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譯的「十字軍東征」（crusades），被標籤化的歷史 ─ 「被誤解的歷史重新看」系列（一）

花亦芬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主義創傷與二次世界大戰後冷戰對峙的架構，讓我們的歷史教科書與歷史教學，習慣從對立的角度詮釋人類歷史。「文明衝突」與「文化相對主義」成為解釋許多複雜歷史事件的「便利貼」，只要先做標籤化的動作，很多紛擾難解的問題，彷彿就可以在大帽子覆蓋下，自動被歸類。歷史解釋變成對意識形態與刻板印象的反覆定義，而非梳理剖析。

習慣「非黑即白」、「非褒即貶」的思考傳統，常常讓我們在討論歷史問題時，缺乏多元觀視的深厚層次感。面對錯綜複雜的歷史現象，往往只想知道最簡單的答案：「他是好人還是壞人？」「這件事到底是對還是錯？」

在結構單純、或是威權統治社會，這樣的歷史觀也許還行得通。但是，在台灣努力邁向民主多元的同時，還要面對全球化變遷速度越來越快的世界發展趨勢。在複雜的瞬息萬變裡，我們還能繼續沿用這些制式僵化的詮釋觀點嗎？

這樣進退失據的窘迫，最近明顯表現於台灣媒體與社群網站對巴黎《查理週刊》事件的討論上。「西方霸權文化」成為很多為伊斯蘭弱勢文化抱不平的人喜用的字眼。有些人甚至將基督教與伊斯蘭的衝突，上溯到中學教科書所談的「十字軍東征」。認為西方基督教世界對東方向來就是採取帝國主義霸權的姿態。

圖1 推薦一本通論介紹十字軍的專書：Thomas F. Madden (ed), Crusades. The Illustrated History. Christendom-Islam-Pilgrimage-War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5).

「十字軍東征」與《查理週刊》事件是否該合在一起看？ 台灣究竟該如何面對西方世界與伊斯蘭產生重大衝突時的國際新聞事件？讓我們從“crusade”這個歷史名詞不該被錯譯為「十字軍東征」，重新來思考這個問題。

在正式進入主題之前，先談“crusade”發生前，伊斯蘭與歐洲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一、西元750年，伊斯蘭帝國已是跨越三洲的多民族組合

先從大家比較熟悉的歷史事件談起。

圖2  七至八世紀伊斯蘭版圖的擴張。

圖片來源：http://freeman-pedia.wikispaces.com/file/view/ISLAM%20MAP.png/443071956/ISLAM%20MAP.png

西元751年唐朝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在今天的哈薩克Talas與黑衣大食交戰，試圖阻擋伊斯蘭勢力入侵，但卻失敗，史稱「怛羅斯之役」（Battle of Talas）。在此之前一個世代，也就是西元732年，西北非的穆斯林摩爾人（Moors）也一路從西班牙越過庇里牛斯山，直驅羅亞爾（Loire）河岸。結果被法蘭克人「鐵鎚查理」（Charles Martel）阻擋於距離巴黎不到250公里的Tours附近。

換言之，以750年左右的世界史來看，伊斯蘭在當時是向東西兩邊左右同時開弓。跟伊斯蘭作為橫跨亞非歐三大洲的世界性帝國比較起來，唐朝只是一個局限在亞洲的區域性帝國。

圖3  西元700年左右，伊斯蘭帝國與唐帝國的比較。

圖片來源：https://kamatiam.org/wp-content/uploads/2015/01/history-of-asia1.gif

組成伊斯蘭帝國的力量，在西元八世紀已是多民族集合體，不只限於阿拉伯人。進軍唐朝的黑衣大食與入侵西班牙及法國的北非摩爾人，人種並不相同，只是在信仰上都屬伊斯蘭。

二、誰是塞爾柱土耳其人（Seljuk Turks）？

就歐洲基督教世界來看，他們熟知的古文明中心，在七世紀中葉，就已紛紛落入伊斯蘭之手：聖城耶路撒冷於637年被穆斯林掌控；古代著名的圖書館所在地──位於埃及開羅附近的亞歷山卓（Alexandria），642年淪陷了；承繼古波斯帝國的薩珊王朝（Sassanid Empire），也滅亡了（651）。「基督徒」（Christian）這個稱號的發源地、同時也是上古五大主教區之一的安提阿（Antioch），淪陷了；即便當時仍相當富強的拜占庭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也逃不過672-678與717-718年，兩度被穆斯林圍城。[1]

圖4  最古老的基督教國家──亞美尼亞（Armenia）在十二世紀末的所在地（黃色）。

圖片來源：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0/01/Crusader_States_1190.svg/2000px-Crusader_States_1190.svg.png

穆斯林雖然控制了近東，然而，在當時伊斯蘭的宗教寬容政策下，零零星星堅持存在的基督教社群，只要按規矩繳納貢稅，仍可繼續保有自己的信仰。像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國家──亞美尼亞（Armenia）以及近東其他零星的基督徒聚落，便是如此。

然而，這個情況到了十一世紀下半葉，卻開始轉變了。

圖5  1100年左右，塞爾柱土耳其人所控制的地區（土黃色）。

圖片來源：http://jspivey.wikispaces.com/file/view/1.gif/42931849/1.gif

西元1055年，發源於哈薩克的中亞草原遊牧民族塞爾柱土耳其攻下巴格達（Baghdad）。在此之前不久，他們才改信伊斯蘭，屬於遜尼派（Sunni）。[2] 塞爾柱土耳其人不像阿拉伯人那樣，具有長年處理近東多元宗教問題的豐富經驗。再加上亟欲進攻今天土耳其所在地的安納托利亞（Anatolia）高原，以鞏固他們在近東新獲取的統治勢力，因此採取嚴苛不少的管制手段。換言之，新皈依伊斯蘭的塞爾柱土耳其人因為不像阿拉伯穆斯林過去那樣寬容，擅長處理近東多種宗教並存的狀況，遂讓拜占庭帝國與近東基督徒越來越不安。對西歐始終沒有斷絕過的耶路撒冷朝聖者而言，朝聖之路也越來越艱難。

三、中古教宗為何要發動crusades？

圖6  7-11世紀拜占庭（紫色）與伊斯蘭（綠色）在地中海的爭鋒。

圖片來源：https://kamatiam.org/wp-content/uploads/2015/01/Byzantine-Arab_naval_struggle.png

就十一世紀下半葉的國際情勢來看，西歐其實沒有與統治近東的塞爾柱土耳其人直接發生衝突的必要。因為受到重大威脅的，是拜占庭帝國。西班牙雖然長期有穆斯林勢力存在，因當時有些區域已發展出穆斯林、基督徒、尤太人和平共處的模式，所以沒有對庇里牛斯山以北的西歐造成太大壓力。[3]

換言之，當教宗烏爾班二世（Pope Urban II）於1095年7月起在阿爾卑斯山以北四處宣講，希望發動今天所謂的“crusade”，拯救拜占庭弟兄免於被穆斯林奴役、並解放耶路撒冷時，其實是運用了話術來打動人心。

圖7  十五世紀法國手抄本經書（Livre des Passages d’Outre-mer, c 1474）描繪教宗烏爾班二世1095年11月在法國Clermont大公會議上宣講前往耶路撒冷的理念。

圖片來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Council_of_Clermont

簡單來說，教宗要發動的，並非「戰爭」，而是「朝聖」。但那是特殊形式的「武裝朝聖」（armed pilgrimage）。

中古時代，歐洲不乏隻身前往耶路撒冷朝聖的例子。「朝聖」是中古歐洲人熟悉且常做的事，就像台灣有不少人從以前到現在都喜歡到著名的廟宇進香求平安一樣。資源有限的，就到離家比較近的朝聖地；有辦法的，就去羅馬或西班牙西北角的Santiago de Compostela（僅次於耶路撒冷的兩個最重要朝聖地）。羅馬不用說，那是羅馬公教相信使徒彼得與保羅的埋骨聖地，也是許多早期基督徒的殉難地。Santiago de Compostela是西歐基督徒防守穆斯林的前哨站。因朝聖路上常有危險，不時會遇上穆斯林襲擊，因此發展出「武裝朝聖」的傳統。

圖8  中世紀到西班牙Santiago de Compostela （最西南端的終點）朝聖路線圖。

圖片來源：https://kamatiam.org/wp-content/uploads/2015/01/rudolph_map1.gif

教宗烏爾班二世正是想發動類似到Santiago de Compostela這種特殊的朝聖模式，號召西歐基督徒前往君士坦丁堡與耶路撒冷。

用當時的語言來說，剛開始的時候，西歐人認為這是教宗號召的朝聖之旅。在歷史文獻上，當時並沒有使用與“crusade”相關的字，而是用拉丁文 “iter”（旅程）或“peregrinatio”（朝聖）。

與“crusade” 相關的拉丁文“cruciata”「以十字為標記」（signed with the cross）直到十二世紀末才出現。在此字之下，十六世紀產生了法文“croisade”（path of the cross）一字。英文的“crusade”是十八世紀初從法文“croisade”借轉過來。換言之，在十八世紀末之前，歐洲文獻的用語並沒有將這些以十字為標誌的事件、及其參與者標籤化為「戰爭」或「軍」的意思，而是維持彈性的中立語意空間，可以承載這個運動涵蓋的各式各樣參與動機及行徑（不論我們現代看來是正面或負面）。

然而，到了十八世紀末，英文的“crusade”多了新的衍伸意涵 : 「對眾人反感的惡事所做的攻擊性反制行動」。[4] 這讓英文字“crusade”開始具有強烈的價值判斷，失去了原本歐陸字源具有的中立開放語意向度。華文世界對世界史的認識，向來倚重英文出版品。在英文語境影響下，“crusade”的中譯直接將讀者帶往「戰爭」或「軍」的基本理解方向。如何好好修正，值得大家一起努力。

圖9  推薦一部有點像「台灣吧」 的影片：The Crusades – Pilgrimage or Holy War?: Crash Course World History #15

影片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0zudTQelzI

在還沒找到對“crusade”更貼切的中譯之前，為了不要造成溝通上的困難，本文暫時沿用「十字軍運動」或「十字軍」這個譯法。但是，筆者要指出，「十字軍東征」是錯誤的翻譯。因為這個運動的目的，不是為了「征服」伊斯蘭。在十字軍運動裡，目標也不是只有向東，而是也有向西針對西歐自己內部的行動。

四、參與「十字軍」的是哪些人？

就實際情況來說，自1095年教宗開始宣講後，一直有自發的個人或團體一波接一波前去耶路撒冷。歷史書上所說的第幾次「十字軍運動」，不是真的就是當時的說法，而是現代學者為了講述重大事件約定俗成出來的習慣。

圖10  十三世紀末法國手抄本經書描繪「隱修士彼得」率領「小老百姓的十字軍」。從圖中可以看出，這支朝聖隊伍連基本裝備都負擔不起。

圖片來源：“Roman du Chevalier du Cygne f176v Pierre l’Ermite”，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Roman_du_Chevalier_du_Cygne_f176v_Pierre_l%27Ermite.jpg#mediaviewer/File:Roman_du_Chevalier_du_Cygne_f176v_Pierre_l%27Ermite.jpg

第一次十字軍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稱為「小老百姓的十字軍」（People’s Crusade）。法國著名的傳道人「隱修士彼得」（Peter the Hermit）因庶孚民望，他的宣講在短時間內激起熱烈迴響。半年內，就號召了一萬五千名左右的信徒憑著滿腔熱情匆匆上路。但是，缺乏周詳的計畫與裝備，只是一味相信「這是上帝所願」（God wills it），結果還沒走到君士坦丁堡，這支隊伍就已七零八落，狼狽疲倦回到家鄉。「隱修士彼得」的聲望也大為受挫。

第二階段稱「貴族的十字軍」（Princes’ Crusade）。根據目前研究成果可知，參與者介於六萬到十萬人之間。其中有武裝能力的騎士與貴族，大概佔一成。如果以中古西歐每位騎士約有三至五位侍從來算，所謂「步兵」大概有三至五成。其他就是一般沒有武裝的平民百姓與老弱婦孺。[5]

參加十字軍不僅要自費，而且花費驚人。從西歐到耶路撒冷，路程超過三千公里。徒步而行，不可能樣樣從出發地帶齊，而需要備足盤纏，以便一路上購買基本飲食用水。然而，浩浩蕩蕩一大群人遠行，往往遇上的是前不著村、後不巴店的荒漠小販。當一大群人都想吃飽喝足，物價水漲船高不僅避免不了；情況非常悲慘時，在野地裡餓到吃人肉也發生過。

對騎士與貴族而言，他們還需要供應馬匹吃草飲水所需，也得照顧隨從的基本需求。因此，上至貴族下至庶民，參與十字軍的人，不僅要隨時有喪命的打算，也免不了得典當鉅額家產，以準備應付天價的開銷。

從這個角度來看，就很值得來問，為什麼大家還這麼熱衷參與？這不是傳統從政治「擴張」與「殖民」可以解釋得通，而是與「宗教信仰」有關。

宗教改革之前的羅馬公教，基本上是一個體制化的宗教。信徒如果要得到永生救贖，必須去做教會認可的特定行為來「積功德」。「功德」分大小。最容易積功德、快速得永生保證的，是棄絕塵俗，進入修道院，專心禱告。然而，對有世俗責任的人（包括貴族與君王）而言，這畢竟不是人人可為之事。

教宗為了鼓勵大家參與到耶路撒冷的武裝朝聖活動，剛開始在法國宣講時，提出回饋條件：參加者如果自覺有犯各種信仰上認為不妥的「罪」（sins），向神父告解後，可得赦免。但是，我們不要忘記，那是一個沒有網路、沒有電視、印刷術也尚未發明的時代。一切的訊息，主要都靠口語傳播。教宗的訊息透過不同宣講者一路往下傳，在第一線面對各種平民百姓的宣講者，為了增加自己宣講的熱烈迴響度，有不少人自行加碼大放送「參與回饋禮」。因此，有不少民眾以為，只要參加到耶路撒冷的朝聖，就可獲得永生救贖的保證。在朝聖途中喪命的人，還可直接登入「殉教者」（martyr）之列。

當時的西歐是階級分明的社會。能夠透過參與此朝聖，超越階級社會帶來的種種轄制，直接與「救贖」與「永生」連結，可以想見，一般人雀躍相迎的熱烈情況。對貴族而言，雖然他們不一定跟教宗關係良好，但是透過參加十字軍，累積日後能永得上帝庇佑的美譽與功績，對當時人而言，也是非常值得投入的壯舉。

由於路途危險，所費甚多，教宗原本希望只由具有戰備能力的騎士與貴族參加。然而，教宗宣講的訊息傳開之後，西歐社會響應的人潮，卻不限於騎士與貴族。許多平民百姓、老弱婦孺，尤其渴望立即解脫生命困境的貧病交纏者，紛紛踴躍加入。對此，教宗雖然大傷腦筋，卻無法開口澆熄這股好不容易點燃起來的信仰之火。

五、介於「聖」與「俗」之間的中古教宗

本質上，十字軍是為了樹立教宗至高獨一的威權而發動。十字軍與一般朝聖或宗教戰爭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十字軍是由教宗發動，或至少必須得到教宗的許可與祝福。參與者行前必須發特別的朝聖者誓願（pilgrim’s vow），有些人還會輔以禁食禁慾。每人外袍臂膀上都要縫上十字作為記號。

為何中古教宗想要樹立絕對威權？這牽涉到中古羅馬公教與現代大不相同之處。

「教宗」與「世俗世界」的關係，1870年是最重要的分水嶺。這一年，義大利統一為一個國家。對十九世紀下半葉的義大利人而言，長期讓義大利無法統一的主因是「教宗國」（Papal States）的阻撓。義大利透過統一，將「教宗國」從一個具有世俗統治權的國家，轉變為只具備羅馬公教全球信仰領導中樞功能的「梵蒂岡教廷」（Vatican City State）。

面對義大利統一後提出「教宗國」轉型的要求，教宗原先並不願意。直至1929年，義大利政府才與教廷簽訂協議，讓存在超過一千年的「教宗國」（754-1870）卸下種種世俗權力，轉變為一個沒有軍備、沒有自己經貿功能的特殊「國家」。名稱也由「教宗國」改為「梵蒂岡教廷」。

圖11  十八世紀末教宗國（Papal States）在義大利半島的版圖。

圖片來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Papal_States#mediaviewer/File:Italy_1796.png

換言之，從754年查理曼（Charlemagne）的父親丕平（Pepin）將羅馬及其東北地區的土地攻打下來，送給當時的羅馬教宗開始，所謂「教宗國」其實與一般世俗國家無異。我們不妨把「教宗國」看成政教合一的國家，而教宗就是這個聖俗兼備政體（polity）的統治者。然而，當時歐洲主要還是原住民部族各擁其主、獨立自治的世界。已經接受基督教的地區，比較大的城鎮各有自己的主教，並不受他人管轄。當時的羅馬教宗，頂多只能說是被視為大哥的羅馬主教。

圖12  查理曼半身像。現藏於德國Aachen主教座堂。

圖片來源：https://kamatiam.org/wp-content/uploads/2015/01/Karl_der_große.jpg

「教宗」真正成為整個羅馬公教的共主，能夠整合日耳曼民族大遷徙後，西歐各地分裂為許多小政體的情況，要等到九世紀初。查理曼為了讓自己打造起來的帝國，在信仰文化上有一致的規範，下令所有教會禮儀與信仰問題爭議，全部以羅馬教會為依歸。如此一來，羅馬主教在實際運作上，才真正成為普世的「教宗」（pope的拉丁文“papa”意為「父親」）。

所以，我們不能從今天「教廷」與「教宗」純粹作為羅馬公教信仰領導者的角度，批評中古「教宗國」統治者會發動十字軍。而應了解，當時「教宗」的身份具備政教合一的性質；「聖」與「俗」之間，界線沒有今天那麼清楚。

六、西元1000年的西歐，誰來領新時代的風騷？

西元800年左右，查理曼以法蘭克王國為基礎，短暫地為西歐打造了有中央共主的統合世界。在他過世後，他的三個孫子於843年將查理曼帝國分割為三，此後又產生更多細小的分裂。在此情況下，西歐不僅再一次進入各自為政的小國分立狀態，也成為外力易於馳騁之地。

自九世紀中葉直到西元1000年左右，由北南下的斯堪地納維亞人（史書通常誤稱為「維京人」。其實viking只是行業，意為「出海討生活」）、由東南歐而來的馬札爾人、以及在北非的穆斯林，將西歐與中東歐視為他們呼嘯而過之地。當時的西歐，不僅與「西方霸權」一點都沾不上邊，與東邊富強的拜占庭及跨越三洲的伊斯蘭世界比較起來，反而最弱勢。

圖13  九世紀與十世紀各種侵入西歐的力量。

圖片來源：https://kamatiam.org/wp-content/uploads/2015/01/viking_magyar_and_saracen_invasions_in_9th_and_10th_century_europe.jpg

這種狀況一直到十世紀末，當斯堪地那維亞人與落腳在匈牙利的馬札爾人接受基督教化，西歐才開始有休養生息的機會。

自十一世紀起，西歐的經濟開始復甦，城市生活日漸繁榮。這樣的榮景，也激起有志者想要獨領時代風騷的企圖心。

七、教宗出手了……

十一世紀西歐新的榮景，誰來作新共主，領新時代的風騷？

長期以來，軍事力量微弱的羅馬教宗，一直靠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保護。有關這個部分，就牽涉到教宗為何會與「既不神聖、也非羅馬、更非帝國」（伏爾泰語）的「神聖羅馬帝國」，有這麼多中古史上「政教之爭」的愛恨情仇。

何以教宗一直願意（有時甚至是主動）為「德意志王」加冕，使其成為具有聖俗共融意義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簡單來說，就是雙方條件交換的結果。教宗為「德意志王」加冕，讓他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而皇帝則有保護教宗的責任。因為義大利半島面對地中海上各種兇狠勢力的爭奪，教宗勢單力薄，並不足以自行捍衛教宗國的安危。

然而，既然中古教宗身兼宗教領袖與世俗統治者，面對十一世紀西歐新局，過去一直仰賴他人保護的教宗，當然想藉此良機，好好壯大自己的實力，以儘速脫離經常被皇帝牽著鼻子走的困境。

1054年，教宗開始下第一步棋了。

他遣派特使到拜占庭帝國，希望促成東西教會合一，以羅馬教宗為共同領袖，確立教宗在泛歐基督教信仰上的至高領導權。然而，此舉讓向來尊重地方信仰自主、有重大爭議則交由大公會議（council）裁決的拜占庭東正教深感不安。最後雙方不歡而散。合一沒有達成，反而互相將對方代表開除教籍，造成「東西教會大分裂」（Great Schism）。

1071年，拜占庭帝國再次遭伊斯蘭入侵，皇帝被擄，於1073年向新上任的羅馬教宗格里哥七世（Gregory VII, pope 1073-1085）求援。然而，格里哥七世只想擴張在西歐的教權，正忙著跟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鬥爭，無暇顧及拜占庭戰事。

拜占庭隨後因新皇帝Alexios I Komnenos 領導有方，暫時解除了塞爾柱土耳其人的威脅。1099年，Alexios I Komnenos眼見時機正好，於是致函新上任的教宗烏爾班二世（Urban II），希望他能派遣西歐援軍，協助驅離塞爾柱土耳其人，讓拜占庭局勢更安定。

教宗烏爾班二世眼見這是讓他在西歐做領頭羊的大好機會，不僅同意出動援軍，且將目標延伸到收復聖城耶路撒冷。

然而，教宗如何說服西歐人響應？同為世俗權力爭奪的對手，很難指望西歐各國君王會樂意相挺。出身法國克呂尼（Cluny）修道院的烏爾班二世，於是回到阿爾卑斯山北方，自1095年7月起，到處宣講。

圖14  法國Clermont-Ferrand 為教宗烏爾班二世樹立的紀念雕像。

圖片來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Pope_Urban_II#mediaviewer/File:StatueUrbanII.jpg

第一次十字軍的發生，說穿了，就是積極想在泛歐建立絕對威權的「羅馬教宗」與新皈依伊斯蘭、亟欲穩固自己在近東統治勢力的「塞爾柱土耳其人」之間的強碰。

八、從「地緣政治」看拜占庭皇帝如何接待十字軍？

對拜占庭皇帝而言，夾在十字軍與塞爾柱土耳其人之間，他要確保的是，不能讓拜占庭利益受損。他雖想要驅離塞爾柱土耳其人，卻不想被西歐與地中海世界合縱連橫的複雜關係連累。當響應教宗號召的幾位法國貴族浩浩蕩蕩帶著人馬往君士坦丁堡靠近時，原先有求於羅馬教宗的拜占庭皇帝，此時卻刻意擺足了姿態來接待。

拜占庭承繼古羅馬帝國統治法統，是當時世界上存在最久的帝國。對西歐或伊斯蘭世界而言，君士坦丁堡也是近東地區閃耀著古老文明璀燦光芒的世界級大都會。拜占庭皇帝很清楚表明，他是以「皇帝」之尊接見來自西方的「臣下」。

為了不讓法國貴族對他造成威脅、卻又能為他所用，拜占庭皇帝決定以個別接見的方式，面會前來的法國貴族，不讓他們彼此間有聲氣相通的機會。而拜占庭的輝煌華美，震懾了所有前來的十字軍參與者，這也在無形之間，烘托了拜占庭皇帝高高在上的姿態。

圖15  1493年出版的《紐倫堡世界史圖鑑》（Nuremberg Chronicle）裡描繪的君士坦丁堡。

圖片來源：https://www.awesomestories.com/asset/view/Constantinople-Medieval-View

九、第一次十字軍何以能攻下耶路撒冷？

不論武裝配備與軍事技術，十字軍並非塞爾柱土耳其人的對手。當時西歐貴族與騎士為了長途跋涉可以隨時上下方便，選擇個頭比較小（體型像驢子）的馬匹來騎乘。然而，在這樣的劣勢下，第一次十字軍何以能在近東一路攻下古城Edessa, Antioch （安提阿），並在耶路撒冷建立王國？

圖16  第一次十字軍主要路線圖。

圖片來源：https://kamatiam.org/wp-content/uploads/2015/01/C1still.gif

說穿了，是利用穆斯林之間的衝突矛盾。

統治近東的塞爾柱土耳其人屬於遜尼派，他們與統治重心在埃及的什葉派之間，競爭激烈。1098年十字軍攻打安提阿之前，便與埃及Fatimid統治者協定，一起對付塞爾柱土耳其人。十字軍打的算盤是，打下安提阿後，請當時控制巴勒斯坦的埃及統治者歸還耶路撒冷。卻沒想到遭拒。所以1099 年6月只好以急行軍的行動，趁耶路撒冷沒有防備，快速將其攻下。

圖17  1135 年左右的近東情勢圖。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Near_East_1135.svg#mediaviewer/File:Near_East_1135.svg

1099年十字軍佔領耶路撒冷，在此建立耶路撒冷王國（Kingdom of Jerusalem）。表面上看起來，好像真的讓十字軍相信，此行確是上帝所願。然而，在荒漠裡，這個短暫的成功，其實沒有未來…..。

十、第二次十字軍：耶路撒冷得而復失

第一次十字軍的成果，讓西歐君王開始垂涎。第二次十字軍就在法王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親自統率下出發。

面對西歐大陣仗出動，拜占庭皇帝很擔心。他怕法王與在義大利西西里半島的親戚羅傑二世（Roger II, Norman King of Sicily）聯手，對拜占庭另有所圖。因此，選擇淡默不理。

圖18  第二次十字軍路線圖。

圖片來源：https://kamatiam.org/wp-content/uploads/2015/01/second_crusade_route_map.jpg

第二次十字軍是由世俗君王出兵統率，宗教束縛力薄弱，紀律敗壞。此行不但沒有達成目的，許多人也不再相信此為「朝聖」。

西歐君王在第二次十字軍碰上的對手就是撒拉丁（Saladin）。1181年，他征服信奉什葉派的埃及，並繼續擴張在伊斯蘭世界的統治版圖。

圖19  十二世紀阿拉伯手抄本書中的撒拉丁畫像。
圖片來源：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Salah_ad-Din_Jusuf_ibn_Ajub.jpg

撒拉丁出身信奉遜尼派的伊朗庫德族，並非阿拉伯人、也非土耳其人。他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將敘利亞與埃及納入自己的統治疆域，主要是靠寬大的心戰策略。也就是說，對於他想要攻下的城池，採取寬和的圍城戰略，承諾城內居民，只要願意投降，事後會善待他們。就是這樣的寬大政策，讓到了近東的西歐人對撒拉丁充滿讚揚，在文獻裡紛紛記載他是滿富恩慈、懂得原諒的統治者。相較之下，當時阿拉伯文獻對這位庫德族人的記載反而偏少。究其原因，撒拉丁雖以對抗西歐基督教英雄自居，但他主要的力氣其實是耗費在征服埃及、敘利亞、巴勒斯坦與兩河流域北部等伊斯蘭地區。以撒拉丁的戰力而言，對付十字軍，只須牛刀小試。

圖20  從伊斯蘭觀點看十字軍運動：Carole Hillenbrand, The Crusades: Islamic Perspective (Edingburg: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9).

圖21  淺綠色區域是撒拉丁所征服的近東與埃及，深綠色箭頭代表他歷年征服的路線。

圖片來源：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9/98/Saladin’s_Conquest_(1174-1189).jpg

阿拉伯人開始力捧撒拉丁，要到十九、二十世紀才開始，如有些現代研究所稱“the Muslim rediscovery of Saladin”。[6] 但是，對這個部分的解讀要特別小心。當賓拉登（Osama bin Laden）把自己喻為「撒拉丁再世」，[7] 就像前美國總統小布希說，他發動對抗911恐怖份子的行動是“crusade”一樣。[8] 政客很會利用標籤化的歷史，讓群眾不自覺選邊站，而不去細究衝突發生背後複雜的成因。對操弄者而言，讓群眾落入對立叫陣的圈套，以意識型態正當化自己的選擇，是鞏固領導聲威最輕省的捷徑。

十一、第四次十字軍釀了大禍

圖22  第一至第四次十字軍路線圖。

圖片來源：http://www.islamproject.org/images/crusades_final.jpg

1187年，撒拉丁將耶路撒冷自基督徒手裡重新奪回，讓西歐感到震驚。為了收復聖城，遠自斯堪地那維亞與新接受基督教的東歐，全歐各地都有人加入第三次十字軍。英國國王獅心查理（Richard the Lionheart）眼見群眾被激起的宗教熱情難以善後，1191年6月一抵達東方，便透過當地貴族與撒拉丁的兄弟al-Adil展開磋商，建立與撒拉丁之間的聯繫管道。然而因法王眼紅，從中作梗，遂使得說服撒拉丁歸還耶路撒冷一事，要再等三十幾年才實現。

第四次十字軍，新上任的教宗Innocent 三世打算走水路，一舉攻下埃及，直接掐住伊斯蘭的命脈。為此，教宗向威尼斯訂了大型船艦。最後卻因手頭拮据，無法付清帳款，讓傾全力造船的威尼斯人大為光火。

與教宗撕破臉後，1202年，威尼斯人決定自己發動十字軍，推翻了十字軍行動必須得到教宗許可的傳統。

1203年8月，以威尼斯為首的十字軍從君士坦丁堡外的港灣放火燒一座清真寺，火苗在強風吹送下，引發君士坦丁堡最繁華、人口也最密集地區的大火，造成難以挽回的重大損失。在此之前，君士坦丁堡原有五十萬居民，此後每況愈下。至1261年僅剩約三萬五千人左右。1204年，十字軍乾脆推翻拜占庭皇帝，自行在此建立拉丁帝國（Latin Empire）。此舉不僅讓君士坦丁堡更加一蹶不振，也埋下東西教會至今仍必須耐心清理的芥蒂。

圖23  現任教宗方濟各以謙卑的姿態請東正教大公宗主教Bartholomew 一世為自己及羅馬教會祝福，努力弭平過去歷史上的恩怨。

圖片來源：http://thecatholiccatalogue.com/misc-pope-francis-i-seek-communion-with-orthodox-churches/

十二、聖方濟實在看不下去了……

按照重大事件發生順序來講述，會造成一種錯覺，以為十字軍如同現代軍隊。其實，我們很難將歷次十字軍視為目標完全一致的行動；而且每個參與十字軍的人，各自可以接受的行動極限也很不同。如上述所言，有些人懷著宗教熱誠隨著有武裝護衛的君侯出發。走著走著，卻發現同行的人參與的動機不同。有人滿懷虔敬，有人夾雜著對世俗利益的濃厚興趣。有人可以為了英雄主義，不惜開戰；有人則受不了路上所見種種背離信仰之事，半途折返。

眼見收復耶路撒冷這個信仰命題越來越被世俗利益扭曲，第四次十字軍後，聖方濟（St. Francis of Assisi）開始積極呼籲西歐人不要再以信仰之名，與近東穆斯林爭奪。然而，卻得不到正面回應。聖方濟眼見自己的苦勸不被搭理，1219年，排除一切艱辛前往埃及會見蘇丹Malik al-Kamil （撒拉丁的姪子），希望雙方停戰。蘇丹al-Kamil也耐心聽完聖方濟的傳道。在互動過程中，蘇丹個人的內涵與伊斯蘭信仰展現出來的宗教靈性，讓聖方濟留下深刻印象。因此在離開時，他呼籲，居留在伊斯蘭世界的基督徒，在政治上，應順服穆斯林統治。雙方為十字軍喧嚷爭亂的歷史，留下沈靜邁向宗教和解的歷史典範。雖然，在大部份史書裡，這個部分經常被略而不談；或是從中古教會可以接受的觀點，做了不一樣的詮釋。[9]

圖24  十五世紀義大利文藝復興畫家Benozzo Gozzoli 所畫的聖方濟向埃及蘇丹傳道。

圖片來源：https://kamatiam.org/wp-content/uploads/2015/01/SaintFrancisAssisiWithAlKamil15thCentury.jpg

十三、十字軍運動不應被簡化為「東征」

朝聖混合著軍事行動，不僅讓十字軍成為西歐史上最被誤解的歷史之一，也讓這段歷史常常被視為過往東西方相遇所有不愉快經驗的源頭。

然而，既然十字軍是為樹立教宗威權所設，就不應忽略，西歐向來就不缺乏挑戰教宗威權的人。權力帶來腐化，十一世紀起，教宗努力樹立威權，當然教會也就免不了愈趨階層化與腐化。十三世紀反對羅馬教會越來越世俗化的著名宗教團體，可以舉在義大利與法國西南部活躍的「純淨教派」（Carthars，在法國亦稱Albigensians）、與在法國里昂（Lyon）興起的「瓦爾多教派」（Waldensians）為例。這些教派雖然在核心教義上與羅馬公教有出入（例如，純淨教會認為耶穌只是「靈」，而非肉身），但他們倡議信徒彼此之間享有比較平等的關係，棄絕鋪張華美，重視教育，有些也允許女性講道。因此在民間得到許多迴響。面對歐洲西南部這些與羅馬教會唱反調的團體，十字軍也被派上場來對付。因此，十字軍也有向西的行動，而非只是向東。

教廷為了合理化自己打擊「異端」的行動，在西歐加強進行各種宣講，點燃信徒維護「正統教權」的熱情，以鞏固教宗威權，並遮掩十字軍一路走來的糊塗帳。

一般民眾受到激昂有力的講道重新鼓舞，也認為，十字軍之所以失敗，正因為後來的行動幾乎被世俗權貴濫用，庶民的參與太少。然而，耶穌愛的是平凡小民，而非掌權者，所以平民百姓應該奮起，自行組織十字軍。

在重新被熊熊燃起的宗教激情裡，西歐各地庶民自行號召了許多「十字軍」，希望捍衛教宗領導權。因此有些還特地跑去攻打純淨教派。在史書裡，這些林林總總的庶民宗教起事，後來被戴上一頂嘲諷的大帽子，統稱為“Children’s crusade”。這也是一個很容易誤導的歷史名詞。“Children”在此處真正的意涵是「不懂事」、「不成熟」、「胡鬧」，[10] 就像中文所說的「兒戲」那樣。

不只不該用「東」「西」來簡化十字軍的行動方向，我們也應從多元角度來看十字軍行動後，某些後續發展。

就以耶路撒冷為例吧！

第一次十字軍建立了耶路撒冷王國。事成之後，大部份人選擇回鄉，少部分人決定留在耶路撒冷定居。根據現代學者研究，在此定居的西歐人以法國人為主，因此阿拉伯文獻向來稱十字軍為「法蘭克人」（the Franks），而非「歐洲人」或「基督徒」。到了後期，耶路撒冷城人口總數約十二萬，貴族與騎士大約只有六、七千人，其他是農民。雖然在城中，法蘭克人的地位最高；但由於人口稀少，鼓勵鄰近地區的基督徒與穆斯林移民，政策上採宗教寬容。根據十二世紀下半葉制定的法律（Livre au Roi），耶路撒冷王的封臣將自己的采邑託管後，可以到他處的穆斯林宮廷服務。換言之，東西方透過歷史時空下特殊的遇合，開始探索如何互相了解與共處。[11]

圖25  1200年左右耶路撒冷市區配置圖。

圖片來源：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Plan_of_Jerusalem,_12th_Century._ca._1200.jpg

當撒拉丁與塞爾柱土耳其人從歷史舞台消逝後，鄂圖曼土耳其人（Ottoman Turks）在近東崛起。西歐與穆斯林在時有武力衝突爭勝中，卻在文化上，留下彼此遇合後，創作心靈昇華出的藝術永恆。

十四、達文西想跳槽到君士坦丁堡為土耳其蘇丹工作

讓我們換個角度，從文藝復興藝術來看東西文化遇合吧！

對西歐而言，在政治軍事上，十字軍運動猶如當時加長版的政治八點檔，被新崛起的西歐掌權者用來作為誇耀自己，在國際舞台上可以呼風喚雨的秀場。但結果卻以歹戲拖棚收尾。

在文化上，西歐人到達東方後，接收到許多不同文化的刺激。風塵僕僕返鄉後，擺落掉長途行旅風霜，有些人開始將旅途所見，反饋到對自己鄉土新文化的創造上。法國中古哥德式教堂利用幾何圖形設計出繁複的玫瑰窗，有可能就是來自伊斯蘭圖飾的影響。義大利文藝復興更企圖從不同角度，透過揉和古希臘羅馬、希伯來文化、阿拉伯文化與基督教文化，創造兼容並蓄的新文化。

圖26  巴黎聖母院的玫瑰窗與彩色玻璃。

圖片來源：https://kamatiam.org/wp-content/uploads/2015/01/North_rose_window_of_Notre-Dame_de_Paris_Aug_2010.jpg

受到義大利文藝復興的震撼，十五世紀鄂圖曼幾位著名的蘇丹，也喜歡請文藝復興藝術家為他們創作。

1479年，當時威尼斯最知名的畫家Gentile Bellini 受威尼斯共和國政府任命，前往君士坦丁堡，為剛滅亡拜占庭帝國、新建立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蘇丹Mehmed二世（Mehmed the Conqueror）畫像。目前藏於倫敦國家畫廊的Mehmed二世半身像，很可能就是當時留下的作品（多處在十九世紀被重繪）。這幅畫裡，雖然蘇丹的衣著與窗沿的掛毯散發著伊斯蘭風情，但蘇丹側身像的畫法是仿照古羅馬錢幣上的統治者圖像。在佈景與構圖上，將Mehmed 二世置於居高臨下的拱廊窗台，則依循西歐中古宗教圖像繪製聖徒與君侯的模式。在文藝復興畫像成就刺激下，鄂圖曼宮廷對畫像的接受度更為開放。

圖27  Gentile Bellini (att.) Portrait of Sultan Mehmed II. 1480.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圖片來源：https://kamatiam.org/wp-content/uploads/2015/01/Gentile_Bellini_003.jpg

蘇丹Bajazet二世登基後，1502年達文西寫信給他，希望到君士坦丁堡的蘇丹宮廷任職。達文西提出一個橋樑設計圖，希望為君士坦丁堡外的金角灣（Golden Horn）內港，建造一座可以比擬古代的巨型橋樑。這座橋樑的設計稿還在，只是當年土耳其蘇丹認為達文西的設計太大膽，不敢付諸實現。達文西的構想，直到2001年才以縮小版的形式，興建在挪威首都奧斯陸。

圖28  達文西手稿（1502）Paris Manuscript L, Folio 65v and 66r.

圖片來源：https://kamatiam.org/wp-content/uploads/2015/01/Leonardo_Bridge.jpg

圖29  奧斯陸的達文西橋。

圖片來源：http://www.leonardobridgeproject.org/engineering.htm

十五、近代西歐與伊斯蘭

隨著交通工具與溝通媒體越來越發達，這個世界相互之間的關係也越來越被層層交錯的複雜網絡串聯。除了刻意打造的壁壘外，對歷史的解析越來越不能從意識形態的分類下手。

進入近代之後，西歐與穆斯林也非一直處在敵對狀態。1530年代，歐陸進入法國與西班牙哈布士堡王室（House of Habsburg）兩雄爭霸的局面。法王法蘭西斯一世（Francis I）為了對抗勁敵哈布士堡王室，便曾與鄂圖曼土耳其蘇丹蘇里曼一世（Suleiman the Magnificent）結盟。

圖30  文藝復興著名的威尼斯畫家Titian為法蘭西斯一世（左）與鄂圖曼蘇丹蘇里曼一世分別繪製的畫像。

圖片來源：https://kamatiam.org/wp-content/uploads/2015/01/Francois_I_Suleiman.jpg

西歐一直要到十七、八世紀之交，才真正脫離近東穆斯林在軍事政治上帶來的威脅。1683年，維也納再一次嚐到被鄂圖曼土耳其圍城兩個月的苦楚。如果從七世紀算起，今日我們所謂的西歐，不管從西邊的西班牙、或是位居地中海要衝的羅馬，曾長達一千年不斷面對實力強大的伊斯蘭鄰居。

到了十九世紀，英法進入帝國主義時代。面對政治利益的計算，國際關係更非意識形態可界定。英法曾在1854-1856年的克里米亞戰爭，聯合鄂圖曼土耳其一起攻打信奉東正教的俄國。

凡此種種，都讓我們看到，用「東西對抗」或「文明衝突」這樣的詮釋模式來解釋歷史，不但不能幫助我們對人類歷史有確實的理解與反省；反而讓後起者落入過去所設下的認知牢籠，無法大步往前邁進。

十六、標籤化過去複雜的歷史，只會讓未來更複雜

歷史上，從來就沒有信仰內涵一致、行動方向也完全相同的宗教。在一頂大帽子下，涵蓋著許許多多不同的教派與信仰個體。從單一化的角度去認知不同族群的遇合，而忽略地緣政治、利害競合、文化交融在歷史發展上真正走過的路，往往是讓簡化的片面認知，加深更多的誤解。這樣的做法，不但沒有讓歷史學走向引領獨立思考之路，反而讓未來葬身在過往層層佈下的認知迷障裡。

歷史問題「去標籤化」，不僅是台灣民主政治多元發展重要的功課，也是現代史學應該努力的方向。

此外，歷史上有許多「政教合一」的現象。如何更精確地講述這些現象的特質，也是重要的課題。在人類實際的歷史經驗裡，「宗教教義」與「現實」之間的互動，不僅層次多元複雜，而且也經常互相扭曲。這個問題不僅限於一神教，其實也出現在西藏佛教、以及「儒教」與中國政治傳統的關係上。

當達賴喇嘛希望終止運作了近五世紀的轉世制度，讓西藏走上民主化，[12] 正在面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種種挑戰與衝突的我們，該怎麼看他對藏傳佛教未來的思考？

連結到1219 年，聖方濟在第五次十字軍期間，以一己之力前往埃及與撒拉丁的姪子會面，希望出於世俗計算而被奮力激起的群眾宗教熱情能被好好平息。如果說：「誰掌握了過去，誰就掌握了未來；誰掌握了現在，誰就掌握了過去。」（喬治歐威爾語，《1984》）對這個被以前歷史書寫一再塵封的過往，我們又該如何省思，在英雄與掌權者的話語權之外，像聖方濟這樣淡泊名利、卻真誠關心人類心靈平安的人曾經付出的努力，如何不被滾滾歷史煙塵埋沒？

＊相關補充資料與史料，後續將發表於「花亦芬專欄」，臉書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huaopus）與部落格（http://yfhua.blog.ntu.edu.tw）形式都有，歡迎大家參閱。

註解

[1] Kevin Madigan, Medieval Christianity. A New Histor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03-104.[2] Thomas F. Madden (ed), Crusades. The Illustrated History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5), pp. 34-35.

[2] Thomas F. Madden (ed), Crusades. The Illustrated History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5), pp. 34-35.

[3] 相關史料參考：Olivia Remie Constable (ed), Medieval Iberia: Readings from Christian,
Muslim, and Jewish Sources. 2^nd edition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1).

[4]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item “crusade”: “An aggressive movement or enterprise against some public evil, or some institution or class of persons considered as evil.”

[5] Thomas F. Madden, The Concise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d,
2013), Ch. 2.

[6] Carole Hillenbrand, The Crusades: Islamic Perspectiv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Ch. 8.

[7] Pepe Escobar, “The Second Coming of Saladin” (Asian Times, May 18, 2007).
http://www.atimes.com/atimes/Middle_East/IE18Ak01.html

[8] Graham Maddox, “The ‘Crusade’ Against Evil: Bush’s Fundamentalism,”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 History 49,3 (2003): 398-411.

[9] 參見：Paul Moses, The Saint and the Sultan: the Crusades, Islam and Francis of Assisi’s
Mission of Peace (New York: Doubleday Religion, 2009).

[10] Thomas F. Madden, The Concise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Ch. 6.

[11] 有關這個部分中文資料可以參考：Simon Sebag Montefiore著，黃煜文譯，《耶路撒冷
三千年》（台北：究竟出版社，2013年）。

[12]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4/09/140909_tibet_china_dalai-lama_reli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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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亦芬 / 錯譯的「十字軍東征」（crusades），被標籤化的歷史 ─ 「被誤解的歷史重新看」系列（一）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s://kamatiam.org/錯譯的十字軍東征被標籤化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