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麗榕（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助理教授）
一、動物觀看的社會文化脈絡
歷史時期以來，大象並不被視為臺灣的野生動物，較少出現在文獻記載中。[1]但在日本殖民時期（1895-1945）的臺灣，隨著馬戲團的表演，以及動物園等公私立機構的設立，離開原棲息地的象，飄洋過海被運到大城市，出現在大眾的眼前。象被商品化與政治資源化的過程，呈現出多種文化的轉譯與解讀現象，既是野生動物被動進入人類社會的歷程，也顯示時人對自然的認識，並表現權力者擬藉動物從事的教化目的。
20世紀初的近代臺灣，當人們才剛開始有機會在展場接觸到象時，曾如何觀看大象？象在臺灣的展示有何歷史背景？如何移入臺灣？進入臺灣的象被賦與何種角色與功能？相較於日本帝國母國及其他國家，臺灣的案例有何普遍性與特色？種種問題似都可以思考。
動物的展示與觀看自古有之，但人們觀看動物，會反映出不同時空下的社會文化脈絡。此即所謂與動物相關的「文化現象．社會現象」，例如日本有觀看珍奇動物可去除疾疫的文化傳統，不但展示觀看有效，畫在錦繪上或是把這種奇獸的毛包起來，都可以作為護身符，可治疱瘡痲疹，除禍生福等，其中大象因被認為可「除七難生七福」，而有「宇宙的聖獸」之譽。臺灣的漢人及原住民也有關於以動物觀人事吉凶的說法，如喜鵲、鳥鴉的象徵，或原住民的鳥占文化，但關於象，似乎沒有特別明顯的文化傳統。
象以其體型巨大，被拿來與國家或民族聯結或發想，作為優勢權力的比附，似乎是自然之事。在20世紀初、清末民初的中國，曾流行以「睡獅」比喻中國的處境，[2]有趣的是，在同時代的臺灣，可能在睡獅說尚未定著化前，曾經有記者使用「睡象」與「垂死之牛」來形容中國（原文用「支那」）或清政府。這是明治41年（1908）10月，刊登於漢文版《臺灣日日新報》「島政要聞」欄內，一篇署名由桂香蒓美所寫的政論，批評當時清政府對立憲之態度「依違觀望、無意為之」，認為清政府不是睡象，因此不能「一鞭〔指甲午戰爭〕則醒，再鞭〔指義和團之變〕則驚，三鞭〔指日俄戰爭〕則馳」，相反地，清政府只是垂死之牛，毫無甦醒的樣態。[3]這篇以「垂死之牛」比喻清政府的文章，於清末出現在臺灣漢文版報章上，在時間及空間上，應是動物作為隱喻的一個好例子，衡諸前述臺灣人對牛的熟悉感與庶民生活的密切關係，這篇時評大概也可視為是一種臺灣的文化及社會現象。
二、大象展示的社會條件
象是體型龐大的外來物種，擁有大象及飼育牠，都須有強大的資金與特殊的技術為後援，並且要克服長途搬運過程中產生的交通與照顧問題，因此要在臺灣島內得見大象，必有相應的交通等社會條件配合。而運送來臺的動物，經歷海上長途旅行及上陸後的移動，常會有死傷，對動物的身心都是嚴峻的折磨。
20世紀初，在臺灣觀看大象展示或表演，大致來說有三個可能的途徑：一是馬戲團的表演，二是移動動物園（或稱為巡迴動物園，traveling menagerie）的展示，另一種則是常設的動物園（zoological garden，簡稱為zoo），三者都與日本有密切的關係，主要見於1910年代之後的臺灣城鎮等人口集中的地方，都以收費方式開放公眾觀覽。馬戲團表演在戰爭結束前的臺灣仍可見到，而移動動物園則隨著圓山動物園的成立，在1920年代末以後逐漸喪失其商業市場，此後常設動物園在官方的資助營運之下，漸化身為城市市民生活的一環，持續發展至今。
就經營者而言，馬戲團與移動動物園，甚至早期的圓山動物園，其實都屬於系出同源的私人營利事業，雖然其經營目的與官方設立動物園的宗旨有別，但該等私人事業仍在互利的前提下，與公營的博物館、博覽會等機構或大型活動，維持相互奧援的關係，動物的表演或展示，經常被安排為展覽會的餘興節目之一，公私立機構間也常有動物買賣或贈送關係。其後，約在1910年代中期，活體動物的飼育與展示，從博物館的功能中劃分出來，而到1930年代之後，動物園、馬戲團混雜的歷史，也才截然區別開來，馬戲團走向強調動物與人的表演技藝，動物園雖亦維持部分動物表演，但主要扮演蒐集與展示動物的功能。
矢野動物園可能是最早把象運到臺灣來展示的團體，時為大正元年（1912）年底。此與當時臺灣全島交通條件不無關係，最早的移動動物園報導大約始自明治43年（1910），而在這之前的兩年，即明治41年（1908）4月，基隆至打狗（今高雄）的全島縰貫線鐵道通車，對各種全島巡迴活動應有相當的助益。
矢野動物園的經營規模不算小，具有跨國、跨地域、甚至跨洲的網絡，該園購象的過程，就是當時世界盛行的動物貿易的縮影，它透過動物商向國外購買動物，而動物商則藉大帝國在各地的代理人──殖民地官員──以及獵人等取得動物。臺灣早期各種圈養動物的機構，也幾乎都要利用到這種國際動物貿易網絡。
1912年年底媒體刊登矢野動物園的大象來到新竹的消息，據說牠重達「一萬片」──「片」字此一重量單位不明，疑係指磅（pound），若推測正確，則此象的重量約為4,540公斤，唯仍有待專家指正。展示地點是新竹北門外水仙宮（可能是宮前空地上臨時搭建的帳），引起地方人士好奇爭睹。可惜並沒有其他相關報導，包括可能在臺北等大城市展出的情形都付諸闕如。但依日本方面的資料，當時矢野動物園僅擁有阿那（アナ）這一頭年輕公象，三年前才以5,500円的高價從印度買入，由印度人馴獸師曼曼（マンマン）負責調教，明治44年（1911）起加入該動物園的海外巡迴表演，地點除日本內地外，海外以朝鮮為主，也可能到過中國大陸，而臺灣則是巡迴路線中的一站。如上所述，當時馬戲團與動物園的區別並不明顯，因此所謂象的展示，與其他動物的展示一樣，大都不是靜態的方式，而是和表演結合，動物與客人間常有互動，所作的表演如爬梯、搖旗、吹喇叭，或站在一張小碁盤桌上並讓人坐騎，表演之後再由大象出面向客人收取小費。展示及表演之餘，宣傳時也會對這頭象的故事大加渲染，包括如何被自動捕獲，以及幕後對職工的機智應對等傳奇。
圖1 矢野動物園的大象阿那（アナ）
圖片來源：阿久根巖，《サーカス誕生》（東京：ありな書房，1988），頁155。
然而在臺灣，這一類私人馬戲團或動物園的巡演活動，除了簡單的行程報導外，並沒有太多傳奇故事被寫下來。直到20世紀初，很少動物在臺灣被人以獨有的名字記憶或記錄下來，人們觀看動物時，眼前出現的常是一個物種的代表，而不是某一隻特定的動物。
除馬戲團及移動動物園外，臺灣的常設動物園圓山購入第一頭象──緬甸出身的七歳雌象象君，已經是大正15年（1926）8月。但臺灣人在這之前，其實已經有不少島外觀看動物的經驗，並且寫入遊記。
三、帶著自我看大象
19世紀末、20世紀初島外觀光的主要行程，除了皇居等帝國統治符號外，代表文明裝置的博物館、動物園、植物園也常不會被略過，因此遊記中，這幾個場所的紀要幾乎都是寫在一起，多數表達出開眼界、觀賞稀有動物的「異國風情」心情。如明治34年（1901），滬尾辦務署第二區庄長汪式金赴日參加九州沖繩聯合八縣共進會，調查九州的產業，並到大阪以東觀光，曾參訪東京上野公園內的動物園及淺草公園的動物園。他提及觀覽的動物包括大象，強調這是「活獸」，並對種類之多表示驚嘆。明治37年（1907）大溪士紳江健臣到東京參觀勸業博覽會，他在展場上野公園同時觀看動物園，對大象等奇珍異獸齊備印象深刻，留下「特奇」、「為臺地罕見者」之形容。同次博覽會期間，到訪東京的知名傳統詩人洪以南事後以漢詩記行，對博覽會的內容也大為稱奇，展場附近的動物園，則使他想起爾雅傳統之學與動物的命名。
圖2 (左)八里士紳汪式金。圖片來源：臺灣列紳傳
圖3 (右)大溪聞人江健臣。圖片來源：新竹大觀
上述臺人觀看島外動物園的書寫，除顯示當時日本帝都動物園蒐藏了臺地所無的動物外，洪以南對傳統學問的提起，則反映出觀看者本身的文化土壤。因此，雖然在博物館及動物園中，主事者或者有意以西方的知識譜系，為動植物的收集、整理、命名重作分類，使觀覽者經歷知識馴化的過程，不過，觀覽者本身的文化背景，卻難免反映在其表述的心得中；亦即面對外來文化，觀眾並不是單方面的接受，而是比附於自身的文化作出回應。
如果由他者來描寫觀覽心得，而不是由觀看者自己書寫本身的情緒與體驗，呈現的重點可能又有不同。以下列舉幾個經由官方安排，臺灣原住民到日本內地觀光的例子。明治33年（1900）7月阿里山鄒族知母朥社學生アパリ，在嘉義辨務署第三課課長石川的帶領下，在臺灣本島及日本內地的大城市進行三個月觀光行程，這名學生在上野及淺草公園看各種珍鳥異獸時，覺得「頗為有趣，但見到臺灣所產的鹿與山豬時，開始懷念起故鄉」，顯示觀看動物時，鄉土經驗產生的情感的連動。明治44年（1911）9 月，臺灣總督府曾安排兩位警部帶領40多名臺灣原住民到日本內地觀光，在東京看了動物園及博物館後，據說原住民把象當成水牛，象鼻則視為水牛的尾巴。次年另一批臺灣原住民因為東京上野公園舉辦拓殖博覽會，而被安排到該地觀光，行程中也看了動物園，根據記者報導，原住民對大象竟有牛的四倍大，很驚異日本人能掌控猛獸；同時他們把獅子比喻為「大貓」，見到河豚（疑指河馬），則視為「水中大豬」。當天他們也參觀展覽會場裡「丸一座」的吞火表演，據記者形容，他們感嘆日本人會變魔術，能吃火，如果是自己則必死無疑。這些事例都顯示觀看者是基於自身的動物經驗，與陌生的、異域的動物相遇；而報導者則在這一類的報導中，強調被殖民的他者（臺灣原住民）觀看大象等動物時，對我者（日本人）的讚嘆與佩服，似乎有意透過他們，更大程度地對比出日本人的優越地位。
四、問問歷史：為什麼臺灣動物園裡會有大象
臺灣的動物園也和其他世界上的許多動物園一樣，一度以大象等動物為「神器」，亦即象等大動物是展示動物中，明星級、吸引大眾目光的主力動物。依渡邊守雄等學者研究，除象外，歷史上另兩種主要展示動物是獅子與長頸鹿。當然，隨著各動物園擁有的物種更形豐富化，目前各動物園的主力動物已有變化。
上述出生於緬甸的象君，1926年從新加坡出發，被移居來到臺灣。他來臺數月，就成為臺北動物園最有人氣的動物，成功地吸引「數倍於前」的民眾到訪動物園。民眾不只是從籠外觀看，而是與牠有實際的身體接觸。經過與象君同來的馴養師重新教導，牠逐漸聽懂日語的命令，而能接受指揮坐下或站立，使人們騎乘的願望順利實現。
圖4象君來台前在叢林的照片(1920年代)
圖片來源：《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8月20日。
從1930起，每年的11月23日（與日本宮中感謝收穫的新嘗祭同日），牠也擔任臺北動物園中動物慰靈祭的代表，成為動物祭中，人類之外，所有其他動物群的致祭代表。牠在祭典中穿著大紅禮服，面向滿佈花環及供品的「群生精靈」牌位祭壇前，跪下後肢行致祭禮。1935年圓山動物園老虎命名儀式在虎檻前舉行時，象君也被安排出席，披著臺北市徽的布巾，在檻前跪後足，以鼻向虎致上祝賀之意，滿足了人們期望在都市空間裡，構築一個動物間和諧相處的樂園想像。從上述動物慰靈祭與命名禮，應可知大象在日治時期圓山動物園中，在動物群裡有代表性的地位。事實上1940年代初期圓山動物園大門口，也可以看到刻繪的入門意象是兩隻朝天站立，揚起象鼻的大象。
圖5 (左)1935年象君披著臺北市徽參與老虎命名式。圖片來源：《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5月6日。
圖6 (右)1942年時圓山動物園大門口有雙象圖。圖片來源：林文龍撰稿，《楝花盛開時的回憶：日治時期畢業紀念冊展圖錄 第三冊 制服篇，『修學』旅行篇，時局篇》（南投市：臺灣文獻館，2005），頁188。
然則圓山動物園該有什麼動物，卻也曾經有文化人提出不同的思考。1921年，因地方制度改革，動物園由臺北廳移由臺北市管理，一位署名「南海野人」的知識分子在刊物上，對於臺北動物園的成立歷史、現況、未來方向提出看法。他認為動物園與博物館、植物園、圖書館等文化事業，都是國家文明進步的象徵，但是圓山公園內的運作卻是被閑置的文化事業。他建議未來宜擴大經營，不再是地方經費，而是改由國庫負擔，以走向發達臺灣文化的動物園。其次是關於蒐藏特色，「南海野人」認為，圓山動物園的動物以外國及日本內地者為多，臺灣特有的居少數，仍應以收集臺灣原產地者為宜。他並列舉臺灣特有的「臺灣熊、高砂豹、生蕃犬、水鹿、紅頭嶼山羊、麋」，或是中央山脈中的櫻花勾吻鮭及臺灣特有的鳥類等，以上動物飼養繁殖後，可以和國外動物園及動物學教室等機構進行標本交換，或是出售，必大有利於動物園財政，而非僅如當時只依靠少許門票收入。第三，當時動物園中的動物是獸檻圈養，不像一些國外動物園採「自然生活」（意指無柵欄圈養）的方式，圈養於檻內的動物都衰弱而無活力，像判了無期徒刑的囚犯。第四，在加強學術研究上，該園應把握臺灣地理上的優勢，確立熱帶研究的特色，與中央研究所及國際合作，以成為臺灣島立的大動物園為目標。然而他的意見沒有得到臺灣總督府或臺北市官方的回應。因為在官方的規劃中，臺北市的動物園主要是作為滿足都市民眾的休閒設施。
當時的動物園本質上都以娛樂休閒目的為主，並以綜合型的動物園為發展方向，滿足中產階級「重塑自然」的夢想，觀眾欲望的是看到「完整的大自然動物王國」的縮影，尤其是當地罕見的、大型的哺乳類動物。然而事實上，各動物園蒐集到的動物是以其稀有性（稀罕）及可取得性為兩項原則，並且是在經營者有限的預算能力中達成。在這種情況下，臺北市政單位無財力採購其他大象。因此，象君從1920年代來到臺灣，至戰後初期過世，23年間均無同族類一起生活。自然界中，象群具有緊密的社會生活，且有長途遷移覓食的習性，這些象的自然性完全無法反映在動物園的圈養環境中。當年象君的痛苦有多少人記得？回顧這一段歷史，不禁淒然。
註腳
[1]依考古學家根據出水文物及挖掘文物推估，在四萬至一萬年前更新世晚期，澎湖附近與臺南左鎮地區曾存在古象。澎湖附近出現者係古菱齒象，屬「澎湖海溝動物群」或「臺灣陸橋動物群」，與水牛、四不像鹿、斑鹿、馬、犀及肉食性的虎、熊、鬣狗等動物，同時棲息在臺灣陸橋上；古菱齒象門齒上並有清楚的石器割痕，可能是史前人類利用工具所致，也證明了人與象的相遇。臺南出現者則是1931年由臺北帝國大學教授早坂一郎在臺南州左鎮庄（今臺南縣左鎮）發現。
[2]關於睡獅說與中國國族形象及論述的關係，楊瑞松有深入的探討，他認為此說之誕生，與梁啟超於1899年在《清議報》發表〈動物談〉一文有關，梁氏把曾紀澤在1890年提出的中國先睡後醒說，加工轉化為睡獅說，比喻中國為「先睡後醒之巨物」。至1919年，胡適追述自己在1914年曾作〈睡美人〉詩，提及拿破崙謂中國為睡獅之看法，胡之版本與後來所流行的說法幾乎完全相同。楊瑞松，《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臺北：政大出版社，2010），頁120-124、130。
[3] 桂香蒓美，〈島政要聞〉，漢文版《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10月11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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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麗榕 / 近代臺灣人看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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