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高樹（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從〈侍衛嘆〉談起
道光年間(1821-1850)，宗室奕賡將擔任侍衛期間的觀察和感受，以「鶴侶」之名，用流行於北京、東北旗人社會說唱形式的「子弟書」，（圖1）呈現旗人的生活面貌。侍衛是皇帝的扈從，〈少侍衛嘆子弟書〉曰：
自是旗人自不同，天生儀表有威風。學問深淵通翻譯，膂力能開六力弓。性格聰明嘴頭滑順，人情四海家道時興。本就是赳赳武夫干城器，更兼他手頭撒漫衣帽鮮明。
圖1 〈少侍衛嘆子弟書〉（局部）。
「子弟書」是由八旗子弟創作的說唱文學，乾隆朝以後流行於北京、天津、盛京一帶，清末民初逐漸消失。「子弟書」的內容多改編自史書、小說、戲曲，另有部分呈現旗人的生活樣態，表演時以三弦伴奏，只唱不說，曲調已經失傳。
圖片來源：《清代南府與昇平署劇本與檔案．子弟書》，頁241。
充滿著自信與自傲。關於侍衛的待遇，〈侍衛論子弟書〉曰：
雖然難比翰林爵位，要知道比上步軍是人上人。兩匹官馬養妻贍子，料季兒每個月總賣四五千文。值門時外領班錢內吃官飯，圍盪兒無論大小俱有幫錢。最是畢生得意處，每至年終領掛錢。
地位未必顯赫，但有各種津貼。至於實際的生活情形，〈老侍衛嘆子弟書〉曰：
酒債尋常行處有，朝回日日典春衣。當票子朝朝三五個，賬主兒門前鬧潑疲。老妻自是多賢慧，挎竹籃每向墳邊乞祭餘。
卻是耽溺宴飲，仰賴典當、舉債甚或乞食度日。
侍衛是旗人稱羨的職位，他們選自皇帝親領的鑲黃、正黃、正白三旗的官員子弟，有頭等(三品)、二等(四品)、三等(五品)和藍翎(六品)之分，（圖2-5）出身、品秩俱有可觀，在清中葉竟淪落至〈老侍衛嘆〉所說的「這如今日月艱難竟自成了老窮兒」。
圖2 頭等侍衛固勇巴圖魯伊薩穆；圖3 二等侍衛特古思巴圖魯塔尼布；圖4 三等侍衛克什克巴圖魯伍克什爾圖；圖5 原藍翎侍衛莫寧察。
〈少侍衛嘆子弟書〉描述侍衛對穿戴、配件的講究，乾隆年間繪製的《紫光閣平定西域後五十功臣》，有不同品級侍衛的圖像。清制，武職五品以上，以孔雀翎為冠飾，綴於冠後，稱為「花翎」，官員需奉特賞始得戴用；孔雀翎上的圓圈稱為「眼」，有單眼、雙眼、三眼之分，一般為單眼花翎。六品以下者，則戴染成藍色的鶡鳥尾羽，稱為藍翎，無眼，從冠飾上可以分辨出品級較低的藍翎侍衛。
圖2來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Yisamu.jpg#/media/File:Yisamu.jpg
圖3來源：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Taniku.jpg#/media/File:Taniku.jpg
圖4來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Uksilku.jpg#/media/File:Uksilku.jpg
圖5來源：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eningca.jpg#/media/File:Meningca.jpg
何謂「八旗生計」
滿洲在部落時期，族人以採集、漁獵、畜牧、貿易，以及驅策奴隸從事農耕，或是透過掠奪戰爭進行分配，來滿足他們的經濟需求，是一種自給自足的經濟型態。八旗制度建立後，清太祖努爾哈齊(1599-1626，1616-1626在位)於天命八年(1623)確立「八家均分」的共享原則，旗人遂於分配與再分配的過程中獲得生活資源。順治元年(1644)清軍入關，朝廷為安置明朝歸附官兵，乃仿行明制發放俸餉，這個辦法也逐步擴及八旗；又將關外分田土、建莊屯的經驗，在京畿一帶圈地，分撥土地、莊園給旗人，仍具有「兵農合一」的意義。然而，自康熙三十年(1691)以降，旗人生計困難的問題逐漸顯露。
所謂「八旗生計」，據《滿族大辭典．八旗生計》的解釋：
清代旗人生活困難問題。自清軍入關後，八旗兵駐防全國各城鎮，以撥給旗地及俸餉為生活之資。定制不准經營農、工、商，且生齒日繁，入不敷出，遂出現生計問題，漸有典賣旗地以求維持者。康熙、乾隆時，曾採取賞賜銀兩、回贖旗地、增加兵員等辦法，予以補救，其生計仍未得到妥善解決。道光、咸豐以後，國家財政拮据，八旗兵丁及家屬度日維艱。至辛亥革命，清亡，八旗制度亦不復存在。
內容的重點有三：一、旗人經濟來源仰賴旗地和俸餉；二、旗人不得從事仕宦、披甲以外的工作；三、旗人生齒日繁、入不敷出，國家極力設法解決。「生計困難」一詞，在清朝幾乎成為指涉旗人經濟陷入困境的專門詞彙，這也是我們對「八旗生計」的一般印象。
十九世紀中期以後，清朝遭逢內憂外患，戰亂迭起，造成國家財政危機。咸豐(1851-1861)、同治(1862-1874)年間，便以削減八旗兵餉作為因應方式之一，包括：餉銀折發制錢、搭放制錢發給、減成發放等，自然影響旗人的生計。晚清的筆記、報刊對於旗人生活窮困的記載愈來愈多，但能否據以認為盛清以來生計困難是旗人社會的普遍問題，則有待進一步檢驗。
旗人收入是否足用
旗人的收入，仰賴旗地和俸餉，按身分、職位的高低，國家給予不同的待遇，《大清會典》或《欽定戶部則例》皆可見詳細規定。至於是否能夠維持生活，當因人而異。
以任官的旗人為例，雍正元年至二年間(1723-1724)，福州駐防將軍宜兆熊(?-1731，正白旗漢軍)密奏，情願出資捐造盤鎗1,101桿、子母砲28位、（圖6）欓木20架等軍械，並挑選四旗壯丁40名，每名按月捐給餉銀1兩，雍正皇帝(1678-1735，1723-1735在位)在硃批中深表嘉許，卻言：「但只是你不養家口麼？那有許多捐造，實在朕心至於不忍矣」，也認為「捐造太多了，向後若有應添造處，不可捐助，請旨定奪」。（圖7-8）宜兆熊奏稱，合家不過40餘口，所得俸祿養贍有餘。據《福州駐防志》載：雍正二年，宜兆熊奏准捐給四旗馬上鎗兵200名、鎗營步兵347名的每年藥鉛銀168.08兩；又奏准四旗設立欓木兵80名，於養廉名糧內每年捐給餉銀960兩。是時，養廉銀制度尚未建立，福州將軍的年收入項目包括：
- 俸銀：俸銀180兩、心紅紙張銀200兩。
- 祿米：白米家口3名，折銀9兩。糙米家口37名，五個月半支本色，米50.875石；六個月半支折色，銀53.1125兩。
- 額馬：20匹，穀、草折銀259.2兩。
- 養廉名糧：馬糧40名，戰糧、守糧各30名，本色、折色各半，共支銀2,502兩、米180石。（圖9-10）
圖 6 子母砲。
子母砲是以鑄鐵製的輕型火砲，由一門母砲和若干子砲組成。子砲為空心圓筒，內裝砲彈、火藥，操作時先將子砲裝入砲身後的口型裝藥室，發射後退出空子砲，可快速輪流換裝。主要有兩種形制：一、重95斤，長5尺3寸，固定在四輪平板車上，砲身有5道箍；子砲重8斤，有5個。二、重85斤，長5尺8寸，末端加木柄，用鐵鎖聯於車上。
圖片來源：［清］允祿等奉敕編，《皇朝禮器圖式》，卷16，〈武備．火器〉，頁21a、23a。
圖7 雍正皇帝朝服像。
圖8 〈福州將軍宜兆熊．奏報捐造子母砲散給旗營演防守地方事〉，雍正二年閏四月二十一日，硃批
「奏摺」是清朝官員向皇帝報告事務的文書，制度始於康熙朝，確立於雍正年間，是官員與皇帝秘密通訊的工具。皇帝親覽奏摺後以硃筆批示意見，可以從中了解皇帝的性格特質、施政作風，以及君臣間的互動。福州駐防將軍宜兆熊上奏捐造子母砲，雍正皇帝則在「硃批」中對宜兆熊捐資籌辦軍械表達不忍與勸阻。
圖片來源：朱誠如主編，《清史圖典（六）・雍正朝》，頁37；《清代宮中檔及軍機處檔摺件資料庫》，文獻編號：402010682。
圖9-10 《福州駐防志》詳載駐防將軍俸餉項目。
《福州駐防志》是新柱(?-1768，鑲黃旗滿洲)在乾隆八年至十三年(1743-1748)間擔任福州將軍時所修，書中詳載官兵支領俸餉項目。其中，將軍養廉銀1,600兩，八旗武職養廉在雍正朝屬臨時的恩賞性質，至乾隆三十三年(1768)始有定例，迨乾隆四十二年(1777)復更定例，駐防將軍的養廉銀則由2,000兩減為1,500兩；「養廉名糧」，即「親丁名糧」，原為各省綠營武職的津貼，在全面實施養廉銀之後廢止。又由於宜兆熊捐給軍械、餉銀，繼任者皆循例辦理。
圖片來源：［清］新柱等纂，《福州駐防志》，卷 10，〈俸餉〉，頁 1-2。
因此，宜兆熊年收入為銀3,203.3125兩、米230.875石，捐款1,128.08兩，每年餘銀2,075.2325兩；所得之米以每年人均穀物消費水準2.6石計，約可供89人食用，故能養贍有餘。
雍正九年(1731)，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1677-1745，鑲藍旗滿洲)奉召回京出任保和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眷屬仍在雲南。雍正皇帝指示兩江總督高其倬(?-1738，鑲黃旗漢軍)「仍將雲貴廣西總督衙門養廉銀之項支給，以為用度，務令富足寬裕」。高其倬宣稱一年應給12,000兩，使稍寬裕；依鄂爾泰的說法，每年2,000-3,000兩即已足用，萬兩則寬裕之至。經雍正皇帝裁示：「萬金實多，今可每月以五百金為數，一年六千兩給予」。鄂爾泰在雲貴總督任上一年有養廉銀17,000兩，自陳「素守儉樸，原無奢費，且家口無多，養贍甚易。計一年上下衣食、幕客修金各項，共不及六千兩」；返京就任新職，必有幕僚、僕從隨行，故留住雲南眷屬用度額數當屬可信。總督、尚書皆為一品大員，歲支俸祿銀180兩、米90石，另有些許津貼，惟雍正初年始陸續在各省制定養廉銀，鄂爾泰在制度實施之前和接任京官之後，單憑俸祿實不足以負擔家庭開銷。
清朝的俸餉制度沿用明朝，而明朝的官俸過於微薄，被認為是導致官員侵貪，敗壞吏治、軍政的癥結，其弊端也延續到清朝，即使八旗官員的待遇較好，他們在職期間的行為，大概也和漢官相去無幾。簡單的說，上司向下屬索求，州縣侵吞錢糧、收受陋規或科派民間，遂成為慣例。康熙皇帝(1654-1722，1662-1722在位)嘗言：「所謂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謂。若纖毫無所資給，則居官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為生？」實為皇帝所默許。
旗人工作是否受限
官員在檢討八旗生計問題時，經常提到旗人對國家的依賴。以乾隆朝(1736-1795)初年的奏疏為例：御史范咸曰：「士農工商，皆得以自食其力。而旗人所藉以生計者，上之者服官，下之者披甲，二者皆取給於大官之錢糧」。戶部侍郎梁詩正(1697-1763)曰：「旗人無農工商賈之業可執，類皆仰食於官」；御史赫泰曰：「不農不賈，皆束手待養」；直隸布政使沈起元(1685-1763)則曰：「未有舉數十萬不士不農、不工不商、非兵非民之徒，安坐而仰食於王家，而可以為治者」。從這些言論來看，旗人似受到政策的限制，不能從事其他工作。
對於旗人不務農業的原因，早在順治年間(1644-1661)都察院即有奏言：
滿洲兵丁雖分給地土，而歷年並未收成，因奉命出征，必需隨帶之人，致失耕種之業｡往往地土曠廢，一遇旱澇，又需部給口糧，且以地瘠難耕，復多陳告，而民地又不便再行圈占。
而雍正朝推動的「八旗井田」、乾隆朝規劃的「京旗回屯」，可以說明皇帝不反對旗人務農；且上述范咸等人的奏議，也都是建請應驅策旗人前往邊區屯種。
對於旗人不營工商的原因，咸豐年間歷任督撫的王慶雲(1798-1862)指出，「今之扼腕八旗生計者，輒曰國有四民，功令獨旗人不得經商逐利，故貧困至此，是亦未聞故事耳」，即不了解本朝舊日制度所致。事實上，自入關以來，朝廷為革除前朝強買糧料諸弊，屢次頒布禁止王府商人、旗員家人經商貿易的命令。因此，旗人不治生業，是配合國家的不與民爭利、不囤積居奇政策；即便荒廢農事，也是為執行征戰任務，惟日久卻產生抗拒心理。
道光元年(1821)，正白旗漢軍副都統武隆阿(?-1831，正黃旗滿洲)等奏陳：
旗人舊例，並無農工商賈之禁。然旗人之不務農工商賈者，固由於無田地資本，更由於聚族而居，非服官即當兵，食俸食餉，享於尊貴。始則鄙之不屑為，年復一年，性成習慣，竟至為之而恥於同類。……奴才等見各省駐防旗人，多有習於工賈以牟利者，殆非不願為之也。
可知旗人除仕宦、披甲之外，是「不願」而非「不得」從事農、工、商業。
生齒日繁是否影響
八旗官員常以「生齒日繁」為由，向皇帝提出各種改善旗人生計的措施。乾隆二年，御史舒赫德(1710-1777，正白旗滿洲)總結生計問題的癥結，曰：
我朝定鼎之初，八旗生計頗稱豐厚者，人口無多，房地充足之故也。今百年以來，甚覺窮迫者，房地減於從前，人口家有什佰，兼以俗尚奢侈，不崇節儉，所由生計日消，習尚日下，而無所底止也。
全在房地日減、人口日多、風俗日壞。韋慶遠〈論八旗生計〉認為，舒赫德的意見只呈現表象，真正的關鍵在八旗制度本身，國家對旗人採取「全部包養」政策，要求他們只能仕宦、披甲，卻無法提供足夠的官缺、兵額，於是形成惡性循環，是極具影響力的看法。尤其乾隆初年杭州駐防漢軍丁多缺少，甚至有一戶二十餘口僅賴一份披甲錢糧過活，更足以說明餘丁造成的生計問題。[1]
有關八旗丁數的變化，從檔案、官書所見有限的資料，略為：順治五年(1648)，34.6萬名；康熙六十年(1721)，暴增為69.6萬名；至嘉慶(1796-1820)、光緒(1875-1908)年間，則分別有52.3萬名、50.9萬名；嘉慶朝以後丁數減少，應與乾隆朝實施出旗政策有關。據《八旗通志》的記載，順治朝的佐領數為571個，至雍正朝增為1,159個，每增編一佐領，即增加若干的官缺、兵額。另一方面，在京師八旗的編制之外，隨著駐防體系的漸次建立，八旗駐防官兵人數也為之擴充。至清末，京師八旗職官計有6,680名，設佐領1,151個，轄兵丁120.309名；駐防佐領817個，編制官兵合計123,963名。換言之，隨著旗丁人數的成長，兵額也從入關之初的10萬左右，增加至24萬以上，顯然國家嘗試執行所謂的「包養」政策。況且人口壓力是全國性問題，不是旗人社會所獨有，而他們卻能獲得國家政策的保障。
相較於任官的旗人，兵丁的經濟來源只有按月支領的固定俸餉，若家庭食指浩繁，生計問題自然嚴重。兵丁的俸餉包括餉銀、餉米、馬乾三項，視兵種、駐地有所不同。（圖11-17）旗人主要挑補馬甲，以京師為例，每年可領銀36兩、米22.2石(可供8人之用)，養馬則按匹數每匹月支馬乾折銀3兩；若挑為位階較低的步甲，每年只有銀18兩、米10.6石(可供4人之用)的收入。上述杭州漢軍馬甲家庭，俸餉歲支銀24兩、米30石，必須撫養二十餘口，負擔極為沉重；惟朝廷另訂有駐防武職「丁糧馬乾」的支領標準，馬甲可支領家口7名、馬6匹的津貼。其中，家口每口月給米0.25石，杭州駐防馬匹每匹春冬每月給豆9斗、草60束，夏秋每月給豆6斗、草30束，合計每年可支領丁糧21石，馬乾豆54石、草3,240束。若將馬乾折銀，按雍正元年頒布浙江豆每石1.1兩、草每束0.017兩的定價，則豆折59.4兩、草束折55.08兩，合計114.48兩。因此，杭州馬甲的年所得為銀138.48兩、米51石，所領之米約可供19人一年食用，該漢軍的收入或能勉強支應。
圖11-13 京城八旗、盛京八旗、直省駐防月支餉銀之圖。點選網址可看大圖：https://imgur.com/ipexIbh
圖14-16 京城八旗、盛京八旗、直省駐防歲支餉米之圖。點選網址可看大圖：https://imgur.com/0HWqHwN
圖17 京城八旗各省駐防每馬月支馬乾定則之圖。
八旗兵丁的俸餉，分餉銀、餉米、馬乾三項，依兵種、駐地的不同而有差異，在康熙朝中期形成定制後，直到清末都未調整。
圖片來源：圖11-16［清］于敏中等奉敕修，《欽定戶部則例》，卷101，〈兵餉・餉乾總圖〉，頁1b、2a、2b-3a、3b、4a、4b-5a。圖17［清］于敏中等奉敕修，《欽定戶部則例》，卷101，〈兵餉・餉乾總圖〉，
6b。
論旗人生計困難者，多歸因於人口日多、物價日昂，以及習於奢靡，但此乃整體社會變遷所致，並非旗人獨自面對的問題。又旗人多只知求官候甲，不以百業為事，且其經濟壓力亦因人、因地或因時而異，並非所有的旗人皆在貧窮邊緣掙扎。道光元年，御史佟濟奏陳調劑旗人生計，硃批曰：「雖係實在情形，然似是而非。總之，八旗生齒日繁、錢糧有限，其中貧富不一，且善于度日與否，又復不一」，（圖18-19）實為「八旗生計」下一註腳。
圖18 道光皇帝朝服像。
圖19 〈掌江南道監察御史佟濟．奏請調濟旗人生計事〉，道光元年八月十六日，硃批
清朝皇帝視八旗為國家根本，莫不以旗人生計為念。自康熙朝以降，諸帝持續推動恩養、改善其經濟的措施，官員則時常奏陳旗人生活的種種積弊。在君臣闡述八旗生計的諸多意見中，道光皇帝回覆御史佟濟的硃批曰：「其中貧富不一，且善于度日與否，又復不一」，認為是個別差異的問題，可謂一針見血。
圖片來源：萬依、王樹卿、陸燕貞主編，《清代宮廷生活》，頁176；《清代宮中檔及軍機處檔摺件資料庫》，文獻編號：405000085
本文改寫自〈仰食於官：俸餉制度與清朝旗人的生計〉，收入旗人與國家制度工作坊編著，《「參漢酌金」的再思考：清朝旗人與國家制度》，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16，頁231-276。
註腳
[1] 關於雍、乾年間八旗餘丁的討論，參見定宜庄，《清代八旗駐防研究》（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3），頁221-226。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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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業鍵，〈十八世紀福建的糧食供需與糧價分析〉，收入王業鍵，《清代經濟史論集（二）》，臺北：稻鄉出版社，2003，頁11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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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高樹/ 關於「八旗生計」的幾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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