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雅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陶淵明（365-427）是中國古代著名的隱士與田園詩人，他將日常生活詩歌化的創作風格，記錄了不少家人間的互動。現存《陶淵明集》有數篇作品坦述為父心聲，但未見專門寫給妻子的篇章；然而細讀其作可以發現，妻子雖未直接作為抒情對象，卻在其隱逸理想與人生焦慮中佔據重要位置。
本文將從陶淵明作品中的隱士賢妻典故出發，分析其對妻子角色的期待；從詩文中流露的遺憾與孤獨，捕抓其對現實婚姻的感受。同時，進一步討論後世史傳如何改寫、理想化陶淵明的夫妻關係，藉此複製、建構符合隱逸文化的隱士形象與夫婦典範。最後略論隱逸文化如何複製性別秩序而運作。
圖1 陶淵明與妻兒相伴同樂。（傳）宋・李公麟，〈歸去來辭〉畫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台北，CC BY 4.0 @ www.npm.gov.tw
「賢妻」典故與寄寓
「典故」是歷史文化積累、傳承與再創造的產物。典故的接受、運用與流傳，不只涉及書寫者與閱讀者的認知，亦反映了集體心態與文化價值。
〈五柳先生傳〉被視為陶淵明自況之實錄，在傳末贊語中，陶淵明引用了黔婁之妻對丈夫的評語，作為五柳先生節操之總評。
贊曰：黔婁之妻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乎？
黔婁妻之言，可能出自劉向（前77-前6）《列女傳》所載黔婁妻的故事。背景是黔婁死後，其妻在極度貧困的處境中為夫治喪，曾子等士人皆感慨黔婁生不得榮華、死不得備禮而葬，但其妻卻認為丈夫「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一生求仁得仁、求義得義，足以心安無憾。黔婁之妻為丈夫固窮守道之品德蓋棺論定，破除世俗陳見對其夫生命價值的誤解。
圖2 魯黔婁妻。《新刊古列女傳》，清道光五年揚州阮氏覆刊元建安余氏勤有堂本，故觀003060-003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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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淵明極為推崇黔婁，視其人為安貧守道的典範；他引用黔婁之妻的話語來評贊其借以自況的五柳先生，對於黔婁之妻能夠理解、護持黔婁的志節，必然深有所感。在黔婁與其妻的故事中，真正理解黔婁生命價值的不是作為同儕的男性士人，而是與其共同生活的妻子。黔婁妻不僅沒有埋怨丈夫一生貧困，反而為其道德人格作出最後的肯定與辯護。這種「理解丈夫志節」的能力，正是後世認肯隱士賢妻的最核心特質。
〈與子儼等疏〉是陶淵明在病重時向兒子們吐露肺腑之言的家書，其中接連提到兩位隱士賢妻：王覇妻與老萊子妻。
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慚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
先解讀王覇賢妻之言的典故。《後漢書》記載，「孺仲」即後漢隱士王霸，志節高遠，多次拒絕朝廷徵召入仕，隱居於鄉野。某日，舊友之子前來拜訪，王覇見其衣冠華美、文質彬彬，而自己的兒子卻衣衫襤褸、像個不諳禮儀的粗人。二子對比，高下有如雲泥；子不如人，令王覇感到羞慚而悶悶不樂。當王覇對於歸隱選擇陷入自我懷疑之際，其妻卻正言提醒丈夫：既然選擇不慕榮祿，又何必因兒女而動搖初心？
王覇與其妻的故事生動反映了父親的出處抉擇，必然連帶影響家庭撫育子女的環境與資源。王霸之妻不但未責怪丈夫拒絕出仕、致使妻兒必須忍受貧苦，更能完全理解、支持丈夫的志向，勉勵其夫堅持理想。這正是傳統文化所推崇的「賢妻」：在丈夫意志動搖時，成為堅定其夫道德信念的力量。
「孺仲賢妻」對丈夫的鼓勵，深深觸動陶淵明，並引發強烈的情感投射。因為他在同一段文字之後緊接著吐露「室無萊婦」的失落，志向不被身旁人理解的淵明，只能遺憾地獨自承受不被諒解的愧疚。
「萊婦」指老萊子之妻。劉向《列女傳》記載老萊子隱遯世外，與妻子一同躬自勞動、安貧固窮。某日楚王親自來訪，以虛心禮士的姿態打動了老萊子答應出仕作官；但是萊妻卻持反對態度，直言勸諫丈夫，若接受官職將「為人所制」，將來必有憂患。萊妻堅持隱遯之志，竟欲絕夫自去，另尋固窮守節之所，最後老萊子受其妻影響，與妻子一同逃官隱居。
圖3 楚老萊妻。《新刊古列女傳》，清道光五年揚州阮氏覆刊元建安余氏勤有堂本，故觀003060-003063，國立故宮博物院 ⋈ 古籍輿圖檢索系統 ( 2026/06/09瀏覽 )
魏晉時期，「萊妻」已是最常被士人引用的隱士賢妻典範之一。嵇康（223-263）〈六言詩〉以一章專詠「老萊妻賢明」：「不願夫子相荊，相將避祿隱耕。樂道閒居採䓑，終厲高節不傾」；郭璞（276-324）〈遊仙詩七首之一〉歌頌隱遯的價值，亦稱揚「萊氏有逸妻」，「高蹈風塵外」。萊妻獲得魏晉士人看重，因為她以堅貞心志始終貫徹隱遯決定，並挽回丈夫差點變節的選擇，成就其夫流傳千古的高尚德行。
在陶淵明引用的賢妻典故中，黔婁妻是最能理解丈夫道德價值的知音；王霸妻是堅定丈夫道德信念的重要力量；萊妻則是真正成就丈夫隱逸志節的關鍵推手。故事中的賢妻樹立了理想隱士之妻所應具備的特質：安於貧窮、理解丈夫的志向，在丈夫意向動搖時砥礪其夫堅守志節。這些賢妻故事的流傳，成為可複製的文化典範，既可供後世女性仿效，也可能成為評價隱士之妻的標準。陶淵明詩文中出現的古隱士賢妻，反映了淵明內心所渴望的理想妻子德行。
然而，陶淵明雖將黔婁妻、王覇妻、萊妻視為理想妻子典範，卻在家書中流露「室無萊婦」的憾恨；顯然淵明將理想投射於自己的妻子，渴望身邊有賢妻支持自己固窮守道，結果卻是失望落空。
仁妻的眼淚與丈夫的焦慮
陶淵明〈詠貧士〉組詩之七，亦涉及古隱士夫妻關係的描寫。學者多認為此詩實乃淵明與其妻的互動寫照。
昔有黃子廉，彈冠佐名州。一朝辭吏歸，清貧略難儔。年飢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雖有志，固為兒女憂。惠孫一晤歎，腆贈竟莫酬。誰云固窮難？邈哉此前修。
淵明寫黃子廉棄官、甘於守貧，經歷正與自己相仿；困頓處境下，仁妻不捨兒女飢寒而哭泣，丈夫即使並非無動於衷，仍拒絕接受官員厚贈，選擇固窮。此詩呈現夫妻二人意態的分歧，固窮守節與家庭責任孰先孰後，夫與妻顯然立場不同。而淵明歌詠的是丈夫依舊固守隱士志節的選擇。
在陶淵明筆下，妻子如何回應丈夫堅守志節卻連累妻兒受苦，「賢妻」與「仁妻」顯然代表著不同類型及評價。如前所述，「賢妻」的代表人物是黔婁妻、王覇妻與萊妻，她們深刻理解固窮守節的可貴，因此不畏守貧、堅定支持丈夫以志節為先、成就其夫德行。而陶詩中的「仁妻」，則因感年荒飢饉、心疼兒女受苦，忍不住在丈夫面前哭泣；在全詩脈絡中，仁妻之泣是「固窮難」的壓力來源之一，帶給丈夫的並非支持力量，而是更深的愧疚不安及世無知音的寂寞。淵明推崇類似情境下勉勵丈夫「何慚兒子」、堅守志節的「賢妻」；哭泣的「仁妻」則只是一般懷抱愛子之心的平凡婦人，令隱士丈夫更感愧疚焦慮。
漢魏以來人們已注意到仁德的實踐存在層次高下之別，只在小處展現仁愛，卻忽略大義或不能施大恩者，經常被批評為「婦人之仁」。有趣的是，不少英雄的作為也有只重小仁、不識大局的缺點；史傳記載項羽（前232-前202）、袁紹（？-202）都曾被時人批評徒有「婦人之仁」。兩位英雄豪傑明明是男子，自身格局不夠，又干婦人何事？凸顯「婦人之仁」作為負面定語，是文化偏見貼在女子身上的刻板性別標籤，至今仍像「活化石」般出現於缺乏性別反省的文字話語中。陶淵明詩中為兒女涕泣、希望丈夫與世道妥協的「仁妻」，放在古代隱逸文化中不足稱「賢」，在道德高義面前大概也被歸入「婦人之仁」。
陶淵明歸隱後以耕植維生，雖曾有收成豐足、闔家同樂的歡欣描述，後期詩文中卻更常見年災歉收、生計無著的辛苦。但淵明並非沒有機會再入官場。陶傳記載東晉末期朝廷曾欲徵召淵明為官；又有江州刺史王弘（379-432）傾慕淵明品德、主動結交，與淵明詩歌贈答酬唱的友人亦多屬官場中人，淵明若願意入仕，當不難獲得舉薦。然而即使家境困頓，淵明堅決婉拒任官，他的堅持勢必影響共同生活的妻兒，而他們是否能夠理解並認同淵明拱手放棄改善家計的大好機會？
〈詠貧士〉組詩開頭的基調便是知音不存。陶淵明詩文中的仁妻之泣，以及「室無萊婦」的遺憾，透露出淵明內心渴求而不可得的知音，也包括與其共同生活、為其撫育諸子的妻。
陶淵明的詩文經常煥發著堅貞隱士自我砥礪的心聲，雖然掙扎於君子志節與家人委屈的兩難，仍然以守道為優先；在淵明的固執己見下，妻兒毫無選擇餘地的必須一起忍受貧困的生活。家書反映淵明清楚意識著隱士與父親角色之間的拉扯，吐露對兒子的愧疚、對自己人生選擇的疑惑不安。然而作為丈夫，詩文未曾流露夫對妻的抱歉。他在作品中稱引黔婁妻、王霸妻、老萊子妻等支持丈夫固節守窮的模範婦女，反映他重視並肯定隱士賢妻給予丈夫的支持。「室無萊婦」的陳述，透露淵明以典範為標準，對自己的妻子有著高度理想化的期待；這樣的期待來自傳統文化對女性輔佐角色的設定，也來自淵明內心在責任與志節之間痛苦拉扯、渴望獲得妻子理解的焦慮不安。
史傳重塑陶淵明的夫妻關係
隱逸列傳中的隱士，拒絕追求世俗的富貴名利，大多家境貧困，但隱士傳記從未見有隱士之妻不認同丈夫的人生選擇。這恐怕並非世間隱士皆有一位安於貧苦的賢妻，而是隱逸列傳往往推崇隱士具有感召他人的道德力量，故史家敘事可能自動剔除了不符合此基調的夫妻互動。
史傳中的陶淵明，以高尚隱者的姿態屹立於歷史長流中。《宋書》、《晉書》、《南史》先後將其傳記納入〈隱逸列傳〉；南朝蕭統（501-531）的〈陶淵明傳〉附錄於《陶淵明集》，亦以隱士人格為筆墨重點。由於作傳者的偏好與裁剪取捨，史傳中陶淵明的夫妻關係不僅有別於詩文隱約透露的失落，各傳也呈現不小的差異。陶淵明曾在家書中感嘆「室無萊婦」，這樣的遺憾在傳記中被淡化，甚至反轉改寫。
酒vs.糧：公田作物之爭
惟一被四篇陶傳同時採錄的夫妻互動事跡，是關於陶淵明擔任彭澤令時，公田應該種植何物，夫妻意見分歧。公田是官員公職收入來源之一。史傳記述，淵明令屬吏在三頃公田中都種植可以釀酒的秫稻，其妻則希望種植可作主食的粳稻；最後淵明小小讓步，二頃五十畝種秫稻，五十畝種粳稻。這則軼事並不完全可信，因為淵明在官僅由仲秋至冬，期間並非種秫稻的季節。然而四篇陶傳作者卻一致採錄，作為塑造淵明嗜酒如痴形象的素材；在此，夫妻關係並非作傳者關注的焦點。
圖4 菊邊獨飲，既醉而歸。（傳）元・趙孟頫，〈醉菊圖〉畫卷，第十二幅，醉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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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以來，「酒」成為凸顯士人反抗世俗、自在逍遙的象徵。有趣的是，隱逸列傳為了凸出男性傳主放達的性情，反而更彰顯出妻子承擔家務的辛苦。陶妻堅持種粳稻，雖非史傳敘事重心，卻反映了主婦節度家計的為難，妻子為保住家人賴以維生的糧食，不得不與任性的丈夫討價還價。史家以公田悉種秫稻凸顯淵明的嗜酒與灑脫，毫不猶豫的展現淵明對家計的疏忽，即使最後作了讓步，也僅僅撥出公田的六分之一來種植粳稻。若從淵明為人夫/父的角度觀之，如此忽略家人生計，實有不負責任之嫌。但不論是作傳者，或後代稱頌淵明的文人，皆不認為如此行事有損淵明高潔人格。因為傳統文化對男性的評價重心，往往在於功業與道德志節，而非家庭責任；相對於此，女性卻長期被要求承擔家庭穩定與情感支持的角色。
《宋書》、《晉書》沒有針對陶淵明的夫婦關係給予評論。不過，《宋書〉收錄〈與子儼等疏〉的內容，其中有著淵明憾恨「室無萊婦」的自白；若將公田作物之爭與淵明憾恨合觀，似隱約呈現淵明未完全獲得妻子支持。而《晉書》除了記載公田種植意見分歧，並未收錄家書內容；不見淵明「室無萊婦」的感嘆，卻另外增添了關於淵明「不營生業」的描述。其實淵明的詩文有多處強調自己歸隱後力耕勞作，與所謂「不營生業」相去甚遠。《晉書》中的陶淵明沒有流露對妻子的憾恨情緒，也絲毫不受家庭責任所覊絆，作傳者似乎刻意忽視淵明詩文的自白，片面塑造出更為逍遙放達的隱士形象。
化身隱士夫妻典範
蕭統的〈陶淵明傳〉同樣記錄了公田作物之爭，但傳末卻針對淵明夫婦關係增添了重要評述：
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與其同志。
這段記載被李延壽編纂的《南史》陶傳所承襲，且又添上「夫耕於前，妻鋤於後」等句，更加強化「夫唱婦隨」意象。兩篇陶傳與《宋書》、《晉書》呈現的陶氏夫婦關係大異其趣。
其實，正史隱逸類傳所記載的夫妻互動，經常強調隱士之妻亦能安貧、支持丈夫志節。蕭統與李延壽的評述符合「夫唱婦隨」模式，卻似乎與淵明自嘆「室無萊婦」相抵觸。蕭統曾編纂《陶淵明集》，對淵明作品相當熟悉；《南史》陶傳則錄有〈與子儼等疏〉自言「室無萊婦」等內容。為什麼明顯矛盾的描述並陳於傳記中，作傳者卻不以為意？其實陶傳出現「夫唱婦隨」的書寫，與當時社會風氣與文化模式有所呼應。
線索之一是關於陶妻翟氏的出身。六朝時期士族通婚講究門第匹敵，地方大族多與鄰近地域家世相侔之家為婚。陶淵明出身潯陽柴桑望族，在晉宋之間，翟家也是柴桑當地知名隱逸世家，其家男子屢獲地方長官徵辟而拒不出仕，正顯示家門具任官資格，並非普通平民。史傳並未明載陶妻翟氏的家世背景，但以當時社會風氣推之，很可能就是柴桑知名隱逸世家翟氏之女。六朝士人推重門第的原因之一，在於認肯家風對個人才性品格的潛移默化。《後漢書・逸民列傳》中曾有隱逸之家的女兒出嫁後亦展現隱者風範的記載。蕭統、李延壽可能因陶妻翟氏出自隱逸世家，基於對其家風的理解，而評定翟氏亦能安勤苦、與隱士丈夫同志。
還有一個更加關鍵的因素是，傳統文化之所以推崇隱士，正在於相信他們具有以德行感化他人的力量。顏延之（384-456）在陶淵明死後為其作〈陶徵士誄并序〉，稱揚淵明是「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家人忘貧」出自《莊子》「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郭象注曰「淡然無欲，樂足於所遇，不以侈靡為貴，而以道德為榮，故其家人不識貧之可苦。」自先秦以來，傳統文化即強調隱者能以道德力量感召他人。顏延之以《莊子》中的「家人忘貧」讚美淵明品德，未必實指家人皆受其感化而不畏貧苦；但卻可能影響蕭統、李延壽等人對陶淵明夫妻關係的認識與書寫。
事實上，蕭統非常推崇陶淵明作品所蘊含的道德感化力。他在《陶淵明集》〈序〉中強調：「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傍游泰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也。」在此視角觀照下，陶妻翟氏毫無疑問當然應該受到丈夫高潔人格所感召。蕭統撰寫陶傳，評定翟氏能與淵明「同志」，在肯定隱者道德感召力量的信念下，實屬理所當然。
李延壽對淵明夫婦關係的描述，不但延續蕭統的評述，更進一步以「夫耕於前，妻鋤於後」具象化「夫唱婦隨」的理想，明顯見出將陶淵明夫婦關係加以「典範化」的斧鑿痕跡。這樣的敘述發展可能與陶淵明在《南史・隱逸列傳》被提升至隱士代表的崇高地位相互關連。陶傳列於《南史・隱逸列傳》全卷之首，序文以「淵明之徒」概稱傳內諸隱士；透過編纂次序的更動，陶淵明成為南朝隱士首席代表，反映李延壽對淵明人格的高度推崇。而他的書寫將淵明夫婦關係理想化、典範化，正是凸顯淵明道德人格的方式之一。
蕭統與李延壽雖記錄公田的爭執、雖知曉淵明曾有「室無萊婦」的感嘆，但可能因翟氏出身於隱逸世家，加上作傳者對陶淵明作為隱士的道德感召力深具信心，所以刻意彰顯、定調陶淵明與其妻同志齊心；將淵明夫婦加入隱士「夫唱婦隨」的典範行列，也再度複製貼上文化認可的理想隱士形象。
後世接受與再創造
四篇陶傳中呈現的夫妻關係，往往「配合」作傳者所欲凸顯的隱者形象。其中《宋書》陶傳因收錄最多淵明作品，較平衡的呈現隱士與家庭角色，而另外三篇陶傳不僅將家庭角色放在次要位置，蕭統與李延壽對淵明夫妻關係的評述、《晉書》對淵明家庭角色的消解，皆明顯與陶淵明透過詩文自我展現的為夫為父情感與形象，有所落差。
然而蕭統及《南史》、《晉書》對陶淵明夫妻關係的塑造，卻對後人如何描述淵明形象與其夫妻關係影響更深。王維（699-761）〈偶然作六首〉其四，描寫淵明嗜酒如痴，陶然一醉便歡喜滿足；末聯「生事不曾問，肯愧家中婦」，明顯採納《晉書》陶淵明「不營生業」的記載，並巧妙將淵明〈與子儼等疏〉中「良獨內愧」的自白，從堅守志節卻得不到妻子支持的憾恨，轉化成不問生業雖有愧於妻、只要有酒即不悔的放達。
白居易（772-846）在新婚之際作〈贈內〉詩送給妻子，例舉多對夫唱婦隨的貧士模範夫妻，期勉妻子見賢思齊、與夫婿同甘共苦。其中有云「陶潛不營生，翟氏自爨薪」，將淵明夫妻視為可供後人效法的夫妻典範之一。其實白居易很喜愛陶淵明的作品，曾作〈効陶潛體詩十六首〉，顯然熟悉淵明詩文，但是他同樣採納《晉書》「不營生業」的描述，又結合蕭統與李延壽對淵明夫妻同志的評說，將翟氏描繪成無怨無悔一肩承擔家務的賢妻，教導自己的妻向其效法看齊。
北宋謝薖（1074-1116）〈陶淵明寫真圖〉，亦有「老妻日暮荷鋤歸，欣然一笑共蝸室」的詩句，展現淵明之妻安於勤苦，夫妻和樂相伴的情景，顯然同樣受史傳評定淵明夫婦同志所影響。
圖5 AI生成示意圖。依據謝薖〈陶淵明寫真圖〉詩意繪製（ChatGPT, OpenAI，2026.06.15）。
「不營生業」的描述，彰顯隱士的放達，作傳者與王維、白居易等後世讀者顯然認為，即使沒有盡到丈夫的養家責任，也不影響陶淵明的高尚人格。凸顯文化理念中的模範夫妻偏向「夫唱婦隨」模式，以丈夫為主體，要求妻子無條件支持、輔佐丈夫，助其達成志業。而史傳作者與後世讀者寧願忽略陶淵明「室無萊婦」的自白，更願意彰顯、流傳淵明夫婦齊心同志，正因為這樣的敘事更加符合隱逸文化對於隱士道德感化力量的認知。
隱逸文化中的性別結構
陶淵明期待妻子理解、甚至協助自己堅守志節。本質上，這並非陶淵明個人的過分想望，而是隱逸文化對女性的要求。在隱逸文化的性別秩序中，妻子角色並不只是被動忍受貧苦，還必須積極「認同」丈夫的選擇，才能在處境艱困或丈夫意志動搖時，發揮「輔佐」的力量。這種期待其實相當嚴苛。對於往往實際承擔家務、生育與撫養責任的女性而言，生計壓力不是抽象的道德命題，而是真實存在於生活的迫切危機。
而即使女性真的做到完全認同、實踐隱逸理念，隱士賢妻的故事卻讓我們發現，隱士之妻作為成就隱士志節的幕後推手、重要支柱，雖然深受士人肯定，但即使如萊妻或王霸妻表現出比丈夫更堅定的固窮態度，各種隱逸類傳的主角毫無例外仍是男性，女性只能以輔佐丈夫的賢妻身分出現。因為中國傳統文化中，「隱士」是一種政治性身分，其核心在於拒絕仕宦。政治與仕途既只屬於男性，「隱士」身分便「天然」為男性所壟斷。那些不慕榮利、守道固窮的女性，文化並未賦予獨立的社會身分標籤，仍然只是某人的女、妻、母。因此，黔婁妻、王霸妻、萊妻雖皆具備超凡人格，她們的價值仍然被收束於「成就丈夫」的性別角色中。
隱士賢妻故事之所以被社會反覆書寫、流傳，不只因為故事感人，更因為它們具有明顯的規訓功能，教導後世女性，真正的好妻子，應當無怨無悔支持丈夫的志業。同時，男性也可能將此高標準投射於妻子，合理化以男性為中心的行動與選擇。陶淵明正是這種文化理想的接受者與再生產者。
雖然，詩文反映陶淵明對賢妻典範的投射徒增遺憾失落，但仍有陶傳將淵明夫婦塑造成符合隱逸理念的模範夫妻，並廣為後人接受。因為陶淵明的隱士形象深受文化傳統制約，士人普遍相信隱士擁有巨大的道德感召力，隱逸文化需要一套完整的典範，陶淵明既然是高士，其妻自然應當是「賢妻」。陶淵明的夫妻關係被後人順應隱士特質而改寫，轉化為鞏固隱逸與性別文化的典範，也成為後人規訓與再生產「賢妻」的教材。
隱士與賢妻的故事，不只是道德傳說，更是性別權力結構的縮影。它揭示了隱逸文化未必真正超越世俗價值，反而透過「賢妻」典範，不斷複製、鞏固了傳統的性別秩序。
本文改寫自鄭雅如，〈為夫為父的陶淵明——性別、文本、形象與評價〉，《成大歷史學報》第68號（2025年6月）。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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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直哉，〈略論陶淵明的夫妻關係及文學創作〉，《九江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3期，頁22-28。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
蔡 瑜，《陶淵明的人境詩學》，臺北：聯經，2012。
劉靜貞，〈劉向《列女傳》的性別意識〉，《東吳歷史學報》，第5期（1999），頁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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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雅如 / 陶淵明與妻—— 隱逸文化中的性別結構與「賢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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