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ke News：希特勒日記偽造事件

陳致宏（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一、足以改寫德國史的「大發現」

大約40年前，德國媒體之都漢堡發生了德國新聞史上的最大醜聞。1983年4月25日，總部位在此地的《明星週刊》(Stern)召開盛大的記者會，公布他們發現了希特勒日記。而4月28日發行的最新一期週刊也在封面下了這樣的標題：「希特勒日記被發現了」（Hitlers Tagebücher entdeckt）。總編輯科赫（Peter Koch, 1938-1989）在這期週刊的前言裡寫道：

親愛的《明星》讀者：當我們的同事海德曼（Gerd Heidemann, *1931）首次向主編室報告，他發現不為人知的希特勒日記蹤跡時，沒有人願意相信他。為了研究希特勒，一整個世代的歷史學者搜遍檔案。四個佔領國的數千名探員在各個納粹機關的檔案室裡尋找文件，訊問了第三帝國上上下下各級職員，卻未曾聽說與日記有關的線索。但在親自閱讀海德曼的報導之後，我們很快地從最初的懷疑轉變為驚訝的搖頭，您或許會了解我們的心情，因為這簡直太難以置信了！

這期週刊在專題報導的標題強調「第三帝國大部分的歷史必須被改寫」，報導裡提到，希特勒在地下碉堡過完最後一次生日（1945年4月20日）後，下令撤離碉堡內大多數人員，並為此動用了十架飛機，其中一架是根德芬格（Friedrich Gundlfinger）上校所駕駛的容克斯Ju 352型運輸機。這班飛機在4月21日清晨出發，起飛後約一個小時左右就被敵軍擊落，墜毀在德勒斯登附近一座名為貝納斯多夫（Börnersdorf）的小村子裡。希特勒得知此事後非常沮喪，因為罹難的乘客包含他最喜歡的一名僕人。海德曼相信這架飛機裡也載運了大量的秘密文件，其中包括希特勒的個人日記。他曾前往墜機地點，在那裡找到根德芬格的墳墓，但飛機的殘骸早就被賣給廢鐵商，而飛機內的「秘密文件」也早已不知去向。海德曼多年來在東、西德和歐洲與南美各國遍訪前納粹軍官，最後終於得到日記的重要線索，並將這個驚人的發現公諸於世，但《明星週刊》不能透露日記供應者的身分，因為此人希望匿名。

圖1　1983年4月28日的《明星週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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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也透露了「希特勒日記」裡的部分內容，例如關於「碎玻璃之夜」」（Reichskristallnacht，又稱「水晶之夜」），也就是1938年11月9日晚上納粹對全德國猶太人商店和猶太會堂的縱火和破壞，希特勒覺得他的手下做得太過火了，他擔心如此大規模迫害猶太人會破壞德國的國際形象。關於1939年11月8日艾爾賽（Georg Elser, 1903-1945）在慕尼黑市民啤酒館試圖安裝定時炸彈暗殺希特勒的事件，希特勒11日的日記裡提到，他懷疑此事是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 1900-1945）在背後所策劃的，因為希姆萊放任德軍在波蘭佔領區的暴行，而希特勒對此非常生氣，威脅要將他法辦，甚至罵他是「陰險的小動物養殖者」（希姆萊曾當過雞農）。從週刊所揭露的日記內容看來，希特勒並不是一個殘酷的暴君，而是一個具有人性的領袖，納粹大部分罪行則應歸罪於他的屬下。因為這些聳動的內容，這一期《明星週刊》的銷量便突破以往的記錄。

但情勢很快就急轉直下：1983年5月6日，各國媒體大幅報導「希特勒日記」是偽造品的消息。根據西德聯邦檔案館（Bundesarchiv）和聯邦犯罪調查局（Bundeskriminalamt）的研究所做出的一致結論，認為這些日記是拙劣的偽造品，內容荒誕且膚淺，由一名智力有限的仿冒者所作。此外日記本的材質也有問題，書寫日記所用的筆記本也是戰後的產品，書本裝訂用了1950年代才出現的聚酯纖維，而用來書寫的墨水也只有短短幾年的歷史而已。

二、週刊記者海德曼與偽造大師庫堯

這起醜聞有兩大主角。其中一位是《明星週刊》記者海德曼，他在1931年出生於北德的阿爾托納（Altona，現為漢堡市的一部分），他在年輕時熱衷於攝影，曾為多所通訊社和報社擔任自由攝影記者，並在1955年成為《明星週刊》的正式員工。他在1960年為這個週刊擔任海外攝影記者，曾在非洲與中東各地進行採訪工作，在1965年曾因採訪一名剛果的白人傭兵而獲得世界新聞攝影比賽(World Press Photo)。此外在1970年約旦內戰期間，他曾英勇地救出一名戰地記者和另外16名人質。

從這些經歷可以看出，海德曼是位熱愛刺激冒險的攝影記者。結束海外記者工作後，他尋求下一個刺激的報導主題，而這最後將他引向人生最大的災難。1973年，海德曼買下納粹帝國元帥赫曼·戈林（Hermann Göring, 1893-1946）的遊艇，當時這艘遊艇已經破敗不堪，必須花費鉅資維修，海德曼因此背上了嚴重的債務。為了研究這艘遊艇的過往，海德曼聯繫了戈林的獨生女愛妲·戈林（Edda Göring, 1938-2018），兩人見面之後便開始交往。此外海德曼也認識了一些前納粹高層人士，希望透過他們來挖掘更多納粹的歷史。於是這艘遊艇逐漸成為前納粹人士社交的場所，而海德曼也將這艘遊艇打造成紀念戈林元帥的聖殿，船上展示了印有戈林家徽的豪華餐具組與茶具組，以及戈林生前使用的大酒杯，餐桌上放著戈林的煙灰缸，而在櫥櫃裡則掛著戈林穿過的制服。

維護遊艇的開銷實在過於巨大，海德曼的財務陷入極度的窘境，最後他終於決定委託他人將遊艇拍賣出去，但卻一直找不到有意願的買家。儘管如此，海德曼在這過程中也不是一無所獲，他藉此認識了一位富有的收藏家。此人名叫史提佛（Franz Stiefel），在德國西南部經營一座機械工廠，他非常熱衷收藏納粹時期的物品。海德曼曾在他家中見到了數量龐大的第三帝國文物，其中包含一本「希特勒日記」，寫在一個黑色人造皮的A4筆記本裡。禁不住海德曼的一再請求，史提佛便答應讓他翻閱日記的內容。

史提佛收藏的這本日記涵蓋了1935年1月至6月的內容，他說這本日記來自二戰末期墜毀在東德的飛機，是從一個住在斯圖加特的古董商買到的，這位古董商有親戚是東德的高階軍官，有管道替他弄到這些納粹時期的物品。史提佛不願意透露古董商的名字，但他對海德曼提到，這個賣家似乎還能弄到另外26本希特勒日記，每一本都涵蓋了半年的日記內容。

回到漢堡之後，海德曼對希特勒的日記念念不忘，他向《明星週刊》的創辦者與發行人南仁（Henri Nannen, 1913-1996）提到希特勒日記，但對方直接說他不想聽這些「納粹狗屎」，而當他找總編科赫談的時候，也得到類似的回覆。對此事感到興趣的是該刊當代史部門的主管瓦爾德（Thomas Walde, 1941-2022），他鼓勵海德曼去找希特勒日記。海德曼進一步探聽後，得知販售希特勒日記的是一位斯圖加特的古董商，名叫「康拉德·費雪」（Konrad Fischer），瓦爾德派週刊的同仁私下調查「費雪」這位神秘的古董商，但找不到任何線索。

於是瓦爾德決定主動出擊。1980年11月，他與海德曼一起從西柏林入境東德，前往位在東德與捷克的邊界附近的小村落貝納斯多夫。他們在村裡教堂的墓園找到飛行員根德芬格的墳墓，確認墜機事件的真實性後，他們便堅信希特勒日記真的存在。

為了取得希特勒日記，瓦爾德決定繞過編輯部，直接與出版《明星週刊》的格魯納雅爾出版社（Gruner + Jahr）商量。出版社願意出資支持此事，於是瓦爾德與海德曼便透過管道釋放消息，表明他們願意用兩百萬馬克的金額購買希特勒日記。藉由重金的誘惑，他們終於與這位名為「費雪」的神秘古董商取得聯繫。

古董商「費雪」正是這起醜聞的另一位要角，但「費雪」並不是他的真名。在偽造日記被踢爆後不久，《明星週刊》的人才知道他的真名「康拉德·庫堯」（Konrad Kujau, 1938-2000）。庫堯是一個畫家和偽造專家，1938年生於東德的勒包（Löbau）。他在1958年搬到西德的斯圖加特定居，靠打雜和偷竊維生，也曾被捕坐牢。1961年他和在酒吧工作時認識的女同事交往，兩人搬到斯圖加特東南方的小城普洛興根（Plochingen），在那裡經營一個舞廳。1963年，這對夫婦因為舞廳經營困難而回到斯圖加特，此後庫堯繼續靠打雜為生，同時也開始偽造文物，而妻子則經營洗衣店。

圖2　偽造者庫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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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庫堯回到東德探親，發現當地人仍留著許多納粹時期的物品，他把這些帶到西德賣，可以賺得10倍的價差，他發現這些東西在當時的西德非常搶手。1974年，他租了一個店面販售納粹時期的物品，為了讓這些貨品增值，他開始偽造虛構的證書和文件，例如一頂普通的一戰時期鋼盔，他會偽造證明書，說這是希特勒本人曾經戴過的鋼盔，以藉此提高商品價碼。之後也開始偽造希特勒的畫作。他的膽子和野心愈來愈大，最後終於創造了「希特勒日記」。

三、從改寫歷史的大發現到媒體界的大醜聞

1981年1月底，海德曼去斯圖加特拜訪庫堯。兩人很快談好交易，庫堯答應從東德親戚那裡弄到27本日記。庫堯在2月13日先交給海德曼3本日記，海德曼付現，沒有給收據。出版社以每本8萬5千馬克的價錢購買日記。（偽造被揭穿之後，檢方認為庫堯最多只得到6萬馬克，並指控海德曼將私吞其間的差額。）

這時日記的收購是在《明星週刊》三位總編輯不知情的狀況下進行，直到5月13日，格魯納雅爾出版社的主管才將此事告知總編輯們。他們對此非常生氣，但也難以拒絕希特勒日記的誘惑，雖然有一位總編輯質疑日記的真實性，但他們最後還是願意參與此事。在順利購得12本日記後，海德曼向主管告知賣方將每本日記的價碼從8萬5千提高至10萬馬克，之後價碼又再提高至每本20萬馬克。海德曼宣稱腐敗的東德共黨官員愈來愈貪心，古董商必須付出更多賄款才能從他們手中取得剩下的日記。

圖3　總部位於漢堡的格魯納雅爾出版社（Gruner + Jahr）
來源：作者拍攝

為了確認日記的真實性，他們請了三名國際專家各自鑑定日記筆跡的真偽。將日記和希特勒所簽署的其他文件相互比對之後，專家們都認為日記裡的文字是希特勒的真跡，但其實專家用來比對的希特勒文件也是由《明星週刊》提供，這些其實都海德曼從庫堯那裡取得的偽造品。

到了1982年10月，出版社至此已經花了670萬馬克在日記之上。而此時日記的卷數早就超過原本所說的27卷，而是多達60卷，但出版社和編輯部的相關人員都沒對此感到懷疑。

1983年3月8日，出版社與編輯部開會決定希特勒日記的發表策略。在3月28日，聯邦犯罪調查局的專家告訴海德曼，日記本的紙張裡含有1950年代才有的漂白劑；在4月20日，瓦爾德得知，之前請專家對日記進行筆跡鑑定時，他們提供的比對文件被鑑定為偽造品。為此編輯部在隔日召開一場冗長的危機處理會議 ，總編們強力要求海德曼說出日記供應者的身分，但海德曼以庫堯在東德（虛構）親戚的人身安全為由而拒絕。

不顧這些警訊，《明星週刊》還是決定在4月25日召開記者會，宣布希特勒日記的發現，並在下一期（4月28日）的週刊裡刊出專題報導。5月6日，聯邦檔案館和聯邦犯罪調查局正式公布鑑定結果，確認希特勒日記為偽造品；《明星週刊》的記者也在隔日發現庫堯的真實身份。

1985年6月，漢堡地方法院的檢察官對海德曼和庫堯提起詐欺訴訟，兩位被告的律師在法庭上採取不同策略。海德曼的律師強調自己的客戶也是詐騙受害者，而庫堯的律師則將客戶描繪成為一個只有小奸小惡且幽默風趣的惡作劇者，更試圖將問題的焦點指向《明星週刊》：要不是週刊編輯部則過於貪婪，為了銷售量而刻意忽視顯而易見的偽造痕跡，也不至於引發如此大規模的醜聞。最後兩人都被判有罪，庫堯被判4年6個月，而海德曼則是4年8個月，後者之所以多兩個月，是因為庫堯並未從海德曼那裡收到出版社的所有購書款項，法官認為其中一大部份的錢被海德曼私吞。海德曼極力否認此事，而這筆錢的確切下落至今仍不為人所知。

官司結束之後，海德曼的記者生涯也隨之終結，成了一個落魄的可憐人。他現在已經是位年逾九十的老人。儘管此事已經過了四十年，他仍未能走出陰影。海德曼在地下室的倉庫裡存放八千個檔案夾，裡面放滿大量與此事有關的文件、照片和剪報等資料。《明星週刊》的記者在前幾年對海德曼進行多次訪談，並得到他當年與庫堯之間的電話錄音。藉由這些素材，《明星週刊》在2019年推出一個名為“Faking Hitler”的Podcast節目^[1]。相較於走不出陰影的海德曼，庫堯則非常享受此事所帶來的知名度和明星光環，他在獄中就時常接受媒體專訪，但基於偽造者的習性，每位記者聽到他講的童年往事都不太一樣。他還會上電視節目，即興表演模仿他人簽名的能力。他所偽造的名家畫作和歷史文件成為炙手可熱的商品，除了這些「真的偽造品」之外，市面上甚至還有更多「偽造的偽造品」，也就是謊稱庫堯偽造的作品。

醜聞爆發之後，《明星週刊》喪失公信力，銷售量降低，而涉及此事的主管大多被撤換職位。從前面的敘述可以看出，在《明星週刊》公布希特勒日記之前，他們已經得到一些警訊。以其龐大的財力和資源，他們大可將日記送給更多專家做更全面的檢驗，但他們並未如此做，而是讓這個醜聞發生。難道週刊編輯部絲毫沒想過此事可能導致的後果嗎？

在1983年4月28日發行的《明星週刊》，也就是以發現希特勒日記為封面標題的那一期，科赫在主編前言裡提到此事可能會引發的兩種異議：第一種異議與希特勒日記的真偽有關，科赫強調他們請最頂尖的筆跡鑑定家和當代史學者來鑑定，鑑定結果都指出日記是真的。第二種異議擔心日記內容公布後會助長新納粹的氣焰。但科赫指出，若刻意壓抑日記內容的傳布，反而會使它更吸引人，甚至讓人建構相關的神話。他承認日記內容或許會淡化希特勒的某些罪行，但也強調該刊用符合社會責任和學術精神的態度來呈現日記的內容。

由此可以明顯看出，《明星週刊》很清楚公布日記可能會引發的問題，更宣稱已對可能的問題做好妥善處理。但編輯部是否真的已經善盡媒體所應做的查證和社會責任？偽造日記被踢爆之後，《明星週刊》真的只是單純的詐騙受害者嗎？以下我們試著從科赫提到的兩種異議來切入這些問題。

四、被偽造品騙倒的歷史教授們

《明星週刊》宣稱希特勒日記經過數名專家的驗證，除了前面提過的筆跡鑑定專家外，涉入此事的專家也包括了幾位大學歷史教授，而他們都被庫堯偽造的文件騙過。

第一位被庫堯所騙的歷史學者是任教於斯圖加特大學的耶克爾（Eberhard Jäckel, 1929-2017）。耶克爾是第三帝國史的專家，經人介紹而認識熱衷收藏納粹文物的史提佛，並參觀了後者的大量藏品，而這些其實大多是他從庫堯那裡買來的偽造品。耶克爾在1980年編了一本希特勒的早年作品集，^[2]並在這本裡收錄了幾十個史提佛所收藏的偽造文件，其中包含幾首謊稱希特勒年輕時所寫的詩。此書出版後不久，一位慕尼黑的檔案館館員便發現，書中所收錄一首詩號稱是希特勒在一次大戰期間所寫的作品，但此詩的真正作者其實是納粹詩人孟澤爾（Herybert Menzel, 1906-1945）。耶克爾承認自己的失誤，隔年便在慕尼黑現代史研究所(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的《當代史季刊》(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刊出聲明， 承認此書收錄的某些史料確實有問題。^[3]

耶克爾的聲明讓《明星週刊》內部陷入一陣恐慌，因為他們知道這首詩和希特勒日記都是來自同一個古董商（費雪/庫堯）。海德曼曾向庫堯質問這首詩的來源，庫堯便想了一套說詞，說這首詩的原作者其實是一位十九世紀詩人，而希特勒和孟澤爾都只是將這首詩改寫過而已。海德曼很快就接受了這個說法。

和追求聳動新聞的海德曼不同，耶克爾畢竟是嚴肅的學者，在遭遇了這個難堪的事件後，他對史提佛收藏的所有希特勒詩作感到懷疑，並將這些庫堯偽造的詩交給漢堡地方檢查官辦公室接受鑑定。當《明星週刊》在1983年公布發現日記之後，耶克爾也因之前的受騙經驗而公開質疑日記的真實性。

另一位受騙的是英國史家崔佛羅珀（Hugh Trevor-Roper, 1914-2003），當時是退休的牛津大學欽定教授（Regius Professor）。崔佛羅珀最初研究英國近代早期的歷史，他在1945年以英國情報軍官的身分研究希特勒的下落，並將研究結果出書，此後便也成為第三帝國史的專家。

圖4　英國史家崔佛羅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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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4月1日，崔佛羅珀接到英國《泰晤士報》(The Times)的編輯來電，該報所屬媒體集團的董事長梅鐸（Rupert Murdoch）想要連載希特勒日記，正為此與《明星週刊》進行授權的談判。梅鐸希望請他以專家身分鑑定日記的真偽。

當時《明星週刊》將購得的希特勒日記存放在瑞士蘇黎世的銀行保管箱裡。崔佛羅珀在4月8日從倫敦搭機前往蘇黎世，《明星週刊》的人員在飛機上向他出示一份從希特勒日記裡整理出來的資料，內容與希特勒副手魯道夫·赫斯（Rudolf Hess, 1894-1987）在1941年架機至英國的叛逃事件有關。根據這份資料所透露的日記內容，赫斯是在希特勒的允許下飛往英國的，但這違反了崔佛羅珀的歷史常識，因此他對日記的內容感到懷疑。此外，希特勒不喜親筆寫字，這是廣為人知的常識，因此他不太可能長期保持寫日記的習慣。

儘管心中帶著疑慮，當崔佛羅珀被帶進銀行裡，親眼見到堆起來超過半公尺高的58卷希特勒日記，便被日記的龐大數量所迷惑，而當時陪同在場的科赫主編也向他保證，日記來源的管道絕對沒有問題。於是這位英國史家的心中的懷疑逐漸消散，而傾向於相信日記的真實性。之後他為《泰晤士報》寫了一篇文章，標題是〈從碉堡倖存的秘密〉（Secrets that survived the Bunker)，文章在1983年4月23日，也就是搶在《明星週刊》的記者會之前刊出。崔佛羅珀在這篇文章裡提到：

我承認當我第一次聽說這個發現時，我是懷疑的。就我所知，沒有任何一位史家曾暗示過這些私人日記的存在，希特勒身邊的人⋯⋯都沒提過此事。⋯⋯然而，當我進入了瑞士銀行裡黑暗的房間，並翻閱這些頁面之後，我得知了日記被發現的精彩過程，我的懷疑逐漸消散。現在我認為這些文件是真的，它們在1945年後輾轉流傳的歷史也是真的，而關於希特勒不愛寫字的說法，關於他的人格，甚至關於某些公眾事件，這些公認的史實也因此必須修正。

除了梅鐸的《泰晤士報》外，美國的《新聞週刊》(Newsweek)也想取得連載希特勒日記的權利，但被《明星週刊》所拒絕，可是後者的胃口也因此被養大，甚至向梅鐸提高授權金的價碼。梅鐸被《明星週刊》的貪婪所激怒，但還是按耐住憤怒，並接受了提高的授權金額。之後梅鐸去找《新聞週刊》商談，雙方都決定共同分攤這筆授權金，而《新聞週刊》也藉此獲得連載的權利。

《新聞週刊》加入戰局之後，該刊編輯部也找了一位歷史學者來鑑定日記真偽。他們請到的是任教於北卡羅萊納大學的溫伯格（Gerhard L. Weinberg, *1928），這位學者出身德國猶太裔家庭，少年時期為了逃避納粹迫害，隨家人移民至美國。1952年他曾協助美國軍方編寫一份關於如何處置繳獲的德國文件的指南，他擅長的主題是納粹的外交政策。

當他接到《新聞週刊》編輯部的聯繫時，起初也和崔佛羅珀一樣懷疑日記的真實性，但《新聞週刊》不給他太多思考的時間。為了時效的緣故，該刊催促溫伯格儘快前往蘇黎世看這些日記。但這時北卡羅納大學的學期還未結束，為了不影響授課，《新聞週刊》幫他訂了美國與瑞士的來回機票。溫伯格的行程非常匆忙，上午抵達瑞士，同一天下午便要立刻搭機離開，以便儘快趕回美國上課。抵達瑞士銀行後，溫伯格在有限的時間內翻閱了日記的部份內容，當下並未發現其中有違背已知史實之處。

當溫伯格讀到日記裡關於慕尼黑協定的部份時，他感到非常興奮，因為庫堯的希特勒說自己被張伯倫給打敗了，而這正符合溫伯格的理論：他認為希特勒在1938年想對捷克出兵，而他對蘇台德區的領土要求只是藉口。希特勒預期西方國家不會同意，而他便可以此為由入侵捷克。溫伯格相信張伯倫看穿希特勒的企圖，才會同意讓他取得蘇台德區。溫伯格想為張伯倫平反，若希特勒在日記裡承認自己輸給張伯倫的話，這就是一個支持自己學術論點的有力證據。除此之外，日記裡每一天的記錄最後都有希特勒的簽名，溫伯格覺得偽造者不敢這樣做，因為留下太多簽名會增加露出破綻的風險。

但溫伯格也對在場的《明星週刊》人員提出質疑，他好奇《明星週刊》為何不找德國的學者來鑑定，得到的回覆是擔心洩密風險，他們也反問溫伯格是否有推薦的德國專家，於是溫伯格便提到了耶克爾。從德方人員對此的反應，溫伯格感到《明星週刊》似乎不想讓耶克爾涉入此事。最後溫伯格的結論是，他對日記的存在感到非常驚訝，但他找不出日記的問題，因此傾向認為日記是真的。

為何這兩位治學嚴謹的學者會犯下如此的錯誤，在某些程度上與聘請他們審查的媒體有關。商業媒體的邏輯與學術界相當不同，媒體的報導必須搶奪先機，獨家新聞在報導前也得避免洩密。基於商業邏輯和時效壓力，《泰晤士報》和《新聞週刊》自然不可能給這兩位學者細心考證和研究的時間。

崔佛羅珀離開瑞士之後便開始後悔，他覺得日記裡對赫斯叛逃的說法太違背歷史常識。他打了許多通電話向相關人士再次確認，並感到自己被科赫所騙。在瑞士銀行裡，科赫對他保證日記來源沒有問題，但他這時他已經聽到三種關於/日記來源的不同說法。

在4月25日《明星週刊》舉辦的記者會上，崔佛羅珀與溫貝格都被邀請出席，目的是讓他們為希特勒日記背書。但輪到崔佛羅珀發言的時候，他決定不再為此背書。他質疑週刊編輯部對日記來源的說法有問題，甚至承認，在新聞搶快的要求下，正常的歷史考證方法必須遭受某種程度的犧牲。而溫伯格也說他懷疑日記筆跡的驗證過程，並質疑《明星週刊》為何不讓專家對日記全文的內容做更為詳盡的檢閱。儘管這時他們已修正對日記的觀點，但他們之前都曾為希特勒日記的真實性背書，這對兩人的學術聲譽已經造成傷害。

五、德國戰後的「希特勒浪潮」

希特勒日記的出版可能會淡化這位獨裁者的罪行，這是《明星週刊》主編科赫所提到的第二個異議。科赫宣稱週刊的報導會強調日記內容的歷史脈絡，也不會淡化希特勒的罪行。但事實是否真的如此？

在偽造的希特勒日記裡，庫堯將這位獨裁者塑造成個性溫和、討厭極端手段、重視國際形象的人，他工作非常勤奮，導致腸胃脹氣等健康問題，甚至身邊的伴侶會抱怨他的口臭 。庫堯的希特勒對張伯倫感到佩服、讓英軍順利從敦克爾克撤退、更准許赫斯飛往英國進行和平談判，但他無法約束希姆萊在佔領區濫殺無辜，並為此而感到惱怒。此外日記裡完全沒有出現任何與猶太大屠殺有關的隻字片語。戰後有些極右派人士主張希特勒對大屠殺毫不知情，更有不少人全盤否定大屠殺的史實，而偽造日記的內容正好符合這些主張。不論庫堯本人是否為希特勒的崇拜者，若是庫堯的偽造功力更強，日記更難以被證偽的話，這確實能助長新納粹的氣焰。

至於《明星週刊》記者海德曼，他沒站穩媒體記者的批判立場，不與被報導的對象保持安全距離。在與庫堯之間開始建立聯繫之後，兩人很快就以 “du” （德文的「你」，是比較親暱的第二人稱單數）相稱。他真心地想與這位偽造者交朋友。一旦庫堯的偽造出現了什麼破綻， 他總是一廂情願地接受庫堯捏造的各式說詞和匆匆偽造的證明文件。海德曼為了追尋納粹相關的報導題材，他購買戈林遊艇，與戈林的女兒交往、還和許多前納粹軍方高層往來，也愈來愈沈迷於與希特勒有關的一切。

從更廣的角度來看，偽造希特勒日記可說是當時德國「希特勒浪潮」(Hitler-Welle)的一部分。儘管《明星週刊》的政治立場較偏向左派，但這份刊物仍想搭上這股浪潮獲利，一方面刊出針砭時事的爭論文章，抨擊社會上瀰漫的第三帝國懷舊風潮，但同時也想用關於納粹的聳動圖文報導刺激雜誌銷量。當海德曼首次對週刊的總編們提到希特勒日記時，他們都義正辭嚴地將此斥為「納粹狗屎」，但當海德曼真的弄到日記後，雜誌銷量考量便壓倒一切。

所謂的「希特勒浪潮」是德國在1970年代開始出現的一種現象。從這個時期開始，市場上出現許多以希特勒為主題的書籍和影片，特別是許多希特勒的傳記，而這類傳記性質的作品都或多或少會帶有為傳主辯護的傾向，而一些前納粹人士所寫的回憶錄也往往將希特勒描繪成和你我一樣的凡人。慕尼黑現代史研究所所長布羅沙特（Martin Broszat, 1926-1989）曾指出，這些書的作者自以為用更客觀的角度來呈現歷史人物，自詡超越了對希特勒妖魔化的膚淺描述，但他們的作品只滿足了歷史娛樂的需求，就史學研究的角度而言卻毫無啟發作用。^[4]

除了將希特勒描繪成平凡人之外，許多相關的著作也傾向用當時流行的心理史學(psychohistory)來分析希特勒，這類著作強調他童年遭受的創傷、他消化器官的毛病，以及心理不正常的一面，彷彿德國的歷史災難可以被簡化成一名精神病患所造成的結果。而也有許多作品著重於呈現希特勒魔性且迷惑人的一面。既然人們難以抵擋他的魔性魅力，那就意味人們是在非自願、在被催眠的狀態下參與了納粹的罪行，而那些過去曾經（甚至現在仍舊）支持希特勒的人便可用這樣的說法減輕道德良心的負擔。

我們可以說，希特勒不僅在1930和40年代魅惑了德國人，從戰後的希特勒浪潮可以看出，這股魔性的吸引力在他死後的數十年仍未消退。若是能對戰後的希特勒浪潮做更深入的分析研究，或許也可以讓我們看出希特勒在世時能吸引那麼多人追隨的部分原因。

後記

今年是公布偽造希特勒日記的40週年。北德廣播電台（NDR）在2月底將偽造日記的全文上網公開。^[5]至於偽造希特勒日記的原件，原本《明星週刊》打算連載日記內容，連載結束之後便將其原件移交聯邦檔案館保存。但在確認為偽造品之後，這些日記就被深鎖在出版社的保險櫃裡。今年4月25日，也就是《明星週刊》公布希特勒日記的40週年，這些偽造的文件終於被移交給聯邦檔案館，永久存放該館位於科布倫茲（Koblenz）的總館裡。館方表示，偽造的希特勒日記是個無恥的嘗試，它企圖為納粹暴行抹上人性的色彩，並在1980年代獲得社會的迴響。^[6]偽造的希特勒日記終於成為聯邦檔案館的館藏，這表示它們早就不只是可笑的拙劣偽造品，而更是見證戰後希特勒浪潮的嚴肅史料。

圖5　德國聯邦檔案館線上館藏目錄裡的偽造希特勒日記

註腳

^[1] https://podcasts.apple.com/us/podcast/faking-hitler/id1444753482

^[2] Jäckel, Eberhard, and Axel Kuhn eds. Hitler Sämtliche Aufzeichnungen 1905-1924.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80.

^[3] Jäckel, Eberhard, and Axel Kuhn. “Zu einer Edition von Aufzeichnungen Hitlers.”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29:2 (1981): 304–305.

^[4] Martin Broszat, Nach Hiter – Der schwierige Umgang mit unserer Geschichte, 2nd ed. (München: Oldenbourg, 1987), 60.

^[5] https://www.ndr.de/geschichte/tagebuecher/Datenbank-Die-gefaelschten-Hitler-Tagebuecher-zum-Durchsuchen,hitlertagebuecherdatenbank102.html#12/1940

^[6] https://www.ndr.de/geschichte/tagebuecher/Gefaelschte-Hitler-Tagebuecher-kommen-ins-Bundesarchiv,hitlertagebuecher1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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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致宏/Fake News：希特勒日記偽造事件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s://kamatiam.org/fakenews希特勒日記偽造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