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麗榕(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助理教授)

 

 

愛犬家顧名思義是喜愛狗的人物。在日治時期,能號稱愛犬家並受到注目的,常具有特定的社會地位。與他們名字相連的狗,也相當程度地反映出主人高人一等的身分,代表當時市俗眼中看重的價值(從十九世紀末起,動物即有「活家具」的稱呼),足以向社會誇耀。

但有趣的是,除了具有顯赫身世的成人飼主和他們的名貴狗會出現在媒體報導外,我們可以看到更多民間的照片顯示,兒童往往才是真正的愛犬家,這或許是跨地域、跨時代的現象。如19世紀末、20世紀初馬偕家族孩子們,在淡水居家抱著他們的中型犬「白狗」留影;1930年代臺灣文化人黃旺成全家福照片中,伏在前面有一隻狗,黃旺成在這段時間,曾經在日記裏說,半夜被「兒曹的愛犬叫開門」,稱呼家犬是孩子們的狗。戰後初期文人醫師吳新榮很喜愛在家中飼養動物,他們家族寫真集中也可看到他的兒子與愛犬的合照。

 

圖1 1951年8月27日文人醫師吳新榮兒子們與愛犬合照。

圖片來源:吳新榮家族網頁「雅園留真」 https://reurl.cc/4Xk0kv

圖2 1938年農曆元旦黃旺成與家人及愛犬的全家福照。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識別號:T0765_03_01_05)

 

筆者關注愛犬家,是因對近代家犬與人的關係感到好奇。十九世紀下半是所謂「寵物時代」(Age of the Pet),狗脫離家畜身分,逐漸成為與人們關係密切的寵物,人們「寵愛動物」的記事變多;然而不可否認的,另一方面,同時也有對動物的漠然與憎惡的紀錄存在。寵物的外觀成為品評其血統重要憑據,狗的類型被標準化、規格化,人們常以育種來控制犬隻外型。這種特異現象逐漸透過全球網絡,結合各個異質社會特性逐步發展,而這不過是百餘年的晚近發明。臺灣人喜愛養什麼狗呢?或許要分不同時期來觀察,因為常隨著時代有所變遷。一個粗淺的印象,筆者近年在碧潭等公共場所散步時,看到非常多臺灣人家犬都是中型的日本柴犬,相信這可不是日本時代就開始產生的現象。

思考臺灣養狗的歷史,原住民社會有其狩獵文化等脈絡,人狗關係當另外討論。如美國人類學家Scott Simon即曾利用人狗相互馴化及多物種民族誌的概念,從深層文化觀念探討賽德克族與狗的關係,特別是獵人與狗的緊密聯結。他的研究揭示,賽德克族認為狗具有自主意識(族人視為「真正的狗」),可選擇其朋友、伴侶;捆綁狗被族人認為是殘忍的,習慣放養方式,族人也不作選擇性育種。這些觀念與近代寵物文化顯然大異其趣,後者相當重視血統品種,常讓狗住在屋裡,並且嚴格控制其生育。[1]

而在近代臺灣城市中產階級家庭飼養家犬部分,或許至少可以關注三個主題:首先是狗在家庭中生活的相關物質環境,包括室內與室外、活動空間、相關物件;其次是從家庭結構來著眼,包括狗在家中扮演的成員角色;以及,人們如何處理動物的生命階段,包括寵物在家中的生老病死等。本文僅是初發想,尚未能及於以上各個層面,而只提出近代臺灣數個家犬飼養個案提供分析素材。

從紀錄中看來,臺灣近代狗的飼養史中,洋犬一向較受青睞。1911年時,報載有二十多歲少婦為家中飼養的洋犬,而將要舉行雛祭女兒節,因此到娃娃屋買人偶。然而在1934年狗年時,號稱愛犬家的《臺灣日日新報》編輯長、實業家木村泰治,向記者展示了他自己飼養的臺灣「生蕃犬」,予以高度評價,主張應將「生蕃犬」納為臺灣的天然紀念物。這名愛狗的在臺日人,描述「生蕃犬」是由阿里山、太平山的原住民飼養,分為大中小三種,特色為立耳、尾巴有差尾(直狀尾)及卷尾兩種,氣質精悍、勇猛,對主人極為忠實,不食用外人給的食物。他飼養臺灣本地的狗,雖不是當時中高層社會的主流,但也確實有部分時代背景使然,因這時臺灣的本土犬隻逐漸受到關注,更多調查始於1930年代史蹟天然名勝紀念物調查事業時期。在1931-1937年間,日本本土已經選出六種日本犬作為天然紀念物(秋田犬、甲斐犬、紀州犬、柴犬、四國犬、北海道犬),然而,臺灣本土的犬隻終日治之期,都沒有被指定為臺灣天然紀念物。

 

圖2 木村泰治於台灣日日新報談他所飼養的生蕃犬(1934年1月1日第13版,頁1)。

 

而1930年代後期已進入戰爭時期,關於軍犬的報導充斥在報紙上,愛犬家消息常與軍事相關。許多戰時的宣傳,都是用「某某動物與軍隊」為題,強調這種動物在軍事上的功能,以及和士兵或一般人之間因此建立的親密關係,而這種跨越公私領域的人與動物的情感,在戰爭時期也被解釋成和家人之間的愛戀融合在一起,依此邏輯,人與人之間、動物與動物之間、人與動物之間,都因為對國家與軍隊的「奉公」,而緊緊地串聯成一體。甚至更多時候,國家之愛是超越家庭之愛的。

戰爭時期許多名犬被徵召入伍,在戰場出生入死,被軍方化為戰爭美談的一部分。在家庭中牠們留下的回憶卻是永恆的,像臺南固園黃家養的狼犬(德國牧羊犬),戰時大人們與牠合影,稱牠為「軍犬雄姿號」(Yushi,「雄姿」的名字在戰後漢字被改寫為較不日本風的「勇士」),是家庭裡老少們的愛犬,但戰爭中被選召出征,即使受訓時偷跑回家,與包括孩子們的家人拍了合照留念,最終卻再也沒能返回家庭,戰死沙場。而在近八十年後,孩子與軍犬的照片,透過古寫真上色,當年狗與兒童的眼神,仍然感動非常多人。[2]

另外將狗與軍事聯結的例子,如在軍方社交場所舉行所謂愛犬家聚會。從日本內地軍用犬協會來臺灣的軍屬高橋力,1934月7月2日利用來臺灣參加特種演習的機會,分別於台中的「乃木館」與台南的「偕行社」(均陸軍所屬)舉行愛犬家座談會。這是一個有身份門檻限制的集會,參加者要繳交一圓會費。[3]當時雖還未進入完全的戰時,對於狗的評價不會完全以軍事目的為考量,然而軍方仍是犬隻推廣的重要單位。1934年及1936年,也曾在軍部主導下舉行以軍犬為主的軍用動物展覽會。

住在臺北的獸醫宮本佐市是近代臺灣史中,從軍事角度評價犬隻的代表人物。他也是戰爭時期軍犬展覽會裡的主要評審,並常在期刊雜誌報導臺灣各種軍犬活動。他所撰寫的軍犬傳,傳揚的是戰時的精神價值,犬隻成為攻擊敵人的「活武器」,人狗關係也因為戰爭而更緊密聯結。

犬隻的命運也常受主人的處境影響。如士紳新竹鄭家的鄭神寶愛狗,1936年春天時買了五頭作為種犬的德國牧羊犬(即軍用狼犬),並特別聘請訓犬專家和島氏從事訓練。不過短短兩三個月,這些狗就突然死去兩頭,另還有一頭病危。傳說可能有人對鄭神寶不滿,而毒殺其犬隻。[4]

吳新榮是少數日本時代臺灣的愛犬家之中,明白地將畜養的動物視為準家族成員的人。戰後他為其愛犬寫了〈紫微傳〉,自認並非「愛狗家」,他覺得人與家犬的相處原則是互相扶助,人給狗食、住,狗給人看家;如果有病患半夜因急症來叩門,狗以吠聲應之,「這比一個電鈴還要好用」。[5]「紫微」是戰後使用的漢字名,其實日本時代不使用這個漢字,Chibi的日文原意是小不點、小可愛,也是日本人喜歡用來為體型不大的寵物選擇的名字。吳新榮對「紫微」有深刻的感情,平常狗兒緊跟著主人四處行走,有一回大雨時,牠還差點被大水流走;主人哀傷時,牠可以貼心陪伴,不但一起上墳,甚至陪同跑步散心幾個小時。[6]1951年這條狗因老邁而過世,吳新榮的孩子們都哭泣了,主人「以飼主之誼以禮葬之」,不以「死狗放水流,死貓吊樹頭」的古法,而是請衛生所的員工來處理。[7]然而雖然吳新榮寫了狗傳記,但這位文學家醫師也自承,他對狗的情感還不到「愛狗家」的程度,沒有被命名、家庭以外的狗,對他而言都是必須驅逐的野狗,因此他曾經在日記中寫道,1944年一個夜晚:「有兩隻野狗侵入院子,令人怒氣難消,就拿出日本刀,殺死了一隻。日本刀就是日本刀,即使有九條命的狗,也一擊倒地。」[8]

以上所舉幾位愛犬家(或養犬而非到愛所有犬者),都是社會中上階層,他們所飼養的犬隻,某種程度也代表當時臺灣社會主流重視的品種。研究狗的歷史的社會學家認為,狗是人類文化的產物,和人之間有「難以釐清」的關係。[9]有一位以「狆糞漢」為筆名的作者,基於對犬隻的同理心,在1917年寫了漢詩感嘆所謂愛犬家對犬隻的宰制:「增殖增殖莫際涯。年年歲歲狂病加。人為去勢圖防遏。無情卻是愛犬家。」[10]段義孚亦曾以批判的角度,談人們以凌駕式支配的愛,型塑出自然界的寵物,包括類家族的母子關係,以成人之姿態把動物當成孩子,而能行使其絕對意志。目前在狗的歷史研究中,最常見的權力支配觀察角度,是政治層面的帝國、國家,社會的部分也常從公領域的部分著眼,未來盼能更多看見私領域裡,人與狗的關係,尤其家族/家庭這個框架是最待開發的部分。

 

 


註腳

[1] Scott Simon, ’Real People Real Dogs and Pigs for the Ancestors: The Moral Universe of “Domestication” in Indigenous Taiwa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17:4(2015.11), pp. 695-709.

[2] ETtoday寵物雲報導,〈中日戰爭軍犬「勇士」偷跑回家 女孩不捨留「最後合照」〉,2018年6月13日,https://pets.ettoday.net/news/1190113

[3]愛犬家座談會 今夜乃木館で〉,《臺灣日日新報》,193473日夕刊2版。

[4] 〈鄭神寶氏の愛犬二頭ついいて急死〉,《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6月16日2版。

[5] 吳新榮撰、呂興昌總編輯,《吳新榮選集二》,臺南:臺南縣政府,1997,頁30-31。

[6] 《吳新榮日記》1943年11月25日。

[7] 吳新榮撰、呂興昌總編輯,《吳新榮選集二》,頁31。

[8] 《吳新榮日記》1944年1月7日。日記原文為日文,所引中譯係依據張良澤所編纂的全集譯文。

[9] 約翰‧荷曼斯(John Homans)著、張穎綺譯,《狗:狗與人之間的社會學》(臺北:立緒文化公司,2014),頁19。

[10]狆糞漢,〈愛犬家〉,《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5月17日版。


延伸閱讀

  1. 段義孚著、趙世玲譯,《製造寵物:支配與感情》,上海:光啟書局,2022。
  2. 偕叡廉、偕瑪烈著,林一真譯,《馬偕的孩子說故事:來看偕叡廉》,台北:宇宙光出版社,2017。
  3. 菲利浦.郝威爾(Philip Howell)著、李鑑慧譯,〈一個「全球的」寵物史會是甚麼模樣?〉,《成大歷史學報》58(2020.06),頁1-20。
  4. Aaron Herald Skabelund, Empire of Dogs: Canines, Jap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mperial World. 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5. Michael Worboys, Julie-Marie Strange, Neil Pemberton, The Invention of the Modern Dog.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8.
  6. Scott Simon,’Real People Real Dogs and Pigs for the Ancestors: The Moral Universe of “Domestication” in Indigenous Taiwa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17:4(2015.11), pp. 695-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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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麗榕/近代臺灣的愛犬家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s://kamatiam.org/近代臺灣的愛犬家/)


最後修改日期: 2023-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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