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生

 

生死自由魂![1]

 

1989年,廣場上,政壇上,有人絕食、有人自焚,決心死亡以找尋真實的生命;[2] 有人迫於瀕死邊緣,歷經九死一生的險境,終得倖存;有人死得不明不白,有人卻死而復活;前台與後台,天安門與共和國,生與死,命懸一線。

那一年,無數生與死的字彙充斥著新聞報章,生與死的焦慮感滿溢著人心。遙遠的台北文人與市民們哀悼著廣場上自由民主女神之死,悲慟著孩子與學生的死難,卻也期盼著自由民主的「新中國」誕生,於是他們說:「你們的死—我們的生」。舊中國真否隨著孩子死在天安門的廣場上了嗎?還是,「整個中國都在死去」?[3] 三十年前,居住於反共復興基地的人們,對於新舊中國的生與死之辯,得從胡耀邦的猝然病逝說起。

 

圖1 天安門事件後,行政院新聞局出版報章雜誌上的投書、感懷與文學作品

 

1989年4月中,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病逝。胡耀邦在「五四」將滿七十週年前夕,因為心肌梗塞突然去世,引發北京的大學生紛紛前往天安門廣場進行追思悼念,並在校園中張貼大字報讚揚胡耀邦的功蹟,同時也批判當局。台灣新聞報導,學生們張貼的大字報主題,有謂「該死的沒死,不該死的卻死了」。從「耀邦死」到「民主不死」,學生與知識份子間對於胡耀邦的追悼活動,最後演變成爭取中國自由與民主的民主運動,即俗稱的「八九民運」、「八九學運」。

八九民運初始之際,中共高層對於學生與群眾展開的請願、靜坐、示威、罷課等活動,採取密切注意的態度,雙方或有衝突,不過並沒有立即進行大規模鎮壓。進入四月下旬,情況發生變化,中共高層判斷學潮正在持續擴大,因此《人民日報》刊登關鍵的「四二六」社論,把學潮定調為「動亂」,反而更加刺激「四二七」的大遊行示威。大遊行的高潮後,緊接著登場的是五月在北京舉行的亞銀(ADB)年會。

 

圖2 北京實施戒嚴後,香港電影導演發表支持八九民運的聲明

 

當時我國由財政部長郭婉容率代表團前往北京參加該會。此次的亞銀代表團被譽為「歷史之行」,因為這是自1949年以來,中華民國的現任部長第一次正式訪問「新中國」,受到相當高的關注,為此行政院新聞局還於四月中宣布,比照探親辦法的時限,開放大眾傳播事業前往「大陸」採訪、拍片、製作節目。亞銀代表團的歷史之行,後因發生開幕典禮的「起立事件」與抗議「中國台北」(Taipei, China)的會籍使用名稱,引起輿論關注,造成政治圈高層的壓力,畢竟在當時這仍涉及中華民國是否名存實亡的尖銳議題。然而,比起亞銀年會在台灣掀起的政治風波,趙紫陽在亞銀年會的五四談話,更點燃中共高層分歧的政治風暴。

亞銀年會結束後,五月中旬,就在鄧小平與戈巴契夫會面前夕,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決意展開絕食抗議,升高對中共當局的談判壓力,不料雙方談判破裂,而鄧小平自與戈巴契夫會晤後,便鮮少公開出現。隨著前台學生運動的絕食抗議益發強烈,後台圍繞在中共高層決策圈的分裂、保守派與改革派之間的權力鬥爭、總書記趙紫陽與國務總理李鵬的對立,更進一步激化。儘管學生說:「李鵬不下台,我們天天來……白天睡覺晚上來,晚上睡覺白天來,……直到把他趕下台。」[4] 然而,垮台的不是李鵬而是趙紫陽。

 

圖3 郭婉容出任財政部長

 

天安門,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如何面對與收拾廣場上的學運,對中共高層而言是嚴肅的課題。退了,是不是就垮了?[5]

瀰漫在這樣的氛圍中,中共高層深感廣場學運對於政權所帶來的威脅,決心實施戒嚴。北京實施戒嚴的消息傳出後,香港方面反應極為強烈,香港《文匯報》竟以社論開天窗的方式寫下:「痛心疾首」四個字,而香港電影圈的導演更公開表示支持八九民運,否定四二六社論的說法,呼籲當局與學生公開對話。

反對實施戒嚴、反對鎮壓學生的趙紫陽,在政治生命結束前,動身前往廣場探望學生,盼望學生結束絕食,珍重生命,以求來日方長。從五月下旬,趙紫陽失勢、北京戒嚴,中共對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市民展開血腥鎮壓,一直到鄧小平再度公開露面,六月下旬四中全會通過由江澤民接替總書記一職,超過一個月的時間裡,天安門與共和國共演著生與死的激烈鬥爭。在這場死生激烈的鬥爭中,有人宣告死亡,有人倖存,也有人死裡逃生、死而復活。後台競演的是權力遊戲,前台掙扎的是真實生命的喘息奮戰。

北京實施戒嚴後,海外各界深感事態嚴重,發起全球的同步遊行與聲援活動,呼籲全世界支持中國的八九民運。遺憾的是,中共仍於六月三日的晚間、四日的凌晨,實施強力鎮壓,造成無數學生與市民的傷亡。經歷天安門的血腥週末,柴玲、王丹、吾爾開希等學運領袖的行蹤下落不明,令各界極為擔憂。

當時各方消息紛雜,各種謠言傳聞不斷,過沒多久,台灣的報紙報導,傳言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已經病逝,而學生運動領袖王丹亦在廣場上遭到射殺;另有一說王丹為抗議解放軍憤而自殺,在媒體報導下,王丹已經壯烈犧牲,化作民主的魂魄。香港方面的消息,對於王丹的生死,則持不同說法,有消息指出王丹已經遇難,有消息宣稱他人尚平安,另兩位學運領袖柴玲、吾爾開希雖然人不知所蹤,但應安然無恙。天安門鎮壓後,中共當局與學生,雙方的各自領導者鄧小平與王丹,都一度「被死亡」,又隨即復活。據台灣媒體引述,鄧小平的「復活」消息是由日本方面證實,日本政府透露鄧小平並沒有死亡,只是人離開了北京。對於各方報導鄧小平死亡的消息,中共還曾經特別點名台灣方面故意造謠、製造混亂,令台灣高層為此感到緊張,深怕中共另有圖謀。

 

圖4 2009年王丹至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擔任客座助理教授

 

當各界沉浸於天安門傷亡的悲痛時,突然傳來「我是柴玲,我還活著」!香港的電視台率先播放了總指揮柴玲的錄音訪問,說明天安門廣場上的鎮壓經過。柴玲宣告她還活著的聲音,讓台灣關心天安門事件的人,感到激動。例如當時的台大文學院院長,在報紙上的文章寫著,天安門事件發生後,台大歷史系的同學也在文學院的門口展開靜坐,即使已經凌晨三點,自己很想再去看看這些孩子,因為「我是柴玲,我還活著」是他當時心底唯一的聲音。[6] 不過,八九學運的同時,台大的校園也因為學生自治、學生會長選舉的問題,與校方僵持著,隔年因為萬年國會的爭議,台灣發生了野百合學運。兩岸學運對於自由與民主的企盼,迎來的是完全不一樣的結局。

三十年前,天安門廣場上的生與死,震驚全世界,透過大量的新聞畫面、訊息報導,「新中國」直接又密集地被暴露於世人眼前,促使關心中國前途發展的有識之士,不得不重新思考新舊中國的生死辯證。對於不少人來說,即使中共政權與共和國最終存續了下來,但是在他們心裡,曾經懷抱最後期待與美好想像的共和國,隨著「哭著爭自由、跪著求民主」的學生與市民們的死去,一同被割斷也一起被埋葬了。

三十年前,奮力爭取自由與民主的中國學生們在大字報上寫著:「共和國不會忘記」。共和國不會忘記,然世人總是健忘。但願世人是健忘,而非刻意遺忘。


註解/延伸閱讀

[1] 聯合報編輯部,《天安門一九八九》,(台北:聯合報,1989),頁101。

[2] 參見鄭南榕、詹益樺事件及《五一三絕食宣言 》、《六二絕食宣言 》。

[3] 行政院新聞局編印,《火在燒,血在燒:獻給天安門勇士》,(台北:行政院新聞局編,1989),頁2-3、174。

[4] 聯合報編輯部,《天安門一九八九》,頁362。

[5] 本文關於中共高層的反應,主要參考張良編著,《中國「六四」真相(上下冊)》,香港:明鏡出版社,2001。

[6] 行政院新聞局編印,《火在燒,血在燒:獻給天安門勇士》,頁357-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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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修改日期: 2019-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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