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揚（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前言
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以「特殊軍事行動」為名，對烏克蘭發動戰爭。在此之前，雙方便有多年的緊張甚至衝突關係，但距西洋情人節和北京冬奧閉幕沒過多久的這場軍事侵略，仍震撼了全世界。戰地的諸般情景，藉由科技與媒體進入我們眼簾；這些昇平時期讓人逐奇求新的設備，轉而成為認識戰火無情的窗口。伴隨戰事的延長與發展，從財經到軍事以至國際政治，各種專家也不斷點評交戰雙方的優、劣勢，以及戰爭如何牽動全世界的脈動。面對戰爭，歷史學者也有自己的觀察與思考角度。
論及戰爭，很多人自然會聯想到「軍事史」(military history)。以英國而言，Michael Howard (1922-2019)認為軍事史至少有兩層內涵。第一層較「傳統」，將軍事史視為「戰役」的歷史(campaign history)。軍事史的第二層內涵，則是強調將戰爭置於更廣闊的社會與政治框架下進行考察。這個想法在二十世紀以前便已出現，但取得的成果有限，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兩次世界大戰的規模與影響，讓歷史學者深切體認戰場上的種種決定與走向，和經濟、科技、以至道德等多元因素息息相關。簡單的說，無論是否標榜軍事史研究，除了戰場或戰役本身，歷史學者更重視的是戰爭與社會的關係。
這篇小文，就是想分享歷史學者如何從不同的角度，考慮戰爭與社會的關係。文章不會關注名留青史的戰役、威震八方的將領、鬼謀神算的奇計，也不會著墨什麼神出鬼沒的兵團或精巧戰具。本文將利用史家的研究成果，略述戰爭型態的變化，不同的戰爭起因，歷史（學）和戰爭的互動，以及戰爭帶來的結構性影響。應強調的是，本文希望以人文學者和世界公民的身分，在面對俄烏戰爭的巨大破壞與人道危機之時，嘗試從歷史角度提供一些資源，以理解自身所處的世界和歷史學的角色。對此，文章多處借重加拿大史家Margaret MacMillan的著作《戰爭：暴力、衝突與動盪如何形塑人類與社會》（以下簡稱《戰爭》）和《歷史的運用與濫用》（以下簡稱《歷史》）。但文中摘引的文句，有時可能脫離原作者脈絡，請有興趣或想深究的讀者回歸原著。
圖1 Margaret MacMillan兩部著作中譯本書影。
圖片來源：《戰爭：暴力、衝突與動盪如何形塑人類與社會 》引自 https://pse.is/4946g4；《歷史的運用與濫用：你讀的是真相還是假象？八堂移除理解偏誤的史學課》引自 https://reurl.cc/anR5gQ
古今之變
戰爭，或我們今日理解為戰爭的軍事、暴力衝突，在國家誕生前已然存在。如軍事史家John Keegan所說，肥沃和貧瘠土地的交會地帶，在史前時代便出現了「原始的」(primitive)的戰爭型態。游牧民族和農耕民族的衝突，更是前近代帝國時期戰爭史的一條主旋律。從古至今，戰爭的規模、手段、策略都不斷變化，既和不同時期的技術條件有關，也反映當時的社會文化。
MacMillan認為，1800年以前，人類戰爭史上有三項「主要創新」，分別是「金屬的使用」、「馬匹的馴養」和「火藥的採用」（《戰爭》，頁128）。這三項創新的重要性不難理解：金屬武器讓殺傷力大增，馬匹提高機動性、破壞力並帶來不同的戰術搭配，火藥則進一步衝擊從訓練到編制再到作戰型態的變化。為了回應這些創新，人類也不斷改良軍事技術，如冷兵器時代的弩箭、長弓和各種防禦工事，或是持續精進的火槍與火炮。
在過去的五百年，火藥深刻地改變了戰爭的面貌，歐美學者如Michael Roberts (1908-1996)和Geoffrey Parker等，進而認為十六世紀中期以降的一百多年，歐洲經歷了一場軍事革命(military revolution)。所謂的軍事革命，意指戰爭型態的革新帶動了政治與社會變遷，尤其促成了近代中央集權民族國家的形成。就軍事革命而言，火器的使用是一切的開端，無論是相應的訓練和戰術變化，或是如星形要塞(trace italienne)這類更能回應火炮的發展，都使軍隊規模大幅擴增。對此，國家需要更龐大的人力與物資，要能夠支持常備兵與精良訓練，也必須設計更好的動員與物流手段。這些需求讓官僚機構進一步複雜化，結果是國家本身變得更強大，奠定我們今日所知的樣態。學界對於軍事革命，仍有不少爭論，如它的時間點，戰爭變革與社會變遷究竟誰先影響誰的雞生蛋、蛋生雞問題；也有學者開始關注亞洲的火器和軍事革命，如包含中國在內的東亞世界和南亞的蒙兀兒帝國(Mughal Empire)。但無論如何，火藥、火器為理解近代戰爭的一大關鍵，乃不爭的事實。
如果東亞與南亞早早就有使用火器的經驗與技術，為什麼這些地方沒有產生歐洲軍事革命這樣的變化？理解此問題的一個角度，是這些社會對火器和其它戰爭技術的接受與應用程度。MacMillan便指出，「採用何種技術與何時採用，有賴幾件事情而定：技術的需要、知識的傳播，和某個社會擁抱改變的開放性」（《戰爭》，頁146）。以十九世紀中後期的日本來說，階級所訴求的行事風格與精神，以及對武士刀和劍術的重視，讓不少人對火器持躊躇態度。《神劍闖江湖》中的緋村劍心能憑自己超卓的武藝，在鳥羽‧伏見之戰(1868)中以刀斬殺敵人；《末代武士》中的Tom Cruise可以靠戰術，帶領武士阻擋手持槍械的敵軍；但面對如加特林機槍(Gatling gun)的重裝火力，刀劍與騎馬衝鋒都顯得無力。明治維新帶領日本現代化；接受軍隊和武器變革，或許也可謂觀念現代化的一個表現。
在火器的進展之外，工業革命也奠定了十九世紀以降的戰爭面貌。由改良蒸汽機所引發的工業革命，本質上是一種動力革命，可以「催」出各種經濟與技術潛能。MacMillan便直言「現代戰爭是工業化的戰爭，大規模生產陸軍、海軍，最後還有空軍」。相應於軍隊規模和兵工軍器的擴大，運輸和後勤「靠的是火車、蒸汽船和內燃機」（《戰爭》，頁156）。武器在過去往往是由工匠手工製造；工業革命後生產效率大幅提高，新型工廠透過「標準化、機器製的可替換零件和組裝線」，「能製造出數以百萬計的軍需品」（《戰爭》，頁170-171）。海軍存在已久，但新的蒸汽渦輪機讓船艦「更可靠、易操作、也更快速」，還能「安裝鐵甲」、「攜帶更重的槍炮」（《戰爭》，頁173）。而普魯士及後來的德國之所以能在歐陸所向披靡，完善鐵路網帶來的機動性功不可沒（《戰爭》，頁175）。
圖2 1897年英國倫敦的皇家槍械廠。
William H. McNeill (1917-2016)將此發展稱作「戰爭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 of war)。這個過程始自1840年代，1880年代後尤其如火如荼。簡單的說，1840年代起歐洲列強和美國就已經察覺工業化對戰爭的重要性，1853至1856的克里米亞戰爭，則進一步刺激軍備的需求，促使英國後來由美國引進生產線式的槍枝生產。這樣的戰爭工業化，至少有兩個重要影響。首先，各國都見識到技術改良與軍器生產至關重要，爭相投注資源希望壓倒他國，自然形成軍備競賽。除了政府官方，私人企業也嗅到商機，積極為國家甚至其他政權提供武器，而且往往表現更佳，以至於政府選擇與這些企業建立極密切的合作關係。其結果便是這裡要說的第二個重要影響：軍工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出現。
「軍工複合體」典出艾森豪總統 (Dwight D. Eisenhower, 1890-1969)，美國又經常因軍購議題登上臺灣新聞版面，我們很容易將其與美國聯想在一起。這個印象絕沒有錯，但根據McNeill的研究，這樣的現象首先源自十九世紀晚期的英國，然後再擴散至全球。促成它茁壯的一個關鍵，正是與政府的合作。因為有了政府這個「大戶」，軍工產業不怕沒有買家，可以投入更多資金以研發與生產，不擔心虧本。投資的結果，則使生產效率、產量和技術都不斷改進。政府或軍方也得以基於戰術或各種考量，向軍工產業提出需求，研發更具破壞力的武器。
軍隊規模擴大，戰爭對人力、物力的要求空前地高，交戰更曠日廢時……這些變化造就現代戰爭的又一特質，即總體戰(total war)。讓我們直接用德國將軍Erich Ludendorff (1865-1931)的話來說明：
在當前的戰爭中，軍隊和人民已經融為一體，想要分清哪些屬於陸軍海軍的範圍，哪些屬於人民的範圍，是極為困難的事情。
從總體戰上看，戰爭不單單是軍隊的事情，而且是直接與參戰國的每個人的生活和精神息息相關。
軍隊在前線的戰鬥力完全取決於國民的戰鬥力…國內處於一種為戰爭而工作和生活的情況…戰鬥力源自於國內，然後在敵人面前才有作戰力之表現。（魏止戈譯文）
總體戰的根本是民族精神團結，所以「不僅要預防和阻止不滿分子破壞民族團結，還要掌握其他能夠利用的手段，比如新聞、廣播、電影以及各種出版品等」。在經濟上，需考慮國家能保障國民哪些生活需求？戰爭爆發後，進、出口能否暢通？會不會被「世界市場」孤立？戰場上的「人和科技」是否合格？若將眼光轉移至近期的俄烏戰爭，這些關於總體戰的看法，應該不會教人感到陌生。
為何而戰？
除了戰爭型態，歷史學者也想方設法解釋戰爭的起源。國家、政權尋釁開戰，理由可以有千百種。粗略地說，戰爭的直接原因不外乎「未經算計」與「經過考慮」兩種。前者可能是源於衝動或遭受侵略，不得不起身反抗。但戰爭作為有組織的軍事暴力，規模、耗時與涉及範圍遠超過一般武力衝突，很難簡單用一時衝動解釋。換句話說，多數戰爭之所以爆發，背後多有這樣或那樣的算計與考慮。
在種種算計與考慮中，領土可能是最主要的因素。領土的意義，絕不僅僅是國家疆域大小而已。領土的根本是土地，土地則具有農業、自然資源、戰略位置等重要性。這個現實適用於前近代的農業社會，今天依舊如此──由各國爭取能源和工礦原料、強調宣示主權便可見一斑。同樣重要的是，土地也關乎活生生的人。如今日俄烏衝突所示，戰火往往導致難民問題，令成千上萬人流離失所。但於此同時，其實仍有許多人不願或沒有條件離開家園。對侵略者來說，取得土地也就意味著掌握這塊土地上的人，可以透過稅收等政策增加勞動力和國家財富。若將時間推至數世紀前，國家還可以在取得新領土後，透過移民方式舒緩國內的人口和社會經濟壓力。
不過，獲取土地雖能帶來大量利益，執政者仍須謹慎從事，考慮發動戰爭的成本及結果。先秦墨家以非攻、反戰聞名，墨子據傳能沙盤推演，以紙上談兵方式破解對方的進攻戰術；《墨子》更以說理方式，強調戰爭必然「喪」多於「得」。《墨子》中有三篇聚焦「非攻」的論述，分別從道德、經濟和宗教角度批評戰爭。根據荷蘭萊頓大學的葉波(Paul van Els)，墨家從經濟角度倡議非攻，主要論點包括「戰爭所失多於所得」、「因戰爭而得利者遠少於敗亡者」、以及「贏家到頭來仍將成為輸家」。要言之，「以攻戰為利」可謂「不吉而凶」，國家領導人不應著眼於此（〈非攻中〉）。當然，在反戰的理想主義外，墨家也有極務實的一面，如《墨子》中包含若干關於守城與戰時人力動員和物資管理的文字，在先秦著述中相當有特色。這或許反映了一個觀點：要促進真正的和平，就必須理解戰爭；理解戰爭的一個表現，則在於確保自己有足夠的準備以抵抗侵略。
除了具體的、物質的算計外，人類社會還有其它一些容易導致戰爭的考慮。就如理念，雖然看不見、摸不著，卻經常成為戰爭的導火線，尤其當理念成為具排他性的意識形態時。對此，MacMillan有一針見血的評斷：
不管是宗教還是政治的意識形態戰爭，往往是最殘酷的戰爭，因為只要拿出天堂國度或某種形式的人間天堂，任何作為便師出有名、理由正當，包括剷除人類障礙在內。（《戰爭》，頁96）
以歐洲史而言，十七世紀的宗教熱情和十九世紀的民族主義，都帶來傷亡慘重的戰禍。這也是為什麼MacMillan在討論現代戰爭的性質時，會說「民族主義提供引信給火藥庫，而工業革命則提供工具」（《戰爭》，頁170）。進一步說，無論是二十世紀法西斯主義極權國家的侵略，還是二戰後殖民地人民的覺醒與抗爭，民族主義都在相關的軍事衝突中佔有一席之地。
圖3 Sebastian Vrancx(1573-1647), De plundering van Wommelgem (1625-1630)，描繪三十年戰爭(Thirty Years’ War, 1618-1648)所見的慘況，現藏於德國藝術宮博物館(Museum Kunstpalast)。
圖片來源：http://www.hellenicaworld.com/Art/Paintings/SebastianVrancx/en/PartSVranckx0020.html
談到「為何而戰」，許多人可能會馬上聯想到關係密切的另一個問題：為誰而戰？更精確地說，持刀荷槍掄兵器的戰士，究竟是為了誰而浴血奮戰？從各種歷史經驗來看，值得努力的對象大致有三：為了自身和周遭的人、為了特定的領袖，又或者為了某些具象徵意義的目標。當然，將這三種對象分列只是出於分析方便，實際上他們經常互相交織，或透過論述綁在一起。
為了自身和周遭的人而起身抗敵，可能是最真切也最無奈的。魏晉時期的華北地區即為著例。當時的中國北方出現許多規模不一的非漢政權（俗稱的五胡十六國），不時憑藉其戰力騷擾和破壞社會、人民。面對這種挑戰，不少留居華北的士族選擇築塢堡自衛，既保持生命與財產安全，也維繫學術文化，甚而讓五胡勢力不得不尋求合作。但我們也必須承認，像北方士族這種較有組織的對抗型態未必具有代表性；歷史上為了自己和親友而被迫參戰的人，恐怕多數難以善終。
歷史上有若干領袖，也被描述成有本事讓部屬心甘情願拋頭顱、灑熱血。撇除個人魅力(charisma)，這些領袖可能還仰賴一些「外部」因素。如北京大學的張帆教授認為，蒙古人等草原游牧民族因為生存環境不穩定，本來就有對「絕對權威」的需求。在這種背景下，具備領袖氣質又屢屢在戰場上建立殊勳的成吉思汗(約1162-1227)，便成為其他人死心效忠的對象，甚至影響到元朝的皇權。榮新江也考察造成安史之亂(755)的安祿山(703-757)及其軍事集團，指出安祿山以粟特背景統領蕃兵、蕃將，透過商胡建立經濟基礎，更把自己塑造成祆教「光明之神」般的宗教領袖。這些元素，都促使大量蕃兵胡將願追隨安祿山起兵，讓大唐感受「漁陽鼙鼓動地來」的震撼（白居易，〈長恨歌〉）。
因某些具象徵意義的目標為由參戰，則和前述的理念或意識形態關係密切。民族主義打造出的「國家」或「同胞」，便是近現代戰爭所欲捍衛的重要對象。在這個議題上，史家除了討論這些對象所指為何，也很關注這些理念或愛國精神是怎麼塑造出來的。臺大歷史系周婉窈教授指出，1930年代中期臺灣的皇民化運動／教育，是要讓殖民地人民成為「真正的日本人」，建立對日本、天皇、「皇國」的絕對忠誠，以滿足日本戰爭動員的需求。影響所及，臺灣青年間湧現立「血書」志願從軍的潮流，表明願以軍人身分為天皇與國家效忠。但如所週知，這些為了理念上的皇國而投入戰場的臺籍日本兵，即便於戰爭中倖存，在戰後也經常面臨各種身分與選擇上的無可奈何。
終須一戰？
考慮戰爭的諸般可能起源後，我們免不了想問，歷史上大大小小的各種戰爭，是否必然發生？抑或是其實有避免戰爭的可能呢？過去事件已然發生，要討論與事實不同的可能走向，勢必得深入各種具體的背景與細節，非本文所能深究。我想做的，是從「終須一戰」這種帶有必然性、戰爭無法避免的字眼出發，談談歷史（或歷史學）與戰爭的若干關係。
近年受到矚目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就與戰爭必然性有關。簡言之，這個觀點認為當一個政權或國家崛興，實力增強，免不了會對既有的霸權或主導勢力造成威脅，最終導致戰爭，且交戰雙方多半須承受巨大損失。為了分析美、中軍事衝突的可能性，美國政治學者Graham Allison從《伯羅奔尼撒戰爭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中提煉出這個觀點，強調「雅典的崛起，以及斯巴達因此積漸累加的恐懼，讓戰爭注定爆發、無可避免」。由此認識出發，除了公元前五世紀斯巴達與雅典的戰爭，Allison還考察十五世紀晚期以至當代，16個崛興勢力(rising power)挑戰當時既有強權(ruling power)的案例，發現其中12例最終以戰爭收尾。他還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其實是德國作為崛興勢力與英國作為主導強權的衝突結果。Allison在其專著的最後，認為仍有方法繞開「修昔底德陷阱」，亦即避免戰爭，但更讓人印象深刻的，仍是他基於歷史所提出、必然性色彩濃厚的觀點與框架。
前文已經提到民族主義對近代戰爭的影響，事實上，這個思想意識也把歷史和戰爭編織在一起，將其視為民族國家成立的基礎。Michael Howard在〈戰爭與民族國家〉一文中便扼要地說明此點。他指出近代民族國家都帶有一定程度的軍國主義(militarism)；缺乏戰爭這個元素，往往很難建立民族國家的自覺意識。換句話說，國家之所以激動人心、教人產生嚮慕之情，經常是因為某場戰爭的輝煌榮光或壯烈惜敗。滑鐵盧戰役之於英國、普法戰爭之於德國、南北戰爭之於美國，甚至甲午戰爭之於日本，都扮演類似角色。
但我們若立足現在，回首國家和民族意識的確立，可能不免產生一種傾向，會將這些戰爭的發生及勝利，視為理所當然和必然之事，因為若非如此，當下賴以為存的國家和民族便將成為偶然的結果，對國民的精神士氣毫無幫助。正如Michael Howard所述，在十九、二十世紀的教科書和通俗著作中，國家歷史的主軸多半是和他國交戰的敘事。其他國家在這種敘事裡，多半扮演輸家；且即便最近沒戰敗，也是遲早的事。這種關於戰爭的歷史書寫，說穿了仍是種神話(myth)，即便並非完全虛構（仍包含自己國家戰勝的事實），也是政治功能遠大於教育和學術意義。歷史學者和軍事史家的責任，便在於擺脫這種必然性框架，更真切地剖析戰爭的緣起、經過和影響。
圖4 20世紀極富代表性的軍事史家Michael Howard。
圖片來源：https://www.theoldie.co.uk/article/the-war-hero-who-became-britains-greatest-historian
此外，歷史本身也可能成為戰爭的理由。如MacMillan所論，「用歷史來為敵對者貼上標籤或降低他們的聲譽，一直是很有效的工具」，「法西斯主義者」就是一例（《歷史》，頁135）。尤有甚者，「在過去的兩個世紀以來，歷史還出現了另一種重要性。人們開始利用歷史作為宣稱自己能擁有土地的一種方法，無論是在國家內還是國際之間」（《歷史》，頁142）。對於置身潛在軍事衝突烏雲下的臺灣，這番話尤其教人心有戚戚焉。MacMillan認為，今天中國對待西藏與臺灣，就是「利用歷史」來進行或規劃「侵略和占領」。周恩來(1898-1976)在1972年對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說，「歷史也證明臺灣是屬於中國的」，且「超過一千年之久」。MacMillan則直言，「歷史證明並沒有這回事」（《歷史》，頁148；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的簡體字譯本頁135刪去這段關於西藏與臺灣的文字）。除了我們熟悉的臺灣，中歐地區和西亞的以巴衝突也都反映歷史、土地爭論與戰爭的糾葛。
如果說某些戰爭真的無可避免，我們是否能追究責任的問題？Isaiah Berlin(1909-1997)認為，「在任何關於人類如何、為何如此這般行動與生活的思考中，都注定要產生關於人類的動機與責任的問題」。戰爭所涉及的人與事，及其帶來的遺憾與悲傷，都促使我們探究其中的「動機與責任」。但Berlin也提醒我們，十九世紀以來的各種決定論(determinism)，已經挑戰「根據個體的意圖與性格進行解釋的做法」，並有這樣的假定：「相信動機的重要性是一種錯覺；使人的行為實際上如此這般的那些原因，大多數是超出個體的弄制範圍的」。我認為，Berlin討論的雖是有關歷史進程的觀點，和戰爭議題有規模之別，但箇中關鍵並無大異：認為歷史發展受階級、種族或民族精神決定，跟相信戰爭無法避免，都直接、間接地侵蝕了「個人責任」的觀念。個人以外的因素，確實可能導致戰爭；但最終促成其事的，仍舊是個人或少部分的決策者，以至於前線的兵將。在社會、文化或結構因素分析外，我們也不應忽視這些人應承擔的責任。
當然，戰爭的責任問題不見得容易說清。一次世界大戰後，凡爾賽合約的第231條款(Article 231)將戰爭責任歸咎於德國及其盟友，並以此為據要求賠償。德國則如此回應：
他們特別選擇並釋出一些文件，然後顯示給那些有同情心的歷史學家看，而他們想要呈現的歷史就是整個歐洲一起開啟了戰爭。這場戰爭不是某國的錯，而是每個國家的錯。德國所必須背負的責任不會大於其他任何一個國家。（《歷史》，頁141）
在此，我們沒有要深究德國的戰爭責任，或歷史學者是否被欺騙。我想說的是，這件事清楚表明，歷史學家精擅的工夫，亦即裁汰、選擇史料，並利用史料提供敘事和論述，對我們解釋戰爭以至於戰爭責任，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應補充的是，上面所說的只不過是歷史（學）和戰爭互動的若干可能；歷史所能產生的正、反作用其實不勝枚舉。如近期的俄烏戰爭中，美國站在烏克蘭一方，不僅提供援助，亦指責俄羅斯的作為。有些人便以歷史為據，批評美國過去曾殺戮印地安人，也侵略過中東地區，現在跳出來指責俄羅斯，根本是偽善之舉。還有人因為這種反美的論調，選擇同情甚而支持發動戰爭的俄羅斯。我同意上述的歷史觀察，也認為美國須承擔相應責任，但這和此時此刻發生在俄烏邊境的戰爭，著實為不同層次的事。總之，面對歷史時應避免無限上綱和任意操弄，也是俄烏戰爭帶給我們的啟示吧。
煙硝之外
在戰場的煙硝之外，戰爭也可能形塑國家、社會、經濟和文化的新面貌。上文其實不斷在談廣義的戰爭與社會的關係；我們可以簡單再看幾個戰爭為國家和社會帶來結構性影響的例子。
相較於其他許多前近代文明，帝制時期中國史的一個重要特質，是很早便建立起中央集權政府，如甚具規模的官僚組織、透過戶籍掌握人民以獲取財稅和勞動力資源等。另外，有別於歐洲的等級社會，中國至少在理論上，從秦漢以來便強調人民在法律上身分齊等。杜正勝教授認為，「這兩件大事的推動力量雖然還不完全明白，但兵制的改變恐怕是一項主要因素」。由於戰爭的需要，軍隊規模擴大，步兵逐漸成為主力，作為編戶齊民的農人則是軍力主要來源，催生了「兵農合一的社會」。我們現在熟悉的地方行政系統，如「縣」這樣的設置，也和軍事考慮有關，是希望能更有效的掌握和管理新征服的土地。也就是說，戰國時期的戰爭，形塑了日後中國政治社會的基本結構。
前面已經提過十六、十七世紀歐洲的軍事革命，其重點便在於戰爭帶動了政治和社會變革。歷史社會學家Charles Tilly (1929-2008)分析這個時期的變化，更直接說出一句名言：戰爭造就國家，國家發動戰爭(War made the state, and the state made war)。為什麼說「戰爭造就國家」？國家若要發動戰爭，特別是十六世紀以降規模擴大的戰爭，一定需要極可觀的資源，掌權者勢必要建立更有效地向人民徵收資源的常規手段，並透過有能力的商人或資本家來加速資本積累。事實上，十六世紀存在著許多不同型態的政權，但大多數都因戰爭失利而湮沒在歷史洪流中。能有效透過戰爭鞏固自己的，多半是能成功做到上述幾件事的民族國家；也因為這個歷史過程，傳衍至今的民族國家，也就是我們所認識的「國家」，在本質上是一種中央集權、職能分化、有自主性且龐大的政治組織。
「戰爭造就國家」對理解現代史也很有啟發。印第安那大學夏克勤教授的新作，便深入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戰對奧匈帝國及後來奧地利社會福利制度與政治文化的影響。他在書中指出，自奧匈帝國於1868年實施男性全面徵兵後，僅以職業軍人為對象的戰事福利與照護已經左支右絀，無法面對新局面。第一次世界大戰更是帶來數以百萬計的戰爭受害者(war victims)──除了戰死沙場的軍人，還包括因作戰而傷殘的榮民、孤兒寡婦，以及其他仰賴死傷官士兵扶養的親人。為了確保這些戰爭受害者的生活，也為了想強化統治合法性以挽救奧匈帝國的頹勢，相關的福利救濟在大戰期間便不斷改善。此外，普遍徵兵，並將福利對象擴大至軍人親屬，有助於定義公民身分(citizenship)，即誰是國家應照顧的對象。一戰後，戰爭受害者也成為推動各種政治與社會改革的一股勢力。我們可以這麼說：中東歐與西歐的情況雖有差異，但現代歐洲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能走向成熟，第一次世界大戰顯然是一個重要的推動力量。
確實，戰爭有時正如MacMillan所言，可以「推動文明」。二十世紀女性地位與權益提升，便和戰爭有關。如以下題組所見，我們的中學教材和考題也沒有忽略這個重要的歷史現象：
◎以下是兩幀1917年倫敦市區日常景象的照片。照片4中婦女正以柏油鋪設路面，照片5是一位女性公車售票員。
圖5 大考中心110年試辦考試社會考科（歷史）題組圖片。
圖片來源：https://tcloud2.sanmin.com.tw/DocUploads/History/110%E5%B9%B4%E8%A9%A6%E8%BE%A6%E8%80%83%E8%A9%A6%E7%A4%BE%E6%9C%83%E8%80%83%E7%A7%91(%E6%AD%B7%E5%8F%B2)_20210915.docx
在這份考卷中，第52題問「女性走出家庭、進入職場且經濟相對獨立後，進而爭取更多的政治權利，其具體訴求為何？」，答案是「取得平等的選舉權」；第53題則要作答者說明「這兩幀照片可作為當時英國社會處於何種政經局勢的例證」，答案為「歐戰爆發」。大考中心的解析則說，「此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從照片4、照片5得知女性在大戰中成為後方生產的主力。因戰爭期間男性在前線作戰，眾多女性取代過去男性的工作」、「甚至從事刻板印象中屬於男性的工作」，致使「女性在戰爭時期對國家的貢獻深受肯定，戰後各國女性也逐步獲得選舉權」。（根據大考中心提供的資訊，這題出處為《歷史（第三冊）》頁89～90，第2章第3節之「1.女性爭取參政權」）。
此外，戰爭也可能促進科學技術或有助經濟發展。MacMillan舉的例子包括「噴射引擎、電晶體、電腦之所以問世，是因為戰時的需要」；開發盤尼西林的資金，要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才到位；輸血與急診室的檢傷分類，最早是源自戰地；戰爭也可能縮小貧富差距、刺激就業、提升勞工薪資與福利，以及藉由從軍拉近不同社會階層成員的距離。MacMillan進而認為：
說戰爭帶來好處，而且有助於打造更強壯、甚至更公平的社會，並不是在為戰爭辯解。當然，我們寧願在和平的狀態下改善我們的世界，幫助弱小不幸之人，或追求科學與技術的進步。然而，在昇平時期是比較難有做出重大進步的意志與資源的……（引文及前述看法，見《戰爭》，頁75-79）
對此，我們也許只能哀傷、不情願地期盼：過去、現在、尤其未來的任何戰爭及傷亡損失，都不是為了成就任何統治者或國家，而是終究能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一些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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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自己對戰爭與歷史的一些觀察和學習心得，絕對無法代表「歷史學者」這個群體。事實上，所有歷史學家在注視過去時，都有自身的關懷與問題意識，看待戰爭亦不外如是。劍橋大學方德萬 (Hans van de Ven)教授就在近著《戰火中國》中直言，書寫是「梳理自身想法的方式」，史著也應當「為自己而寫」。他說其家族在戰時的經驗及後續影響，形塑了他「研究戰爭的途徑」，研究中國抗戰成為他「克服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事結束後的傷痛的遺留的方法」，並長期關注「有關戰爭本質、對民眾的影響和遺緒」等重大主題。我的這篇小文則如一開始所述，是受到正在進行、二十一世紀俄烏戰爭的刺激所作。
進入二十一世紀，戰爭會呈現什麼面貌？因為俄烏戰爭，我們開始認識若干可能走向。但在此之前，MacMillan於2020年10月出版的《戰爭》一書（英文原著），已目光如炬地點出這些發展。她認為「我們不應假定國與國之間的大規模戰爭不再有可能」（頁422）；「太空武器或反制彼此通訊衛星的措施」有其重要性（頁423）；包含假訊息在內，「網路空間」成為「活躍的戰場」；「老派戰場也也必須接受新的、改良的武器」，如無人機和各種輕型但具破壞力的裝置（頁424）。歷史學無法預測未來，但從MacMillan的著作可知，史家的學養與洞見，確實可以發揮洞燭機先的作用。
將時間推至二十世紀初，英國在南非戰爭（第二次波耳戰爭，1899-1902）的耗損與人道危機後，決心在大學加強關於軍事和戰爭的知識講授，並於1909年在牛津大學設立西方世界第一個戰爭史講座(Chichele Professor of the History of War)。首任講座教授Spenser Wilkinson (1853-1937)在就任演講中表示，掌控戰爭走向的是政治人物而非軍人，決定戰爭的技藝為政治而非戰場戰術。因此，所有公民與政治家都應該具備相關知識，理解戰爭的本質。欲達成此目標，則必須研究歷史上曾發生過的戰爭。歷史究竟如何幫上忙？我認為MacMillan表達得很好：除了謹慎地「從過往的歷史事件去做類比」，還應透過「其他人的歷史」，以理解「他們的價值觀、他們的恐懼和他們的希望，或是他們會如何回應你所做的某件事」（《歷史》，頁213、197）。
圖6 1899年11月29日聖地牙哥《晚間論壇報》(The Evening Tribune)稱南非戰爭期間的莫德爾河(Modder River)之役，為「本世紀最血腥的一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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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們早已無須仰賴大學，就能取得關於戰爭和軍事史的許多資訊，可以單純出於軍事迷的興趣，也可以懷抱歷史與人文思考。但無論哪一種情況，我想我們都必須謹記在心：不管是歷史的或當下的戰爭，包含傷亡人數在內的各種數據，不單是冷冰冰的知識或資訊，還承載了許許多多曾真實存在的生命經驗。面對這種真實並嘗試避免未來更多類似的不幸，應當是思考戰爭時的重中之重；這不僅是作為任何一國公民的事，更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課題。
徵引資料
[1]杜正勝，《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臺北：聯經，1990）。
[2]周婉窈，〈從比較的觀點看臺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1937-1945）〉、〈日本在臺軍事動員與臺灣人的海外參戰經驗〉，均收在《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2003）。
[3]張帆，〈蒙元王朝的“家天下”政治特徵〉，收在陳蘇鎮主編，《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4]榮新江，〈安祿山的種族與宗教信仰〉，收在《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北京：三聯書店，2001）。
[5]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歷史必然性〉，收在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著；胡傳勝譯，《自由論（修訂版）》（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
[6]約翰‧基根(John Keegan)著；林華譯，《戰爭史：從遠古的石頭到今天的核武》（新北：廣場出版，2017）。
[7]魯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著；魏止戈譯，《總體戰：希特勒崛起的導師與德國開戰的指南》（新北：八旗文化，2018）。
[8]瑪格蕾特‧麥克米蘭(Margaret MacMillan)著；鄭佩嵐譯，《歷史的運用與濫用》（臺北：麥田出版，2018）。
[9]瑪格蕾特‧麥克米蘭(Margaret MacMillan)作；曹嬿恆譯，《戰爭：暴力、衝突與動盪如何形塑人類與社會》（臺北：商周出版，2021）。
[10]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著；廖素珊譯，《富國強兵：公元1000年後的技術、軍備、社會》（新北：廣場出版，2019）。
[11]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12]Paul Van Els, “How to End War with Words,” in Carine Defoort and Nicolas Standaert eds., The Mozi as an Evolving Text: Different Voices in Early Chinese Thought (Leiden; Boston: Brill, 2013), pp. 69-94.
[13]John B. Hattendorf, “The Study of War History at Oxford, 1862-1990,” in John B. Hattendorf and Malcolm H. Murfett eds., The Limitations of Military Powe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0), pp. 3-61.
[14]Michael Howard, “The Use and Abuse of Military History,” The RUSI Journal 107, no. 625 (1962): 4-10.
[15]Michael Howard, “War and the Nation-state,” Daedalus4 (1979): 101-110.
[16]Michael Howard, “What is Military History…?,” in Juliet Gardiner ed., What is History Today …? (London: Macmillan Education, 1988), pp. 4-6.
[17]Ke-Chin Hsia (夏克勤), Victims’ State: War and Welfare in Austria, 1868-192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18]Peter A. Lorge, The Asian military revolution: From Gunpowder to the Bomb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John Keegan，《戰爭史》
[19]Spenser Wilkinson, The University and the Study of War: An Inaugural Lecture Delivered before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November 27, 1909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09).
[20]Charles Tilly,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tate-Making,” in Charles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3-83.
[21]Charles Tilly, “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as Organized Crime,” in Peter B.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169-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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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揚/關於戰爭，歷史學者想的是……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s://kamatiam.org/關於戰爭歷史學者想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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