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波中的大學 II：論人文學科的「永久危機」

吳孟軒（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我上次為《歷史學柑仔店》撰稿時，探討了 2024 年春季席捲美國大學校園、抗議加薩戰爭的學生紮營浪潮（Gaza encampments），以及美國大學生抗議運動的歷史。在去年的風波中，學生、教授與行政人員赫然意識到，他們面對的已不僅是校園內部的事務，而是一連串更廣泛的課題：言論自由與政治責任、機構中立與道德抗議，以及大學究竟能否凌越於政治之外，抑或始終無可避免地與之糾纏。校園裡的抗議活動已經很明顯會成為美國政治中一個不可避免的爆發點。許多人認為美國總統喬・拜登（Joe Biden）在 2024 年支持率的下滑，很大程度上源於年輕族群對他在加薩問題上的立場不滿。

2024 年 11 月美國大選，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勝選，於 2025 年 1 月宣誓就職後，幾乎毫不遲疑地對全美各大學發動猛烈攻勢，使校園學生的抗議活動急遽升級、邁入決定性的新階段。他的第一個矛頭指向2024 年爭議的震央——哥倫比亞大學。2025年3月7日，川普政府表示將撤回對哥大4 億美元的資助，理由是哥大「未能制止校園的反猶太行為」。幾天之後美國教育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向六十多所大專院校發出公文，宣布對這些被指控容忍「反猶太主義」（antisemitism）的學校展開調查，並威脅取消那些未能鎮壓親巴勒斯坦（pro-Palestinian）活動機構的聯邦資助。

四月間，川普政府致函哈佛大學，要求其大幅調整校務運作，隨後提出只有在簽署協議的情況下才會恢復資助。這些協議承諾大學將採納特定的校園言論政策、解散某些學生組織，並根據聯邦指導方針修改紀律程序。這些「交易」實際上迫使大學在財政生存和機構自主權之間做出選擇。

圖1　哈佛校長 艾倫·加伯 (Alan Garber)
資料來源：： https://www.nytimes.com/2024/01/02/us/alan-garber-harvard.html

哈佛校長 艾倫・加伯（Alan Garber） 公開拒絕。加伯校長聲稱「大學不會放棄其獨立性，也不會放棄其憲法權利」，並強調「任何政府——不論由哪個政黨執政——都不應干預私立大學可以教授什麼、可以錄取和聘任誰，以及可以追求哪些研究與探究領域」。數小時後，川普政府宣布凍結超過二十億美元、原本用於科研的聯邦合約與補助。之後又追加，使凍結總額達三十億美元，主要來自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以及多個聯邦機構。

除了這些備受矚目的案件之外，一系列行政命令也將矛頭指向多元、平等與共融（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 DEI）相關計畫，要求凡是取得聯邦研究經費的大學，必須撤除被視為對白人或亞裔學生構成歧視的相關辦公室與倡議活動。政府並撤銷部分國家學生與學者的簽證， 並威脅對資助「意識形態性」課程或活動的大學基金課徵稅款（endowment tax）。

若干州政府也呼應聯邦政府並擴大加強攻勢：佛羅里達州禁止在課堂上討論系統性種族主義（systemic racism）與性別意識形態（gender ideology）；德州則啟動對教師研究的審查，以識別「政治偏見」; 而包括俄亥俄、愛荷華、密蘇里、南卡羅來納與猶他等州，則提出立法，試圖取消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教授的終身教職保障。

哥大與哈佛在這波政治壓力下採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哥大面臨聯邦政府凍結4億美元研究補助，並受到可能再被扣留每年13億美元資金的威脅。於是，學校在2025年7月選擇妥協，同意在三年內支付2.21億美元，並接受一系列前所未有的聯邦監管措施。其中包括設置獨立監督人、強制提交按族裔與GPA分類的招生資料、推動「學生於校園規範與價值的社會化」(“socialize all students to campus norms and values”）訓練課程，以及承諾降低國際學生數。代理校長克萊兒・希普曼（Claire Shipman）將這項協議定位為防止「頂尖科學家可能流失」的必要措施，因為這「將危及我們作為世界頂尖研究機構的地位」。川普政府隨即表示，哥大的協議將成為「全國其他大學的範本」。

哈佛則選擇了繼續抗拒。哈佛隨後提起訴訟，終獲聯邦法官裁定勝訴，研究經費得以恢復。但哈佛在法律上的勝利是有代價的，除了撙節支出，數個月的不確定性已迫使學校聘任全面凍結，即便成功抵抗，仍帶來深遠的制度性後果。2025 年 10 月，哈佛大學文理學院宣布將大幅縮減博士班招生名額：未來兩年，人文與藝術領域的新生名額將減少約六成，理科則減少約七成五。校方對外解釋此決定為面對聯邦資金不確定性、1.13 億美元的營運赤字，以及可能增加的校務基金稅時不得不採取的措施；但實際上，這項內部重組等於以校內手段達成了川普政府原本試圖以外部施壓實現的目標。

哈佛此項聲明出現在一連串動搖美國學界的決策之中。震撼彈幾個月前就已經引爆：八月，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宣佈暫停哲學系之外所有博士班的招生，並暫停大多數藝術與人文領域博士班的招生。正如泰勒・奧斯汀・哈珀（Tyler Austin Harper）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中所寫，這項決定之所以引發強烈震盪，是因為芝加哥長期被視為人文學科的庇護所——孕育了艾倫・布魯姆（Allan Bloom）、索爾・貝婁（Saul Bellow）、瑪莎・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等眾所皆知的學者，以及文學批評家夏安・艾（Sianne Ngai）與早期伊斯蘭史學者、古根海姆獎得主佛瑞德・唐納（Fred Donner）等極具影響力的學者。哈珀因此問道：「如果連芝加哥都不願支持並保護美國的人文學科，那還有誰會？」

這個問題如今顯得更加迫切，全美許多大學因聯邦研究資金的不確定性而縮減或全面凍結博士班招生。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暫停六個系所——包括古典學、人類學等——的博士招生；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撤回十七位非正式錄取者中的十位；范德比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教師被要求全面將研究生招生名額減半；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USC）於 2025 年 2 月暫停博士招生。至少有十多所主要研究型大學——包括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埃默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聖母大學（University of Notre Dame）、匹茲堡大學（University of Pittsburgh），以及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UCSD）——實施凍結聘任與削減支出，實質上限制了研究所招生。

簡言之，川普政府的作為徹底動搖了美國高等教育的運作模式——一種自冷戰以來愈來愈依賴聯邦資金支持的體制。二十世紀以來，美國逐步建構出一種獨特的研究型大學系統：早期透過學科專業化與學術社群的整合而成形，戰後則因聯邦科研經費的大量注入而迅速擴張。這套資助體制不僅支撐科學研究的財源，更塑造了大學的內部優先事項、治理架構與物理空間，使高等教育與聯邦政府（尤其是與國防與科技創新相關的機構）密不可分。到了二十世紀末，這套模式已深深內化於美國大學的日常運作之中，幾乎成為其本質的一部分。因此，川普時期的各種干擾構成了對這一長期依賴穩定聯邦夥伴關係的制度生態的根本性挑戰。^[1]

更重要的是，川普政府對聯邦資助體系的攻擊並不僅止於科研端，而是迅速在校園內引發一連串連鎖效應，最顯著、也最脆弱的受害者便是人文領域。當大學面臨財務壓力、不得不削減開支時，最先被「暫停」、「合併」甚至直接關閉的往往就是人文學科——這些原本就缺乏外部補助、無法以市場化語彙替自己辯護的學院與研究所。正因如此，川普時期的政策衝擊不僅造成課程凍結與計畫裁撤，也引發了一波關於人文前景的公共討論。例如，安娜絲塔西雅・伯格 (Anastasia Berg) 與珍妮佛・弗雷Jennifer Frey 在一場引人深思的對談中便直截了當地問：「人文學是否還能被拯救？」(Can the Humanities be Saved?)

當然，「人文學科的危機」(crisis of the humanities) 這說法一點也不新鮮。自我踏入學界以來，它幾乎從未消失過。在我進入研究所不久，2008 年金融危機爆發，後果之一就是人文科目就讀人數急遽下滑，且一路走低。2012 年以來，人文領域畢業生人數急遽下滑——下降幅度介於 16% 到 29%，2020 年的人文畢業生更跌破 20 萬人。全美大學畢業生中主修人文者如今不到 十分之一。其中又以英文與歷史最為慘烈：英文主修較 2009 年大減 三分之一，歷史系則下跌 35%，許多觀察者不諱言這已是前所未見且可能走向存在性危機的衰退。

人文與社科招生下滑，很快便在就業市場上顯現出直接而殘酷的效果。當我在 2013 年念完研究所時，網路上流傳最廣的圖像之一，便是美國歷史學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AHA）那張惡名昭彰的「末日曲線」（Graph of Doom）。AHA 當時在年度報告中附上的圖表清楚呈現：新出爐的博士人數遠遠超過 AHA 所公布的教職職缺，而教職開缺則以近乎災難性的幅度一路下滑。到了 2022 年之後，AHA 甚至決定不再刊載這條「末日曲線」。

圖2　末日曲線
資料來源：https://manyheadedmonster.com/2023/03/13/historians-phds-and-jobs-in-2023/

因此，自 2010 年代中期開始，陸續出現了一系列「人文危機」的討論，梳理這些論述大致可看出幾個反覆出現的核心觀點。第一是社會經濟因素：金融風暴後的經濟焦慮，加上學費上漲與學生貸款負擔沉重，使許多學生難以承擔被視為高風險的主修。然而，這種壓力本身反映了更深層的結構性轉變，亦即大學的「新自由主義化」 (neo-liberalization)。這場轉變早在 1980 年代便開始成形， 2008 年之後因為公立大學的政府補助持續下滑、愈來愈依賴私人收入，因而急遽加速。其結果正是學者所稱的「混合型大學」（hybridized university）：一種同時被公共使命與市場邏輯所拉扯、內部價值體系日益分裂的體制，使得人文領域落入體制中最脆弱、最容易被犧牲的一側。^[2]

這種認知上的轉變又進一步強化制度本身的偏差，形塑出一個層層累積、難以逆轉的自我強化循環。隨著大學全面擁抱市場邏輯，面臨前所未有債務壓力的學生開始轉向那些號稱能立即帶來財務回報的學位。行政部門又將這個轉向視為學生偏好的證據，把資源配置到更有利可圖的領域，進一步邊緣化人文學科，讓危機感不斷加深。批評者指出，當金錢與能否帶來研究經費被大學視為唯一值得計算的價值時，人文學科根本沒有勝算。大學開始採用企業經營管理模式，迫使各系所必須證明自己的財務價值，而非教育意義或公共的重要性。

這種資源重分配既是物質性的，也是象徵性的，界定教育價值的框架本身也隨之改變。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在 2001 年推出的 STE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很快成為決定哪些知識「值得投資」的主導，聯邦與校級資金也順勢跟進。2023 年，美國各大專院校在健康科學研究上的支出，是整個人文領域研究經費的四十二倍以上；而人文領域的研發（R&D）僅占 STEM 相關研究總支出的 0.8％。這些數字凸顯了一個深刻的事實：STEM／人文的分野並非只是被動回應學生的自然需求，而是透過政策與資源分配——決定資金、聲望與制度注意力的流向——主動製造出這種需求。換言之，大學其實是親手打造了那套階序，而後又反過來以此階序作為人文學科邊緣化的證據。

圖3　各學術領域的財政支出
資料來源：https://reurl.cc/ORv7Oy

這項結構性的批判引發了更具哲學色彩的辯論：人文學者面對外界要求證明自身價值時，究竟應該如何回應？其中一派主張完全拒絕以功利主義作為討論框架，認為只要接受市場化的價值標準，人文學科的核心使命就勢必被扭曲。對這些捍衛者而言，人文學科之所以存在，正是為了培養非市場化的欲望與思考方式——那些無法被簡化為經濟效益的能力。為知識本身而追求的學習、質疑而非服務工具性目的的批判性思考、以及培育公民而非僅僅是勞工的教育。如芝加哥大學教授瑪莎・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所指出，「唯有培養批判思考與自我反思的能力，民主才能保持活力，並維持清醒。」^[3] 劍橋大學的史蒂芬・柯里尼（Stefan Collini）也提出呼籲，把人文學科推入一種無法呈現其真正價值的功利論述之中，等於是向那些扭曲的討論前提讓步。^[4] 從這個觀點看來，用 GDP、就業率或職涯準備度來為人文學科辯護，在論戰開始就已經輸了一半。

然而，這種立場也面臨兩難：在一個學生進入大學前就已精算投資報酬率的時代，這類論點聽起來往往像是貴族的奢侈——只有能夠忽視經濟壓力的人才負擔得起。^[5] 因此，另一派試圖證明，人文教育確實能培養出雇主所重視、且可量化的能力——例如批判性思考、複雜溝通、倫理推理等。這類論述也獲得雇主調查與政策報告的支持。正如保羅・傑伊（Paul Jay）在 2014 年所寫的：「捍衛人文必須採取雙管齊下的策略：一方面強調人文在培養對價值底線與日常生活工具化的批判性思考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另一方面也要具體闡明人文教育的價值，凸顯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所獲得的實用技能。」^[6]

第三種解釋則認為危機的根源在人文學科本身，而非外在的經濟壓力。讀者眾多的《紐約時報》保守派專欄作家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在 2014 年寫道：「人文學科不僅被殘酷的就業市場碾壓，更自我毀滅，因為許多人文學者已對自身的事業失去信心。」保守派批評者認為，真正的傷害源自學者開始質疑領域的基本價值，並對經典進行「去經典化」（decanonization）——此過程疏遠了學生，使大眾無法理解人文學科究竟代表什麼，並削弱了為人文教育辯護的可能性。^[7]這種內部批判自 1960 年代起便在醞釀，源自對西方典範的挑戰；到了 1980 與 1990 年代，隨著後殖民理論、女性主義研究與種族研究而重新調整課程，批判的力度更為強烈。到了 2010 年代，這些辯論已從研究所教室擴散到公共領域，也預告了之後十年間圍繞「覺醒」（wokeness）與「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 的兩極化論戰。

保守派批評者將入學人數下滑歸咎於人文學科被「政治化」，聲稱莎士比亞被性別研究取代，啟蒙普遍主義因其歐洲中心偏見而遭到批判，這些都顛覆了人文學科的文化權威與大眾吸引力。^[8] 除了研究內容，批評者也認為，人文學者退縮到一座充滿艱澀術語的「象牙塔」(Ivory Tower) 裡。「表演性」（performativity）、「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等概念不是用來推動知識，而是用來表態與劃界，以區分圈內與圈外成員的社會排除機制。

保守派的批評並非毫無根據，根據《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2024年的報導，一項根據 347,000 篇博士論文摘要的研究發現，人文領域的可讀性平均分數從 1940 年代的 37 分左右一路下降到 2020 年代的 18 分——印證了許多人的懷疑：學術寫作對學科外的讀者變得愈來愈難以進入。抱怨並非來自題材冷僻——科學家也研究冷門題目——而是人文學者過度追求不必要的複雜性，甚至刻意將原本很引人入勝的主題寫得晦澀。

圖4　《永久危機》（Permanent Crisis: The Humanities in a Disenchanted Age）書封
資料來源：https://press.uchicago.edu/ucp/books/book/chicago/P/bo81816415.html

當「危機」沸騰之時，一些學者試圖將其放回歷史脈絡中理解。與其把所謂人文學科的衰退視為斷裂，他們指出，對人文邊緣化的哀嘆其實在過去一世紀中不斷反覆出現，每次都反映了更廣泛的政治、制度或文化轉型。在這個脈絡中，最具挑戰性、也最發人深省思的是保羅・雷特（Paul Reitter）與查德・韋爾蒙（Chad Wellmon）的分析。這兩位德國研究學者在《永久危機》（Permanent Crisis）中主張，現代人文學科不僅反覆經歷危機，而且自十九世紀的德國萌生以來，便藉由危機來定義自身。那種不斷感到威脅、被邊緣化、甚至走向衰退的意識，並非暫時性的，而是現代人文學科的組成部分。自十九世紀以降，人文學者便透過「喪失」的敘事來界定自己的使命——每一代都把自己定位為在面對官僚化、市場化或庸俗化時捍衛道德教養的一方。雷特與韋爾蒙提醒我們，吊詭之處在於：當前使人文學科面臨危機的力量——官僚理性化與民主化——在歷史上反而是它得以成為現代學科的根基。「危機」既是人文學科的生存挑戰，也是其產生的環境，賦予其使命感與內在一致性。危機不只是被承受的現象，在某種意義上也是這個領域存在的理由。

雷特與韋爾蒙將這種動態發展追溯至十九世紀初的德國；弗里德里希・伊曼紐爾・尼特海默（Friedrich Immanuel Niethammer）等思想家則將 Geisteswissenschaften（精神科學、人文科學）界定為對現代性斷裂的補償性回應。對他們而言，新興的人文學科也是對傳統 Bildung（教養、人格陶冶）理想的現代重塑：既延續以理性與自我修養為核心的教養概念，又是在宗教力衰退後在制度上尋找新的空間。尼特海默在 1808 年寫道，在傳統宗教所維繫的整合秩序已然崩解的世界裡，新的人文學科必須「鍛鍊並塑造」人的理性。^[9] 人文學科於是逐漸承擔起原本屬於宗教權威的職能，引領人們進入那超越時間的亙古意義與價值的道路。

然而即便在十九世紀早期，以學術研究帶來道德重整的期待，已遠遠超出了學術生活實際所能達成的界限。早在 1830 年代，弗里德里希・迪斯特韋格（Friedrich Diesterweg）便嘲諷那些自稱培養人文美德、行為上卻完全背道而馳的「人文學科教授們」，批評其所作所為是場醜聞，他們「爭吵、惡意攻擊、言語刻薄、沈迷於流言蜚語、虛偽地背後中傷、學派鬥爭不斷、壁壘分明的派系心態，以及赤裸裸的傲慢。」^[10]

圖5　威廉・狄爾泰 Wilhelm Dilthey（1833-1911）
資料來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lhelm_Dilthey#/media/File:Portrait_Dilthey

在雷特與韋爾蒙的敘述中，威廉・狄爾泰（Wilhelm Dilthey）提出了一個轉折性的哲學框架，他在尼特海默的基礎上賦予現代人文學科更為宏大的哲學抱負。雷特與韋爾蒙強調，依狄爾泰的構想，現代人文學科的核心任務，是勾勒出一種能夠限制自然法則解釋力的「人」的概念，以維護人類對自然世界的自主地位。相較於科學家以冷峻、機械化的自然為典範，人文學者以一個具有目的性、個別性、且無法化約為自然因果的「人」作為研究的起點。在狄爾泰看來，現代人文學科的關鍵作用即在於引導人們理解「每一個個體生命的意義都是獨特且不可化約的。」^[11]

然而，這樣的志向本身就帶著內在的困難。狄爾泰堅稱，細緻有方法的學術研究可以成為道德導向的基礎，但恰恰是由他推動並制度化的歷史主義，使得這種基礎愈來愈難以維繫。他所倚賴的工具——語文學、歷史、心理學——一方面帶來深刻洞見，另一方面卻不斷侵蝕道德或形上學的立足點。從這裡雷特與韋爾蒙看出人文學科的結構性張力：狄爾泰為人文學科賦予了「救贖式」(redemptive) 的使命，但其方法論卻成為瓦解這項使命賴以成立的基礎。

這正是他們所謂「永久危機」的來源——人文學者越感受到自身的脆弱，就越傾向強化自我論述，以危機為語言來闡明自身的重要性。他們一再主張德國文化正處於漂流之中、機械化威脅著倫理生活，唯有人文學科方能保存國家的深層價值。然而，這些論述並非源自外在的制度威脅，而是來自人文學科「救贖式抱負」(project of redemption) 與其現實的有限能力之間的巨大落差。弔詭的是，正是這個落差，使危機感得以循環再生，並鞏固人文學科的認同。

這種模式也深刻影響了大西洋彼岸的發展。當美國大學在十九世紀末採納德國的學術理想時，他們吸收的不只是新的方法與制度結構，也一併承繼了人文學科那份被放大的文化責任感。美國的人文捍衛者重複狄爾泰的主張：在人心迷惘的年代，人文學科負責意義的詮釋；在技術不斷擴張的世界裡，人文學科守護著「人之所以為人」的核心。依照雷特與韋爾蒙的說法，這些人文守護者繼承了一套想像人文學科的方式。

雷特與韋爾蒙進一步主張，這種持久的「衰退」修辭已經成為自我強化的循環：「危機不僅被用來描述人文學科的困境——它也成了其存在的理由。」^[12] 人文學科的自我形象往往仰賴把自己同時視為「被危及」與「具救贖能力」的領域，於是每一代都重新發現相同的問題並呼籲更新，卻不改變產生危機的結構。對雷特與韋爾蒙而言，前進的方向取決於更清晰的歷史自覺——認知到人文探究的侷限，謙遜地承認它在知識與公民生活中所能提供的貢獻。關鍵在於：人文學者必須避免誇大那些不可能真正實現的轉化力量，即便在肯定自身方法與傳統的真正優勢時亦然。若要理解人文學科的當代處境，就必須看見，所謂的「永久危機」並非亟待治癒的病灶，而是一種自我正當化的機制。

或許是因為我本身是研究德國的歷史學者——而且像所有德國史學者一樣，總是高估德國經驗的重要性——我覺得他們的分析格外犀利具有說服力，特別是在揭示那種至今仍深刻形塑我們如何理解在一個制度內進行批判性思考之意涵的矛盾性方面。在某種程度上，雷特與韋爾蒙將人文學科的危機從十九世紀一路延續到當代的論述，反而帶來一種安慰。如果人文學科能夠挺過那個「災難年代」(Age of Catastrophe)──包括兩次世界大戰──那麼我們當下的困境又能糟到哪裡去呢？

然而，他們對「延續性」的強調，也使得這套分析在此時此刻失去了一些洞察力。至少對我而言，雷特與韋爾蒙的著作更像2010年代中期的產物，與今日的感受相當不同。在我看來，以下三個時代因素的交匯引發這一輪對人文學科的攻勢。首先是政治層面的衝擊，極右勢力崛起，對學術機構的敵意也隨之高漲。其次是醫療層面的斷裂，COVID 的爆發重擊了既有秩序與公共信任。最後是科技層面的加速，人工智慧的興起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新定義知識與專業。

首先，是極右勢力對學術機構的攻擊。過去十年來，許多極右論述之所以能夠擴散，正是因為它們訴諸對「建制派」(establishment) 的敵意。自 2016 年以來，川普更是以反菁英、反智識的語言為號召，將大學、研究者與專家描繪成脫離民意、甚至危害國家的對象，使反智情緒成為動員極右支持的重要資源。這些攻擊確實奏效。過去十年的調查顯示，高等教育的公信力持續下降，例如蓋洛普（Gallup）在 2023 年報告中指出，只有 36% 的美國成年人表示對高等教育「非常信任」或「相當信任」，而在 2015 年這個數字還有 57%。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則發現，多數共和黨人認為大學對國家產生負面影響，新的民調更顯示，這種不信任正逐漸超越黨派向外擴散。曼哈頓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在 2025 年的調查顯示，只有 20% 的美國人「完全信任」公立大學會以公共利益為依歸。私立常春藤大學與大專院校的可信度更低，只有 15% 的登記選民表示他們「非常信任」這些機構，31%表示「有些信任」，46% 的受訪者表示「不太信任」（25%）或「完全不信任」（21%）。

然後是 2020 年的新冠疫情，疫情將原本需要多年才會發生的轉變壓縮到短短幾個月內完成。大學在一夜之間轉向遠距教學，赤裸地暴露出住宿型大學其實依賴的不是知識內容，而是非教育性的設施與社交經驗。隨著國際學生消失、靠招生維繫的學校面臨生死存亡的預算缺口，高等教育的財務模式幾乎瞬間崩解，學生與教職員的心理健康更急遽惡化到大學難以正常運作的程度。

疫情也揭露了殘酷的價值階序：醫學與公共衛生專家被視為「必要」，而人文學者則被歸類為「非必要」工作者。人文教育的基礎設施——封閉的檔案館、被 Zoom 削弱的語言課程、原本能激發思想的偶然相遇——呈現出一種脆弱性，一種不見於以實用設備為主的科學實驗室的脆弱性。當大學重新開放後，許多學校發現經歷線上教育的學生有許多不再回到人文課堂。人文危機在疫情期間並未停擺，只是轉移、擴散、並惡化。

圖6　各年級學生趕上疫情前學業水準，平均所需時長（月）。
資料來源：https://www.the74million.org/article/crpe-state-of-american-student-learning-loss-high-school/

疫情對學生帶來的傷害不僅是短期的中斷學習，而是長期的發展缺陷。在青春期最關鍵的學習階段（大約 13 至 18 歲）經歷遠距教學的學生，進入大學時已經錯失了好幾年語文與閱讀能力的關鍵養成。教育研究的資料顯示，學生的閱讀程度比年級水準落後多年，缺乏長時間閱讀的耐力，且長期以螢幕為主的教學型態也使注意力難以集中。這不是動機或智力的問題， 而是因為錯過了關鍵的發展時機。對人文學科而言這成為「危機中的危機」，當學生不閱讀時，文學要如何教授？當學生無法專注讀完一篇 30 頁的文章時，歷史課該如何進行？這種世代效應意味著：當大學努力從財務重創中恢復時，他們面對的是一整批在結構上尚未準備好接受人文教育的學生，而這不是任何教學創新能在短時間內補救的。

最後， 2022 年 ChatGPT 推出，人工智慧成為最具威脅的一項變化。過去的科技變革固然會淘汰某些工作，但同時也創造其他工作。這波AI 自動化所威脅的，正是人文教育用以證明自身價值的核心能力：撰寫分析論文、整合研究、生成詮釋、甚至進行文學與歷史分析。過去人文學科辯護畢業生擁有批判思考與溝通能力，因此深受雇主青睞，如今 AI 卻能以極低成本大規模產出可接受的成果。問題已不再是人文教育是否能培養有價值的能力，而是當機器能夠模擬這些能力時，它們本身還有多少價值？

更令人不安的是，AI 公司訓練模型所依賴的正是人文學者的集體成果——從書籍、論文、資料庫中抓取內容，既未取得同意，也未提供報酬——等於把數十年的智識勞動據為己有，用來打造一套可能使未來人文勞動變得多餘的系統。這項科技帶來的威脅不同於新自由主義化或預算削減，而是暗示人文學科的基礎知識工作有可能被非人類智能複製，這不僅衝擊人文畢業生的就業前景，更動搖了人文學科作為一個領域的認識論基礎。

人文學科面臨的政治與財政壓力，也與對人工智慧的焦慮相互交織。自 2022 年底 ChatGPT 公開後，許多知名評論者宣稱生成式 AI 將使人文技能變得過時。普林斯頓歷史學家 D. Graham Burnett 在《紐約客》的文章〈人文學科能在人工智慧時代存活下來嗎？〉(Will the Humanities Surv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中捕捉了這種不安。他反思自己用 ChatGPT 閱讀艱深學術材料的經驗，寫道：「我辦公室那一整排上千本學術書，如今開始像是考古遺物。為什麼還要翻它們找答案？它們既低效、又古怪，路徑冗長。」

圖7　1917年的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資料來源：https://reurl.cc/oK7zK3

總之，前景似乎一片黯淡。但如果雷特與韋爾蒙是對的，歷史或許仍能帶來一點安慰。兩人不約而同地回到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學術作為一種志業〉(Wissenschaft als Beruf)。這場演講誕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最深沉的陰影之中，當舊秩序正劇烈崩解，現代知識的危機也再無遮掩的可能。在韋伯的講稿中，他們看到的既不是對德國人文傳統的懷舊式辯護，也不是對文化救贖的祈求，而是一種在去魅時代中、對學術實際能提供什麼的冷峻與不加掩飾的描述。韋伯堅稱，現代學術工作無法提供早期世代曾寄望於人文的意義、道德上的統一，或文化的一致性。他拆解了那個熟悉的人文幻想——以為學術能替現代生活找回失落的整全——並以一種禁欲式的紀律倫理取而代之。他認為學者的使命在於方法的誠信、概念的清晰，以及對知識的片段性與暫時性保持清醒的接受。

韋伯在戰時發表的那場演講既沒有提供救贖的故事，也沒有預告重生。相反地，他重新界定了在極端壓力下何謂學術誠信。他主張，大學不能拯救文明、不能恢復意義、不能治癒政治分裂，甚至不能保證自身工作的價值。大學真正能做的，是維持一套不依賴文化威望或公共信任而立足的實踐：誠實、方法與清晰。韋伯的模式要求一種「學術自我節制」(scholarly asceticism)，願意只說證據所允許的話，承認自身專業的邊界，並放棄那個誘惑性極強、卻根本不切實際的幻想，即以為學術能修補世界。

雷特與韋爾蒙將這種「放棄」視為洞見而非絕望。當我們不再期待大學提供精神整合或擔任國族文化的守護者時，學者便從先知式的文化角色中被解放出來，大學的價值也轉而奠基於一套自律的探究實踐：透明的方法、批判性的自我節制，以及面向學生與公共的責任倫理。

在此基礎上，雷特與韋爾蒙認為韋伯的立場為當下提供了一種務實取向。能夠承認自身權威限制的大學，不易開出過度承諾，也較不會被指控壟斷道德洞見，更不致陷入最終滋養反撲的失望情緒。韋伯的去魅固然無法終結危機，但它重置了危機的框架：重點不在於消滅危機論述，而是在於培養一種既不依賴危機、也不放大危機的學術實踐。在愈加強烈的不信任年代，智識誠信而非文化權威，或許才是現代大學真正能長久維繫的基礎。

當前的危機，正如韋伯當年面臨的情勢，需要我們重新闡明人文學科的真實功能：培養判斷力、展開複雜性，並在一個愈來愈排拒這些特質的世界裡展現智識責任。即使身處艱難時刻，人文學科依舊提供不完美卻始終關鍵的洞見。它的價值體現在培養思考習慣，使我們能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環境中繼續前行。令人欣慰的是，希望的跡象仍然可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藝術與人文學院院長、同時也是《世界人文報告》召集人的莎拉・蓋爾（Sara Guyer）觀察到，人文學科在柏克萊正逐漸復興，選課人數持續上升。蓋爾說：「我喜歡思考這現象如何與我們的世界相互呼應。人文其實是一種資源，是當代生活中的信心來源。藝術與人文的課堂確實幫助我們理解世界。我們能自在地待在複雜之中；我們能從容面對問題，而不必急於求解。如果有一個時刻缺乏標準答案、我們也難以確知方向，那正是現在。」

人文學科教我們如何判斷，如何在競逐的主張之間辨識差異並謹慎權衡證據。它們要求我們面對脈絡、矛盾和生命經驗的不可約化性，使複雜性得以浮現。它們也示範一種智識責任：願意停留在模糊之中，以善意辯論，並在更充分的理由出現時調整自己的信念。在政治與文化愈來愈排斥這些能力的時代，人文學科仍然不可或缺。

註腳

[1] 本文無意深入討論此一歷史脈絡，但關於美國研究型大學的興起及其與科學贊助之間的密切關係，可參考以下著作：Laurence R. Veysey, The Emergence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Roger L. Geiger, To Advance Knowledge: The Growth of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ies, 1900–194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Roger L. Geiger, Research and Relevant Knowledge: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ies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Stuart W. Leslie, The Cold War and American Science: The Military-Industrial-Academic Complex at MIT and Stanfor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Rebecca S. Lowen, Creating the Cold War University: The Transformation of Stanfor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2] 關於 2010 年代以來「大學的新自由主義化」之代表性論著，可參考下列幾部作品：Christopher Newfield, The Great Mistake: How We Wrecked Public Universities and How We Can Fix The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6); Henry A. Giroux, Neoliberalism’s War on Higher Education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2014); Sanford F. Schram, ed., Neoliberalizing the University: Implications for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3] Martha Nussbaum, Not for Profit: Why Democracy Needs the Humani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10. “I shall argue that cultivated capacities for critical thinking and reflection are crucial in keeping democracies alive and wide awake.”

[4] Stefan Collini, What are Universities For? (London: Penguin Books, 2012). 

[5] Jennifer M. Morton, Moving Up without Losing Your Way: The Ethical Costs of Upward Mobil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6] Paul Jay, The Humanities “Crisis” and the Future of Literary Studi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5.

[7] 關於文學典範形成的經典論著，可參考, John Guillory, Cultural Capital: The Problem of Literary Canon Formation, enlarged edition, introd. by Merve Em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3; orig. 1993).

[8] 保守派捍衛經典的典型代表作，則是Allan Bloom’s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How Higher Education Has Failed Democracy and Impoverished the Souls of Today’s Student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7)。

[9] Paul Reitter and Chad Wellmon, Permanent Crisis: The Humanities in a Disenchanted A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1), 16.

[10] Reitter and Wellmon, Permanent Crisis, 17.

[11] Reitter and Wellmon, Permanent Crisis, 158.

[12] Reitter and Wellmon, Permanent Crisis, 253. “Crisis has not only been variously invoked to describe the plight of the humanities—crisis has also been the humanities’ ration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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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孟軒/風波中的大學 II：論人文學科的「永久危機」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s://kamatiam.org/風波中的大學-ii：論人文學科的「永久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