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圭偵(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一、緣起

 

今日的東京是一個國際性的大都會,許多最新潮的元素往往在這裡發生,遠揚各地。但回顧歷史,整個日本也曾經非常渴求外來的事物。經由遣唐使長途跋涉帶回遠方的舶來物,賦予物品更甚於實質材料的價值,加上精巧的工藝,往往成為上流社會彰顯身份品味的途徑;物質文化與品味的養成加上精神思想的傳入,自奈良、平安時代以來不絕於途。本來這些珍貴的舶來物都是宮廷限定品,為民間所禁用,但東渡的工匠和本地的模仿風潮,漸漸擴大外來物和風格的可得性。想不到這些風習在千年之後,於故土「多以無考」,卻在海外「猶煥然發奇光」(傅芸子語)。

每年11月3日是日本的「文化日」(附帶一題,台灣的文化日是10月17日,但由於沒有放假而鮮少人知),原本應是旅遊當局對外籍遊客發出「旅遊警告」的連假,但今年正逢東大寺正倉院年度開館期間,遇上新天皇即位,陣仗盛大更勝以往。連以往向來在奈良國立博物館展出的秘藏,此次也撥出許多精品移師至東京上野,與其他博物館群相得益彰。因此作為愛看熱鬧的鄉民,還是不畏人潮邁向排隊人龍(圖一)。事實上不僅正倉院如此,許多博物館也紛紛端出「御即位特展」,例如法隆寺寶物館(東京國立博物館群之一)推出了原法隆寺(位於奈良)所藏國寶──巨幅〈聖德太子繪傳〉,配合高解析度數位化的成果,呈現許多裸眼無法看出的細節(包含聖德太子前世為中國高僧,為振興東瀛佛法故而托生的情節)。結合了對古物與古老傳統(天皇、皇子)的喜愛之情,只見洶湧的人潮紛紛湧向博物館、美術館,沈浸在文化饗宴的和平幸福感中(文化日之要義)。與此同時,奈良身為正倉院所在地,則除了維持一貫的展出,也有相應的御即位紀念特別活動,以天平時期 (729-749) 為主調;並簡要回顧了甫告終的平成時代歷次展出,搭配當年度日本重大事件的說明(例如貴乃花獲勝),算是對一個時代的告別。同時,也不忘推出特製便當(圖二)。

 

圖1 東京國立博物館開館10分鐘後已經湧起排隊人潮,距離真正入內約一小時;

入內之後還需與人潮奮戰方能一睹文物芳澤

圖片來源:作者攝影

圖2 特製便當也是文化「盛宴」中重要的一環—和式化的「中國料理」

圖片來源:作者攝影

 

如今「賞」正倉院幾乎是日本的全民運動,即使新潮如東京,許多仕女們仍穿著和服優雅地在擁擠的人群中穿梭,觀看號為絲綢之路終點站的精品展出;要不就是拿著微距望遠鏡的歐巴桑、毆吉桑,趁著人潮間隙仔細端詳文物,不斷發出讚嘆之聲。這種觀展經驗對我而言非常新鮮,不是因為人潮多到很多時候我都只能看到前方的人頭,看不到文物;而是因為特殊的秩序及大眾所流露的雅愛之情;使其行進有如儀式一般。展場中甚至必須有專人舉牌來回提醒觀眾:觀看沒有固定的次序,請大家不用執著於排隊!

 

二、存真、致美

 

事實上,奈良國立博物館的新館建築正是正倉院的複製(圖三),不愧是正倉院的展出主場。由歷來展出海報中,也可看到幾件藏品重複次數較高,特別受到鍾愛,例如螺鈿紫檀五弦琵琶、鍍金鹿紋三足銀盤。前者為當今傳世僅存的五弦琵琶,而有「第一名品」之譽,也是此番宣傳重點(圖四)。連其模造品也是由年逾八十的漆器工藝國寶(北村昭斎),耗時八年始仿製完成。在認真魔人的國度,不論保存或復刻皆要力求完美:琵琶原物由紫檀製成,是生長於熱帶的珍貴樹種,目前列為易危等級,入手困難;要做為樂器更需是當中品質上佳者。背面螺鈿也盡量還原原有材料如玳瑁、鼈甲等,鑲嵌出富麗堂皇又色彩豐富的花朵文樣,比一般螺鈿所用之貝殼或螺螄更加珍貴,也呈現出有別於此的暖色調。

圖3 入夜後的奈良國立博物館,仍有許多人排隊等待入場

圖片來源:作者攝影

 

圖4 螺鈿紫檀五弦琵琶及捍撥上之圖案

圖片來源:擷取自宮內廳正倉院影像http://shosoin.kunaicho.go.jp/ja-JP/Treasure?id=0000010076 Nov. 13, 2019

 

螺鈿的工序複雜,經常配合漆木器使用,因此光是簡要言之便包含髹漆、木刻、切貝、鑲嵌、打磨等工序;其中又有繁複變化,比如多道髹漆、鑲嵌中另有鑲嵌,或是配合漆紋彩繪等。螺鈿與漆器在中國均起源甚早,已知至商代已可見到二者配合出現於大墓中,至西周仍為尊貴的祭祀用品,有專門管理這種被稱之為「蜃器」的官員[1]。戰國時,揚州的螺鈿漆器馳名一時;至唐代又再興起,以至此時東渡的許多漆器中,都可見到以螺鈿構成圖案,或是與此相關的金銀平脫技術。

除了背面的螺鈿工藝,其正面描繪的正是胡人在雙峰駱駝上彈奏(四弦)琵琶的景象[2],產生自我描繪的功能,也展示了不同來源的西域風物,透過中國傳遞至日本的情形。樂器上裝飾胡裝人物,並不獨此,在古琴上亦可見到;其他樂器繪飾上,也多有描繪彼時生活中的遊翫場景,讓人對其時人物衣裝與生活娛樂頗可想像。此外,模造品的絲弦是利用甫成為上皇后的美智子在宮中所養的蠶──號為「小石丸」的皇后御親蠶所製,可說是「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據說小石丸的蠶種也是源起於奈良時代,是蠶的古代種了,絲線特別細緻,既是外交禮物,也被拿來修補正倉院或其他地方珍貴的古代織品。可惜部分樂譜雖然獲得保存,胡音唐樂卻不傳久矣,理解、復原亦有困難。不過展廳中仍可聽到樂師盡力揣摩音色的錄音,在流動的人潮中,添得幾分靜謐。

皇后養蠶、天皇種稻是皇室自明治時期遺下的傳統,除了展現其親民的一面,也有主領人民祈求豐收之意,一種大祭司的概念──其儀式和展示性是顯而易見的。在正倉院中便藏有天皇儀式用鋤「子日手辛鋤」,鋤緣以銀泥繪有華麗的花鳥蝴蝶,以祈求豐穰。這二項生業約略於西元前二世紀彌生時代由中國傳入,其中稻米旋即成為日人熱中栽培的穀物。對植物考古有所涉及的朋友可能知道稉稻的拉丁學名為Oryza sativa subsp. japonica,其中 japonica或Japonica rice (相對於另一亞洲栽培稻──秈稻Indica rice) 的名稱即得自日本,雖然日本並非稉稻的發源地或最初馴化地,卻贏得命名權,對這項穀物的重視,及懷有特殊、神聖的情感,非同一般「雜糧」。對稻米栽植的熱情,在因應各方水土不斷改良下,如今品種不知凡幾。流行台灣的蓬萊米亦是其一。稉稻原來適合較為涼冷的地區,秈稻則慣於長江以南的氣候;但在日治時期留台日人磯永吉的育種下,不但成功結合二種稻種,也大幅增加產量。使台灣有別於華南和東南亞地區,成為稉稻栽培的南界。遺緒所在,如今台灣日常食用也多是這類較短而圓的稉米。

生於日本、成名於美國的人類學者Emiko Ohnuki-Tierney(大貫惠美子)觀察稻米成為日本民族認同的對象[3], 認為稻米被日人符號化為變荒田為糧食、賦予生命的象徵,其象徵意義遠大於做為糧食本身(圖五);她提出稻米也是區隔自身與外來他者,和內部自我區分的方式。後者邊緣化了內部非從事農業的人口;而前者則與「稻米=純粹」的想像連結,對應於不同時代的外來他者──先是中國、後是西方。

以此次新天皇即位的大嘗祭而言,稻米是儀式中重要的主角,新皇向天照大神獻上新米製成的食物,並與天神共享祭品,獲得靈魂的淨化。新米的選擇則是在一年前就遵照傳統的龜卜儀式,決定何處為「齋田」,最後在東西日本各選出櫪木縣和京都府。新聞中只見被選定的地區全村三呼萬歲,繼之又有採穗的儀式。種種儀式皆環繞米食,其中龜卜亦是在隋唐之際由中國傳入,至今沿用。事實上,現今的日本宮廳為避免大眾關於天皇領受神格的聯想,將整個儀式定調為一場饗宴。饗宴確實經常伴隨儀式,而饗宴本身也經常被儀式化。對於觀看者而言,則是一場可以追查文化因素與源流的文化饗宴。

 

圖5 袈裟襷文銅鐸所展示的稻穀脫殼場景(左),及展示於萬葉園的各色稻米(部分)(右)

圖片來源:作者攝影

 

雖說日人自古以來就好於吸收外來物品,但在隋唐時期無論規模或層次均有所擴大,對精緻文化也有更多的雅好與渴求。正倉院所藏正是其中代表。聖武天皇歿後(756),光明皇后將其日常用物,包含織品、抄經、刀劍、農具、種種翫好,及早先盧舎那大佛開光典禮所著用物及法具等,分批獻於天皇自己營造的東大寺以祈求冥福,獻物帳上琳瑯滿目(圖六)。據傅芸子所見,起初官物、寺物略有不同的儲藏空間,但後來也漸不可分。這種以真實的「日常用品」獻寶的方式,與如今凡人特地以上妙飲食資具莊嚴佛寺有所不同,可謂俗世面與神聖性的結合。只是話說回來,天皇的日常當然也是不凡的。天皇的超然地位,也使其有別於世俗的人格──只是原是天皇、皇后向佛寺所「獻寶」,到了明治時期脫離東大寺,先後改隸農商務省博物館、帝室博物館,並由宮內省(後改為宮內廳)掌管開放事宜,隱含了神、佛間關係的變化。宮內廳決定了皇室成員如何合乎節度地向外展示自己,也決定了皇室的寶藏。

 

圖6 國家珍寶帳──光明皇后所獻納遺物目錄

圖片來源:擷取自宮內廳正倉院影像http://shosoin.kunaicho.go.jp/ja-JP/Treasure?id=0000010568, Nov.15, 219

 

對於正倉院的藏品歷來已多有描寫其珍稀者,不容我這個湊熱鬧的鄉民多贅言,更何況其藏品累積至今已達9000多件,雖然不如台北故宮數量龐大,但也無法一次展出。若一次僅能品賞少量數件,餘留待來日,似乎更能發人期待與珍重,這可能是「限量品」的奧妙。如1946年首次對大眾展出前,便有上所提到傅芸子的《正倉院考古記》於1941年問世(圖七),將其四次入覽「東瀛珠光」的過程編輯成書。由於當時正倉院只對少數研究者開放,取得資格必須經過層層審查,殊為不易。因此其書中除對倉中收藏唐物讚嘆不已,也可看到他入倉時,(和其他夥伴)必須根據專長、偏好決定觀賞的攻略,俟後再交換心得,不能漫無目的。其書也是首見的中文指引與圖錄。近年亦有河添房江《唐物的文化史》[4](《唐物の文化史 舶来品から見た日本》, 2014),並指出「唐物」非僅「唐」物,而是包羅所有來自中國或經由中國而來的舶來品,當中也包含西域胡物及少量南洋文物;或是唐人、新羅百濟匠人東渡所製品,或日人對前數項的仿製品;後者所佔比率並不低。就像後來的「唐物屋」或今日各國「唐人街」並不以唐代風物為限,更多是帶有中國各時代風格的器物。

 

圖7 傅芸子《正倉院考古記》(1941)為第一本中文圖錄集

圖片來源:擷取自國家圖書館藏http://taiwanebook.ncl.edu.tw/zh-tw/book/NCL-001687456/reader, Nov. 12, 2019

 

河添氏作為中古學者,以遣唐使為起點談論大規模而持續的中日往來不難理解,雖然缺乏更早期的描述,但他的討論也擴及更晚期的舶來品,描寫了許多外來事物初進入日本時所引發的反響。並對於唐物脫離皇室獨斷之餘,流於豪族商賈之手的變化多有察覺。儘管有所「降級」或較廣為流通,這些物項仍然不脫特殊階層的奢侈逸品,並非庶民生活的資具。這樣的例子或許尚有許多。例如紅豆,就算如今已變得唾手可得,在甫由遣唐僧攜回時,也仍然只能呈獻於御所。在紀念小倉餡發祥地的碑文中,便記錄了昔日空海由中國帶回紅豆種子栽植,收成後再由時人加入御所賜下的砂糖熬煮,製成菓子再進獻於皇室,高價珍貴遠非庶民所能企及(圖八)。在這裡也可看到,此時砂糖尚是宮廷限量。情況與Sidney Mintz(文思理)[5]筆下歐洲的砂糖相彷彿:儘管早在7世紀砂糖就已由僧人帶回日本,但直至19世紀初甘蔗在本土成功栽植前,砂糖都有賴進口,也被視為奢侈品及藥品。

 

圖8 小倉餡的發祥地被慎重地立下紀念碑,背面載有小豆種子於809年由中國被攜回日本的源流

圖片來源:作者攝影

 

在這些外來事物風習的傳遞中,不難發現佛教(包含寺、僧、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同的佛教宗支本身也是被傳遞的對象。由於皇室的親近,佛寺或僧人常常成為特殊的、能夠接近甚至積聚珍寶的場所或階層,許多佛寺甚至為皇室出資所建,成為官僚系統的一環。在光明皇后獻寶於東大寺(正倉院)的同一年,她也將規模略小的部分珍寶獻於法隆寺(留有〈法隆寺獻物帳〉)。法隆寺原址位於正倉院近處,相傳是〈聖德太子繪傳〉的畫中人物聖德太子所建,亦是重要的皇室成員。雖然此說在考古上未能獲得證實,但法隆寺與皇室仍有一定的密切關係。只是曾經可與朝廷政權並立的佛教最終不敵人們對於求新變革的渴求。與正倉院的命運相仿,明治時期的廢佛毀釋迫使法隆寺向皇室輸誠自保,獻寶成了與最初相反的方向。人世的「神」與佛之間,關係是微妙亦是常變的,就像一萬日幣的頭像由聖德太子換成了福澤諭吉的隱喻,後者奮力要革除切割的,恰是前者在千年前發願振興的佛法,和所從來的中華文化。

 

三、緣滅

 

在明治維新中,日本選擇將對外來事物的熱情轉而傾注於西方國家。然而早在福澤諭吉一眾急於想要與中國切割前,這場起自平安時代而於鐮倉時期大盛的文化盛宴,在我看來還有一個帶有戲劇性的幻滅,那便是傳說中欲渡海入宋的源實朝,以及作為文化泉源的宋朝最終頹圮。源實朝在《吾妻鏡》中是一個富有文學才能的悲劇性人物,一生都受控於母親北条政子,而成為一個不具實權的幕府將軍。這可能也讓他成為一個想要自現實解脫的人,以致遁入佛法、茶道與和歌的創作之中。與聖德太子一樣,他們都相信自己前世是中土的佛界中人,只因帶有任務而來。因而在現世也對佛教和僧人親近禮遇。例如為日本帶來飲茶習慣的榮西,或是重修東大寺盧舎那大佛的宋人陳和卿,都與源實朝相親近。榮西同時由宋朝帶回禪宗思想,一時使鐮倉武士信奉禪宗者眾;禪寺住持中亦有來自宋朝的僧侶。可惜茶道與禪宗都未能撫慰源實朝,反而讓他對宋朝風物心懷無限憧憬。天真的他委託陳和卿監造大船,欲藉以渡宋,將最後的希望也寄託在此,但船成之後一拖至海邊便因為建造不良而沈沒了…這之後雖然鐮倉幕府因獲得貿易航線的控制權而得以持續積聚唐物,但幻滅的種子似已種植在鐮倉禪寺的後山,在深長的山徑上,長成夾道枯枝,伴隨傾圮的石碑,通向清寂無物。這或許便是「侘寂」──使身處其中有非常不同於奈良的感受經驗。

如今,置身其中的我、置身通行便利世界的我,頻繁切換於「唐」、「和」之間;壯盛和蕭索之間;東、西洋之間(不遠處,另一個排隊長龍「哈布斯堡Habsburg帝國皇室600年收藏展」的呼喚亦是十分動人),並未像那些穿著和服或漢服觀展的人一般,懷有特別的民族情感或宗教認同,而僅是對物品傳達的生命史和社會意義之外,致美存真的喟嘆。

 

 


參考書目

[1] 洪石. 2018. “商周螺钿漆器研究” ,中原文物2018(2):77-90.

[2]一說一般常見之四弦琵琶起源於波斯,五弦琵琶則來自印度。

[3] Ohnuki-Tierney, Emiko. 1993. Rice as self: Japanese identities through tim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4]河添房江(汪勃、山口早苗譯). 2018.《唐物的文化史》,商務印書館。

[5] Mintz, Sidney. 1985. 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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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圭偵/ 遠方唐物多珍重,螺鈿胡音細飄香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 https://kamatiam.org/遠方唐物多珍重,螺鈿胡音細飄香/ ‎)


最後修改日期: 2019-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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