誌故宮開館53週年

許雅惠（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前兩年不是剛慶祝過故宮90週年？怎麼變成53週年，是不是搞錯了？！

1965年11月12日，搬遷到臺灣的故宮博物院與中央博物院於臺北外雙溪開館。為慶賀國父孫中山（1866-1925）百年誕辰，掛上「中山博物院」的招牌對外開放。故宮開館53週年，是從這個時間算起。從此刻起，臺北的故宮走上她自己的道路，與1925年在北京紫禁城成立的故宮，分道揚鑣。2015年，故宮南部分院開幕，以「繽紛亞洲，盡在南院」為定位，更標誌新時代的來臨。

故宮官網總將博物館歷史追溯到1925年，這真是個錯誤。[1]首先，在臺北的故宮實際上是兩個博物館的聯合：故宮博物院與中央博物院。1925年成立的故宮博物院，是從紫禁城的清宮轉化而來；1933年成立的中央博物院則屬現代博物館，目標是展示現代學科的成果，包括田野考古與科學調查。兩者性格截然不同：一為陳列傳統帝制皇室文物、一為展示現代學術成果。故宮內部的文物帳冊，也把這兩個單位的典藏分得一清二楚，毫不混淆。1965年開館時以「國立故宮博物院」為名，同時掛上「中山博物院」牌匾，模糊了名稱問題。往後的時勢發展，「故宮」成為這個博物館聞名世界的名稱，不過她的性格始終與紫禁城中那個名符其實的故宮不同。究竟如何不同，且讓我們細說從頭。

圖1    故宮院區的「中山博物院」牌匾，上方小字「紀念    國父百年誕辰」。

圖片來源：nyrs

一、故宮的兩種性格

民國成立，溥儀退位後，仍在紫禁城中住了十多年，直到1924年溥儀搬出皇宮，故宮博物院才於次年正式成立。在此之前，僅在紫禁城一角的文華殿與武英殿設古物陳列所，對外展示清宮文物。[2]

眾所周知，故宮收藏來自清宮紫禁城，那麼清宮收藏來自何處？只要稍微一想就可明白，元、明、清三代均建都北京，皇宮都在今日的紫禁城。滿清軍隊打敗明軍，進入皇宮後，當然接收了明代宮廷文物；同樣地，明代宮廷很可能也接收了蒙元皇室收藏（雖然我們對明代宮廷收藏的認識不多）。蒙古人建立的元代呢？1234年滅金後，忽必烈便在金中都的東北方營建大都，成為明、清北京城的基礎。在金人故地建都，大概也接收了金代的宮廷收藏。而金帝收藏又從哪來？原來金人入汴京後，徹底掠奪北宋宮廷，不只宋室寶藏，連徽宗、欽宗兩位皇帝與大批皇族都被帶到東北。今日故宮還能看到宋、金、元、明的皇帝收藏，即緣於此。

圖2    父癸鼎，高22.5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這件青銅器與宋徽宗的收藏圖錄——《宣和博古圖》記載相合，從造型、紋飾到銘文，都可一一對應，可能曾是徽宗皇帝的收藏。
圖片來源：故宮器物典藏資料檢索系統 https://antiquities.npm.gov.tw/Utensils_Page.aspx?ItemId=10699

在傳統中國，皇室收藏隨著王朝而更迭，也被賦予王權的正統象徵。[3]進入以民為主的民國時期，這個帝制時代的思想並未被完全拋棄。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國民政府將紫禁城中的文物大規模南運，保護「國寶」免於落入外國之手。到了1949年國共內戰，國民黨退守臺灣之際，蔣介石仍不忘在擁擠的軍艦中裝載故宮文物，顯然歷代皇帝寶藏所具有的正統象徵並未被遺忘。

1949年國民黨退守臺灣之際，一部分的故宮人員與文物遷徙來台，也有不少人選擇留下，於是分裂成兩個故宮。分裂為二的不只故宮，還有其他許多單位。來到臺灣後，為了管理方便，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與中央圖書館三個單位成立聯合管理處。1954年中央圖書館恢復建制，故宮與中央兩院文物則在1965年臺北外雙溪館舍落成後，選在國父孫中山百年誕辰這天舉行開幕典禮，以「國立故宮博物院」為名，掛上「中山博物院」的牌匾，對外開放。[4]

這個在「國立故宮博物院」招牌下的中央博物院是什麼機構呢？她是國民政府北伐成功後，於1933年在首都南京籌辦的全新機構，具有弘大的藍圖，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負責規劃，1934年由「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擔任主任。根據傅斯年的構想，中央博物院分自然、人文和工藝三館，涵蓋地質、植物、動物、人類、民族、考古、歷史等現代學科，宗旨在提倡科學研究，從事民眾教育。1936年成立理事會，由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擔任理事長。[5]由其籌備人員可知，中央博物院從創建伊始，就與中央研究院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中央研究院作為國家最高研究單位，而中央博物院則是現代新學術的展示基地。可惜中央博物院還在草創階段，就遇上戰爭，因此藏品以熱河、奉天兩行宮為主，加上一些收購、撥交及接收之文物。直到今日，故宮內部的文物帳冊，仍把「故博」、「央博」兩單位分得一清二楚，毫不混淆。

圖3    二次大戰後，中央博物院接收不少戰爭期間日本在中國取得的文物，這件南京大鼎即為其中之一。1938年，日本人為慶祝佔領南京週年，於南京兵工廠鑄了這件大鼎。完成後，運回東京靖國神社，紀念戰爭中死去的士兵。二次大戰結束後，大鼎被歸還給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後來撥交給中央博物院，今日立於故宮行政大樓前方。大鼎表面原來裝飾櫻花，有日本岡村寧次大將的紀念文。1965年故宮開館時，將此大鼎改製成國父孫中山的紀念物：以梅花覆蓋櫻花，以國父遺訓覆蓋日文銘文。[6]
圖片來源：作者照片

明白了故宮博物院與中央博物院的不同性格，就能了解1965年在外雙溪開館的「故宮」並非北京紫禁城故宮的復館，而是融合兩種不同性格，全新的一個博物館。只是在共產中國對外封閉的年代中，這個新誕生的博物館被賦予沈重的政治任務，「故宮博物院」的一面走向明亮的幕前，「中央博物院」的性格則長期被掩蓋於帷幕之後。

二、1965-1980：中華文化守護者

國民政府遷台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關起大門，如火如荼進行一連串政治運動。更在1966年發起文化大革命，批判傳統文化與價值，各地文物遭受破壞，眾多博物館關閉。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則一肩挑起中華文化捍衛者的角色，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故宮也負起向世界展示中華文化的大任。直到1979年以後，中國才重新對國際社會打開門戶。

在中國對外封閉的那些年，臺灣成為中華文化的研究中心，在此時勢背景下，利用故宮豐富典藏而開展的中國藝術研究也在臺灣紮根。許多學子在1970年代赴歐、美、日，學習現代的藝術史研究方法，回臺後在大學成立藝術史專業，那是我的老師們的世代。[7]受惠於故宮典藏，加上現代學科訓練，他們不僅奠定了臺灣的藝術史研究，長期以來也是國際學術圈中的要角。

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重拾傳統文化的價值。1980年，為慶祝中美建交，雙方合作推出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展覽，在美國各大城市巡迴。中國方面精心挑選商周銅器、秦始皇兵馬俑等震驚世界的考古成果，向西方世界揭開她神祕的面紗。面對此國際局面，故宮開館以來的定位：中華文化守護者，開始受到嚴峻挑戰。

圖4 1980年為慶祝中美建交，雙方合作推出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展覽，巡迴美國。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網站提供此圖錄電子版，可下載閱覽：https://www.metmuseum.org/art/metpublications/The_Great_Bronze_Age_of_China_An_Exhibition_from_the_Peoples_Republic_of_China

1991年，為慶祝中華民國建國八十週年，故宮大規模邀集不含中國的海、內外研究者，舉辦「中國藝術討論會」，會後出版論文集四大冊。[8]稱其為世紀討論會實不為過，其規模之大，至今臺灣沒有一個藝術研討會能與之匹敵，論文總數超過70篇，包括書畫37篇，器物35篇。論文集前方的賀詞也同樣冠蓋雲集，依次為：總統李登輝賀詞、國民黨榮譽主席蔣宋美齡開幕詞、召集人謝東閔致詞、行政院長郝伯村設宴講詞、院長秦孝儀工作報告。可以想見，這樣的學者陣仗，加上黨政要員到場，中國藝術研究受到罕見的高規格對待，當時必定被視為學術圈的一大盛事。今日看來，這場會議更像是1965年以來，故宮作為中華文化守護者之業績總盤點。那些文物的保護者以及曾經受惠於故宮典藏的研究者，齊聚一堂，舉杯向過去致敬。

隨著中國對外開放，臺灣社會解嚴，本土意識崛起，中華文化守護者的角色必然成為過去。故宮該如何面對這個時代新局？

三、故宮南院：立足臺灣，放眼全球

2000年總統大選，首次政黨輪替，故宮也正式接受民主社會的洗禮，逐漸褪去黨國色彩，強化現代博物館的職能。這十八年來，伴隨文物來台的「老故宮」幾乎已凋零殆盡，七、八〇年代進入故宮的一輩也多退休，新一代的博物館人員均受過專業的學科訓練，從藝術、考古、文物保存到博物館學。故宮內部實質上已轉型成為專業的現代博物館，但因故宮院長屬內閣一員，政治力經常強勢介入，以致有時讓人誤以為故宮還是過去那個中華文化保衛者，大中華文化的代表。實際上，故宮這十多年策劃的展覽（不含政治交辦的展覽），早已跳脫傳統民族主義大中華文化的敘事框架，轉而從更寬廣的文明形成、文化互動的角度來詮釋其收藏。從這點來說，故宮逐漸擺脫其接續舊傳統的故宮博物院性格，中央博物院的現代學術性格走向幕前。

故宮南部分院的定位——亞洲博物館——反映這股時代新潮流。從2004年規劃，到2015年對外開放，中間幾經波折，也經歷二次政黨輪替，不過故宮南院最終仍維持放眼亞洲的格局。[9]臺北的故宮是一個世界級的博物館，南部分院當然不能例外，同樣必須具備優秀的典藏品與研究人才。這十多年之間，亞洲博物館的定位，不僅呼應全球史的研究浪潮，也在臺灣培育出研究日本茶道、韓國陶瓷、亞洲織品、伊斯蘭玉器的專家，讓臺灣的藝術史研究能跨出臺灣與中國，將觸角開展到其他文化。研究的視野擴展，展覽的格局才能有所不同。

以南部分院的伊斯蘭玉器為例，在我個人走訪過的歐、美、日各博物館中，沒有一個館有這麼多高品質的伊斯蘭玉器。這些玉器是清宮舊藏，過去在外雙溪本館陳列中，永遠只能從屬於清代宮廷的敘事之下。但到了亞洲博物館，馬上令人眼睛一亮，原來在中國以外，也有那樣精於琢玉的文化，並且影響清宮玉工。最近甚至有研究者指出，中亞（也就是古代稱為西域的地區）在千年之前可能便存在琢玉傳統，修正了過去老把玉文化與古代中國劃上等號的文化偏見。[10]

圖5    《越過崑崙山的珍寶》特展圖錄，這個特展已經下檔。
故宮南部分院現開設「玉見亞洲」常設展，陳列伊斯蘭玉器。
圖片來源：https://www.npm.gov.tw/Article.aspx?sNo=04006966

南部分院的亞洲博物館，讓國人不用出國門便能欣賞來自亞洲各地的文物。除了院藏文物展覽，也自海外各大博物館借展，無論是已下檔的「日本美術之最」與「高麗青瓷」，或是現正上映中的「揚帆萬里—日本伊萬里瓷器特展」，都是高品質的展覽，而且扣緊亞洲文化交流這個主題。未來若能朝此方向持續耕耘，並將範圍擴展到東南亞與南亞，探討東南亞海域的文化交流，相信再過十幾二十年，臺灣也將有東南亞或南亞藝術的專家，有能力向觀眾展示更為多元的亞洲文化。

從南部分院籌設開始，故宮不僅提倡新研究、培養新人才，也為民眾提供多元的文化教育，十足地展現出中央博物院的性格，也開創南院未來各種可能性。具有研究能力的專業博物館員（curator）之培養，不是一蹴可幾，更無法仰賴他人，故宮與臺灣社會要有決心培養自己的文化人才。可以預期，這會是一條非常艱難的道路（特別是在觀眾人數掛帥的今日），不過有什麼有意義的事，是很容易的呢？

四、政治與文化的矛盾

十九世紀以來民族主義的浪潮，讓「過去」被高度政治化，博物館經常被賦予教育民眾「共同過去」的政治任務，以塑造國族認同。故宮一再成為政治攻防的焦點，原因即在於此。若能理性面對過去，會發現當代疆域與國界並非自古皆然，人與物無時不在移動，民族國家與共同過去不是一種政治迷思嗎？二十一世紀的我們，能否從十九世紀以來的民族主義解放？

對美的感受，是人類潛藏的能力。這種能力是否被開發？如何開發？攸關人們的美感與創造。我們常感嘆臺灣的美感不足，是否因為我們的文化經常被包裹在政治之下，無法解放？政治力塑造出的文化偏見，阻礙人們對過去的認識，也影響我們對美的感知。政治意識形態是排他的，但文化要發展，必須敞開心胸，包容彼此的分歧與差異。

就其內部組成而言，故宮已在前兩任總統任內完成民主轉型，褪去黨國背景，以人員的專業訓練為優先考量。不過這並不代表故宮解除了她的政治任務。實際上，作為行政院直接管轄的文化機構，故宮有義務負擔國家所交辦的任務，只是如何在政治交辦與博物館專業間達到平衡，並不容易，特別是政治經常凌駕專業，強勢介入。回顧過去琳琅滿目的政治任務中，真正能在歷史中寫下一頁的，多半是文化外交，例如：1965年文物赴美展覽，或是近二十年的赴法、德、日展覽。這類交流多伴隨兩國博物館工作者的學術交流，讓故宮在配合政治任務的同時，能夠提升人員的專業能力、拓展國際視野，達到國際間的文化交流。展望未來，文化外交仍是故宮深具資本且可達到政治、文化平衡的方向。

五、餘話

最近有種論調，認為故宮與臺灣社會有隔閡，甚至格格不入，高呼故宮要「臺灣化」。這個論點，令人困惑。從本質上來說，故宮是臺灣少數世界級的精緻藝術（fine arts）博物館，由於展品本身的藝術價值與稀有性，在陳列時必須與觀眾保持一定距離；加上年代或文化的隔閡，加深了觀眾心理的距離感。這類藝術博物館讓人覺得高高在上，並不是臺灣特有的現象，放眼世界皆然。所以有人稱博物館為文化聖地，進入博物館，彷彿進入神聖殿堂，行為、舉止、思想都自然轉變。[11]為了拉近距離感，各大博物館無不致力於教育推廣，成立俱樂部，甚至舉辦深度的文化旅遊。換句話說，距離感不必然是缺點，利用距離感刺激觀眾學習的興趣，正是博物館教育推廣的任務所在。將故宮與大眾的距離感一味歸因於其外來性格，不僅不負責任，也與現況不符。

回顧歷史，開館於1965年11月12日的臺北故宮，不是紫禁城故宮博物院的復館，她就是一個新的館。這五十多年間，對外，故宮一直扮演著文化大使的角色（無論是哪個政黨執政）；對內，則為臺灣的藝術史研究者提供豐富的養分與土壤。早期是中國藝術研究的中心，2000年以後，在南部分院的規劃過程中，呼應全球史的研究浪潮，成功開創出亞洲文化交流這個領域，培養出新一代的人才，讓展覽跨出臺灣與中國，開展至亞洲其他地區。無論怎麼看，故宮都該有自信地慶賀開館53週年，並且在放眼全球的軌道上，堅定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