言文材料，就會知道這種論調完全站不住腳。相反地，許多歐美學者將文言文當成一種純粹的外語進行探索，往往能在意想不到處抉發材料的內涵和價值。若欲不偏頗地評價一份漢學著作，最基本的第一步就是拋開這種二分法；從「精於理論、概念」和「史料非其所長」出發閱讀、分析漢學作品，無論褒美、讓步或批駁，對作者都不公平，也不是學術交流的良好態度。
另一方面，評價或挑選漢學著作翻譯，也必須將論著置於其學術脈絡中進行考慮。這裡說的學術脈絡，一方面是該議題的研究理路，一方面則是論著在其學術社群中扮演的角色。如二十世紀後半美國重要的漢學和歷史學者楊聯陞(1914-1990)，他在哈佛大學留學期間，「系裡的規定是以翻譯為主」，故不時在通信中和胡適(1891-1962)討論應挑選什麼材料翻譯，最後則以《晉書食貨志譯注》取得博士學位（1946年）。這篇博士論文的若干觀察，後來也以英文和中譯等形式問世，可供讀者檢驗其洞見和貢獻。面對各式各樣的漢學著述，我們自有各種側重和閱讀策略，但基本原則是不能僅以當下中文學界的立場簡單評騭，面對不同學術世代的作品尤其如此。
那我們究竟應如何從整體上觀察歐美漢學著述的特質與貢獻？我認為普林斯頓大學柯馬丁(Martin Kern)教授的看法，是近期最平允、最值參考的。他在〈認同與方法：什麼是國際漢學？〉一文中表示，「西方漢學」並不是一個有效的概念，至多只能分別出俄國、德國、法國等幾個較悠久的漢學傳統。更重要的是，無論身在何方，「我們的寫作都要面對我們自己的學術共同體的期待，我們都要屈從於各種各樣的壓力，我們又都會得到相應的回報」。換言之，無論是評價、引介甚至翻譯漢學論著，我們首先要考慮的就是「讀者」的差異。易言之，「我們都為我們自己的讀者寫作」。
圖6 柯馬丁(Martin Kern)教授精研中國古代文學與寫本文化，是現在歐美漢學界的領軍人物之一。
圖片來源：https://eas.princeton.edu/people/martin-kern
從讀者和讀者的知識文化背景出發，我們也能較平實地看待為何某些漢學翻譯未能取得正面影響，甚至招致譏評。對此，柯馬丁一針見血地做出如下觀察：
從更深的意義上說，我說的是一種不同的知識話語，這些話語在我的學術共同體中是共有的，但你的學術共同體卻還沒有共享這些話語。……我們能夠把字詞從一種語言翻譯為另一種語言，但我們不能輕鬆地轉譯學術共同體及其知識傳統的知識慣例。所以，這些西方譯著讀起來像是糟糕的中文，不是因為糟糕的翻譯或硬譯，而是因為源語言中那些明晰暢達的內容難免在目標語言中變得相當陌生。（頁258-259）
挑戰誠然嚴峻，但這也正是譯者體現其價值之處。漢學著述的翻譯─改寫，有一個相當重要的任務，即嘗試讓不同學術社群、使用不同知識語言習慣(convention)的人，得以盡可能正確定位學術「他者」的精彩與貢獻。對此，譯者必須能敏銳意識到原著未必明言的知識預設，並有能力將這些要素，以本地社群容易理解的方式加以解釋。在譯文的極限外，一篇可以出入於不同「學術共同體」，特別是能欣賞不同學術社群風格與優點的導言，則是題中應有之義。
長遠來看，這也不僅是翻譯歐美漢學論著的課題。若我們希望中文世界甚至「臺灣觀點」的中國史、臺灣史或世界史研究，有朝一日能被不同學術社群恰如其分地理解、接納與攻錯，至少可以從恰當地認識和表述他者做起。我認為，歐美漢學研究同時帶給我們熟悉感與陌生感，對邁向上述目標，應該別具意義與重要性，值得學者、讀者和譯者細思。
後記：本文改寫自拙作〈漢學論著的作者與史料〉（刊於《中外論壇》2020年第2期，頁165-171），並增補了若干內容。
參考文獻
[1] 余英時，《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臺北：聯經，2014。
[2] 柯馬丁(Martin Kern)，〈認同與方法：什麼是國際漢學？〉，收在《國際漢學研究通訊》，第10期（12），頁252-262。
[3] 胡適紀念館編，《論學談詩二十年：胡適楊聯陞往來書札》。臺北：聯經，1998。
[4] 陳永發、沈懷玉、潘光哲訪問；周維朋記錄，《家事、國事、天下事：許倬雲院士一生回顧》。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
[5] 傅揚，〈漢學論著的作者與史料〉，《中外論壇》，2020年第2期（06），頁165-171。
[6] 羅界（Geoffrey Lloyd）著；傅揚譯，〈李約瑟之後：其遺產和研究議程的個人反思〉，《漢學研究通訊》，38:3（08），頁1-9。
[7] 關詩珮，《晚清中國小說觀念譯轉》。香港：香港商務，2019。
[8] Blau, Adrian. “Uncertainty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History and Theory 50.3 (2011): 358-372.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使用-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
歡迎轉載與引用，但不得為商業目的之使用，亦不得修改本文。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傅 揚/ 英文漢學論著的翻譯問題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 https://kamatiam.org/英文漢學論著的翻譯問題/)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