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福鐘（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圖1 1990年3月野百合學運，數千名學生聚集在戲劇廳階梯前。民主進步黨則在3月18日於對面音樂廳舉辦『除老賊、解國難』群眾大會，相互唱和。
圖片來源：邱萬興先生提供
自從2014年發生太陽花學生運動之後，近幾年野百合學運似乎又經常出現在各種公共論壇中。對於這種歷史記憶的塑造，筆者當然是樂觀其成的，原因除了自己曾經是運動參與者之外，更重要在於野百合學運確實在台灣某一個年齡世代中具有高度的象徵意義，這個群體大約在1990年前後就讀於大學和研究所，因此在運動爆發之際，第一時間透過理念的認同、共同關心的議題，以及同儕間的聯絡動員，投入到運動之中。這個過程，一如2014年的太陽花，以及太陽花對於台灣八年級生的意義。簡言之，野百合是五年級生的太陽花，而太陽花則是八年級生的野百合。
太陽花學運的實質影響，至今台灣社會記憶猶新，它擋下了馬英九政府原本想要在立法院通過的與中國的服務貿易（服貿）協定，更進一步癱瘓了馬英九與中國間協商好的《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這一重大轉折，相信再過10年、20年，歷史會更清楚看到它對台灣政治、經濟的巨大影響。但是，野百合的實質影響是什麼？除了五年級生的同儕記憶，野百合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和意義到底在哪裡？
身為歷史學者，我對野百合的看法愈來愈傾向必須回溯到1980年代初期台灣各大學校園內的社團活動來了解，同時一併思考在運動之後的1990年代初期，台灣社會此起彼落的各種街頭民主運動與野百合之間的關聯性。
1979年12月美麗島事件過後，接連發生林宅血案、軍法大審、陳文成命案，1980年代初期的大學校園內，事實上暗潮洶湧，校園內主動關心政治、談論政治的學生，與日俱增。筆者所在的台大校園，儘管並未立即出現公開的學生抗爭，可是在若干學生社團內，企圖挑戰學校審查機制、獎懲機制，同時反省黨國八股教育的思潮，早已蔓延開來。
另一個大環境因素，是中國在1979年開始「改革開放」政策，中國的文化出版行業從文化大革命的束縛中鬆綁，許多1930年代的文學作品，像是魯迅、巴金、沈從文、茅盾、老舍、錢鍾書的小說，如雨後春筍般重新發行。這一批中國出版品，立即被台灣書商看上，偷渡到台灣盜版販售，形成所謂的「禁書」市場。以台大為例，想購買這批禁書，只要穿越新生南路，到學門口對面騎樓上的書攤就可以找到。禁書公然販售，說明國民黨政府長期的出版審查、愚民教育，已經不再受大學生的信任，年輕人試圖透過閱讀禁書，重新瞭解1918年以降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以及長時間被國民黨政府視為禁忌的左派文學。
除了中國禁書，路邊書攤老闆也賣「黨外雜誌」。所謂「黨外雜誌」，是《美麗島雜誌》因高雄事件被查禁之後，黨外人士自1980年起陸續接力出版的政論刊物。在台灣戒嚴時期，報紙出版執照遭凍結，然而雜誌出版仍可申請核准，因此從1950年代起，陸續有《自由中國》、《大學雜誌》、《美麗島》、《八十年代》等遊走於國民黨政府審查尺度邊緣的刊物發行。即使1979年12月發生美麗島雜誌大逮捕，黨外人士透過出版政論刊物挑戰國民黨政權的努力並未稍歇。這種藉由出版品傳播政治理念的嘗試，在1980年代蔚為高潮。然而，這類黨外雜誌一般書店不太敢上架銷售，讀者只能到散布於街頭騎樓間的書報攤上購買。筆者的經驗，台北市區販售這類黨外雜誌的地點，主要集中於號稱書店街的重慶南路，至於台大附近，則是校門口對面騎樓下的特定書攤。
從1980年代開始中國禁書和黨外雜誌遍布台北街頭，可以看出國民黨統治機器已不再像1950年代那麼兇惡。何以如此？目前仍沒有簡單答案，也許與蔣經國的身體狀況有關，1979年蔣經國攝護腺開刀，三年後（1982年）又因為視網膜出血再次住院開刀，身體狀況因為嚴重糖尿病而急遽惡化。整個1980年代，蔣經國並未像他在1950和1960年代以極其殘酷手段對付政治異議人士。即使是1980年初的美麗島大審，蔣經國都明確下令：「不要有死刑」。蔣經國對於黨外人士的這一態度，或許直接影響了1980年代台灣政治的大環境。
我在1982年9月進入台大歷史系就讀，很明顯感受到政治氛圍出現了一些縫隙，白色恐怖不再像1970年代那麼風聲鶴唳，一些曾經在白色恐怖時期坐牢而噤聲的知名作家，像李敖和柏楊，又開始在報紙上發表專欄。黨外候選人在1980年、1981年、1983年和1985年的連續四次民代選舉中多有斬獲，台灣政治透露出黎明前的曙光。
1983年秋天我擔任歷史系班代表，那一屆台大學生代表聯合會（代聯會）主席由政治系三年級吳叡人當選，這是長期以來第一次由非國民黨籍學生主導代聯會，吳叡人藉此機會不斷挑戰台大訓導處的容忍尺度。我因為擔任班代表之故，得以親身經歷並聽聞若干過程，包括由張儷伽擔任社長的《大學新聞》社，因為某篇文章未通過訓導處審查，因而在頭版「開天窗」以示抗議，台大校方為此記了張儷伽一支大過。
在我大學四年中，印象最深刻的學生抗爭，是1986年春天的「李文忠事件」。就讀政治系的李文忠在就學期間，即持續參與黨外助選活動，成為台大校方眼中的「問題學生」。1986年政治系以他的一科必修課兩學期不及格，給予退學處分，李文忠於是在椰林大道遊行。我仍記得在那個開滿杜鵑花的春天，李文忠和他的支持者手舉標語，沿著椰林大道高呼抗議口號。成百上千的台大學生聚集在椰林大道上，見證了人生第一次目睹的街頭抗爭。
1984年江南命案，國民黨政府情報局局長汪希苓因涉嫌買兇殺人而身繫囹圄。層出不窮的政治醜聞，在在宣示蔣家政權內部的腐敗與對外的顢頇荒唐。1986年秋天儘管台灣仍在戒嚴體制下，水到渠成的組黨運動終於宣告民主進步黨成立。在民進黨成立十天後，我入伍當兵，遠離校園，遠離台灣的社會和政治。
1988年夏天我回到台北，準備迎接新學期的碩班課程。在我當兵這兩年，台大出現「自由之愛」，我未恭逢其盛，聽說校園熱鬧異常。事實上這是一股源自1980年代初期台大校園思想鬆綁的汩汩長流，在1986、1987年間配合整個台灣政治環境的質變，匯聚成勢不可擋的群眾覺醒。有人說1990年台北的野百合形似於1989年的天安門學運，這種說法只見其形貌，卻未注意到台灣「五年級」世代在整個十年間的政治覺醒。民國五十年代出生的這一群人，從1979年起陸續進入大學就讀，在1990年強人已逝的「後蔣經國時代」中，恰好是大學和研究所在學學生的主流世代。
30年過去了，如今回想1990年3月16日至21日這六天裡發生的許多事情，細節已經不是那麼清晰，包括身為參與者對於「決策七人小組」的不滿，以及運動現場瑣碎的內部爭執，包括3月21日李登輝接見學生代表之後，校際會議決議解散，當年的激越情緒如今都不再重要。學生運動一如其他政治運動或造勢活動，主辦者有主辦者的考慮，參與者亦有每個人不同的動機，這在30年前的野百合，或是6年前的太陽花，都是既定的事實。沒有人是一張白紙來參加運動，只要大家的訴求是明確一致的，而運動的社會迴響和政治影響是成功的，那麼過程中也許存在的路線之爭，或是參與者彼此間有關主導權和決策權誰屬的辯論，只要不造成運動分裂並導致失敗，以我今天的想法，都是可以容忍，也應該予以容忍的。
我喜歡拿1969年夏天在美國紐約州舉行的胡士托（Woodstock）音樂節來形容相隔21年的中正廟野百合。運動參加者都知道這是一場政治抗議，六千多人的基本信仰一致——台灣需要民主改革，萬年國會應該落幕。至於聚集起來之後要做什麼？我想在剛開始頭幾天，除了持續喊口號、打氣、唱歌，沒有人知道。隨後記者來了，教育部長、行政院長都來了，媒體一面倒支持，運動的社會反應積極正面，超乎大夥人意料之外。對我來說，自美麗島事件以來整整10年的政治啟蒙和思想解放，在野百合運動的七天裡得到了其他人共鳴，印證全台灣不只有自己相信民主改革的必要性，五年級的同儕們，甚至是整個社會的大人們，也都贊成我們的想法。
當年不經意間參與了胡士托演唱會的美國戰後嬰兒潮世代，或許沒有意識到那短短四天的激情與狂歡，竟然變成全人類音樂和政治的共同記憶。我猜1990年3月前往中正廟聚集的台灣五年級世代，絕大多數人也不曾預期這會成為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象徵事件。30年後詢問動機，我也只能說，除了想要印證自己的政治覺醒，另一點私心的渴望，或許就是覓得一處同溫層，大家取暖狂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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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福鐘/ 1990年，台北胡士托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 https://kamatiam.org/1990年台北胡士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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