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雅惠（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綜觀古代中國的歷史書寫，王朝盛世多伴隨著明君當政，名相輩出，政治清明四海昇平。至於王朝末年，則是武人崛起的舞台，亂世中有英雄，也有梟雄。中國歷史上最悲劇的英雄人物——岳飛，就是在北宋末年兵荒馬亂的背景下崛起。
來自東北黑龍江的女真戰士，憑藉著有如神助的戰鬥力，一路勢如破竹，迫使當時東亞的最大勢力——契丹——西遷至今日的中亞，並在遼國故地上建立起大金國。女真的崛起改變了東亞大陸的政治秩序，當女真揮兵南下，軍事積弱的北宋只能連吃敗仗。在此情勢下，擅打野戰的岳飛迅速竄升，接連打敗金軍，破金兀朮的「拐子馬」，成為金人唯一畏服的宋代將領。
接下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為了和議，岳飛被秦檜以十二道金牌從前線召回，最終以「莫須有」罪名被處死。歷史的蓋棺論定，「盡忠報國」的岳飛成為赤膽忠誠的英雄，秦檜則成為陷害忠良的小人，永遭唾棄。
時勢造英雄，若非生於亂世，在重文輕武的宋代社會，岳飛的軍事長才只有被埋沒的份。亂世中，有像岳飛這樣的小人物崛起成為大英雄，留名青史；還有更多歷史所不載，成千上萬如你我一般的無名人們，也真真實實經歷過這段亂離。面對混亂時局，他們如何自處？
一、一心仕途的遼代新科進士
當女真鐵騎橫掃草原，南下中原，原來生活在燕雲十六州的漢人首當其衝。這個地區是契丹控制下的漢人聚居地，以農業為生，後晉石敬塘獻給耶律德光後，成為遼國領土的一部分。為統治轄下漢人，契丹採行北、南分治政策，由南面官總理漢地事務，並在此地設立南京（今北京），成為遼代五京之一。宋代立國後，認為燕雲十六州是漢、唐舊土，一心想收復失地，為此發動多次戰爭，直到澶淵之盟雙方議定此區歸遼。
女真入侵時，燕雲十六州已在契丹統治下超過百年，世居當地的漢人早已習慣異族統治。雖然沒機會進入上層權力核心，但讀書之家也能透過科舉考試取得功名；地方上的殷實地主，也能透過賑災捐官取得一官半職。地方上的漢人菁英家族，似乎與南方的宋國沒有太大差別，有些家中還有契丹奴僕役使，如河北宣化遼代壁畫墓所描繪（圖1）。
圖1 備茶場面，這位墓主來自地方上的殷實之家，他的孫子因為響應朝廷賑災，而獲得官銜。二位契丹僕人跪坐在壁畫前方，一位正用茶碾子將茶餅碾成茶末，另一位在燒煮熱水。右側桌上有成套的備茶道具，包括：熱水瓶、茶盞與茶托、茶筅、茶羅子。一旁的侍女，做漢人裝扮，正捧著茶湯準備給主人享用。畫面描繪的多族群共同生活，應當是遼地的日常。出自河北宣化遼代張匡正（984-1058）墓，遼道宗大安九年（1093）遷葬。
圖片出處：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遼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彩版5。
女真騎兵踏破這樣的太平日子，統治者換人了，官宦之家效忠的對象也跟著換人。如居住在今日北京的呂嗣延（1062-1126），祖上曾經以使節的身份出使宋國，女真滅遼後，呂嗣延轉而效忠女真，加入圍攻北宋太原的戰役。[1]
北京市八寶山一座遼墓的韓姓墓主，是遼國開國功臣韓延徽的後人，家族累代仕宦，是契丹政權中少數位居高位的漢人家族。這位名字不詳的韓氏後人在遼亡後降金，金滅宋後，還曾護送北宋徽宗、欽宗二位亡國之君（金稱為「宋二主」）至北方，途中「二主嘗出珠玉紈綺」，意圖賄賂，這位韓氏都沒有接受，顯示他對新政權的效忠。[2]
還有一些居住在燕雲十六州的仕宦人家，面對統治者易主，選擇向南遷徙，成為漢王朝之下的宋國子民，居住在今日北京一帶的趙勵（1071-1123）就是一例。五十多歲的趙勵在遼代末年及進士第，被授與將仕郎的官階（類似今日公務體系用來敘薪的職等）。[3]若是承平時期，接下來便可一路循階漸進，向上爬升。但在此王朝存亡之秋，朝廷都自身難保了，初登仕途的趙勵，未來更是一片混沌。就在同一年，北宋圍攻遼的南京城（今北京），趙勵帶著家人投奔北宋，在邊境換授北宋的將仕郎後入境。
經過五個月的長途跋涉，趙勵一家人總算抵達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開封），被安置在招待高麗等外國人的「同文館」中，只是還沒等到職位授與，便染上痼疾而一命嗚呼。趙勵死後，朝廷把將仕郎的官階授與他的長子，讓趙家的萬里奔波不至落得一場空。哪知才過二年多，女真大軍圍攻汴京，這時老家河北反而成為局勢穩定之地，趙家於是又千里迢迢遷回已是大金領土的故鄉。入金境時，再度換授同等官階，不過真的被授與職權，則要等到數年之後。
官僚的前途與統治政權唇齒相依，亂世之中，有些官僚仍心繫仕途，遼、宋與宋、金邊境的換官制度為亂世中穿梭在不同政權的各級官僚，提供一絲寄託。五十多歲才及進士第的趙勵，在舉家避亂南遷時，想必認為可在北宋開展仕途，那知卻客死異鄉。接二連三的戰事，讓趙家最終還是選擇北歸，成為金國子民。
趙勵一家絕非孤例，改朝換代的混亂時局中，有些遼代官員選擇南遷入宋，不一定是因為要效忠漢人政權這樣的民族大義，而僅僅只是為了保存家族的生存與未來，這些努力在亂世中倍加艱辛。
二、被盜賊驚擾而離鄉的砌墓人
十二世紀初一連串的戰爭對華北地區的影響最為巨大，這個地區屬於北宋統轄，女真入侵時不少地方成為交戰的戰場，遭受程度不一的破壞，之後成為金國領土，由異族所統治。政治巨變對平民百姓帶來哪些影響？山西長治屯留發現一座墓，四壁有好幾段長篇題記，可知是宋榮的墓葬。書寫的時間是金太宗天會十三年（1135，宋高宗紹興五年），歲次乙卯，此時距北宋汴京陷落已八年，女真人佔領長治盆地也近十年。[4]
這些題記的字跡略顯凌亂，不時可見錯別字，應該是工匠所寫，以下用〔〕標出正確字。西壁的題記讀起來像是砌墓匠人的自述（圖2）：
砌造匠人李通，家住沁州（今山西沁縣），銅提縣底水村人是〔氏〕，內為紅巾盜賊驚移到此，砌到葬一所，係大金囯女直軍囯領兵收卻趙皇家。
圖2 墓室西壁題記，山西屯留宋村宋榮墓，金天會十三年（1135）。
圖片出處：《文物》，2003年3期，頁45，圖5。
李通這位砌墓人從北方不遠處移居到長治盆地的潞州，原因是受到「紅巾盜賊」的侵擾。「紅巾盜賊」是宋、金戰爭時興起的地方武力，活躍於河東地區，以紅巾為標幟。這些人擾亂地方治安，被當地人視為盜賊；但是從宋人的角度，他們是抗金義軍，有時與宋軍內外相應，共同起兵。
在此戰事頻仍之時，地方上的情況如何？下面這段題記提供線索（圖3）：
乙卯歲，潞州屯兵十万，差配甚多，楊上監坐知州，人名〔民〕難過，大旱二年，米一千、麦八百、粟五百。本村著鐺鍋三十一个，赴本州納。
圖3、4 墓室東壁題記，山西屯留宋村宋榮墓，金天會十三年（1135）。
圖片出處：《文物》，2003年3期，頁45，圖3、4。
女真人在佔領潞州之後，屯重兵十萬，為地方帶來沈重的負擔。為了供應軍隊所需，除了繳納米、麥、粟等軍糧外（另一說認為米、麥、粟等糧食價格飆漲），還要上繳烹飪用的鐺鍋，不幸又連二年碰上旱災，以致人民的日子相當艱難。[5]從「差配甚多」、「人名〔民〕難過」等字句看來，這段文字表達出對女真屯兵擾民的不滿。矛盾的是，也正是因為重兵屯駐，治安相對穩定，使得此地成為躲避紅巾盜賊的避風港。
最有意思的是墓室東壁的一段題記，從小老百姓的角度，寫下朝代更迭的大事紀（圖4）：
乙卯歲，當幡人駈上皇、少帝於領此〔嶺北〕，外有康王走在江南，幡家到江南迴兵当年，正月卄四大金皇帝萌〔崩〕也。
這段文字斷續不相連，記錄下四件大事。首先，女真人將上皇徽宗（1100-1126 在位） 、少帝欽宗（1126-1127 在位）驅至嶺北，這指的是八年前的靖康之亂。其次，靖康亂時唯一沒有被俘虜的皇子——康王趙構，逃至江南，此處仍稱「康王」，實際上這時趙構已經即皇帝位了。再者，同年女真出師江南又迴兵，顯然出師不利。最後提到大金皇帝於正月二十四日駕崩。文中「幡人」、「幡家」指的都是女真，「幡」應該同「番」字。
題記提到的金人出兵一事，應該是天會十二年（1134，紹興四年）秋，金國聯合它在華北扶植的劉齊政權，向江南發兵。然而戰事連番失利，金軍受阻。雪上加霜的是，該年冬天，滅遼侵宋的金太宗完顏晟（1075-1135）悴逝。
從題記可知，金軍失利的消息已然傳回晉南，加上皇帝駕崩，為政局埋下變數，種種不利於女真的時事發展，似乎燃起人們對趙皇家收復中原的一線希望。特別是在此重兵駐紮、差配沈重，又遭逢旱災、日子艱難的情況下，更加深了人們對前朝的懷念。
此時女真佔領潞州還不到十年，宋、金之間大小戰事不斷，不過宋軍已經開始扳回劣勢，又有紅巾等抗金勢力在華北作為內應。面對此混沌的情勢，晉南人民似乎充滿了矛盾，題記的語氣有時仍以宋國子民自居，稱徽宗「上皇」、高宗「少帝」，有時又顯得有些疏離，如「係大金囯女直軍囯領兵收卻趙皇家」。對新來乍到的女真政權，有時稱為「大金」、有時稱為「幡」；對重兵屯駐帶來的沉重差配有所不滿，但軍隊又為地方帶來安定，成為逃難者的避風港。
這種兩面的矛盾情緒，應是鼎革之際的小人物共同的心情寫照，反映出人們對當下與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感。
三、改朝換代中壯大家族的女性
長治盆地李榮墓的題記對於新政權似乎尚有懷疑，還不能確定是否就此改朝換代。七年之後，宋、金達成第二次和議，劃定邊界，彼此互不相犯，金人統治成為定局。在這段歷時十多年的宋、金鼎革期間，有些家族似乎沒有因戰爭而受難，而是在變局中趁勢興起，並且隨著金人統治趨於穩定，家族產業也愈發興旺。
同樣位於長治盆地的崔晸夫婦墓，以石條砌築且帶多個耳室，具有相當規模。[6]墓中立一小石碑，碑額以篆體刻著「故崔君墓誌銘」，可知是丈夫崔晸（1064-1126）的墓誌銘（圖5）。細讀內容，石碑實際上記錄了夫婦二人的事蹟，妻子張氏（1060-1143）的篇幅還更多一些。
圖5 故崔君墓誌銘，山西長治安昌村崔晸與張氏夫婦墓，金皇統三年（1143）。
圖片出處：《藝術史研究》，6（2004），頁418，圖32。
從墓誌知道，崔家祖上以農桑為業，田產不少，還寫到靖康元年（1126）崔晸過世時發生的政治事件：
君諱晸，曾祖諱文舉…… 皆務業農桑…… 祈居勤務，祖業越倍增進，春秋六十三，巨宋靖康改元三月十一日奄世，即始大金軍擬往汴，抵澤回日也。
當時的晉南剛落入女真控制，金軍原來打算進取汴京，但大軍到了澤州便返回。這個事件指的是靖康元年第一次汴京之役，女真的西路軍包圍太原後，準備乘勝追擊，進攻河南，途中得知宋、金雙方已經議和，因此召回軍隊。
丈夫去世後，崔家在張氏的經營下，田產劇增超過十倍。張氏是如何辦到的呢？
其張氏警教二子，以繼君之志行。由是督恩務耕桑，令友長鄉戶，始基百畝之餘，緣計僅乎十倍。即此又張氏起家之節操也。
面對新統治者的到來，張氏「警教二子」，讓兩個兒子一個「務耕桑」，繼續經營農事；另一個「長鄉戶」，也就是自願擔任衙前吏員，輔佐地方長官進行徵稅與送往迎來事宜。女真統治的十數年間，在二個兒子的努力下，崔家產業倍增。
受限於文體，墓誌銘的內容簡略而含蓄，只說「張氏警教二子」。若結合《宋史》所記，長治盆地在戰時人民紛紛逃難，「州縣皆空」的情況，[7]可知墓誌隱晦沒說的是：戰爭破壞既有的社會秩序，地方上的官員、守將與士兵紛紛逃亡，權力出現真空，有些地方家族趁機崛起並累積財富。在新統治者到來後，張氏與二子大概成為他們的協力者，維持地方秩序，並穩固家族的財富與地位。
一般宋代的女性墓誌，特別是士人家族婦女，多半稱頌她們在家內的角色，這方墓誌幾乎沒有涉及這個方面，而是盛讚她起家的能力。除了反映士、庶階層的差異，也與張氏面臨的世變時局有關。
丈夫死於1126年金人初到之時，此後張氏與兒子們經歷宋、金易代的大小時局變化。1138年宋金議定第一次和議，但不到一年，兩國再度兵戎相見；1142年，也就是張氏過世的前一年，宋、金達成第二次和議，劃定邊界，北歸北、南歸南，彼此互不相犯。
自1126至1142年，十六年間，華北地區原屬趙宋的子民們，一開始對金人的統治也許還有懷疑，對趙皇家尚有期待。在宋金第二次和議之後，只能接受自己成為大金子民的現實。在此情況下，作為女真人協力者的崔氏家族在地方上的勢力也趨穩固，張氏的行為也得以蓋棺論定，為她博得具「起家之節操」的美名。
四、在新朝代解鎖人生成就的道士
當北宋汴京陷落時，除了趙姓宗室與大臣隨著徽、欽二帝被擄而北，還有不少宮廷工匠、倡優、醫者等，也被帶到北方，為女真貴族服務。至於華北的士大夫家族，大多跟隨高宗朝廷向南逃亡，最後在南方落腳。
有些宮廷的技藝人士逃過俘虜，由於一技在身，他們不像士大夫官僚那般依賴統治政權，改朝換代對他們的衝擊較小。有一條資料提到，女真軍隊入睢陽時，見道士奔走迴避，連忙阻止說：「汝輩多異人，無敢傷也。」[8] 可見道士這個行業由於精通神仙之術，即使統治者易主，仍能以道術事奉新的統治階層，前途無虞。
道士閻德源（1094-1189）便是一例，他的墓在山西大同被發現，墓誌簡述他的一生（圖6）。[9] 閻德源早年居住在北宋京師汴梁，出家為道士，以張虛白為師。張虛白是宋徽宗倚重的道士，除了有預言能力，也通醫術，在宮廷中專為道士而設的道學中擔任「侍晨」一職，這是道學的最高職位，當時的閻德源還只是最低階的金壇郎。
圖6 閻德源墓誌拓片，山西大同閻德源墓出土，金大定三十年（1190）。
圖片出處：《文物》，1978年4期，頁6，圖11。
女真人聽說了張虛白的名聲，入汴後，爭相以肩輿迎接，把他當作神仙一般。閻德源則是從汴京移居到金代的西京大同府，在此宣道，廣受貴戚公侯士庶敬重，朝廷也屢次賜加師號，地位日益隆顯，死時稱號是「西京玉虛觀宗主大師」。
作為一位地位隆顯的高級道士，閻德源的墓葬也有別於流俗，沒有彰顯世俗富貴的多彩壁畫，而是在墓室兩側擺放屏風，並以豐富的隨葬品陪葬。棺槨前三方供桌分別擺設陶瓷供器、漆木明器傢俱（圖7）、道冠道書。棺槨共兩重，棺內的閻德源身著繡著仙鶴與祥雲的道袍，外層罩覆鶴氅，身旁有象牙戒板，臉面上還覆蓋一片畫有道符的羅紗。
墓中還有幾方印章，印文分別為：「龍山道人」、「天長方丈老人」、「玉虛丈室老師」、「青霞子記」（圖8）。其中「天長」、「玉虛」分別是金代皇家所支持的天長觀與玉虛觀，說明了閻德源高級道士的地位。
圖7 閻德源墓出土明器傢俱木盆座（左）、木榻（右）。盆座高13公分，木榻高20公分。
資料來源：《文物》，1978年4期，頁1-13。
圖8 閻德源墓出土印章「天長方丈老人」（左）、「玉虛丈室老師」（右）。
圖片出處：《文物》，1978年4期，頁4，圖5。
宋金鼎革之時，閻德源年方三十出頭，在徽宗道學中位列最低階，入金六十多年才是他道士生涯的高峰。金人統治下，道教得到長足發展，道士地位提高，閻德源的人生成就可說是在移居大同之後才開展。
結語
戰爭前夕的北宋開封城，人口超過一百萬，可說是當時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它的熱鬧與繁華，從北宋晚期的《清明上河圖》可見一斑（圖9）。張擇端作此畫卷時，女真尚未崛起，畫面描繪富庶城市的太平生活，沒有絲毫帝國末年的跡象。
圖9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局部，絹本，縱24.8，橫528公分，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片來源：https://reurl.cc/p5vD6Z
身處歷史現場中的人們，沒有預知未來的能力，大概很難想像，毀滅性的戰爭就在不遠前方。戰爭之後，人去樓空，所謂的京師，只剩下瓦礫堆中巍然獨立的空城。[10] 位處戰場的河南南部在浩劫之後，所到之處渺無人煙，作物無人採收，井裡都是屍體。[11]
戰爭中，人們的境遇不一，但不是完全無跡可循。各級士大夫官僚的前途與統治政權休戚與共，他們或隨徽、欽二帝被擄至東北，或被迫放棄華北基業，跟著高宗朝廷落腳東南，或改仕新朝。至於一般市井小民，若不幸處於戰線之上，只能四處逃難。有的長途奔波到南方，一切重新開始；有的逃往周圍較安定的地方，這些地方戰爭的破壞較小，州縣官也許逃亡去了，不過人們還能守著祖業，設法在新政權中安身立命。相較起來，一技在身的技藝人士，不需依附統治者、也不仰賴祖先田產，總能憑藉所長，前途生計無虞。
這些歷史不載的小人物，不但逃過戰爭殺戮，還挺住新政權的各種挑戰，當中有多少不足為外人道的血淚與心酸、經營與鑽營，今日的我們只能從出土材料略探一二。
後記：這篇文章部分改寫自許雅惠，〈另類視角的宋金鼎革：山西金墓所見的戰後社會與技藝人才流動〉，《新史學》，第32卷第4期（2021年12月），頁111–180。
註腳
[1]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魯谷金代呂氏家族墓葬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
[2] 陳康，〈豐台出土遼韓氏家族墓神道碑〉，《北京文博文叢》，2003年2期，頁66-69；孫建權，〈金代韓景□神道碑考釋〉，《北京文博文叢》，2011年2期，頁57-63。
[3] 王清林、周宇，〈石景山八角村金趙勵墓墓誌與壁畫〉，《北京文物與考古》，5，2002年，頁179-201；陳康，〈金代趙公墓誌考〉，《北京文博文叢》，2002年4期，頁58-65。
[4] 王進先、楊林中，〈山西屯留宋村金代壁畫墓〉，《文物》，2003年3期，頁43-51。
[5] 題記文字的釋讀與內容考證，見王義印，〈山西屯留宋村金代壁畫墓墨書題記研究〉，《中原文物》，2014年6期，頁113-118；李浩楠，〈山西屯留宋村金代壁畫墓題記考釋〉，《北方文物》，2010年3期，頁76-78。
[6] 商彤流、楊林中、李永杰，〈長治市北郊安昌村出土金代墓葬〉，《文物世界》，2003年1期，頁3-7；商彤流，〈長治市安昌村出土的金代墓葬〉，《藝術史研究》，6（2004），頁407-420。
[7] 脫脫等，《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卷23，頁430。
[8] 張宇初、邵以正、張國祥編纂，《正統道藏》（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第8 冊，頁759a。
[9] 大同市博物館、解廷琦，〈大同金代閻德源墓發掘簡報〉，《文物》，1978年4期，頁1-13。白彬，〈山西地區金元道士墓研究〉，收入黎志添編，《道教圖像、考古與儀式──宋代道教的演變與特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6），頁123-163。
[10] 趙鼎，《辯誣筆錄》（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卷1，頁5b-6a。
[11] 莊綽撰，蕭魯陽點校，《雞肋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上，頁21。
延伸閱讀：
白彬，〈山西地區金元道士墓研究〉，收入黎志添編，《道教圖像、考古與儀式──宋代道教的演變與特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6，頁123-163。
吳松弟，《北方移民與南宋社會變遷》，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
李天鳴，〈靖康之難──宋金第二次汴京之役〉，《故宮學術季刊》，24卷4期（2007），頁25-70。
李天鳴，〈靖康元年夏秋的太原之役〉，《故宮學術季刊》，22卷1期（2004），頁145-182。
許雅惠，〈遼代契丹女性群像〉，《歷史學柑仔店》部落格，2021.10.22。https://kamatiam.org/遼代契丹女性群像/
陳昭揚，〈金代漢族士人的地域分布──以政治參與為中心的考察〉，《漢學研究》，26卷1期（2008），頁103-135。
陶晉生，《宋遼金史論叢》，臺北：聯經出版，2013。
鄧菲，《中原北方地區宋金墓葬藝術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
Ebrey, Patricia and Susan Huang ed. 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s in Middle Period China. Leiden: Brill, 2017.
Hong, Jeehee. Theater of the Dead: A Social Turn in Chinese Funerary Art, 1000-140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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