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麗榕(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助理教授)

 

一、動物觀看的社會文化脈絡

 

歷史時期以來,大象並不被視為臺灣的野生動物,較少出現在文獻記載中。[1]但在日本殖民時期(1895-1945)的臺灣,隨著馬戲團的表演,以及動物園等公私立機構的設立,離開原棲息地的象,飄洋過海被運到大城市,出現在大眾的眼前。象被商品化與政治資源化的過程,呈現出多種文化的轉譯與解讀現象,既是野生動物被動進入人類社會的歷程,也顯示時人對自然的認識,並表現權力者擬藉動物從事的教化目的。

20世紀初的近代臺灣,當人們才剛開始有機會在展場接觸到象時,曾如何觀看大象?象在臺灣的展示有何歷史背景?如何移入臺灣?進入臺灣的象被賦與何種角色與功能?相較於日本帝國母國及其他國家,臺灣的案例有何普遍性與特色?種種問題似都可以思考。

動物的展示與觀看自古有之,但人們觀看動物,會反映出不同時空下的社會文化脈絡。此即所謂與動物相關的「文化現象.社會現象」,例如日本有觀看珍奇動物可去除疾疫的文化傳統,不但展示觀看有效,畫在錦繪上或是把這種奇獸的毛包起來,都可以作為護身符,可治疱瘡痲疹,除禍生福等,其中大象因被認為可「除七難生七福」,而有「宇宙的聖獸」之譽。臺灣的漢人及原住民也有關於以動物觀人事吉凶的說法,如喜鵲、鳥鴉的象徵,或原住民的鳥占文化,但關於象,似乎沒有特別明顯的文化傳統。

象以其體型巨大,被拿來與國家或民族聯結或發想,作為優勢權力的比附,似乎是自然之事。在20世紀初、清末民初的中國,曾流行以「睡獅」比喻中國的處境,[2]有趣的是,在同時代的臺灣,可能在睡獅說尚未定著化前,曾經有記者使用「睡象」與「垂死之牛」來形容中國(原文用「支那」)或清政府。這是明治41年(1908)10月,刊登於漢文版《臺灣日日新報》「島政要聞」欄內,一篇署名由桂香蒓美所寫的政論,批評當時清政府對立憲之態度「依違觀望、無意為之」,認為清政府不是睡象,因此不能「一鞭〔指甲午戰爭〕則醒,再鞭〔指義和團之變〕則驚,三鞭〔指日俄戰爭〕則馳」,相反地,清政府只是垂死之牛,毫無甦醒的樣態。[3]這篇以「垂死之牛」比喻清政府的文章,於清末出現在臺灣漢文版報章上,在時間及空間上,應是動物作為隱喻的一個好例子,衡諸前述臺灣人對牛的熟悉感與庶民生活的密切關係,這篇時評大概也可視為是一種臺灣的文化及社會現象。

 

二、大象展示的社會條件

 

象是體型龐大的外來物種,擁有大象及飼育牠,都須有強大的資金與特殊的技術為後援,並且要克服長途搬運過程中產生的交通與照顧問題,因此要在臺灣島內得見大象,必有相應的交通等社會條件配合。而運送來臺的動物,經歷海上長途旅行及上陸後的移動,常會有死傷,對動物的身心都是嚴峻的折磨。

20世紀初,在臺灣觀看大象展示或表演,大致來說有三個可能的途徑:一是馬戲團的表演,二是移動動物園(或稱為巡迴動物園,traveling menagerie)的展示,另一種則是常設的動物園(zoological garden,簡稱為zoo),三者都與日本有密切的關係,主要見於1910年代之後的臺灣城鎮等人口集中的地方,都以收費方式開放公眾觀覽。馬戲團表演在戰爭結束前的臺灣仍可見到,而移動動物園則隨著圓山動物園的成立,在1920年代末以後逐漸喪失其商業市場,此後常設動物園在官方的資助營運之下,漸化身為城市市民生活的一環,持續發展至今。

就經營者而言,馬戲團與移動動物園,甚至早期的圓山動物園,其實都屬於系出同源的私人營利事業,雖然其經營目的與官方設立動物園的宗旨有別,但該等私人事業仍在互利的前提下,與公營的博物館、博覽會等機構或大型活動,維持相互奧援的關係,動物的表演或展示,經常被安排為展覽會的餘興節目之一,公私立機構間也常有動物買賣或贈送關係。其後,約在1910年代中期,活體動物的飼育與展示,從博物館的功能中劃分出來,而到1930年代之後,動物園、馬戲團混雜的歷史,也才截然區別開來,馬戲團走向強調動物與人的表演技藝,動物園雖亦維持部分動物表演,但主要扮演蒐集與展示動物的功能。

矢野動物園可能是最早把象運到臺灣來展示的團體,時為大正元年(1912)年底。此與當時臺灣全島交通條件不無關係,最早的移動動物園報導大約始自明治43年(1910),而在這之前的兩年,即明治41年(1908)4月,基隆至打狗(今高雄)的全島縰貫線鐵道通車,對各種全島巡迴活動應有相當的助益。

矢野動物園的經營規模不算小,具有跨國、跨地域、甚至跨洲的網絡,該園購象的過程,就是當時世界盛行的動物貿易的縮影,它透過動物商向國外購買動物,而動物商則藉大帝國在各地的代理人──殖民地官員──以及獵人等取得動物。臺灣早期各種圈養動物的機構,也幾乎都要利用到這種國際動物貿易網絡。

1912年年底媒體刊登矢野動物園的大象來到新竹的消息,據說牠重達「一萬片」──「片」字此一重量單位不明,疑係指磅(pound),若推測正確,則此象的重量約為4,540公斤,唯仍有待專家指正。展示地點是新竹北門外水仙宮(可能是宮前空地上臨時搭建的帳),引起地方人士好奇爭睹。可惜並沒有其他相關報導,包括可能在臺北等大城市展出的情形都付諸闕如。但依日本方面的資料,當時矢野動物園僅擁有阿那(アナ)這一頭年輕公象,三年前才以5,500円的高價從印度買入,由印度人馴獸師曼曼(マンマン)負責調教,明治44年(1911)起加入該動物園的海外巡迴表演,地點除日本內地外,海外以朝鮮為主,也可能到過中國大陸,而臺灣則是巡迴路線中的一站。如上所述,當時馬戲團與動物園的區別並不明顯,因此所謂象的展示,與其他動物的展示一樣,大都不是靜態的方式,而是和表演結合,動物與客人間常有互動,所作的表演如爬梯、搖旗、吹喇叭,或站在一張小碁盤桌上並讓人坐騎,表演之後再由大象出面向客人收取小費。展示及表演之餘,宣傳時也會對這頭象的故事大加渲染,包括如何被自動捕獲,以及幕後對職工的機智應對等傳奇。

 

圖1 矢野動物園的大象阿那(アナ)

圖片來源:阿久根巖,《サーカス誕生》(東京:ありな書房,1988),頁155。

 

然而在臺灣,這一類私人馬戲團或動物園的巡演活動,除了簡單的行程報導外,並沒有太多傳奇故事被寫下來。直到20世紀初,很少動物在臺灣被人以獨有的名字記憶或記錄下來,人們觀看動物時,眼前出現的常是一個物種的代表,而不是某一隻特定的動物。

除馬戲團及移動動物園外,臺灣的常設動物園圓山購入第一頭象──緬甸出身的七歳雌象象君,已經是大正15年(1926)8月。但臺灣人在這之前,其實已經有不少島外觀看動物的經驗,並且寫入遊記。

 

三、帶著自我看大象

 

19世紀末、20世紀初島外觀光的主要行程,除了皇居等帝國統治符號外,代表文明裝置的博物館、動物園、植物園也常不會被略過,因此遊記中,這幾個場所的紀要幾乎都是寫在一起,多數表達出開眼界、觀賞稀有動物的「異國風情」心情。如明治34年(1901),滬尾辦務署第二區庄長汪式金赴日參加九州沖繩聯合八縣共進會,調查九州的產業,並到大阪以東觀光,曾參訪東京上野公園內的動物園及淺草公園的動物園。他提及觀覽的動物包括大象,強調這是「活獸」,並對種類之多表示驚嘆。明治37年(1907)大溪士紳江健臣到東京參觀勸業博覽會,他在展場上野公園同時觀看動物園,對大象等奇珍異獸齊備印象深刻,留下「特奇」、「為臺地罕見者」之形容。同次博覽會期間,到訪東京的知名傳統詩人洪以南事後以漢詩記行,對博覽會的內容也大為稱奇,展場附近的動物園,則使他想起爾雅傳統之學與動物的命名。

 

圖2 八里士紳汪式金

圖片來源:臺灣列紳傳

 

圖3 大溪聞人江健臣

圖片來源:新竹大觀

 

上述臺人觀看島外動物園的書寫,除顯示當時日本帝都動物園蒐藏了臺地所無的動物外,洪以南對傳統學問的提起,則反映出觀看者本身的文化土壤。因此,雖然在博物館及動物園中,主事者或者有意以西方的知識譜系,為動植物的收集、整理、命名重作分類,使觀覽者經歷知識馴化的過程,不過,觀覽者本身的文化背景,卻難免反映在其表述的心得中;亦即面對外來文化,觀眾並不是單方面的接受,而是比附於自身的文化作出回應。

如果由他者來描寫觀覽心得,而不是由觀看者自己書寫本身的情緒與體驗,呈現的重點可能又有不同。以下列舉幾個經由官方安排,臺灣原住民到日本內地觀光的例子。明治33年(1900)7月阿里山鄒族知母朥社學生アパリ,在嘉義辨務署第三課課長石川的帶領下,在臺灣本島及日本內地的大城市進行三個月觀光行程,這名學生在上野及淺草公園看各種珍鳥異獸時,覺得「頗為有趣,但見到臺灣所產的鹿與山豬時,開始懷念起故鄉」,顯示觀看動物時,鄉土經驗產生的情感的連動。明治44年(1911)9 月,臺灣總督府曾安排兩位警部帶領40多名臺灣原住民到日本內地觀光,在東京看了動物園及博物館後,據說原住民把象當成水牛,象鼻則視為水牛的尾巴。次年另一批臺灣原住民因為東京上野公園舉辦拓殖博覽會,而被安排到該地觀光,行程中也看了動物園,根據記者報導,原住民對大象竟有牛的四倍大,很驚異日本人能掌控猛獸;同時他們把獅子比喻為「大貓」,見到河豚(疑指河馬),則視為「水中大豬」。當天他們也參觀展覽會場裡「丸一座」的吞火表演,據記者形容,他們感嘆日本人會變魔術,能吃火,如果是自己則必死無疑。這些事例都顯示觀看者是基於自身的動物經驗,與陌生的、異域的動物相遇;而報導者則在這一類的報導中,強調被殖民的他者(臺灣原住民)觀看大象等動物時,對我者(日本人)的讚嘆與佩服,似乎有意透過他們,更大程度地對比出日本人的優越地位。

 

四、問問歷史:為什麼臺灣動物園裡會有大象

 

臺灣的動物園也和其他世界上的許多動物園一樣,一度以大象等動物為「神器」,亦即象等大動物是展示動物中,明星級、吸引大眾目光的主力動物。依渡邊守雄等學者研究,除象外,歷史上另兩種主要展示動物是獅子與長頸鹿。當然,隨著各動物園擁有的物種更形豐富化,目前各動物園的主力動物已有變化。

上述出生於緬甸的象君,1926年從新加坡出發,被移居來到臺灣。他來臺數月,就成為臺北動物園最有人氣的動物,成功地吸引「數倍於前」的民眾到訪動物園。民眾不只是從籠外觀看,而是與牠有實際的身體接觸。經過與象君同來的馴養師重新教導,牠逐漸聽懂日語的命令,而能接受指揮坐下或站立,使人們騎乘的願望順利實現。

 

圖4象君來台前在叢林的照片(1920年代)

圖片來源:《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8月20日。

 

從1930起,每年的11月23日(與日本宮中感謝收穫的新嘗祭同日),牠也擔任臺北動物園中動物慰靈祭的代表,成為動物祭中,人類之外,所有其他動物群的致祭代表。牠在祭典中穿著大紅禮服,面向滿佈花環及供品的「群生精靈」牌位祭壇前,跪下後肢行致祭禮。1935年圓山動物園老虎命名儀式在虎檻前舉行時,象君也被安排出席,披著臺北市徽的布巾,在檻前跪後足,以鼻向虎致上祝賀之意,滿足了人們期望在都市空間裡,構築一個動物間和諧相處的樂園想像。從上述動物慰靈祭與命名禮,應可知大象在日治時期圓山動物園中,在動物群裡有代表性的地位。事實上1940年代初期圓山動物園大門口,也可以看到刻繪的入門意象是兩隻朝天站立,揚起象鼻的大象。

 

圖5 1935年象君披著臺北市徽參與老虎命名式

圖片來源:《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5月6日。

 

圖6 1942年時圓山動物園大門口有雙象圖

圖片來源:林文龍撰稿,《楝花盛開時的回憶:日治時期畢業紀念冊展圖錄 第三冊 制服篇,『修學』旅行篇,時局篇》(南投市:臺灣文獻館,2005),頁188。

 

然則圓山動物園該有什麼動物,卻也曾經有文化人提出不同的思考。1921年,因地方制度改革,動物園由臺北廳移由臺北市管理,一位署名「南海野人」的知識分子在刊物上,對於臺北動物園的成立歷史、現況、未來方向提出看法。他認為動物園與博物館、植物園、圖書館等文化事業,都是國家文明進步的象徵,但是圓山公園內的運作卻是被閑置的文化事業。他建議未來宜擴大經營,不再是地方經費,而是改由國庫負擔,以走向發達臺灣文化的動物園。其次是關於蒐藏特色,「南海野人」認為,圓山動物園的動物以外國及日本內地者為多,臺灣特有的居少數,仍應以收集臺灣原產地者為宜。他並列舉臺灣特有的「臺灣熊、高砂豹、生蕃犬、水鹿、紅頭嶼山羊、麋」,或是中央山脈中的櫻花勾吻鮭及臺灣特有的鳥類等,以上動物飼養繁殖後,可以和國外動物園及動物學教室等機構進行標本交換,或是出售,必大有利於動物園財政,而非僅如當時只依靠少許門票收入。第三,當時動物園中的動物是獸檻圈養,不像一些國外動物園採「自然生活」(意指無柵欄圈養)的方式,圈養於檻內的動物都衰弱而無活力,像判了無期徒刑的囚犯。第四,在加強學術研究上,該園應把握臺灣地理上的優勢,確立熱帶研究的特色,與中央研究所及國際合作,以成為臺灣島立的大動物園為目標。然而他的意見沒有得到臺灣總督府或臺北市官方的回應。因為在官方的規劃中,臺北市的動物園主要是作為滿足都市民眾的休閒設施。

當時的動物園本質上都以娛樂休閒目的為主,並以綜合型的動物園為發展方向,滿足中產階級「重塑自然」的夢想,觀眾欲望的是看到「完整的大自然動物王國」的縮影,尤其是當地罕見的、大型的哺乳類動物。然而事實上,各動物園蒐集到的動物是以其稀有性(稀罕)及可取得性為兩項原則,並且是在經營者有限的預算能力中達成。在這種情況下,臺北市政單位無財力採購其他大象。因此,象君從1920年代來到臺灣,至戰後初期過世,23年間均無同族類一起生活。自然界中,象群具有緊密的社會生活,且有長途遷移覓食的習性,這些象的自然性完全無法反映在動物園的圈養環境中。當年象君的痛苦有多少人記得?回顧這一段歷史,不禁淒然。

 


 

註腳

[1]依考古學家根據出水文物及挖掘文物推估,在四萬至一萬年前更新世晚期,澎湖附近與臺南左鎮地區曾存在古象。澎湖附近出現者係古菱齒象,屬「澎湖海溝動物群」或「臺灣陸橋動物群」,與水牛、四不像鹿、斑鹿、馬、犀及肉食性的虎、熊、鬣狗等動物,同時棲息在臺灣陸橋上;古菱齒象門齒上並有清楚的石器割痕,可能是史前人類利用工具所致,也證明了人與象的相遇。臺南出現者則是1931年由臺北帝國大學教授早坂一郎在臺南州左鎮庄(今臺南縣左鎮)發現。

[2]關於睡獅說與中國國族形象及論述的關係,楊瑞松有深入的探討,他認為此說之誕生,與梁啟超於1899年在《清議報》發表〈動物談〉一文有關,梁氏把曾紀澤在1890年提出的中國先睡後醒說,加工轉化為睡獅說,比喻中國為「先睡後醒之巨物」。至1919年,胡適追述自己在1914年曾作〈睡美人〉詩,提及拿破崙謂中國為睡獅之看法,胡之版本與後來所流行的說法幾乎完全相同。楊瑞松,《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臺北:政大出版社,2010),頁120-124、130。

[3] 桂香蒓美,〈島政要聞〉,漢文版《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10月11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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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麗榕 / 近代臺灣人看大象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 https://kamatiam.org/近代臺灣人看大象/ ‎)


最後修改日期: 2019-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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