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鼎：一個跨越時空的文化符碼

許雅惠（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鼎，可說是一般人最熟悉的古代文物。

毛公鼎，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的鎮院之寶，上面近五百字的銘文，至今仍為世界第一（圖1）。銘文內容記載西周晚期周王將家國大事託付給毛公，期許他克盡職責，為王室效忠。銅器本身的製作平平，有些地方還顯得有些粗糙，但字體渾厚古雅，佈排井然，是距今約二千八百年前的一篇金文鉅作。

除了博物館中的文物，現代社會也經常運用鼎的意象。由官方主辦的「金鼎獎」借用鼎的權威象徵，經過金鼎獎認證的圖書，必是好書。近年大行其道的文創產業，也看得到鼎，如故宮晶華盛裝牛肉麵的白瓷碗，從鼎的烹肉功能發想，結合臺灣美食，成為一種文創商品。

從鼎而來的成語也不少，問鼎中原、一言九鼎、三足鼎立，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從古自今，從官方到民間，都能從鼎汲取靈感，發想創造。鼎為何能如此深入人心？鼎的面貌何以如此多元？且讓我們一探鼎的前半生，看鼎在上古文化發源期中，是如何奠立基礎，而後能成為一個跨越時空的文化符碼。

圖1　西周晚期，毛公鼎，通高53.8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片來源：器物典藏資料檢索系統 

一、考古所見之鼎

目前所知最早的青銅鼎出土自河南偃師，二里頭文化後期所製作，年代約公元前十八至十七世紀（圖2）。青銅鼎的前身是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陶鼎，從陶鼎到銅鼎，材質的不同意味著科技技術的突破。舊石器時代的人類開始用火，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人們逐漸掌握窯爐、鼓風的技術，能以六百度以上的高溫，將土燒結成陶，成為飲食的器皿。進入青銅時代，在製陶的基礎之上，進一步從礦石中提煉出銅、錫金屬，熔鑄成青銅合金。

圖2　最早的青銅鼎，西元前十八至十七世紀，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通高20公分。
圖片來源：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冊1，圖1。

世界各古文明從石器時代進入青銅時代的時間不一，東亞的黃河流域大約在公元前十七世紀跨入青銅時代，被視為西方文明源頭的兩河流域，則在公元前二千多年便已邁入青銅時代。青銅這種當時的「高科技」，在各地普遍被用來製作戰爭中的兵器與盔甲，是一種戰略資源。此外，青銅在西亞還用以鑄造神（人）像，在黃河流域則不見神（人）像，而是用來製造飲食容器。這些耗費大量人力、物力的高科技器皿，自然不是一般人日常使用，而是專屬於貴族的祭祀禮器，用以溝通神、人，同時彰顯擁有者的身份地位。

二里頭文化所製造的青銅容器，除了烹煮的銅鼎，還有爵、斝、盉等飲酒、溫酒或盛酒的器皿。在此青銅器的萌芽階段，表面裝飾均十分簡單。銅器的造型雖承襲自陶器，但金屬具有延展性，而且不易斷裂，因此工匠能夠作出更加自由、更富於變化的造型。以二里頭的爵為例，最早的銅爵明顯是模仿自陶爵（圖3），不過工匠很快便熟悉青銅的物理特性，能夠製作出修長、富有曲線的銅爵（圖4），線條如此修長的爵在陶器是難以達到的。

圖3　最早的銅爵（左）明顯是模仿自陶爵（右），西元前十八至十七世紀，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銅爵高12公分。（圖片來源：銅爵出自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冊1，圖3。陶爵出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二里頭陶器集萃》（北京：科學出版社，1995），頁43。）

圖4　銅爵，西元前十八至十七世紀，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通高22.5公分。
圖片來源：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冊1，圖7。

二里頭文化是否就是史書記載的夏朝，學者有不同的意見，短時間大概也無法解決這個爭議，不過二里頭文化與商文明的延續是沒有問題的。商代繼承二里頭青銅禮器的發展，繼續擴展禮容器的類型，特別是酒器。至商晚期（西元前十四至十一世紀），貴族禮儀中使用的酒器包括：盛酒器（尊、罍、瓿、卣）、溫酒器（斝）、調酒器（盉）、飲酒器（觚、爵）。其中觚與爵的數量與組合，更用來區分貴族身份階級之高低，十觚十爵代表最高等級的貴族，商王武丁的王后婦好便擁有數套十觚十爵的組合。〔1〕

商代開始出現體積巨大的銅鼎，高級貴族墓中經常會有一個烹煮大型犧牲的大鼎，再搭配數量不等的小鼎。河南安陽殷墟商代國王陵墓雖然早已被盜一空，但陵區仍出土豐富文物。其中一座陵墓的墓道上，便出土裝飾牛頭與鹿頭的方鼎各一，器內搭配有象形銘文「牛」與「鹿」，描繪的可能就是烹煮其中的動物犧牲（圖5）。「牛鼎」與「鹿鼎」的體積均不小，高度分別為73.3、60.9公分，重量則有110、60.4公斤，均屬高等級的大型禮器。

圖5　牛鼎、鹿鼎出土情形，河南安陽西北岡1004號大墓出土，二件大鼎現藏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圖片來源：考古資料數位典藏資料庫，影像編號：SHPKFHPKM1004BBWA_17。

截至目前為止最大、最重的鼎是「后母戊方鼎」，高133公分，重達875公斤。這件鼎也出土自河南安陽殷墟，擁有者是商王武丁的王后。這件巨鼎有個傳奇的故事，民國二十八年發現時，正值中日戰爭期間，為了避免大鼎落入日本人之手，主事者原先想把這件巨鼎大卸八塊，運到安全之處。才把鼎耳切割下來，便發現這個工作比想像中困難，於是決定就地掩埋。至民國三十四年戰爭結束，才又掘出，收歸安陽縣政府。民國三十五年十月，正值蔣中正六十誕辰，駐軍於是用專車將大鼎運到南京，獻給蔣作為賀禮，蔣撥交給中央博物院（今國立故宮博物院）。民國三十七年夏天，該鼎在南京首度公開展示，蔣還親臨參觀（圖6）。〔2〕國共內戰時，「后母戊方鼎」原來已經運到南京的下關碼頭，準備隨軍艦運到臺灣，可是碼頭的起重設備不足，只好將它留在南京。後來「后母戊方鼎」被運到北京，成為中國歷史博物館（今中國國家博物館）的永久典藏。

圖6　民國三十七年中日戰爭結束後，后母戊方鼎在南京公開展示，蔣中正於閉幕後一日親臨參觀。
圖片來源：見註釋2。

商代的鼎以巨大的體量展現擁有者的身份，西周的鼎則是以數量來規範貴族的身份等級。周王的陵墓至今尚未發現，不過從周原貴族的傳家寶與各地諸侯的墓地可知，西周建立伊始，酒器便開始衰微（可參考〈酒池肉林的紂王形象是如何出現〉一文），至西周晚期鼎、簋為主的食器組合正式成為身份的象徵。鼎用以烹肉，簋則盛裝穀類。一般多認為，天子九鼎配八簋，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3〕 不過先秦禮書的記載不一，實際的使用也沒有這般嚴明規整，各諸侯國之間有出入，隨著時間也有變化，如：山西曲沃西周晚期晉侯墓有七鼎六簋、五鼎六簋、也有五鼎四簋。這些鼎多半樣式相同，大小相序，稱為「列鼎」。

春秋晚期大鼎復活，再次出現於高級的貴族墓葬中。山西太原發現的趙卿墓，墓主是當時晉國的實際掌權者，墓中陪葬七鼎六簋，以及一個大鼎，高93公分，重220公斤。這種特大的鼎便是史書記載的「鑊鼎」，用來烹煮大型犧牲。湖北隨縣的曾侯乙墓，墓主是曾國國君，以九鼎八簋的規格陪葬，墓中也出土一對大鼎，高64.6公分，重54.8公斤，內部各有半架牛骨（圖7）。趙卿墓或曾侯乙墓的陪葬規格，或許有人視之為僭越：趙卿以卿用諸侯之數，而曾侯乙則以諸侯用天子之禮。

圖7　曾侯乙墓鼎、簋出土情況，西元前四世紀前半，湖北隨縣出土。
圖片來源：湖北省博物館編，《曾侯乙墓》（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圖版23.2。

所謂的僭越，不妨從技術與資源普及的角度重新思考。作為高科技的青銅資源與技術，是青銅時代的戰略資源與彰顯身份的威望財，銅礦與技術工人必是爭奪的對象。武王克商，接收商人作坊與工匠，想必也掌握銅、錫礦的來源。至於西周各地的諸侯，至遲在春秋早期也已掌握礦源與技術，能夠自行鑄造銅器，使得青銅禮器在風格與技術上，開始出現明顯的地域差異。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晉國，它在山西侯馬擁有一片鑄銅作坊，至春秋晚期成為北方重要的鑄造中心；南方的曾、楚等國必定也有大規模作坊，供應楚系國家的兵器與禮器。各國自行鑄造青銅器的結果，除了充實兵器，增強國力，也使青銅禮器變得更為普及，稀釋其尊貴性。

就在青銅禮器光環逐漸消失，周天子地位備受挑戰的春秋晚期，鼎的神話開始發展。

二、神話傳說中的九鼎

我們熟悉的「問鼎中原」成語，來自春秋晚期《左傳》的一則記載。春秋中、晚期，楚國逐漸壯大，在一場軍事勝利之後，志得意滿的楚莊王派人向周天子問鼎的大小輕重。周王的使者王孫滿答以：「在德不在鼎」，接著又說：「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意思是說周的國運雖然衰落，但周天子是上天所命，天命沒改，鼎的輕重豈是他人可以隨便問的。楚莊王所問的究竟是什麼鼎？為什麼要問鼎的大小輕重？

原來傳說中鼎最初的原型，是夏禹所鑄。傳說禹治洪水，定天下之後，九州貢金（銅），禹於是鑄了九個鼎，作為天下的象徵。後來夏桀暴亂，鼎於是轉移到商，商紂暴虐，鼎又轉移到周。後來秦滅六國，九鼎竟然飛入泗水。秦始皇過彭城（今江蘇徐州）使人入水求鼎，就在鼎即將被撈起的剎那，空中出現一條龍將繩索咬斷，鼎再度沒入水中，再也無跡可尋（圖8）。

圖8　秦始皇「泗水撈鼎」的故事在漢代可能相當流行，山東嘉祥的東漢武氏祠石壁上便浮雕著這個故事。
圖片來源：編輯委員會，《中國美術全集》（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8），冊18，圖9。

這顯然是一則政治寓言，批判秦不得天命，不過中國歷史上相信九鼎的統治者還不少，王莽、武則天、宋徽宗，都曾經鑄造九鼎，宣示自身政權的合法性。王莽與武則天是篡位者，而宋徽宗則是在偶然的機會中繼承皇位，他們似乎都想證實自己的統治是天命所歸。

三、九鼎的現代復興

辛亥革命，建立中華民國。在此以民為主的時代，竟還有人鑄了象徵天命的九鼎，打算獻給蔣中正，後來由於輿論反對才臨時取消獻鼎儀式。這個民國九鼎的背景是：1942年元月一日二次世界大戰末期，二十六國在華盛頓會議簽訂聯合國共同宣言，中國與美、蘇、英並列為四強。1943年初，桎梏中國百年的不平等條約廢除，改訂平等新約。為慶祝這新的國際地位，重慶的國民黨人策劃鑄九鼎獻給蔣中正，而銘文的定稿人竟是顧頡剛（1893–1980）。〔4〕二十年前，這位古史辨的先鋒曾說大禹是條蟲，強烈批判上古神話傳說，後來竟參與九鼎的復興。據說這九鼎後來交付給中央圖書館（今臺北的國家圖書館），今不知在何處。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走過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鼎的傳統政治象徵又再次復興。1995年，為慶祝聯合國五十週年，中國贈送了一座「世紀寶鼎」以為紀念（圖9）。這件鼎通高260公分，重1.5噸，設計顧問是已故的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其原型是商代至西周早期的大鼎，底座上有五十六條小龍，象徵中國五十六個民族，各個都是龍的傳人。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北京在香港立了一個「香港寶鼎」，作為北京政權的象徵，1999年澳門回歸時亦然。

圖9　江澤民與「世紀寶鼎」，鼎現安放於美國紐約的聯合國總部。

2000年之後，為慶祝各少數民族自治區成立五十或六十週年，中國政府除了實質的資源贈與之外，也致贈各自治區一座大型的「民族團結寶鼎」，立鼎的時間與地區先後包括：2001年西藏、2005年新疆、2007年內蒙古、2008年寧夏與廣西（圖10）。鼎名「民族團結寶鼎」六字，是由當時的國家總書記所親筆書寫：2001年為江澤民，2005-2008年為胡錦濤。少數民族問題一直撥動著中國政權的敏感神經，「民族團結寶鼎」召喚夏禹之時九州貢金的四海昇平一統象徵（至少是名義上）。只是二十一世紀這一系列的「民族團結寶鼎」，均是由中央直接下達地方，各自治區沒有置喙餘地，無論在名義上、或實質上，「民族團結寶鼎」都成為自治區「被團結」的象徵。

圖10　「民族團結寶鼎」，2007年慶祝內蒙古自治區成立60週年。
圖片來源：編委會，《鼎盛中國》（鄭州：大象出版社，2013），頁212。

四、餘論

大鼎經常受到統治者的青睞，而被賦予強烈的政治意涵。但有一種鼎，體積也不小，存在於日常生活的周遭，如此之普遍，讓人幾乎沒有察覺到它的存在，這便是香爐。在臺灣各地，無論佛寺或道觀，不管規模大小，前庭必定立著一座插香的大銅爐，藉由線香的白煙裊裊，將信徒的祈求上達天聽。這些寺廟香爐的原型也是商周古鼎。

從上古烹肉的鼎變成燒香的香爐，這個巨大的轉折發生在宋代，從此定型，鼎形香爐一路在廟宇中默默地屹立。這些香爐多半放在室外，為了遮蔽風雨，上方經常加設鼎亭；由於定點不需移動，把手經常作成飛龍造形，都是因應新功能而調整的設計（圖11）。

近來政府倡導金紙、線香減量，有些廟宇甚至不再燒香，大香爐自然也被收入倉庫。廣受統治者青睞的九鼎傳說與政治象徵，可說歷久彌新；至於民間廟宇香爐，是否在二十一世紀，即將與線香一同結束它們溝通人、神的千年任務呢？

圖11　臺北行天宮之香爐，2014年行天宮推行不燒香政策，這件香爐已不復見。

註腳

[1] 黃銘崇，〈從考古現象看西周墓葬的「分器」現象與西周時代禮器制度的類型與階段〉上、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3本第4分（2012），頁607-670；第84本第1分（2013），頁1-82。

[2] 譚旦冏，〈司母戊大鼎收藏經過及其特徵〉，《故宮文物月刊》，第4卷第7期（1986年10月），頁30-40。

[3] 俞偉超、高明，〈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上）、（中）、（下），《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8年1期，頁84-98；1978年2期，頁84-97；1979年1期，頁83-96。

[4] 余英時，《未盡的才情—從《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臺北：聯經，2007），頁60-61。

延伸閱讀

[1] 杜正勝，〈與華無極：鼎的歷史與神話〉，《故宮文物月刊》，第8卷第2期（1990年5月），頁6-19。

[2] Rawson, Jessica. “The Ancestry of Chinese Bronze Vessels.” In Steven Lubar and W. David Kingery eds., History from Things: Essays on Material Culture, 51-73. Washington and London: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93.

[3] Tseng, Lillian Lan-ying. “Monumentality and Transnationality: The Fascination with Gigantic Ding Bronze Vessels in Modern China.” In Gabriele Genge and Angela Stercken eds., Art History and Fetishism Abroad: Global Shiftings in Media and Methods, 289-302. Universität Duisburg-Essen, 2014.

[4] Hsu Ya-hwei. “Reception of Chinese Bronze Antiquities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Jap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Collections. Published Feb. 14, 2017. (DOI: 10.1093/jhc/fhx001) (https://academic.oup.com/jhc/article/2991781/Rece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