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時代的光芒、失而復得的寶藏

林圭偵（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今年9月巴西博物館慘遭祝融之災的新聞傳開，大家都為失去珍貴難再得的文物感到心痛不已，這樣令人悲憤又歎惜的文物大規模毀壞，也曾在幾十年間發生於阿富汗和伊拉克，竟然令人有一種心生熟悉的感傷。連年內戰和信仰上的對立使考古遺址和博物館文物被破壞殆盡，據知僅阿富汗便有逾2700件的博物館文物遭受嚴重破壞難以復原，其餘被掠奪盜賣的數字恐怕更難以估計；就連曾被視為重要佛教珍寶（以及觀光財源）的巴米楊（Bamiyan）大佛也在2001年3月遭塔利班炸毀。昔日玄奘拖著疲憊的身軀，瞬間所見之「梵衍那國」黃金大佛也成為絕響。

位在歐亞大陸之間的阿富汗，歷史上有各式各樣的宗教、民族來來去去，對現在大部分信仰伊斯蘭教的國民而言，什麼樣的國家歷史值得保存？這是誰的文化？由誰來決定哪些該保留？並非是輕易就可達成共識的事。有些文物擁有了之後，彷彿便有了繼承正統的合理性，使得這些文物陷入被爭奪的險境；但在種族、信仰、文化傳統俱分歧的世界，摧毀其他非我族類的文物，卻成了打擊他者最有效的方式。顯然摧毀大佛的塔利班政權並不認為佛教印記為其自身歷史的一部分，而僅是具有利用價值可言而已──可以是觀光財源、可以是談判籌碼，不論留下或移除或許都帶有政治考量。然而歷史上素來有「文明十字路口」之稱的巴克特里亞地區（Bactria，今之阿富汗、烏茲別克、塔吉克交界部分），也曾極具兼容並蓄的精神，包容不同宗教和藝術文化共存。

今年四月在成都時，筆者碰巧遇到阿富汗考古遺址出土的文物在成都市博物館展出，這也是繼歐美幾處重要博物館及中國國家博物館之後的地方巡迴展。可能正好契合近年來愈見明顯的中國考古圈偏好域外連結，與「一帶一路」的思維，此時橫貫東西的游牧民族，同時兼有異域風情與中國特色，可說又令人好奇又能彰顯中華文化的觸角之深廣。於是展出除了介紹一般參觀者所不熟悉的地理位置與敖牙贅口的文化序列，如何說明它與中國產生關連便十分重要，例如因「善賈市」而擁有許多中國物品的大夏（即據有巴克特里亞之地的王國，圖1），以及間接受漢所迫而西走進而擊潰大夏的大月氏（亦即其後在巴克特里亞地區建立貴霜帝國Great Kusan的族群）。當然，成都與阿富汗之間還有張騫通西域前便流通到大夏的蜀地物產，以及幾個世紀後玄奘所牽起的求經之道。

圖1    巴克特里亞（Bactria）和犍陀羅（Gandhāra）時期的阿富汗
圖片來源：Hidden Afghanistan. Amsterdam 2007 [Exhibition Catalog], p. 66 （below）, https://www.uni-goettingen.de/en/133520.html, Oct. 19. 2018

展出中最具特色的就是大量的金飾，而與中國關係最深的則屬陪葬品中的西漢銅鏡與絲織品（成都未展出），這批阿富汗的藏品可說是烽火中倖存下來的，其發現是個意外，發掘之後的命運則更曲折多舛，背後牽涉的人員與故事彷如藏寶奇謀。

1970年代末蘇維埃與阿富汗聯合考古隊於阿富汗西北部發掘，老經驗的考古學者薩瑞阿尼狄（Viktor Ivanovich Sarianidi）[1]在尋找青銅器時代遺址時，無意間發現了一處藏有豐富隨葬品的墓地──蒂拉丘地（Tillya Tepe[2]），即使見多了中西亞墓葬的他也感到不尋常，墓葬隨之因為逾2萬多件的黃金飾品聲名大噪，黃金之丘（The hill of gold）之名不脛而走。

疊壓在墓葬之下的遺址是薩瑞阿尼狄原來尋找的目標，年代約在西元前二千紀與一千紀之交，考古學者推測此處原是一座拜火教的廟宇，歷經多次重建後，最後在西元前一千紀中期廢棄。意外發現的蒂拉丘地墓室一部份打破神廟的構件，年代顯然更晚，約是在西元前後一世紀之間，已進入古典時期。

七座墓葬之中有六座經過發掘，皆為帶有木棺的豎穴土坑墓；除4號墓是男性外，其餘皆為女性。其中6號墓的年輕女性隨葬了可折疊式的金製王冠，右手執權杖，胸前飾品、手環、腳環等一應俱全，儼然是個女王；王冠由黃金錘牒成樹與花、鳥的形狀，形成繁複的垂墜（圖2）；唯一的男性墓中則有武器及做為帽飾的盤羊金像，這類器物在草原中並不少見，但此處在金羊骨角上所看到的紋路、身上的毛髮及面部表情都格外細膩。其武器為游牧部族中常見的阿奇那科（akinakes/acinaces）式金柄鐵劍（或稱斯基泰或塞西亞短劍Scythian sword），及帶有象牙柄的黃金劍鞘，劍鞘上除了幾種動物紋飾外也以卍字形週繞，並鑲嵌了許多心形的綠松石（圖3）。此外，該墓亦發現有殉葬馬。

圖2    國家地理雜誌所發行之阿富汗珍寶圖錄，以6號墓所出王冠為封面

圖3    4號墓出土之短劍鞘，除正面的象牙柄短劍，背面另有二把刀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其餘墓葬骨骸在木棺之中，也多覆蓋華麗而繡滿小金牒的衣飾、髮飾、帽飾、耳環、項飾、手環、戒指、足環、腰帶，甚至連鞋子上都滿佈金飾，或納有金箔鞋底，幾個墓主還手握錢幣。其中2、3、6號墓的墓主胸前特別放置了西漢銅鏡。許多金飾上鑲嵌了綠松石、紅瑪瑙、青金石、石榴石、象牙或珍珠母貝；以金線或金鍊連結各部位，或縫製在衣服上（圖4）。這些寶石和金屬有許多原產於當地，例如青金石便號稱為阿富汗的「國石」，也是巴克特里亞藉以和其他地區貿易的重要資產。此外這些墓葬和幾個同時代的遺址（如喀布爾以北的貝格姆Begram）中也有絲綢、青銅器、鐵器、漢代漆碗、象牙、（半）寶石和來自地中海世界的玻璃器，在高度希臘化的物質文化中，又展現了各方文化的影響。但其中最耀眼的仍然是金飾，以往在美索不達米亞尼尼微（Nineveh）一地的墓葬也曾有類似的發現，但數量和製作的精美程度則不如蒂拉丘地。更使人著迷也困惑的是蒂拉丘地的金飾所展現出各方文化融合之下的主題，例如鐫刻了希臘文的金銀器，刻畫了希臘諸神的錢幣和戒指，受到印度影響的人物造型，帶有格里芬或各式有翼、無翼的西伯利亞草原動物的金飾，或是進口自印度、擁有佛陀神像的金牌等。例如其中3號墓的隨葬品既有上刻漢字銘文的連弧紋鏡，又有裝飾了希臘字母的化妝金盒，梳子則以象牙製作並畫有印度人物──是十足國際化的美妝配備。

圖4    出土時放於女性墓主帽旁的頭飾，以「龍神」（Dragon Master）為主題 （2號墓出土）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再說巴克特里亞曾是波斯阿契美尼德（Achaemenid）帝國重要的財稅來源，富足以金、銀上繳稅賦；後於西元前330年為亞歷山大大帝所佔領，成為其行省，建立了許多希臘式的城市 （Alexandria），不但為巴克特里亞帶來希臘語、官員、移民，也帶來了流行的希臘風。到了西元前250年左右，行省總督迪奧多特（Diodotus）趁機自塞琉古（Seleucid）的統治之下獨立成為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Greco-Bactria Kingdom），彼時的巴克特里亞已是號稱千城之國的富庶國度”The extremely prosperous Bactrian empire of the thousand cities”，城市蓬勃而發展。這些亞歷山大城們形同希臘在中亞的殖民城市，在考古發掘中屢有發現，最東遠達艾伊哈努姆（Aï Khanum），與東面的印度文明接壤。在這裡發掘出許多希臘式的建築構建 （圖5），亦有體育場、神廟、宮殿和圓形劇場的遺留，有許多可比照希臘城市規劃之處。蒂拉丘地本身離希臘至薩珊王朝時期的地區首都Emshi-tepe，不過數百公尺，來自希臘的影響也應是強烈的。希臘風不僅呈現在建築上，也影響了後來犍陀羅的佛教造像，使原本就高鼻深目的聖者ariya-puggala更帶有希臘男神樣貌──自然的波浪捲髮與深入額頭的鼻根、衣飾的風格等；有時一旁甚至搭配了希臘的神祇（如圖6）。另一方面，如同後來的貴霜王朝，轄有印度一部分的希臘諸王也必須藉由親近印度宗教達到結盟及互相制約的目的，例如現今留下的「彌蘭陀王問經」的經卷，紀錄了米蘭德王一世（Menander I Soter）與比丘那先問答教義；他所發行的錢幣也帶有佛教的符號──法輪，據說在他死後甚至以類似佛教的方式歸葬於浮圖。到了米蘭德王二世所發行的錢幣仍可見到法輪的形象（圖7），這樣的金幣正好見於蒂拉丘地的4號墓。

圖5    出土於艾伊哈努姆（Aï Khanum）的柯林斯式石柱頭（Corinthian Capital ）（西元前二世紀）

圖片來源：作者攝

圖6    以海克力斯（Heracles）形象出現於佛陀一側的執金剛神
（哈達[Hadda]遺址, Tapa-i-Shotor寺院，大僧院第5-2壁龕；前田耕作 2003, p.19）；
這個遺址博物館曾在1981年蘇聯入侵時受到掠奪焚燬  

圖7    出自4號墓的佛教金幣

圖片來源： Ismoon (talk) 16:23, 14 January 2013 (UTC) –
Own work, CC BY-SA 4.0,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23851645, Oct. 10, 2018

此時約當是古典印度文明的形成期，印度的藝術表現與宗教發展漸臻於高峰、立下典範，對巴克特里亞的影響無疑是強烈而直接的。同時領有印度北部的貴霜帝國迦膩色迦王（Kanishka I）對於佛教的積極傳播（圖8），便將大乘佛教由印度帶向至中亞、中國與東南亞，一時廣為流佈。

圖8    貴霜王朝一枚金幣的正反面──迦膩色迦王（左）與佛陀造像（右），
出土於巴基斯坦與阿富汗交界處附近的Ahin Posh遺址
圖片來源: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oin_of_Kanishka_I.jpg, Oct. 10, 2018

隨葬硬幣中所反應的各地文化更顯示”金流”在此地有多頻繁多元，包括羅馬大帝提貝流士（Tiberius, AD 14-37）發行的金幣；來自伊朗東北部帕提亞帝國（Parthia安息帝國，247 BC-AD 226）的金、銀幣及巴克特里亞的仿造品；亦有來源為印度的金幣。時代多集中於西元前一至二世紀，正好是張騫來到這個地區的時期。許多硬幣在統治者的肖像之外，也在反面留有希臘神祇或宗教人物，或藉穿著希臘衣飾的神祇描繪帶有佛教象徵意義的符號或場景。這些墓葬遺留彌補了文字記錄的缺乏，也極難得地讓我們一窺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Greco-Bactrian Kingdom）在解體後到貴霜帝國建立之前的”黑暗時期” ──此時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遭受北方游牧民族塞種人入侵 （ca. 130 BC），塞種人隨後又遭大月氏擊潰，後者也就在西元一世紀時成立貴霜帝國。雖然黑暗時期在統治權力上呈現混亂狀態，在藝術和文化上卻成就斐然。但也由於這種混亂和權力的真空，一直以來我們對這段空隙皆所知不多。部分學者猜測墓葬主人的來歷可能與大月氏的統治階級有關，甚至懷疑此地可能即是貴霜帝國的起源，例如薩瑞阿尼狄便如此認為，但在缺乏進一步證據之下，他的報告仍以”Afghanistan: The Secret Treasures of the Unknown Kings”為名；也有一說墓主是善養馬的塞西亞人Scythian[3]遺留，可能是因為塞西亞的貴族墓葬中也多有相似的阿奇那科式武器和藝術造型，如有翼神獸、獅子等動物主題，也常有以馬殉葬的情形；此外，在這些遺址中俯拾可得的帕提亞、印度風格錢幣，也引人猜測這些遺留與印度-帕提亞（Indo-Parthian）帝國有關。這種族群歸屬上的困難，恰反應了其中文化符碼的流動性。族群對應的選擇或許也反應了其時的政治考量。

事實上，游牧部族逐水草而居，有時互相爭奪草場，或侵入農耕部落，如塞西亞、月氏都是歷史記載中時常追趕別人也被追趕，弄得到處遷移的族群。這些部族此消彼長彼此牽動，形成早期的世界體系，並以500年左右為單位產生連帶性的波動。

歷史有時並非偶然，曾經兼容希臘、羅馬、印度、中國、西伯利亞與波斯文化的國度，同時也是各方的角力場。物換星移，周遭的文明幾經更迭，如今阿富汗是英國、俄國和伊朗的緩衝地帶。蒂拉丘地的寶藏雖然在發掘之初即得到廣泛的注意和報導，但隨之而來的蘇聯入侵（1979-89）以及連年的內戰烽火，加上塔利班的到來皆使其面臨嚴峻的挑戰，現世中的阿富汗亦遭逢了政權混亂的黑暗時期。喀布爾國家博物館雖然擁有10萬筆前伊斯蘭的民俗文物，但黑暗時期中70％的館藏都已被盜取，遺址也遭盜掘，連佛龕、洞窟上的壁畫都被割下，外國收藏家甚至可事先指定想購入的文物，再由文物販子負責取得；ebay上有許多人拍賣金、銀幣，賣家來自巴基斯坦、新加坡、美國各地，很可能便是被盜竊後輾轉流出。在此風氣下，蘇聯佔領期間，喀布爾國家博物館為了避禍也將文物移往鄉間保存。這當中，為博物館工作的美國人道主義者葛里斯曼（Carla Grissmann）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為保護文物奔走，尋找並協助將它們運送至安全的地方。

1988-89年阿富汗總統納吉布拉（Mohammad Najibullah）和國家博物館館長馬索狄（Omar Khan Massoudi）更做了一個決定，就是將多年來收藏的館藏，包含黃金之丘、艾伊哈努姆、貝格姆、哈達（Hadda）、巴米楊和馮都基斯坦（Fondukistan）等地的文物分成三份：一份維持展出，一份藏於資訊與文化部，最後一份藏至皇宮（後為總統府）中的中央銀行地下秘密金庫，密室和保險櫃鑰匙分散在7個人手中，7人之中有考古學者也有官員和博物館的職員，必須同時集合這些鑰匙才能真正打開密室與金櫃（!），也許如果不幸過世也需傳給下一代。他們冒著性命之危隱姓埋名，相互約誓必須守口如瓶。

蘇聯於1988年撤兵後仍是漫長的內戰，博物館職員四散逃亡，中途歷經1992年納吉布拉倒台；1993年博物館被改置為軍事基地，也曾遭飛彈擊中陷於火海；1996年塔利班攻入喀布爾搜索文物，最後在2001年引炸巴米楊大佛，所有一切被視為偶像崇拜的文物都被塔利班瘋狂摧毀。除了人禍，在葛里斯曼的回憶中，博物館的屋頂還曾在漫天風雪中遭積雪壓垮。原先放置於博物館中的館藏幾乎已散佚殆盡，世人莫不以為蒂拉丘地的寶藏也已遇不測，或早被偷取盜賣至黑市。事實上，阿富汗的文物盜賣之盛在國際上惡名昭彰更勝伊拉克，盜賣走私的文物以噸計，時有守衛或是查緝的警察遭文物販子殺害的消息。塔利班的士兵和戰火一同無情地嘲笑考古學者和歷史學者的求情。

直到2003年塔利班政府被推翻後的隔年，當局決定重新尋回這批寶藏，但一時也不知道這7個人身在何處，直到曾經噤聲的幾人確認當前政府的可靠性，才終於放心吐露文物的所在。一行人層層下降至曲折的秘道，終於在中央銀行的密室中找到遺忘已久的寶物箱，只是當年的鑰匙已經遺失（!），只好找來鎖匠，僅以15分鐘便解開15年的等待，被世人遺忘多年的寶藏又再度被發掘出土。當年主持發掘的考古學者薩瑞阿尼狄，以及始終默默守護的葛里斯曼都被找來證實文物的真實性，時隔25年，這時的他們都已年過七十，昔日薩瑞阿尼狄的學生，後來也成為知名考古學者的赫伯特（Fedrik Hiebert）也見證其中，並接續老師的工作著手編列新的文物清單，此後就是一連串的海外巡展。這無疑是最幸運的結果，然而其他的寶藏就無此幸運了，博物館本身也還亟待重建。考古學者在烽火中既無力，又成為歷史記憶的保存者及延續者。國家博物館做為國家歷史的總結與呈現、國民認同的情感與精神寄託之所，其波折的命運恰好訴說了這個國家與國民乖舛的經歷，以及從黑暗中綻放的花朵和重建之路，如同喀布爾博物館外的標語”A Nation Stays Alive When Its Culture Stays Alive”。博物館和文物自身又未嘗不是被利用來重新尋回國家認同的工具──為現世的紛爭尋得一共同認可的往日榮耀。

圖9    喀布爾博物館外的標語
圖片來源：https://www.britishcouncil.org/organisation/policy-insight-research/insight/arts-culture/a-nation-stays-alive, Oct. 10,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