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麗榕(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助理教授)
翻開1935年吉村清三郎為日本在台灣「始政」四十周年記念台灣博覽會畫的鳥瞰圖,可以看到一張色彩豐富、既寫實又富漫畫趣味的活潑圖像,讓觀者從空中明暸展覽會的整體地理規劃,不但顯示四個會場與主要展館,也可看到示意的地形景觀,甚至其中的人群樹木,令人彷彿有身歷其境的錯覺。
圖1 1935年臺灣博覽會會場鳥瞰圖 :新公園裡的兒童國有野良黑及米老鼠圖像
掃瞄自魏德文等編,《測量臺灣:日治時期繪製臺灣相關地圖1895-1945》,南天書局,2008
這四個會場裡,第二會場新公園(今二二八公園)的「子供の國」,特別吸引我注意。「子供の國」當時漢譯名為「兒童國」,近年有人譯成「兒童樂園」,很容易使人回想起過去圓山動物園旁遊樂場。確實這是以兒童遊樂園的概念構築的展區,設置了不少當時算是先端的遊樂設施。日本自1910年代興起的遊樂園,早期不少與博覽會密切相關,1930年代後逐漸結合私營鐵路發展。當年日本殖民地台灣,亦在台北、新竹、嘉義等各地公園內,陸續設置簡易兒童遊樂設施,包括溜滑梯、鞦韆等,在台北及新竹的公園規劃中,並且將遊樂設施與動物展示聯結,以吸引兒童遊客,但尚不常見類似1935年博覽會中「兒童國」裡,所出現的飛機組成的飛行塔、寶貝車等大型電動機具。歷史文獻中說,「兒童國」內設有龍宮城、日之丸仰拜館、兒童之家、蓬萊塔、遊戲場、飛行塔、寶貝車等,[1] 其中所謂「日之丸仰拜館」,內容是日本國族主義的歷史觀,除此之外,環繞新公園中第四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塑像所做的宣傳,都在推銷該次博覽會著重的「日本精神」。
無論如何,從吉村的鳥瞰圖,可以看到兒童國裡的主要景觀有水池、植物群、大鳥籠、巧克力巨形立碑、戰車、飛機塔、大木馬、鞦韆等等遊樂設施,園區名稱的片假名「コドモノクニ」,也以修剪整齊的草坪形式出現在終端,洋溢濃厚的都市休閒趣味。鳥瞰圖裡螞蟻般的遊覽人潮中,竟然有1928年誕生的米老鼠(Mickey Mouse)穿插其間!最讓我驚訝的,是有一處長碑上站著一個玩偶,很像我年輕時使用的一只鬧鐘(如圖2)。
圖2 1980年代講談社出售的「野良黑」鬧鐘
先父於1980年代到日本旅行歸來,家裡等門的每個孩子都得到這個鬧鐘當禮物。它極討我們這些孩子喜愛,每天早上一到設定的時間,它就吹起陣陣喇叭軍號,接著用日語大聲喊道:「早安!我是野良黑,起床時間到囉!起來!(おはよう!ボクのらくろ、起きる時間だよ!起きろ〜)」睡夢中醒來,隨手壓住黑狗頭頂按鈕,它就把眼睛閉上,並稱讚你:「今天也很有精神喔!(今日も元気でね)」。時隔20多年,雖然這只曾經鍾愛的鬧鐘時間還算準確,但早已朽壞不再出聲,成了啞巴,送修無救。回想這段早晨的例行聲音,先父的贈禮成為個人珍藏品,分外感懷思念。當然,當時我對黑狗的名字「のらくろ」(Norakuro,「野良黑」之日語讀音,「野良犬黒吉」之簡稱)素無認識,它說的日語也不全然明白,但這完全不妨礙它的可愛。有一天,不經意注意到鐘面上說明它是講談社的出品,心裡很狐疑,怎麼這家有名的出版社也賣鬧鐘?一時沒有解答。
所以你或許可以想像,當我看到吉村所畫的1935年台博鳥瞰圖裡,竟然有這隻黑狗在新公園裡出現,甚至站在醒目的立碑頂端,我是多麼地驚訝。
究竟這隻黑狗與台灣博覽會有何關係?在台灣博覽會誌中似乎難有所獲。試著去查閱《台灣日日新報》,讀到博覽會舉行前,先睹為快的照片報導(圖3)。在這篇報導中,「兒童國」裡樹立的巧克力立碑上,高處站的是「巧克力上等兵」,野良黑不顯眼地,黑黑地一團,低調地站在上等兵腳下。在這紀念日本統治台灣四十周年的展覽會期間,「巧克力上等兵」唯一的任務,是站在第四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大將對面,向大將敬禮。這篇報導的記者模擬大將與上等兵對話,以軍事命令口吻,重點鎖定在大將要求上等兵保持堅定精神,以面對戰爭。但也配合展覽的節慶式氣氛,加入一絲幽默,所以最後兒玉大將說:「兒童大軍來了,我很高興!」「巧克力上等兵」附和道:「我也跟您一樣高興。」這座巧克力立碑是由巧克力商明治巧克力所立。可惜的是這篇報導中,野良黑或許軍階太低?竟被記者忽略了,沒有被採訪發言。但對照吉村清三郎的鳥瞰圖上立碑玩偶,奇怪耶,吉村畫的上等兵雙手插腰站立,而照片中的上等兵則舉手至太陽穴作敬禮狀。為何會有這種差異,實在使人費解。
圖3 「巧克力上等兵」向兒玉大將敬禮,腳下站立著「野良黑」
資料來源:《台灣日日新報》1935年9月15日7版
讀美國學者Aaron Herald Skabelund關於日本帝國與狗的歷史,才知「野良黑」其實是隻名犬。台灣博覽會舉行時,日本最有名的狗可能是渋谷車站的柴犬──忠狗八公(「忠犬ハチ公」,Hachiko,1923-1935),這條名狗死後被東京帝國大學進行病理解剖以了解死因,發現胃中遺留數根烤雞串,甚至刺穿胃壁。如今牠的內臟放在東京大學農學部,毛皮則剝製成標本,置於上野公園國立科學博物館。旁邊放著牠一生從沒見過的樺太犬次郎,次郎也是日本名犬,在1950年代跟著日本南極觀測隊出任務,因天候不佳,被放棄近一年後與另一條狗奇蹟存活下來,振奮人心,但又一年多次郎仍病故,而被剝製成標本公開展出。
另一方面,「野良黑」卻不會老死,因為牠是卡通人物,在1930年代相當熱門。1931年元月到1941年10月,牠被刊登在講談社出版的《少年俱樂部》雜誌,戰後又多次重刊。作者田河水泡具有普羅思想,並且受美國漫畫影響,所以塑造了這樣一個狗人物。牠不是典型的英雄,曾向敵人投降,被俘時會哭,愛吃肉包子、紅豆大福,怕青蛙。牠出身低層,是混種米克斯,曾流浪街頭,但個性開朗樂觀,總是精神飽滿。加入猛犬聯隊後,雖然常出各種紕漏,但屢敗屢戰,從二等兵開始,一步步升為一等兵、上等兵、伍長、軍曹、曹長、少尉、中尉、大尉,最後得到「大」、「日」、「本」三個勳章。戰後成為喫茶店店長,與心愛的阿銀小姐(お銀ちゃん)結婚。Skabelund認為野良黑是普羅大眾「立身出世」的象徵,而漫畫中的動物,包括豬及熊等,則暗喻日本帝國的外交軍事對手(如中國及俄國),其聯隊的各種狗隻組合,也象徵日本帝國所宣傳的大亞洲主義。這個在大眾青少年文化中出現的角色,描繪出的戰爭是被美化的戰爭,(圖4)許多讀了這份漫畫的青少年後來出征了,並且再也沒有歸家。[2] 這種場景,如同周婉窈描繪過的,戰爭時期日本善用美與死的文化宣傳。網路上有「鄉民」認為野良黑(近年常譯為「野狗二等兵」)像極了美國漫畫菲力貓和米老鼠的混搭造型,確實作者田河水泡是深受美國漫畫影響的。
取自You Tube「のらくろ二等兵」
「野良」二字在日文中有野外、流浪的意思,雖然「野良黑」這個角色出身流浪狗,但與上述虛構戰爭實情類似的,這個角色無意引導少年讀者關心現實問題,特別是流浪狗的落魄處境。日治初期,台灣流浪狗面臨政府掃蕩的命運,對飼主課稅及來福槍是流浪狗「全滅」政策的法寶。[3]
1926年出生的先父,1980年代到東京購買「野良黑」鬧鐘返鄉,不知是個偶然,還是他也看過「野良黑」的漫畫?已無法向他請教了。但和他前後年代出生的前輩,倒真有人在回憶中提及這部漫畫:臺灣教會史家、圖書館界前輩賴永祥(1922-)就讀公學校時,其父親為他訂購的講談社出版物包括《少年俱樂部》雜誌,他說這部漫畫「人氣之旺,或許只有華德迪士尼(Walt Disney)的米奇老鼠可相比。」賴先生並同時談到也在這份雜誌上連載八年的南海冒險少年的故事。[4] 與此類似的,作家鄭清文(1932-)也對《少年俱樂部》的漫畫印象深刻,他回憶說:「小時候,最喜歡看的是在《少年俱樂部》連載的《野良黑》(野狗小黑)和《冒險段吉》(少年冒險家段吉)。一個是小兵立大功,步步高升,一個是深入南洋的荒蠻之地,成為土人的領袖的故事。這是戰時日本社會的集體意識。」[5]
戰爭與軍事確是「野良黑」產生的時代背景,所以牠以士兵的身分跨越大陸出征,因立功而逐步高升,最後全身而退。我終於了解為何黑狗鬧鐘要以吹軍號聲為起床號。重思1935年台灣博覽會裡兒童國的設施,戰車、飛機、木馬、致敬的上等兵,沒注意過的軍事符碼一個個跑出來。黑狗的故事或許與一個過去的戰爭時代相扣連,但就私人情感而言,這只黑狗鬧鐘卻更是家族記憶的一個寄託,完全沒有煙硝味,只有親情無盡的思念。
註解
[1] 鹿又光雄,《始政四十周年記念台灣博覽會誌》(台北:台灣博覽會,1939),頁73。
[2] Aaron Herald Skabelund, Empire of Dog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151-154.並參考「のらくろ館」網站:http://ppt.cc/7ZXV,以及日文維基百科對「のらくろ」的解釋,均於2012/10/30點閱。
[3] Aaron Herald Skabelund, Empire of Dogs, p82.亦可參考吳政憲,〈飄泊悲歌:臺灣流浪狗之研究(1895-1910)〉,《臺灣人文》期5(臺北:臺灣師大人文中心,2000年12月),頁219-245。
[4] 許雪姬、張隆志、陳翠蓮訪談,賴永祥等紀錄,《坐擁書城:賴永祥先生訪問紀錄》(台北:遠流出版社,2007),頁43-44。
[5] 鄭清文,〈水庫的水源〉,《紙青蛙:鄭清文精選集》(台北:九歌出版社,2010),博客來網站:http://ppt.cc/hwKz,2012/10/29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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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麗榕 / 關於一隻黑狗與家族、戰爭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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