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平一(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上個月北京中醫藥大學國學院院長、政協委員張其成在中國政協會議上提案,建議恢復軒轅紀年,「以喚醒國人的民族意識、民族精神,增強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提升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這個令人不知所以的提案,還讓人以為中國已經變朝換代了。

所謂「軒轅紀年」並非新創,而是在清末革命之際,為了抵拒清朝年號,又要建立新中國,由劉師培率先提出的對案。然而,就在中國逐漸成為世界霸權的二十一世紀,軒轅紀年的呼聲又藉著民族主義(nationalism)之名還魂。

中國自習近平掌權後,一手提倡傳統文化,另一手拒絕西方價值,不但審查英、美劇及相關教材,復加強網路監控。如此這般上行下效的權力場域內,某些如張氏的學者,便召喚民族主義的死魂,築中國夢,配合演出。只是一廂情願、表演過火,杳不知今夕何夕。


民族主義原為十九世紀弱小國家為擺脫帝國和被殖民的命運,建立國家成員的一體感而生;清末民初的中國也趕上了這股風潮。國家是依靠遂行法權和暴力所形成的界域,但國族的建構卻仰賴敘事。有名的「炎黃子孫」或是「中國的少數民族」,皆是中國國族敘事的顯例。有興趣的人可以“google”一下沈松僑、王明珂和楊瑞松的研究。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擇》與楊瑞松《病夫、黃禍與睡獅:》

左圖為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游牧部族》(2009)封面;
右圖為楊瑞松《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2010)封面。
(圖片來源: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424354http://www.taaze.tw/sing.html?pid=11100484118

像中國這種歷史綿長的帝國,不論是「傳統文化」或「文化傳統」,「文化」大部分是在混融交雜下,成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事物;既難純化,亦鮮少一成不變。要指認什麼是「有中國特色的文化」,實屬困難。例如「中醫」,表面看似傳統醫學,但是,現今社會所理解的中醫,遲至二十世紀才變成吾等認知的樣貌。(讀者不妨參考雷祥麟的《非驢非馬(Neither Donkey nor Horse)》)。「農曆」,則是另一個例子,制訂現今所認知的農曆規則之人,乃是明末清初來華的西洋傳教士。也就是說,「中醫」與「農曆」這兩種最具中國特色的科學,剛好指出理解文化不在於鈎舉其特色,而在理解人們習焉不察的「文化」,究竟在什麼樣的歷史過程中被創造?在何種權力場域被再生產?換言之,文化原應成為人們建構生存意義的系統,而不應淪落為掌權者所任意壟斷或召喚的符號體系。

雷祥麟《非驢非馬》

雷祥麟《非驢非馬(Neither Donkey nor Horse)》(2014)封面。
(圖片來源:http://press.uchicago.edu/ucp/books/book/chicago/N/bo18610904.html

明末西方天主教的傳教士原為拯救靈魂來華,卻因曆法失修而得到深入天朝的際遇。明代曆法失修的原因多端:一方面是因為天行有差,更兼曆法久未調校,疏漏在所難免。有明一代,沿用元朝《授時曆》,至明朝中業,已累積二百年誤差。其次,明朝遷都北京後,從南京搬去的天文儀器並未相應調整,當時欽天監官員不懂得計算曆法的背後原理,只知套用立成表來造曆。一旦曆法失準,便束手無策。

明朝的士大夫長久以來,便瞭解曆法問題,屢次上書改革。但明中葉以降政治腐敗,阻礙許多修曆的提案。直至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來華時,曆法已到不能不改的程度。利瑪竇抓準時機,並向羅馬教廷尋求科技支援,畢竟他的老師丁先生(Christopher Clavius, 1538-1612)甫為教宗改曆,且在傳教士的大學教育裡,數學是基礎課程。不論在人才或知識,為明修曆,以駐在宮廷,似乎是可行之策。後來,湯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等西方傳教士在徐光啟等官員信徒的幫助下,參與了明末的改曆。後續的傳教士進口了西方數學知識、儀器和天文表,並採用帝谷(Tycho Brahe, 1546-1601)的宇宙觀為改曆張本,也扭轉中國人天圓地方的宇宙觀。

然而這看似精明的策略,卻也為耶穌會士帶來了兩難的困局。當時西方人用的是太陽曆,中國用的卻是陰陽合曆,故傳教士不能把西方的曆法技術全盤移植;又因曆法在中國政治上有重要的象徵意義,所以他們也無法任意改變當時人慣用的曆法形式。傳教士唯有嘗試拼湊中西方的曆法以創立一部準確又合中國人使用的曆書。然而,曆算向來牽一髮而動全身。西洋的儀器與技術,全部都用西方的度量,光是轉換就曠日隳時。最後傳教士決定廢去《大統曆》一天百刻十二辰的時制,改成一日96刻;同時也改變了日行一度為一日,圓周為365.25度的度量,改用360度為圓周。傳教士並改用太陽在黃道上行15度為一個節氣。雖然這能使傳教士能比較準確地測算日、月蝕,並保持中國曆法原來的形式,卻也改變了中國曆法的「置閏」規則,出現一個月有個三節氣,或一年有兩個無中氣月等以往《大統曆》不會出現的例外。這些複雜的狀況使原本一般知曉算法便可自行推算的曆日,成為西洋專家之祕。

不過,傳教士改曆尚未成功,明朝業已覆亡。戰亂中,湯若望保護曆書刻板,並轉獻清廷,獲得新朝的賞識與信任,賜名《時憲曆》。康熙三年(1664年)一位以儒家正統自許的布衣楊光先(1597-1659)以傳教士藉曆法藏身朝廷、圖謀不軌為由,攻擊傳教士及欽天監之門徒。他指控西洋人改變了中國的曆法傳統,使得順治十八年某月有三節氣象,無法置閏。他又指出曆面上書「依西洋新法」五字,為傳教士按上篡改正朔的罪名。楊甚至說「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以維持華夏正統。

楊光先在北京看到釘死於十字架上的耶穌

楊光先便因在北京看到釘死於十字架上的耶穌,而認定天主教為邪教。
(圖片來源:楊光先,《不得已》)


楊光先的指控投合了鰲拜等大臣乍及攝政大位,深恐社會動亂、大局不穩的心理。清廷受理了楊光先之指控,審訊湯若望等人長達數月。最後,在京的傳教士與欽天監信徒多論死或流放,各省傳教士則流逐澳門。然而,1665年一連串的天變與一場震壞中國東部的大地震,卻救了傳教士一命,但李祖白等五名任職於欽天監的中國官員則被處死。在京的傳教士,仍被軟禁,深居教堂之內。

湯若望倒了,楊光先上任了;新法廢除了,舊法恢復了。可是,曆法的問題仍舊。雖然楊光先努力改善,卻未能解決問題。1668 年,年方十五的康熙皇帝察覺欽天監的曆書有誤,遂將欽天監所進曆書交付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審訂。南懷仁很快就抓準機會,抨擊楊光先之謬。康熙因令朝中的大臣會同楊光先、南懷仁等人比測日影,結果證明南懷仁的預測較準。此後,康熙帝便任命南懷仁治理曆法,並恢復了以西法為基礎的《時憲曆》。傳教士以當時歐洲的曆法技術融入中國陰陽合曆框架的農曆也因而流傳至今。

南懷仁擔任「治理曆法」一職後,只好將「西洋」二字從曆書上拿掉,將《西洋新法曆書》改為《新法曆書》

南懷仁擔任「治理曆法」一職後,只好將「西洋」二字從曆書上拿掉,將《西洋新法曆書》改為《新法曆書》。湯若望雖宣揚曆法來自「西洋」,但在政治與文化壓力下,南懷仁也不得不妥協。


其後,康熙為了理解西法,親自向南懷仁學算,並諄諪告誡子孫,非學習曆算,無以難以判斷此類技術問題的是非。康熙雖然沒有聽信楊光先那種文化聖傳的論調,卻也圓融地發明了一套「西學中源」的說詞,以安撫那些仍活在聖賢傳統下的漢人士大夫。他指責士人只想考科舉,不關心曆算,以致他連人才都找不到,怎能怪他禮失求諸野,找西洋人幫忙﹖康熙承認中國的確是西方曆法的源頭,但同時也指出,若無法以實測證明其效力,再長的歷史或依恃聖賢傳統又有何意義?康熙以滿人的身分君臨天下,但卻很務實地維持了漢人和各國、各派傳教士間的平衡。

楊光先所引起的曆法爭議,指出了所謂的「傳統」,常在拼拼湊湊中形成。那些揚言「文化有千年不變本質」之論,不但經不起檢驗,也常使人忘卻日常生活中許多知識、習俗或器物,並非單一文化下的產物,在形成所謂「文化傳統」的過程中,其實常受惠於他人。本文開頭所謂的軒轅紀元=西元紀元+2697年,不也是一現成的例子﹖該公式表明了軒轅紀元有賴西元,只是,還沒人能確證後面這2697是否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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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平一 / 農曆:文化混種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kam-a-tiam.typepad.com/blog/2015/04/農曆文化混種.html)


最後修改日期: 2019-05-12

留言

>本文開頭所謂的軒轅紀元=西元紀元+2697年,不也是一現成的例子﹖該公式表明了軒轅紀元有賴西元
我認同文化傳統很多時都是互相啟發的,但你這個例子我卻不同意。因為,西元紀元=軒轅紀元-2697,但很明顯西元紀元並不是有賴軒轅紀元吧……
舉另一個例子,
華氏溫標 = 9/5 * 攝氏溫標 + 32
攝氏溫標 = 5/9 * (華氏溫標 – 32)
你不能說華氏溫標有賴攝氏溫標,也不能說攝氏溫標有賴華氏溫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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