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天安門與共和國的生與死

屏生

生死自由魂！[1]

1989年，廣場上，政壇上，有人絕食、有人自焚，決心死亡以找尋真實的生命；[2] 有人迫於瀕死邊緣，歷經九死一生的險境，終得倖存；有人死得不明不白，有人卻死而復活；前台與後台，天安門與共和國，生與死，命懸一線。

那一年，無數生與死的字彙充斥著新聞報章，生與死的焦慮感滿溢著人心。遙遠的台北文人與市民們哀悼著廣場上自由民主女神之死，悲慟著孩子與學生的死難，卻也期盼著自由民主的「新中國」誕生，於是他們說：「你們的死—我們的生」。舊中國真否隨著孩子死在天安門的廣場上了嗎？還是，「整個中國都在死去」？[3] 三十年前，居住於反共復興基地的人們，對於新舊中國的生與死之辯，得從胡耀邦的猝然病逝說起。

圖1 天安門事件後，行政院新聞局出版報章雜誌上的投書、感懷與文學作品

1989年4月中，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病逝。胡耀邦在「五四」將滿七十週年前夕，因為心肌梗塞突然去世，引發北京的大學生紛紛前往天安門廣場進行追思悼念，並在校園中張貼大字報讚揚胡耀邦的功蹟，同時也批判當局。台灣新聞報導，學生們張貼的大字報主題，有謂「該死的沒死，不該死的卻死了」。從「耀邦死」到「民主不死」，學生與知識份子間對於胡耀邦的追悼活動，最後演變成爭取中國自由與民主的民主運動，即俗稱的「八九民運」、「八九學運」。

八九民運初始之際，中共高層對於學生與群眾展開的請願、靜坐、示威、罷課等活動，採取密切注意的態度，雙方或有衝突，不過並沒有立即進行大規模鎮壓。進入四月下旬，情況發生變化，中共高層判斷學潮正在持續擴大，因此《人民日報》刊登關鍵的「四二六」社論，把學潮定調為「動亂」，反而更加刺激「四二七」的大遊行示威。大遊行的高潮後，緊接著登場的是五月在北京舉行的亞銀（ADB）年會。

圖2 北京實施戒嚴後，香港電影導演發表支持八九民運的聲明

當時我國由財政部長郭婉容率代表團前往北京參加該會。此次的亞銀代表團被譽為「歷史之行」，因為這是自1949年以來，中華民國的現任部長第一次正式訪問「新中國」，受到相當高的關注，為此行政院新聞局還於四月中宣布，比照探親辦法的時限，開放大眾傳播事業前往「大陸」採訪、拍片、製作節目。亞銀代表團的歷史之行，後因發生開幕典禮的「起立事件」與抗議「中國台北」（Taipei, China）的會籍使用名稱，引起輿論關注，造成政治圈高層的壓力，畢竟在當時這仍涉及中華民國是否名存實亡的尖銳議題。然而，比起亞銀年會在台灣掀起的政治風波，趙紫陽在亞銀年會的五四談話，更點燃中共高層分歧的政治風暴。

亞銀年會結束後，五月中旬，就在鄧小平與戈巴契夫會面前夕，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決意展開絕食抗議，升高對中共當局的談判壓力，不料雙方談判破裂，而鄧小平自與戈巴契夫會晤後，便鮮少公開出現。隨著前台學生運動的絕食抗議益發強烈，後台圍繞在中共高層決策圈的分裂、保守派與改革派之間的權力鬥爭、總書記趙紫陽與國務總理李鵬的對立，更進一步激化。儘管學生說：「李鵬不下台，我們天天來……白天睡覺晚上來，晚上睡覺白天來，……直到把他趕下台。」[4] 然而，垮台的不是李鵬而是趙紫陽。

圖3 郭婉容出任財政部長

天安門，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如何面對與收拾廣場上的學運，對中共高層而言是嚴肅的課題。退了，是不是就垮了？[5]

瀰漫在這樣的氛圍中，中共高層深感廣場學運對於政權所帶來的威脅，決心實施戒嚴。北京實施戒嚴的消息傳出後，香港方面反應極為強烈，香港《文匯報》竟以社論開天窗的方式寫下：「痛心疾首」四個字，而香港電影圈的導演更公開表示支持八九民運，否定四二六社論的說法，呼籲當局與學生公開對話。

反對實施戒嚴、反對鎮壓學生的趙紫陽，在政治生命結束前，動身前往廣場探望學生，盼望學生結束絕食，珍重生命，以求來日方長。從五月下旬，趙紫陽失勢、北京戒嚴，中共對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市民展開血腥鎮壓，一直到鄧小平再度公開露面，六月下旬四中全會通過由江澤民接替總書記一職，超過一個月的時間裡，天安門與共和國共演著生與死的激烈鬥爭。在這場死生激烈的鬥爭中，有人宣告死亡，有人倖存，也有人死裡逃生、死而復活。後台競演的是權力遊戲，前台掙扎的是真實生命的喘息奮戰。

北京實施戒嚴後，海外各界深感事態嚴重，發起全球的同步遊行與聲援活動，呼籲全世界支持中國的八九民運。遺憾的是，中共仍於六月三日的晚間、四日的凌晨，實施強力鎮壓，造成無數學生與市民的傷亡。經歷天安門的血腥週末，柴玲、王丹、吾爾開希等學運領袖的行蹤下落不明，令各界極為擔憂。

當時各方消息紛雜，各種謠言傳聞不斷，過沒多久，台灣的報紙報導，傳言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已經病逝，而學生運動領袖王丹亦在廣場上遭到射殺；另有一說王丹為抗議解放軍憤而自殺，在媒體報導下，王丹已經壯烈犧牲，化作民主的魂魄。香港方面的消息，對於王丹的生死，則持不同說法，有消息指出王丹已經遇難，有消息宣稱他人尚平安，另兩位學運領袖柴玲、吾爾開希雖然人不知所蹤，但應安然無恙。天安門鎮壓後，中共當局與學生，雙方的各自領導者鄧小平與王丹，都一度「被死亡」，又隨即復活。據台灣媒體引述，鄧小平的「復活」消息是由日本方面證實，日本政府透露鄧小平並沒有死亡，只是人離開了北京。對於各方報導鄧小平死亡的消息，中共還曾經特別點名台灣方面故意造謠、製造混亂，令台灣高層為此感到緊張，深怕中共另有圖謀。

圖4 2009年王丹至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擔任客座助理教授

當各界沉浸於天安門傷亡的悲痛時，突然傳來「我是柴玲，我還活著」！香港的電視台率先播放了總指揮柴玲的錄音訪問，說明天安門廣場上的鎮壓經過。柴玲宣告她還活著的聲音，讓台灣關心天安門事件的人，感到激動。例如當時的台大文學院院長，在報紙上的文章寫著，天安門事件發生後，台大歷史系的同學也在文學院的門口展開靜坐，即使已經凌晨三點，自己很想再去看看這些孩子，因為「我是柴玲，我還活著」是他當時心底唯一的聲音。[6] 不過，八九學運的同時，台大的校園也因為學生自治、學生會長選舉的問題，與校方僵持著，隔年因為萬年國會的爭議，台灣發生了野百合學運。兩岸學運對於自由與民主的企盼，迎來的是完全不一樣的結局。

三十年前，天安門廣場上的生與死，震驚全世界，透過大量的新聞畫面、訊息報導，「新中國」直接又密集地被暴露於世人眼前，促使關心中國前途發展的有識之士，不得不重新思考新舊中國的生死辯證。對於不少人來說，即使中共政權與共和國最終存續了下來，但是在他們心裡，曾經懷抱最後期待與美好想像的共和國，隨著「哭著爭自由、跪著求民主」的學生與市民們的死去，一同被割斷也一起被埋葬了。

三十年前，奮力爭取自由與民主的中國學生們在大字報上寫著：「共和國不會忘記」。共和國不會忘記，然世人總是健忘。但願世人是健忘，而非刻意遺忘。

註解/延伸閱讀

[1] 聯合報編輯部，《天安門一九八九》，（台北：聯合報，1989），頁101。

[2] 參見鄭南榕、詹益樺事件及《五一三絕食宣言 》、《六二絕食宣言 》。

[3] 行政院新聞局編印，《火在燒，血在燒：獻給天安門勇士》，（台北：行政院新聞局編，1989），頁2-3、174。

[4] 聯合報編輯部，《天安門一九八九》，頁362。

[5] 本文關於中共高層的反應，主要參考張良編著，《中國「六四」真相（上下冊）》，香港：明鏡出版社，2001。

[6] 行政院新聞局編印，《火在燒，血在燒：獻給天安門勇士》，頁357-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