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建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一、前言
1976年10月，歷時十年的文革結束。1978年12月，中共召開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形成了以鄧小平為首的領導班底，逐漸抹滅毛澤東時代政治的極左色彩，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代。誠如余英時所云，毛澤東死後，文化大革命告終，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事實上已完全破產。在鄧小平主持的「改革開放」時代，黨內黨外許多人都有回到「五四」民主路向的期待。1978年北京「民主牆」的出現便充分折射出當時一般人民的思想趨向。[1]由1978年至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的這十年間，中國的思想界經歷不斷地分化和重新整合，隨著政治力高壓緊縮的鬆弛、市場經濟的變革，這十年間的中國思想界呈現言論齊放的景象，無論體制內外的知識人，都要求在知識、思想、言論各方面取得自由和開放，其中最值得重視的是1980年代中後期的「新啟蒙運動」。1980年代出現的新啟蒙運動，上承「讀書無禁區」的思想解放運動，下啟1990年代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辯論，成為當代中國的又一個「五四」。[2]根據論者所言，此後當代中國思想界的變化和重構，幾乎都可從中尋求到基本的脈絡。這場運動在任何面向都是在仿效七十年前的那場五四新文化運動，活躍於新啟蒙運動中的知識人通過對五四歷史的重新建構，公開喊出「回歸五四」或「重新啟蒙」的明確口號，自覺地致力於「五四」精神的復活。[3]在這當中，由王元化一呼眾諾而生的《新啟蒙》，便是討論1980年代「新啟蒙運動」的一項絕佳個案。
圖1 北京西單民主牆（1979）（Qindianchen/Wikimedia Commons ）
圖片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5%8D%95%E6%B0%91%E4%B8%BB%E5%A2%99
二、《新啟蒙》的創刊與停刊始末
王元化（1920-2008），1920年11月出生於湖北江陵，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0年擔任上海地下文委委員，1949年後擔任上海新文藝出版社總編。1955年王元化受胡風事件牽連，被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份子」，在此後漫長的二十幾年當中，王元化一家老小只靠妻子張可的薪資度日，王元化為貼補家計，只有每日伏案十小時進行翻譯工作。王文化於文革十年再次被打成反革命份子，下放農場勞改，[4]直至1979年才得以平反，返回工作崗位，復出中國文壇。[5]
圖2 王元化
圖片來源：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8B%E5%85%83%E5%8C%96
《新啟蒙》創刊於1988年10月，先後出版了四集，分別是《時代與選擇》（1988年10月）、《危機與改革》（1988年12月）、《論異化概念》（1989年2月）和《廬山會議教訓》（1989年4月）。根據李銳的回憶，他是經由黎澍的介紹認識王元化，他們都反對胡喬木和鄧力群在當時展現的左傾觀點，認為必須重舉五四運動中民主與科學的大纛，進而步向實施憲政的國家現代化道路，因此有了創辦《新啟蒙》的念頭。1987年下半年，王元化和黎澍到北京與李銳會面，論及《新啟蒙》的創辦工作，由王元化擔任主編一職，黎澍、于光遠、王惠德、李慎之、秦川、胡績偉、王若水、李洪林、李普和李銳組成編輯委員會，交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1988年10月《新啟蒙》出版第一期，到1989年4月，共出版四期。往後的第五和第六期已經竣工，因為遇上六四天安門事件，被勒令停刊，連帶牽連當時支持出版的湖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李冰封。[6]在被勒令停刊的第五和第六期「紀念五四專輯」中，收有于光遠的〈關於當代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若干基本概念〉、蘇紹智的〈對資本主義的再認識〉、于浩成的〈權力與法律〉、黎澍的〈新文化與傳統文化〉、邵燕祥的〈文字獄傳統在當代〉和王元化的〈啟蒙與人的覺醒〉等十餘篇文稿。[7]
對於王元化來說，「新啟蒙」一詞對其並不陌生。王元化在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第一項工作就是編選《抗戰文藝論集》，王元化將抗戰時期思想文化領域的革命任務界定為「新啟蒙運動」，之所以名之為「新啟蒙」就是相對於「五四」的啟蒙而言的。王元化認為，相較於五四的舊啟蒙，抗戰新啟蒙運動的中心內容可以概括為兩點：民主的愛國主義和反獨裁的自由主義，而這項新啟蒙運動則必然是一個大眾化運動。對於王元化來說，五四啟蒙運動遺留下來而沒有全面解決的問題至少有兩個，這正是抗戰文藝的新啟蒙運動所應該承接的使命：一是「教化工作的深入和普及」、二是「批判的接受文化遺產」。因此，新啟蒙運動正是五四啟蒙運動的更高一級的發展。[8]王元化在1938年參與的黨內工作即是近代中國的第一次新啟蒙運動。1937年，五四運動十八週年的紀念日，北平的思想界出現一個口號：「紀念五四運動，要展開新啓蒙運動」。[9]發跡於1930年代晚期的新啟蒙運動因毛澤東的一紙文件宣告終結。1940年1月，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將新文化概括為「新民主主義文化」，五四作為啟蒙運動的內涵與精神，不再為共產黨官方所提起。
根據王元化的回憶，當時中共黨內的思想文化工作者曾接到通知，要求不再使用新啓蒙運動的提法。[10]王元化在1980年代重拾「新啟蒙」之名，顯然意有所指，並非意圖恢復1930年代左派知識人闡發的新啟蒙運動。王元化主編的《新啟蒙》所言的「新啟蒙」，是相對於「五四」啟蒙運動而言的。《新啟蒙》一方面要賡續前此失卻的「五四」啟蒙傳統，另一方面則是要在「五四」啟蒙運動的基礎上繼續往前推進。[11]
三、《新啟蒙》關於「五四」的討論
1979年，周揚在五四運動六十週年之際，寫就〈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一文，內中提到中國現代史上歷經三次思想解放運動：第一次是五四運動、第二次是延安整風運動、第三次則是1970年代末期打倒四人幫之後的思想解放運動。周揚此文聯繫了「五四」和「思想解放」之間的對應關係，也同時揭開1980年代新啟蒙運動的先聲。1980年代無疑是一個重大的歷史轉折時期，重述「五四」成為該時期重要的「思想事件」之一。[12]《新啟蒙》的創刊與此思潮有極大的關連性。就如同李陀接受查建英的訪談中所提，要重新認識1980年代的中國，便是要回顧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新啟蒙」這兩個思想運動之間纏繞糾葛的關係，王元化便是橫跨兩邊的典型人物。[13]
關於「新啟蒙」與「五四」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是《新啟蒙》已出刊的四輯內容中幾乎有所碰觸的焦點。如同阮銘在第一輯的同名論文中所云，在中國改革開放跨入現代商品經濟和民主政治的關頭之際，需要一次比「五四運動更加深刻和廣泛的新的文化啟蒙運動」。[14]王元化的文章〈為五四精神一辯〉堪稱是《新啓蒙：時代與選擇》中的亮眼之作，有論者以為王元化此文堪稱是其從政治壓迫中平反後的代表作。[15]王元化的這篇文章主要是針對李澤厚和林毓生兩人的著作而發。王元化開篇就說，五四包括了兩個方面，一個是指1919年在北京發生的學生運動，另一個是指在1916年開始發生的思想運動。前者被稱為五四救亡運動，後者則被稱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後來逐漸把五四的新文化運動和救亡運動分開來」，「五四啟蒙運動的中斷是由於救亡運動」。王元化在文中雖未明確指出這項說法的來源，但意在言外地指向李澤厚的名篇〈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李澤厚是於1986年在金觀濤所主編的《走向未來》雜誌上發表此文，將五四劃分為以思想文化啟蒙為己任的新文化運動，以及以反帝愛國為主要內容的學生運動。李澤厚針對中國近代史的歷史書寫是以「啟蒙」與「救亡」這兩項對立概念的模式，一部中國近代史便是這兩種企求的交纏與衝突的歷史。近代中國知識人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作為救亡的根本解決之道之後，此後的歷史是「救亡壓倒啟蒙」的歷史。[16]王元化將此批評為馬克思主義者錯誤地把啟蒙運動的個性解放、人的覺醒、自我意識和人道主義都視為是馬克思主義勢如水火的反動思想，「五四啟蒙文化本身正是從救亡圖存的要求中誕生的」。把五四啟蒙運動的中斷歸咎於救亡，是一種理論上的混亂，理由在於「救亡壓倒啟蒙，這是事實，不能成為規律，因為沒有非如此不可的必然性」。王元化認為「今天已經到了可以公正地加以再認識和再評價（五四）的時候了。」[17]
王元化在文中反駁的另一個論點則是林毓生所提出的「五四全盤化的反傳統主義」。林毓生的這項看法出自於其《中國意識的危機》一書，林毓生認為辛亥革命後作為「卡里斯瑪」（charisma）的王權權威潰敗，於是產生對於舊社會秩序的全盤否定。林毓生認為中國的思想模式在於一種有機整體觀，亦即把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視為是不可劃分的有機整體，要徹底否定就社會制度，就需要徹底否定舊文化。五四全盤化反傳統主義是中國激進知識人在政治、社會與文化秩序的三重解體難局中，所發展出來的強勢意識形態，乃是「藉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方法或途徑」所提供的整體主義系統論。五四的激進知識人受傳統的影響極深，以致於變成了全盤化的反傳統主義者。[18]王元化認為林毓生將歷史現象的發展當成必然的結果，問題在於林毓生將「中國文化傳統的思想模式實際上簡單地看作是『儒家的思想模式』」，這是失之偏頗的先驗論斷。王元化提出五四沒有全盤性的反傳統問題，主要反對的是儒家的「吃人禮教」。[19]
圖3 《新啟蒙》書影（作者自藏）
在《新啟蒙》第四輯「廬山會議教訓」中所收錄的「新啟蒙筆談」則是更進一步地指出「新啟蒙」與「五四」之間的繼承關係。參與筆談的論者，明確指出「當代中國的啟蒙運動，實際上是『五四』運動的一個繼續」，新啟蒙運動的任務在於完成「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未竟之業」。[20]甚至有論者將“modernization”的對譯「近代化」和「現代化」視為「五四」和「新啟蒙」的兩個互相獨立又前後相繼的階段，提出「原來的（五四）啟蒙是完成近代化的啟蒙，新啟蒙是走向現代化的啟蒙。」[21]又如同金觀濤的文章所云，《新啟蒙》的重要意涵在於一個「新」字。第一次啟蒙是「五四」，第二次啟蒙就是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日子。兩次啟蒙相隔70年，「新啟蒙的涵義不僅是第一次啟蒙的繼續，完成它沒有完成的任務，還包含著對第一次啟蒙的認識，使第二次啟蒙能上升到更高的高度。」[22]
四、結語
1989年5月14日，十二位聲名卓著的知識人接受學運領袖王超華的邀請，抵達天安門廣場向絕食學生發表演說。1989年的北京學潮，實則與這些知識人在1980年代的這十年間反覆述說啟蒙的價值休戚相關。當戴晴面對天安門廣場上群情激憤的絕食學生時，心中尋思的是要以溫情的力量勸導學生停止絕食。無奈的是，學生對於知識人在政府和學運之間游移不定的姿態十分不滿，這群知識人在學生們的一片噓聲中，狼狽撤離現場。[23]
歷史的女神總是殘酷的，二十天後，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中斷了新啟蒙運動的進程。「五四」精神重演了一次波瀾壯闊的歷史悲劇，「六四」之後，「五四」精神已被徹底地鎮壓了下去。「黨天下」的意識形態以「回歸中國傳統」的政治語言，重新盤踞中共官方的論述之中。[24]因為政治的干預，加之社會運動的失敗，1980年代成為思想啓蒙「不幸的未完成時代」。[25]
我們若把五四運動視為是近代中國第一次的「啟蒙運動」，那新啓蒙運動的方案則是1930年代的「啟蒙運動」。王元化在1988年主編《新啟蒙》則為第二波「新啓蒙運動」的嚆矢。[26]抑有進者，在網路上甚至有人大聲疾呼要有新世紀千禧年的「啓蒙運動」，甚至煞有其事地寫了一篇〈二十一世紀新啓蒙運動宣言〉作為主權宣示的表徵。[27]1930年代的「新啓蒙運動」是對五四「啟蒙運動」的反叛。誠如張申府所言，相較於五四時代的啟蒙運動，「新啟蒙運動」在深度、廣度和批判的力道上，都較之「更進幾步」。[28]1980年代的第二波新啓蒙運動，則是亟欲重返五四的傳統。在近代中國蹣跚地追尋現代化的過程中，「啟蒙運動」的呼籲絕對是歷史發展的一條主旋律，一波接著一波的「新」啟蒙運動，不絕如縷地出現，是否就隱喻了在「啟蒙」與「救亡」兩條線索交纏的近代中國百年史中，[29]「啟蒙運動」永遠是知識人的首選，卻又是個不可企及的高貴夢想？
參考書目
[1] 余英時，〈試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作用（上）〉，《聯合報‧副刊》，2019年4月29日。
[2] 就如同顧昕所云，對五四運動的反思，一直是1980年代「文化熱」的主題之一，對於各式各樣的五四歷史詮釋不斷出現，直到1989年達到高峰。見顧昕，《中國啟蒙的歷史圖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2），頁33。譚仁岸，〈1980年代における中国の思想解放運動と文化ブーム〉，《現代中國》，第87號（2013.9），頁115。
[3] 許紀霖，〈啟蒙的命運——二十年來的中國思想界〉，《（香港）二十一世紀》，總50期（1998.12），頁4、7。余英時，〈試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作用（上）〉，《聯合報‧副刊》，2019年4月29日。
[4] 林同奇，〈「嘔血心事無成敗，拔地蒼松有遠聲」——悼念王元化先生〉，《（香港）二十一世紀》，總108期（2010.4），頁107。
[5] 王麗麗，《王元化評傳》（合肥：黃山書社，2016），頁1。
[6] 李銳，〈王元化與新啟蒙〉，收載陶東風、張蘊豔、吳娛玉等編，《新文化運動百年紀念文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上冊，頁520-523。
[7] 李銳，〈王元化與新啟蒙〉，頁522。
[8] 王麗麗，《王元化評傳》，頁5-7。
[9] 署名「自非」，〈文化通信：新啟蒙運動在北平〉，《讀書》，卷1期3（1937年6月），頁187。
[10] 王元化，《傳統與反傳統》（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頁8。見王元化，〈為五四精神一辯〉，收入氏編，《新啓蒙：時代與選擇》（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期1，頁11。
[11] 祁志祥，《中國現當代人學史：思想演變的時代特徵及其歷史軌跡》（臺北：獨立作家，2016），頁362。
[12] 羅崗，〈五四：不斷重臨的起點——重識李澤厚《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收載丁耘主編，《五四運動與現代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頁6。
[13] 查建英，〈李陀訪談〉，《八十年代：訪談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頁273。
[14] 阮銘，〈時代與選擇〉，收入王元化編，《新啓蒙：時代與選擇》，頁60-61。
[15] 林同奇，〈「嘔血心事無成敗，拔地蒼松有遠聲」——悼念王元化先生〉，頁112。
[16] 顧昕，《中國啟蒙的歷史圖景》，頁33-34。
[17] 王元化，〈為五四精神一辯〉，頁9-17。
[18] 林毓生，〈「創造性轉化」的再思與再認〉，《中國激進思潮的起源與後果》（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9），頁42-44。
[19] 王元化，〈為五四精神一辯〉，頁16-31。
[20] 高爾泰，〈說「啟蒙」〉，收入王元化編，《新啓蒙：廬山會議教訓》（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期4，頁10。姜義華，〈超越小農文明〉，收入王元化編，《新啓蒙：廬山會議教訓》，頁18。
[21] 沈大德，〈近代化與現代化〉，收入王元化編，《新啓蒙：廬山會議教訓》，頁30。
[22] 金觀濤，〈新啟蒙和「五四」〉，收入王元化編，《新啓蒙：廬山會議教訓》，頁8-9。
[23] 涂航，〈回到康德：李澤厚與八十年代的啟蒙思潮〉，《思想》，第34輯（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7），頁35-36。
[24] 余英時，〈試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作用（下）〉，《聯合報‧副刊》，2019年4月30日。
[25] 譚仁岸，〈1980年代における中国の思想解放運動と文化ブーム〉，頁117。
[26] 顧昕，《中國啟蒙的歷史圖景》，頁41。
[27] 此文現今在網路上已被屏蔽刪除。
[28] 張申府，《什麼是新啟蒙運動》（重慶：生活書店，1939），頁7。
[29] 李澤厚，〈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收載氏著，《中國現代思想史論》（臺北：三民書局，1996），頁3-39。潘光哲講，吳睿芬整理，〈「啟蒙」與「救亡」的思想擂臺：關於「五四」的若干思考〉，《傳記文學》，第98卷第6期（2011.6），頁2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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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守/ 重返五四：王元化與《新啟蒙》的早夭嘗試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 https://kamatiam.org/重返五四王元化與新啟蒙的早夭嘗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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