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孟軒(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賴炣妌/翻譯

 

 

圖1:哥倫比亞大學的「加薩團結營地」
圖片來源:Wikimedia

 

自去年秋季以來,美國各地大學陷入一片騷亂不安地氛圍之中。10月7日哈瑪斯對以色列發動的突襲以及日後以色列的反擊,美國校園中就有學生發起各式的抗議活動。然而就在過去的一個月裡,抗議聲浪四起,校園內的衝突事件愈演愈烈。衝突引爆的地點在紐約市的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以下簡稱哥大)4月17日,數百名親巴勒斯坦的學生在校園主草坪搭建起約50頂帳篷,成立「加薩團結營地」(Gaza Solidarity Encampment)。這些學生們的主要訴求是要求大學在財務上撤出任何與以色列政府有商業關係公司的資金,這些企業包括美商航太公司洛克希德・馬丁(Lockheed Martin),跨國科技公司微軟、谷歌和亞馬遜。

佔領草坪行動的時機點頗具戰略考量意義。就在當日,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內馬特・塔拉特・沙菲克(Nemat Talaat Shafik)正準備在國會山莊回答有關校園反猶太主義的問題時,抗議者們便同步開始在草坪紮營。此次聽證會上,國會共和黨議員們輪番對沙菲克提出嚴厲質詢,指責她無法阻止大學成為「反猶太主義和仇恨的溫床」。事實上,共和黨員曾在去年12月,同樣對常春藤盟校哈佛大學、賓州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校長們使出慣用伎倆,他們砲火猛攻迫使這些大學校長們紛紛遞出辭呈。[1]面對質詢過程中強力的施壓與追問,沙菲克顯然感到極度為難且疲憊不堪,有時她的立場游移,甚至提出和她團隊相互矛盾的證詞

就在聽證會結束後隔天下午,沙菲克授權紐約市政警察(the New York Police Department , NYPD)進入校園清場。在她送給市政警察的授權書裡,校長表示她必須維護學校的正常運作以及學校的治安。「我已經決定」,沙菲克寫道「營地和相關破壞活動對大學的實質運作構成了明顯和現實的危險。」警方一口氣逮捕了108名學生,此次衝突是哥大自1968年以來最大規模的校園逮捕行動。

這群抗議學生們仍不氣餒,第二天他們又再度回到草坪,重新搭建營地據點打算重振旗鼓。當沙菲克校長回到校園後,旋即宣布哥大「不會對以色列撤資」,並下令要求學生即刻解散營地抗議活動。4月30日深夜,抗議學生們闖入具有歷史意義的漢密爾頓大廳(Hamilton Hall),那是1968年反越戰抗議活動的佔領地點之一。沙菲克校長再次命令紐約市警察局出動,此次有數百名警力聯合封鎖校園,他們攜帶防暴裝備衝進大廳清場,事後統計有超過一百多名學生遭到逮捕。

 

圖2:紐約市政警察進入哥倫比亞大學逮捕學生
圖片來源:Columbia Spectator

 

警方的行動激起了全美校園的震怒,抗議活動如雨後春筍般在全國遍地開花。不幸的是,有些大學抗議活動演變成了暴力事件。在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數十名地方和州警察──騎在馬背上且手持警棍的警察──排成一列,阻止抗議者在校園內遊行。抗議活動現場的影片令人震驚,所見警察毆打學生、老師和其他進行非暴力政治抗議的人。最令人感到不安的報導來自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CLA),畫面中一群親以色列的反示威者使用煙火、棍棒和化學噴霧劑試圖用暴力拆除營地,衝突持續了數小時,警察才進入現場恢復秩序。回顧整起事件,自4月17日以來,全美各地湧現70多個抗議營地,共有2,100多名學生被捕。

 

圖3:2024 年 4 月舉行以色列-哈馬斯戰爭抗議活動的美國大學。有營地的大學用綠色標出,沒有營地的但是有抗議活動用藍色標出。
圖片來源:Wikimedia Maps

 

為了防止後續可能有更大規模的爭端產生,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USC)、哥倫比亞大學等校紛紛取消了今年夏季的畢業典禮。(2020年,由於COVID19疫情爆發,美國各校高中大學當時也陸續取消舉辦畢業典禮。請讀者們試想,這一屆的畢業生,在他們的人生中將不幸地錯過高中與大學的畢業典禮。)

由於整起抗爭仍尚在發酵且正迅速蔓延,我們今日仍難以真正看清抗議學生所身處的政治、社會和文化局勢。為此,我強烈推薦各位閱讀《報導者》(The Reporter),它們有一篇文章是我認為在近期海量中文報導中的佳作,它針對時事提出中肯且深入淺出的分析。我也推薦各位可以參考一位目前在哥大的藝術史博士生李孟瑄寫的一手描述。因為局勢的變化太快,本文不想評論這次學生抗議活動的是非或以巴戰爭的立場。

我想要利用這篇文章探討歷史如何幫助我們理解和定位美國學生抗議運動的脈絡。究竟菁英、上層、中產階級學生何以變得激進?是什麼原因促使他們寧可冒著甘願被逮捕和身體受難的風險,也要為不屬於自己群體之人抗辯發聲?

本文聚焦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校園歷史,主要是因為哥大的抗議聲浪在近期學運熱潮中有舉足輕重之地,同時,現階段學界已經有大量的相關歷史論著。本文特別借鑒羅伯特・科恩(Robert Cohen)的精彩著作《當舊左派還年輕》(When the Old Left Was Young),以尋求歷史解釋。檢視目前大眾媒體上流傳著許多將過去事件與今日類比之論述,讓我們注意到了當前時刻與1968年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這些類比確有其道理,我們幾乎可以在1968年和現在之間畫出一條直線。今日就如同往昔,抗議者是由左翼學生團體廣泛聯盟組織起來的,他們反對美國政府支持他們認為的不公義帝國主義戰爭。將大學資金從戰爭中抽離的要求也可追溯到1968年,當時的抗議學生和現在一樣,質疑高等學府與軍工業之間的深層糾葛。1968年的哥大學生也有佔領學校大樓的舉動;1968年的校方也有授權紐約市政警察進入校園逮捕學生。

 

圖4:1968 年哥大學生運動。
圖片來源:Vanity Fair

圖5:1968 年警察進入校園遣返哥大學生。
圖片來源:The New York Times

圖6:1968 年哥大學生運動。
圖片來源:Barnard

 

本文關注的是學生激進主義歷史上一個比較不知名的時刻。1932年,哥大校園內曾經爆發過言論自由之爭,且很快地成為大蕭條時期最具對抗性的校園抗議活動。這起事件最終導致了20世紀30年代大學生第一次為了政治議題而集體罷課。我之所以要討論1932年,一來是因為它並不太為人所知,另一方面是1932年的事件或許更有助於今日我們解釋學生激進主義的根源。

 

從政治冷感到政治參與

 

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權威性歷史書中,羅伯特‧麥考希(Robert McCaughey)提醒我們哥大學生並不總是站在激進行動主義的最前線。在18世紀革命的時代,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作為哥大前身,學生們反而多半是效忠派;他們與父母、教職員工以及學院的管理者站在同一陣線反對革命力量和支持英國皇權。到了19世紀,很少有學生支持廢奴主義運動。[2] 在校園裡存在的暴力事件主要還是一般學生間彼此的惡作劇等打鬧行徑。即使到了20 世紀 30 年代,校園暴力的主要來源還是球隊團體、新生霸凌或所謂兄弟姊妹會的迎新辱禮(hazing ritual)。在那個年代裡,大一新生還會被強制要求戴著無簷小便帽,以便大二以上的學生在校園裡能一眼就辨識出他們。在1930年也曾有數十名大二生襲擊一年一度的新生年終宴會,當天晚宴轉瞬間演變成一陣瘋狂混戰,在場的大一大二生激烈地揮舞拳頭朝著對方猛毆,家具被當作防禦和攻擊的武器,窗戶、鏡面能敲碎的玻璃全都碎裂散落一地。隨後等待州警出動,這場狂亂的全武行才終止,避免了餐廳徹底毀壞。[3]

 

圖7、8:1930年以前哥大大一新生會被強制要求戴著無簷小便帽。
圖片來源: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ies

 

總之,美國學生們對政治冷感的現象遠比想像中還更加普遍。在美的歐洲觀察家始終認為,與歐洲學生相比,美國學生普遍缺乏政治參與意識。1931年,著名的左翼英國政治理論家哈羅德・拉斯基(Harold Laski)撰寫〈你們的年輕人為什麼不關心?美國大學生的政治冷漠〉(“Why Don’t Your Young Men Care? The Political Indifference of the American Undergraduate”),其中比較了歐洲的青年政治行動主義與美國的情況。拉斯基在1926年轉往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任職前,曾在哈佛以及耶魯大學任教。他的結論是,在美國,學生更容易被商業利益而非政治所吸引,因為企業不只是能夠提供一個賺錢的事業,學生也只有企業才能真正改造社會。

1929年的華爾街大股災以及日後的經濟大蕭條 (Great Depression)是大學生走向激進的重要轉捩點。起初,菁英大學自覺不受大環境影響,許多學生傲慢地相信他們能夠凌駕於時局之上。但到了1932年,經濟衰退的效應蔓延至大學:學校開始縮編。這一年,由於許多中上階級的家長再也無力負擔高昂的大學學費,入學率罕見地下降。校園籠罩在經濟焦慮的低氣壓;又隨著各州削減高等教育資助,以及私人捐款日益枯竭,大學行政高層只得截長補短,一面緊縮年度教育計畫經費,大幅減少公共建築和維護開支,一面增加學費,最後再眼睜睜地看著逐漸減少的教職員同僚人數和薪酬。

1932 年的大學生們開始意識到對未來的焦慮感,這種焦慮感是之前所謂經濟蓬勃「呼嘯的二十年代」(Roaring ’20s)無法想像的。大學畢業生開始正視畢業以後的人生,他們將面臨往社會下階流動而非向上流動的可能性。學生社論甚至公開討論,也許不遠的將來,他們將不得不耗上整個大白天,站在慈善廚房前乾瞪眼,再跟著長條人龍排隊等待領湯。也許不遠的將來,他們將不能再像從前的人一樣,只需坐等畢業,就會有亮麗璀爛的大好人生。有許多人也意識到,擁有大學學位根本無法抵禦日益加劇的經濟衰退危機。校園內流傳著學生出版的報刊雜誌,內容亦開始出現同情低收入學生的信件、文章和社論,學生間以共鳴的話語記錄下日益艱難的生活景況。

相比於其他常春藤盟校,哥大更早地見證了激進化學生群體的誕生。部分原因是由於哥大地處紐約市,而紐約市在20世紀30年代初早已是激進行動主義活動的中心。有幾個因素促成此發展趨勢。首先,此處存在較大的政治和社會力量盤踞:共產黨在紐約市設有總部,同時紐約也是社會黨的根據地,該黨對紐約的工會有影響力。其次是文化和知識力量,在紐約聚居了許多激進知識分子:劇作家萊昂內爾・亞伯(Lionel Abel)提到,20世紀20年代,紐約許多知識分子曾在俄國流連,他甚至形容:「紐約已然成為蘇聯最有趣的一部分」。哥大本身就是自由派和左翼知識分子的搖籃,像是約翰・杜威(John Dewey)、喬治・科茨(George Counts)、法蘭茲・鮑亞士(Franz Boas)和雷克斯福德・特格韋爾(Rexford Tugwell)都於20年代在哥大任教。另外還有兩位有廣大影響力的著名宗教激進主義學者:萊因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和哈里・沃德(Harry Ward),當時他們就在對街附屬於哥大的紐約協和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教書。

除此之外,高等教育環境發生巨大的變化。在大蕭條時期,紐約是美國少數幾個實行免學費市立學院制度的城市之一。紐約城市學院(City College New York)、亨特女子學院(Hunter College for women)和布魯克林學院(Brooklyn College)三大學院共同構成了全美最大的免費城市學院系統。相較於一般大學學生主要來自中產階級家庭,紐約市立學院的學生群體有更高比例來自低收入家庭,而且絕大多數來自城市的貧民區,其中有不少人是來自東歐的猶太裔難民。這些猶太移民為紐約帶來了一種反沙皇專制、激進政治和工人階級組織的強大少數派傳統。

與典型的中產階級大學生不同,這些學生中多數人幾乎在當下就立即感受到了經濟大蕭條的衝擊,因此更早先就意識到了組織的必要性。他們成立了全國學生聯盟(National Student League , 以下簡稱NSL),這是第一個由左傾的高中和大學學生團體組成的草根聯盟。起初,他們成立目的是為了抗議紐約城市學院校園內的審查制度──學院院長沒收了校內批評後備軍官訓練團的學生雜誌。隨後,學生們很快地向外部尋求跨組織合作, NSL最初嘗試派遣一個學生代表團前往肯塔基州的哈倫郡(Harlan County, Kentucky),為罷工的煤礦工人送食物和衣物等救濟品。這次遠征不僅象徵為礦工提供人道援助,NSL也希望通過他們的身體力行,提高大學生們政治覺醒意識,讓他們直接體會到資本主義的殘暴。這次的代表團也包括哥大的大學生,他們一到州界便受到武裝民兵、警察和大批敵對人群從四面八方「夾道歡迎」,最後,這些乘坐第一輛巴士來到肯塔基州的學生們別無選擇只能黯然離開。

 

圖9:從1931到1939年,肯塔基州的哈倫郡的煤礦工人跟煤礦公司進行了激烈的對抗。
抗爭引發了許多暴力事件,因此俗稱「血腥哈倫」(Bloody Harlan)。
圖片來源:World Socialist Web Site

 

1932 年學生抗議

 

在前往哈倫郡的學生代表團中有一位學生記者來自哥大的日報《哥倫比亞觀察家報》(Columbia Spectator)。該報的編輯是左翼人士里德・哈里斯(Reed Harris),他指派這名學生追踪報導此事。哈里斯的個人故事或許反映了大蕭條時期中產階級學生走向激進化的里程。哈里斯出生於一個富裕家庭,接受傳統軍式教育,他曾在維吉尼亞州的斯湯頓軍事學院(Staunton Military Academy)學習,亦曾與巴里・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同窗,戈德華特日後成為美國保守派政治中的大人物。在哥大的歲月裡,哈里斯一開始和大家一樣,一入學就參加最受人矚目的大學生運動社團,並獲選加入新生橄欖球隊成為球員;也和大家一樣,在兄弟會裡一起欺凌大一新鮮人。但到了大四,哈里斯的政治意識在某日覺醒,他說:「那是一個在經濟蕭條的背景下接受大學教育的時代,是一個世界即將遭逢巨變的時代。」更後來他回憶道,正是那日他心中的警鈴大響,開始「質疑當時諸多成文的既定標準」。[4]

在哈里斯擔任編輯前,《哥倫比亞觀察家報》主要反映的是時興的學生文化與態度:非政治、菁英化且又固步自封。但大四以後的哈里斯一改先前思想,希望將這份報紙重新打造成一份能夠揭露社會醜態的刊物。他設想這是一份嚴肅且具批判性的刊物,學生們可以自由且「不計後果地說出我們的想法」。[5]雖然他不是共產主義者,也不是NSL的成員,但他呼籲大眾關注NSL的實際行動與努力,更支持NSL在校園中提高學生群體政治意識的倡議及援助受大蕭條影響的人們,並鼓勵報刊記者們將關注點從個人,轉移到大蕭條時期美國人民迫切面臨的現實問題。在他的領導下,《哥倫比亞觀察家報》稱讚了1932年3月NSL前往哈倫郡的任務,在肯塔基州警方阻止這項任務時,哈里斯用輿論譴責肯塔基州法律系統的「偏執和不寬容」。

校內方面,哈里斯還讓他的學生記者調查大學管理食堂不善的行徑,一系列文章揭露了哥大管理階層為牟取暴利而剝削學生、服務生和提供劣質食物的情事。當時的院長霍克斯(Herbert Hawkes)看慣了為校方吹捧和造勢的校刊,盛怒之下,霍克斯院長要求哈里斯在24 小時內證實這些「不實」指控。

哥大的管理部門惱羞成怒,校刊的批評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當霍克斯要求哈里斯提供食堂報導的證據和消息來源時,哈里斯拒絕了,霍克斯於是下令開除哈里斯學籍。這次開除事件激怒了哈里斯,他公開譴責哥大管理層侵犯了他的言論自由權,並剝奪了他的申訴管道。哈里斯聲稱,這次開除證實了管理部門既「死板又虛偽的官僚思維」,並深痛惡絕地寫道:「我對哥大自由主義的信仰完全幻滅了。」[6]

 

圖10:《哥倫比亞觀察家報》1932年4月4日,報導里德・哈里斯被開出學籍。
圖片來源:Columbia Spectator

 

哈里斯的幻滅其來有自,回顧過往歷史,哥大在尼古拉斯・莫瑞・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校長的領導下發展成美國一所重點大學,並以作為自由主義思想家的堡壘而享譽全國。但巴特勒不認為學生權利應該受到保障,他認為學術自由只適用於「有成就的學者」,而不是一般大學生。20世紀30年代,巴特勒成為了主張大學生不具學術自由的領導者。雖說如此,巴特勒的父權態度在當時的全美大學的管理基層甚是常見,他們通常認為大學生不夠成熟且需要引導。因此,學生的政治自由受到限制,在當時,如果學生組織想要舉辦會議或邀請外部演講者,通常需要學院管理層或導師批准。這種制度往往會阻止有爭議的演講者和「不當」話題在校園內出現。此外,校園章程明文禁止校園組織任何與黨派政治勾結的運動,只因行政管理階層認為這些活動會引起「反感」。

大學行政管理階層不僅具有政治實力,而且在法律上也有權對本科生實施紀律處分。法院一貫支持傳統「代位父母原則」(in loco parentis),賦予管理層如同父母般的控制和懲戒的權力。20世紀初,無論是州法院抑或是聯邦法院都支持大學管理人員任意的紀律處分。一個著名案例是紐約上訴法院(New York Court of Appeals)維持了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一名女學生被開除的判決,原因僅是學校聲稱她不是「典型守紀律的雪城女孩」。[7]法院裁定,管理者可以開除任何他們認為有損學校道德或知識標準的學生,且無需揭露理由。無獨有偶,賓州和佛羅里達州的法院進一步限制了學生的政治權利,允許大學在不舉行聽證會的情況下直接開除學生。

一聽說哈里斯可能遭到開除,NSL火速動員。該組織發表聲明,譴責哥大「無端干涉學習自由和新聞自由」,同時在紐約市舉辦聲援哈里斯的抗議大會。這次會議在市中心的一家劇院舉行,吸引了紐約市各校1000多名學生熱烈參加,是十年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大學生政治集會。會議期間學生討論了相關策略,宣讀了哈里斯的聲明並承諾支持NSL恢復哈里斯學籍的計畫,並向參與學生宣布,第二天他們將在哥大舉行大規模示威抗議活動。

主要的抗議活動在4月4日星期一正式展開,吸引了全美2000多名學生參加。主要訴求除了要求恢復哈里斯的學籍外,抗議者還要求由學生委員會對大學食堂進行調查,並對體育項目的腐敗情事進行調查。NSL呼籲全國學生在4月6日當天罷課。抗議者還派出代表團與霍克斯院長對質,批評他壓制學生新聞自由。霍克斯卻不為所動,辯稱開除學生「不是新聞自由的問題,而是品德問題,…… 哈里斯從未證實他的批評」。[8]

 

圖11:《哥倫比亞觀察家報》1932年4月7日,報導2000多人聲援里德・哈里斯的抗議活動。
圖片來源:Columbia Spectator

 

但學生也並非槍口一致向外,抗議活動也引起了強烈反彈。哈里斯早前曾在《哥倫比亞觀察家報》批評橄欖球隊和兄弟會,這讓他與那些沉浸在傳統大學文化中的學生們產生了隔閡,保守派學生樂見他被校方審查。反對哈里斯的一派學生成立了一個名為 「斯巴達人」(the Spartans)的臨時組織,誓言破壞哈里斯的復學運動。在最初支持哈里斯的集會上,斯巴達人起哄並向講者投擲蘋果以致活動中斷。為了應對這些反抗議者,集會組織者邀請了這些起哄者發言。於是,一名斯巴達人上台批評哈里斯的行為,感嘆道:「每個人都知道(食堂裡的)這些事情正在發生,但哈里斯無權代替所有人提起此事。」[9]

學生大罷課當天連續爆發了數起暴力事件:一名橄欖球校隊隊員襲擊了一名正在發放傳單的哈里斯支持者。幾名哈里斯的支持者試圖用黑布堵住母校雕像的嘴──象徵著堵住被開除編輯的嘴。隨後,幾名校隊運動員拿出黑布,把抗議者綁在黑布上,並對他們一陣拳打腳踢。又當支持哈里斯的學生發言批評哥大時,反哈里斯的學生也向他們投擲雞蛋反擊。不巧,一位觀戰的新教牧師不幸被雞蛋無辜砸中,他憤怒斥責這些謾罵者都是「平庸之輩的僱傭打手」。運動員和兄弟會成員也扯下了建築學院和鄰近巴納德學院示威者支持哈里斯的橫幅,並拆除過程中把一名建築學院的學生打暈。一名反抗議者為自己的參與大罷課辯護,說道雖然「沒有紳士會像哈里斯公開發表那樣沒品的報導」,但是「紳士們偶爾也是會丟丟雞蛋」表達不滿。[10]

 

圖12:1932年支持里德・哈里斯的抗議者。
圖片來源:Revolution’s Newsstand

圖13:1932年支持里德・哈里斯的抗議學生。

圖14:1932年支持校方的學生。
圖片來源:DAVID BOLES, BLOGS

圖15:1932 年抗議學生和反對方在校園的台階上對戰。
圖片來源:DAVID BOLES, BLOGS

 

面對一群在政治場域活躍的群體,管理階層對大規模抗議和暴力事件感到無比震驚。起初他們拒絕向學生的要求妥協,但看到罷課學生對哈里斯的同情,校方還是改變了立場。大罷課幾天後,校方同意調查大學食堂管理的要求,又在兩週後,同意讓被開除的編輯復職。作為讓步的交換條件,哈里斯為他所寫責備霍克斯院長的信道歉,並同意立即從學校除籍。儘管最初哈里斯不得不退學,但最終他還是成復籍為NSL注入了活力,美國各地的左派大學生看到了哥大的情況,相信他們也能在自己的校園裡創造有效的變革。

話說回來,事發當下老師們又都去了哪裡呢?大部分教職員寧可選擇保持沉默,只有16人簽署了支持哈里斯的請願書,而又在其中也只有馬克・範多倫(Mark Van Doren)是一名教授,杜威等著名的自由派教授拒絕參與其中。抗議者將教師的冷漠歸咎於他們害怕失去工作和疏遠行政部門。抗議學生批評,老師們無法回應哈里斯的情況代表「哥大的自由主義實為一場騙局的新證據」。[11]

 

結論

 

1932 年哥大校園裡這場看似瑣碎的鬥爭與今日的我們有什麼關係?首先,哥大言論自由的抗爭為往後美國學生運動的提供了參考。1932年後,學生抗議採取類似模式:他們代表左派,批評大學管理,並利用示威和抗議動員學生團體。從許多面向看來,學生抗議活動的模式和方法在1932年就已經形成,其核心形式至今仍未發生太大變化。

1932 年的事件也揭示了當時與現在的美國大學之間有著巨大差異。首先,抗議活動的實際內容揭示了 20 世紀美國大學急劇全球化。儘管在1932年整個大學都受到了全球化的影響──歐洲激進思想的影響就是其中之一──但主要動員學生參與的是國內問題。現今的抗議活動則更具全球和反帝國主義的視野。1932年,美國霸權仍處萌芽階段;現在它的勢力無所不在,抗議學生正試圖揭開這種全球勢力的面紗。

美國霸權當然也徹底改變了這所大學。 哥大目前的捐贈基金接近 150 億美元。歷史學家亞當・圖茲(Adam Tooze)最近有詳細分析哥大的財務狀況,他指出哥大最大的收入來源不再是長期以來作為其標誌的文理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而是專業學院,以及「醫療工業綜合體」 (medical-industrial complex)。哥大最有錢的個人捐款者也都從專業學院—商學院,法學院—畢業。1963 年,加州大學校長克拉克-科爾(Clark Kerr)就已經注意到大學從一個「單一的社區」轉變為「由一個共同名稱與共同的管理委員會所維繫的社區和群體」。[12] 致力於批判性探究的文理學院跟其他專業學院的關係到底是什麼?不同學院之間的權利關係的衝突應該要怎麼協調?克爾在 1960 年代就提出這些問題,而這些矛盾至今仍未解。

二十世紀大學轉型的種種矛盾也還沒有解決。究竟大學該如何對待大學生?他們是自主的行為者,還是大學應該扛起「代位父母」的責任,用現在的話說,為他們創造「安全空間」?學生能夠享有多大的學術自由,大學與大眾之間的界線有多分明?教授在校方和學生之間應該扮演怎樣的調解角色?這些問題在1932年引起爭議,但至今仍懸而未決。

最後,我想回到一開始提出的問題: 1932 年的歷史如何幫助我們理解菁英學生的激進主義?是什麼驅使安逸的中上階級參與抗議活動,為了他人而置自己的生命於不顧?當然,大學校方的過激反應和無視於批評意見是學生抗議和罷課的催化劑。但也許更重要的是, 1932 年正是經濟前景的不穩定和對未來經濟的不安,促使菁英學生挑戰和對抗令人感到挫折的制度。同樣地,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面臨越來越不穩定的經濟狀況,許多專家一致認為,這一代學生將是第一批在工作地位或收入方面無法超越其父母的人。面對金融動盪、氣候危機和美國永遠處於開戰的景況,大學管理層的過度反應再度成為學生憤怒的催化劑。學生因而變得激進,尋求與邊緣群體建立聯繫並展現團結也就不足為奇了。1932 年,美國學生被肯塔基州煤礦工人的困境所吸引;今天,他們關注加薩無辜兒童被炸死的事件。馬克・吐溫有句名言:「歷史不會重演,但常常押韻」。1932年的歷史與今日有許多共鳴之處,但讓我們希望歷史不要「太會押韻」。不到十年,里德・哈里斯和他激進同伴們就進入一個充滿戰火的世界。願未來十年,世界能對這個世代的學生友善一些。

 

 


注腳:

[1] 她們是賓州大學校長馬吉爾(Elizabeth Magill)、哈佛大學校長蓋伊(Claudine Gay)和MIT校長科恩布魯斯(Sally Kornbluth)。

[2] Robert McCaughey, Stand, Columbia: A History of 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 1754-200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423-424.

[3] Robert Cohen, When the Old Left Was Young: Student Radicals and America’s First Mass Student Movement, 1929-194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6.

[4] Robert Cohen, When the Old Left Was Young, 56.

[5] Robert Cohen, When the Old Left Was Young, 56.

[6] Robert Cohen, When the Old Left Was Young, 84.

[7] Robert Cohen, When the Old Left Was Young, 103.

[8] Robert Cohen, When the Old Left Was Young, 62.

[9] Robert Cohen, When the Old Left Was Young, 63.

[10] Robert Cohen, When the Old Left Was Young, 64.

[11] Cohen, 68.

[12] Clark Kerr, 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1.

 


參考書目:

Cohen, Robert. When the Old Left Was Young: Student Radicals and America’s First Mass Student Movement, 1929-194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Gerber, Larry G.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Faculty Governance: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the Modern American Universit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2014.

Ginsberg, Benjamin. The Fall of the Faculty: The Rise of the All-Administrative University and Why it Matt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Hevener, John. Which Side Are You On?: The Harlan County Coal Miners, 1931-39. Champaign,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8.

Kerr, Clark. 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McCaughey, Robert. Stand, Columbia: A History of 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 1754-200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Vinen, Richard. 1968: Radical Protest and its Enemies. New York: Harp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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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孟軒/風波中的大學:1932年哥倫比亞大學抗議活動的一些反思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s://kamatiam.org/風波中的大學1932年哥倫比亞大學抗議活動的反思/
)


最後修改日期: 2024-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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