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姿(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我最早關注到夏威夷東西中心(East–West Center)此單位機構,是於閱讀前駐日代表羅福全的回憶錄《榮町少年走天下》一書時。羅福全在書中回憶,1980年代初期他到東西中心擔任資深研究員,並於經濟、地理系兩單位兼課,當時他隔壁研究室的訪問學者是被譽為曾打造1970年代韓國「漢江奇蹟」的南悳祐,兩人有過互動,後來南悳祐即告知他,將返國擔任總理。羅福全對當時的東西中心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理解」:「那裡可說是失勢政治家的『渡假村』,各國政治人物丟了權力,美國常邀請到此『充電』」。
依據夏威夷東西中心的成立背景及介紹,在1960年代初期時,約提供一百多個獎學金,其後逐步增加人數規模,以亞洲學生居多,這些獎學金多數以2年為期。目前得知,很早便有台灣人陸續獲得該中心的獎學金,前往交換留學。一位是後來參與北美洲台灣婦女會的台中人黃雪香;一位是出身於彰化的政治受難者陳玉璽。比較有趣的是,該中心在1960年代晚期也提供獎學金,讓台灣中等學校的史地教師申請進修。至1970年代初期,已有二十餘名台灣學生在此修讀經濟、大眾傳播、歷史、機械工程等科目。
根據陳玉璽的說法,他到該中心研讀經濟學,並非是對經濟學有興趣,而是因為經過考試獲得獎學金的留學計畫,無法選擇其他科系。不過,1970年代他獲釋得以重返夏威夷攻讀博士學位後,作為一個農村出生成長的子弟,基於對台灣農民、台灣農村社會的關懷之情,選擇研究農村經濟與農民問題。陳玉璽案的救援行動,可以參考梅心怡(Lynn Miles)的相關書信集,從檔案中也可看到當時國際特赦組織的秘書長及夏威夷大學經濟系的系主任,為了讓陳玉璽能夠順利離開台灣,前往夏威夷大學就讀,還寫信函給蔣經國、嚴家淦及台灣警備總司令等人。
其實,夏威夷東西中心亦於1970年代與政治大學展開學術合作,進行台灣農村社會的調查。此研究調查計畫的推動實施,主要由待在夏威夷東西中心擔任研究員的朱謙,以及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漆敬堯兩位負責。
朱謙,1950年代初期畢業於台大外文系,後來負笈美國,在史丹佛大學取得碩博士學位,師從知名的傳播學者宣偉伯(Wilbur Schramm)。1960年代中期時短暫在政大新聞系任教,據他的學生記述,當時曾教授「大眾傳播理論」、「大眾傳播研究方法」、「社會統計學」等課程。也約莫在此時,他與漆敬堯展開合作,針對台灣農村社會及蕉農的生活狀況進行調查。1970年代前期,由於他的老師Wilbur Schramm到夏威夷東西中心的傳播研究所擔任所長,因此他從南伊利諾大學離開,追隨前往東西中心任職研究員工作。他待在東西中心的這段時期,再度與漆敬堯合作,鎖定1960年代執行過的田野,二度進行調查。
漆敬堯,畢業於中央政治學校法政學系,從政大校史而言,屬於政校時期的學生,任職記者期間,曾經報導過孔宋家族的特權爭議。他後來輾轉到台灣,進入《台灣新生報》工作,1950年代時由於陸效文叛亂案的牽連,遭到逮捕而後獲釋。根據研究,1949-1975年這段期間,捲入政治案件的新聞工作者,在人數比例上以「外省籍」居多,而涉入時間點則以1949-1953年這段期間為高,漆敬堯就是那時期的案例之一,1956年還可看見他寫信給胡適,感謝胡適回應蔣介石的國是號召,發表對於言論自由的看法。1958年他進入政治大學新聞系任職,爾後於1970年代中期擔任新聞系的系主任及新聞研究所所長。朱謙與漆敬堯,兩位跨國新聞傳播學界所合作執行的農村社會調查結果,後來出版為《蕉農生活狀況與台灣經濟發展的關係 》及《台灣農村社會變遷》二書。儘管新聞傳播學界於該時期所進行的調查,在規模、項目與研究重點等層面上,均不若1950年代由農復會所主導之台灣農村社會調查般全面,卻仍在「廣播、報紙、電視、電影、雜誌」等大眾媒介與台灣農村社會之間,留下了重要的觀察紀錄。
戰後台灣香蕉恢復外銷日本貿易後,伴隨而來的是台灣內部產銷問題紛爭不斷。進入1960年代,面對日本即將實施香蕉貿易自由化的政策,台蕉在日本的貿易市場將受到來自中南美洲香蕉的挑戰,與此同時,香蕉裝運紙箱化的問題也浮出檯面,隨後就爆發知名的「吳振瑞案」。因此,1960年代對於台蕉外銷貿易而言,誠為關鍵變局的年代。就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中,行政院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外貿會)於1963年決議設置香蕉產銷輔導小組,1960年代中期委託政大民意測驗中心進行蕉農的經濟狀況和活動方向的調查。
當時政大民意測驗中心的主任為曾虛白,他同時兼任政大新聞研究所主任。曾虛白將外貿會所委託的調查工作,交由漆敬堯執行。曾虛白在《蕉農生活狀況與台灣經濟發展的關係 》的序言道:「新聞事業是民意交流的橋樑,因此,研究新聞學就得了解什麼是民意。要了解什麼是『民』的『意』,更應該進一步了解作這『意』的『民』處在怎樣的生活環境中,抱著怎樣的生活態度。於是新聞學中民意測驗這一科目,擴展到社會調查的領域」。
漆敬堯在執行此調查工作前,請教過不少相關方面的研究學者,如經濟學的張鐵清、傳播學者徐佳士、統計學者鄭堯拌、張仲陶等人,也到農復會、外貿會、台中青果合作社、高雄青果合作社、雲林縣的省農會辦事處等地,索取資料。但是,調查工作中,最重要的抽樣、擬定題目、訪問及編號等調查技術,幾乎都是由朱謙策劃。而調查的重點則圍繞在蕉農對於政府輔導香蕉產銷的意見、蕉農的生活狀況與台灣經濟發展的關係。前者應該是政府委託單位最關切的焦點,後者「蕉農的生活狀況與台灣經濟發展的關係」,特別是有一部分關注到蕉農支配所得所牽涉的「非經濟行為」,如蕉農看報紙、聽廣播、看電視的行為、蕉農子女受教育的狀況、農民的移動等。這大概跟他們當時所關心的學術潮流「傳播媒介與國家發展」理論攸關。
蕉農的調查工作於1966年暑假展開,訪員20人由老家居住於蕉區附近的政大學生擔任,針對高雄、屏東、雲林、台中、南投等縣市鄉鎮的成年蕉農,展開訪問調查。綜觀他們選定的這幾個縣市,也就大致囊括了台灣當時的重要香蕉產區,亦即平地蕉區、山地蕉區。至於我所關心的香蕉包裝紙箱化的問題:「竹簍裝蕉好不好?」當時蕉農的意見究竟為何。根據調查所得之意見,400位農民中,有205人(51%)對此沒有表示意見,認為竹簍裝香蕉好為29%、竹簍裝香蕉要小心為7%、竹簍裝香蕉不好為4%、紙箱裝香蕉較好8%、木箱裝香蕉較好為0.5%。然而,當時國際香蕉貿易的重要產區已經改採紙箱包裝,而紙箱包裝亦被視為世界香蕉貿易的革命性改變,1967年聯合國糧農組織的香蕉運銷專家抵達台灣考察時,也建議台灣改採紙箱包裝,至於台蕉的外銷貿易對象——日本,同樣希望台蕉可以改用紙箱包裝。
圖二 外貿會香蕉產銷輔導小組委託政大民意測驗中心執行之蕉農調查。
資料來源:漆敬堯,《蕉農生活狀況與台灣經濟發展的關係 》,台北:行政院外貿會香蕉產銷輔導小組,1967。
漆敬堯接受委託展開台灣蕉農的調查時,此前1964年朱謙由於獲得「亞洲協會」的經費挹注,針對廣播、報紙等大眾媒介,是否影響農民的「價值與觀念」,以木柵、深坑兩地的農民為對象,展開台灣農村社會的研究。然而,不可忽視的是,木柵鄉為1950年代台灣推動實驗農村(基層民生建設)的重點區域,有其特殊性。1978年漆敬堯取得「太平洋文化基金會」的贊助,他們決定重返當年的田野地,透過戶政事務所的協助,訪查1960年代受訪的對象,對於仍在世及仍居住於原地區的人,相隔十幾年進行第二次訪問,同時也增加新受訪戶作為調查樣本。同樣的,此兩次的調查人員都是由政大新聞系所的學生進行。換言之,朱謙與漆敬堯進行的台灣農村社會調查模式,大抵可說是由經過訓練的政大新聞系學生,進入受訪地執行問卷調查。
以他們當時調查內容所關心的議題,農村對於接觸大眾傳播媒介的習慣及影響來說,因為1964年時多數的受訪人仍無力購置電視,有關電視的問題連作答都有困難。但是,到了1978年的訪談時,電視機已經成為多數家庭的「必需品」。在此前,家裡有收音機聽廣播的比例,反而是比較高的。至於,常看的電視內容,皆以「閩南語戲劇」較高,不過1978年時收看「國語戲劇」及「外國影片」的比例呈現明顯增加。而在1960年代進行訪談時,由於電視機尚未普及,看電影台語片的比例相對較高;然而,1978年的調查卻顯示電視機普及後,看電影的比例下降,並且觀看台語片的比例也逐步下滑。無論如何,看電視對當時的受訪者們而言,是娛樂性質成分較高。
其次。就讀報的狀況分析,天天看報紙的頻率到1978年已經將近七成,又以常看娛樂性及社會(犯罪)新聞的比例最高。至於我所關心的農業雜誌《豐年》,雖然舊受訪者中閱讀雜誌與書籍的比例僅約一成,但在有閱讀習慣的受訪者之中,閱讀《豐年》的情況則顯得相對穩定。整體而言,就結論分析,這兩次的調查似乎呈現出受訪者的知識性媒介,從「廣播」演變成「報紙」。參照1960年代中後期,他們針對中南部蕉農進行的調查,亦曾關注「買農具與看報不看報之關係」等諸如此類的問題。
圖三 「看電視的習慣」之調查
資料來源:朱謙、漆敬堯合著,《臺灣農村社會變遷》(台北:政治大學公企中心,1984),頁21。
至於他們重視的核心論述,大眾傳播媒介與國家發展,乃至政治參與之間的關係,儼然如同理論的反思:「往往忽視了傳給人民的究竟是什麼東西」,1980年代出版時的論點已經主張:缺乏「電視」等大眾傳播媒介直接影響農村社會文化變遷的直接證據、「電視」並未促使社會文化變遷。儘管如此,他們所遺留下來的這些台灣農村社會調查,某種程度是當時國際傳播理論、理論的代表重鎮——東西中心與台灣交會的歷史時光產物。回首重讀當年這些農村社會調查,比較1960年代與1970年代的訪談回答,仍然存有一些值得留意的面向,例如「家裏有沒有人在外面工作」、「假使要鋪橋造路,你平時向什麼人講?」、「你對村(里)裏的事有意見,平時向什麼人講?」等等,都讓人對於窺見當時農村社會的變遷,有一些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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