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世界方式的轉折──重讀法蘭克福學派的意義

李衣雲（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一、英雄與英雄崇拜的德國1930年代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由於「凡爾賽和約」，戰敗的德國背負了全國人民必須不吃不喝70年以上才能賠完的巨額賠款，再碰上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泡沫經濟崩潰、惡性通膨、高失業率，使得倍受屈辱的德國人民開始期待能來個大轉折，期待有一個英雄能出現領導他們打破現狀，恢復德意志的榮光。

十九世紀中的托瑪斯．卡萊爾在《英雄與英雄崇拜》一書中描述他對英雄的崇拜，他認為「在任何國家裡，發現一個最有能力的人，把他推舉到最高的地位，忠誠地尊敬他。」「只要這個人在，你們的國家就擁有一個完整的政體，就是一個理想的國家。這個最有能力的人，也就是最值得信賴的人，他最公正、最高貴、最明智。對他所說的一切，我們都應愉快而充滿感激地接受，並付諸實踐，按照他的意志去做。」(T. 卡萊爾，1963)。換句話說，個人是無能無力的，惟有超人的英雄出來領導，才能將茫茫大眾轉變成偉大的國民。

德國納粹的發展宛如卡萊爾著作的寫實化。1925年，第一次大戰時著名的元帥保羅．馮．興登堡當選為德國總統，他積極強化總統的權力，1930年不經議會便任命總理，且這個總理只對總統負責，不用向議會負責。

另一方面，希特勒在1919年加入「德國工人黨」，當時它只是一個新成立的小黨，希特勒運用強大的演講能力與話術，掌握了對黨內部的控制力，並一步步確立黨的領袖制度，1920年將之改名為「德國國家工人黨」，簡稱納粹黨。同時，他也藉由強大的宣傳力，矢志要改革經濟，強化民族主義，把不支持其主張的人與異族人──猶太人、吉普賽人──均打為罪犯。希特勒這些口號在當時面對危機的德國人來說，極有煽動力，他宛如神話中命定的英雄一樣，承載了德國人的命運。1933年，興登堡任命納粹黨希特勒為總理。1934年8月，興登堡過世，希特勒接任元首兼總理，8月19日，德國舉行全民投票，希特勒當上了德國最高統治者，逐步成為了德國的「意志」。

這段歷史，是否讓今時今日的我們，有種似曾相識的熟悉感？

自由與責任，民主與獨裁就像鋼索的兩邊，世界歷史上名列前矛的獨裁者希特勒，並不是透過軍事革命、戰爭，而是循著民主制度取得掌權的正當性；是在民主制度下，選民們用票投出了希特勒，最終讓德國走向毀滅性的二戰。

弗洛姆的《逃避自由》或許太學術，小說《銀河英雄傳說》裡我最愛的角色楊威利，對人性作了一個比較直白的批判：民主社會裡的每個人都覺得要自己思考很累，要為自己負責很可怕，既然有人出來說願意領導，而且那個人看起來、聽起來蠻厲害，那就把一切都交給他吧，他決定了就好，我們就不用負責了。

「需要英雄的時代是可悲的」。

這個可悲性不僅在於個人放棄了自主權，把自己作為人的存在理由，交給了別人來決定，更在於深信那個人的決定一定會是對的，只因為他是大家選的，大家的決定一定就是對的。於是，人們把好不容易從神、從皇帝、從王權爭得到自己作主的權力，輕易並歡喜地讓渡給了名為英雄的獨裁者。

1923年興起的法蘭克福學派，在納粹的壓迫下從歐洲流亡到美國，戰後再從美國回到德國。以霍克海默為中心的這群學者，受到同時代法西斯主義支配的衝擊，對19世紀末以來樂觀的馬克思主義產生了疑慮：馬克思筆下的革命為何沒有產生？從啟蒙運動以來，西方理性主義相信科學與合理性的現代化，必然為人類帶來更大的自由與進步。然而，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卻正正給了啟蒙主義一巴掌：理性沒有帶來個人主體的自由，反而證明了只要能支配進步的技術，便能欺瞞大眾，妨礙個人的自律心與獨立心。

科技成為了限制大眾意識的工具。

為什麼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者會這樣想？甚至把矛頭指向了大眾文化，貶抑地稱之為「文化工業」？當然，這中間不能否認這些精英主義的知識份子，仍丟不開文化等於神聖靈光、理性至上的包袱。然而，也不能因此否定法蘭克福學派對新媒介的批判與審視。

希特勒是一個人類，就像蔣介石、東條英機、列寧一樣，而一個人類的聲音、動作能傳播的範圍是有限的。在傳統聚落裡，人與人的關係是面對面的關係，唯有藉由身體五感的存在，我們才能與他人溝通。一個聚落裡要傳遞一件事，必須透過口耳相傳，如果有人要在同一時間讓多數人聽見，在空曠的地方大約能讓百人得聞，再或利用建築回音的效果，能傳達到數百近千人。

但在同一時間讓數以萬計的人聽見、看見？這在近代化以前是難以想像的。

二、近代化的媒體技術變革

一直到18世紀大眾印刷術開始發展，歌謠紙(歐洲)、瓦版(日本)、報紙、印刷書籍的出現，才讓人類能突破空間與時間的限制，傳遞訊息。在這個過程中，視覺逐漸超越聽覺與觸覺，成為人類主要的感官來源。而視覺的閱讀，從啟蒙主義的觀點來看，是一種冷靜的、觀察式的溝通方式，是文本與我之間的內在性對話──自我省思──過程。讀者可以自由地控制閱讀的速度：略讀速讀、跳過、細讀、重讀。同時，在遠方的消息不再必須等待行商、貨郎、來客的來到，它可以透過印刷品創造訊息的共時性。

班奈迪克．安德森認為，運用同一語言創造閱讀的共時性，會進一步促成同一民族的想像，共同體超越了地理限制，形成了想像的國家共同體。

然而，聽覺媒體所能作的，與視覺閱讀大大不同。而印刷技術進步後，照片、海報等視覺圖像能大量散佈。再當聽覺與視覺共同運作的媒體出現後，以法蘭克福學派的說法來說，被欺瞞的大眾於焉誕生。

圖1 二次大戰時日、德、美的海報戰

（圖片來源：日本的海報PTT新聞 https://www.reddit.com/user/Markarma31 (2019/8/9)；

德國海報 goo https://blog.goo.ne.jp/geradeaus170718/e/1a2c584a03e2875963045dc672d43c70 (2019/8/9)；

美國海報青年日報 https://www.ydn.com.tw/News/289624 (2019/8/9)）

19世紀末無線電被發明出來，並且開始實用化，雖然此時只是點對點的訊息傳播，但對人類認識世界的方式來說，卻是一個非常大的轉變：聲音可以與身體分離開來，原本必須要身體在場才能彼此說話，但從這一刻開始，聲音與共同體分開了。進入20世紀後，一對多的廣播開始興起，到了1920年代，從美國、英國、歐陸一直到中國、日本、台灣，廣播節目變成了摩登的象徵，不僅電信公司，上從國家下至百貨公司，都紛紛成立電台。以美國為例，在1924年時全美已經有了530個電台。

電影則由盧米埃兄弟在1895年放映第一部電影：『盧米埃工廠大門』後，成為大眾可一起觀賞的影片。最初是無聲短片，之後隨著剪輯、錄音技術的進步，出現了敘事性的電影，將斷片的現實再編制出一套秩序。

雖然報紙開始降價、以一般人而非菁英為對象，但識字畢竟是一個很高的門檻。相對的，作為音聲的語言，它的傳播力就更大。德國納粹得勢後，在1930年代努力降低收音機的價格，使得至少中間階級能買得起。我們還必須注意到，在那個年代──或是之後電視剛興起的時候──新媒體並不是獨自使用的，而是共同體行為：一個聚落有一台收音機或一台電視機，所有人便圍著一起接收訊息。

圖2 8月15日，日本帝國的人民透過廣播聆聽「玉音放送」戰敗宣言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Japanese_civilians_listening_to_the_surrender_broadcast.jpg (2019/8/9)

新媒體出現後，在原本只有肉身存在的群眾與公民之外，創造出了透過媒介而想像出來的大眾與公眾，這些現實中沒有直接關聯的人們，經由媒體認識了彼此，相互產生了連結。

換言之，人們不再藉著身體去感知、認識這個世界，媒體成了人們肉體的延長：我們相信媒體給我們看到的，就是我們親身看到的。

而影音媒體又有著與文字不一樣的傳播力。如同前面所說的，聲音具有一種當下的、非知性的、感性的特質，閱聽者不像書籍可以隨著停下來思考、與敘事內容對話（當然有了錄影機後又是一個很大的轉折），而是與發話的媒體有著一種共時的韻律感，這種韻律感有助於形成一個共同體的感覺。

比如說，廣播雖然打破了過去聽覺世界必須要面對面條件，但聲音的高低起伏、醇厚清脆，仍然能夠誘發人們感情的波動──1938年一場「火星人來襲」的廣播劇，當下讓無數的美國人以為外星人真的入侵，造成大規模的恐慌，這也是日後廣播電台必須隔幾分鐘插入個「台呼」，告訴大家這只是節目的緣由。

如果是親臨現場聽演說，就像看演唱會一樣，台上的手勢動作、身體的律動、聲音激昂低落，會帶動台下觀眾的情緒。講得差了，帶不起情緒，人群就散了，但當人們被吸引住後，聲音的共時性會讓群眾隨著發話者不斷前進，沒有餘裕停下來思辨，而身處同一空間，會使得集體情感發揮極大的加乘效力，發話者的敘事就等於聽眾的真實。希特勒即非常善於演說，語詞簡短並訴諸情感，再適時配上誇大的手勢吸引觀眾的注意，製造出一種儀式性的、祭典式的共同體幻覺：我們。

圖3 用麥克風演講的希特勒善用肢體語言

圖片來源：simple studio https://simplestudio.jp/gears-chronicles/georg-neumann-ep1/ (2019/8/9)

但我們必須注意到，沒有麥克風與擴音器，無論希特勒的演說多麼有魅力，都沒有辦法讓同一時間內被數萬人聽見。新技術，便是二戰時軸心國與同盟國打起廣播戰、演說戰的基礎。

圖4 必須使用擴音器才能同時傳達到這樣多的人數

圖片來源：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 https://gushi.tw/the-speech-of-adolf-hitler/ (2019/8/9)

除此之外，台灣稱為「愛國電影」的政宣電影，也是權力者常用的方式。

早期看電影是一種集體歡樂的場子，不只台上有電影解說員，台下的觀眾還會跟解說員或內容對話、甚至對罵，放電影的人請樂團來現場配樂，有時還會發放歌本讓觀眾跟著唱。

這種歡樂式的氣氛一直延續到1930年代，有聲電影的技術興起後，在室內安靜地看電影才慢慢成為一種默契。在黑暗密閉的電影院裡，影像的光暗與聲音的變化，更容易把觀眾帶入電影的幻想中，或許觀眾不相信電影的故事就是現實，然而，電影敘事會建構出自己的邏輯與秩序，讓觀眾與電影「同調」，細節的講究、思辯與對話都要先放在一邊，否則跟不上情節。

換言之，影音媒體的共時性與身體性，較文字更容易形成一種消極性的、被動的閱聽。而閱聽人與角色間所形成的情感連帶，也使得政策宣傳更有入手的地方。1935年納粹委託導演萊尼·里芬斯塔爾拍攝黨代表大會的紀錄片《意志的勝利》，二戰時期日本以台灣原住民為主角所拍攝的『莎韻之鐘』，均為其例。

圖5 1941年由李香蘭主演的愛國電影『莎韻之鐘』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E%8E%E9%9F%BB%E4%B9%8B%E9%90%98 (2019/8/9)

三、近代民主制度：把均等當作平等的謬誤

納粹的宣傳戰，以及戰後美國好萊塢電影力量，是法蘭克福學派對啟蒙產生憂懼的源頭。他們意識到啟蒙給大眾帶來的不必然是理性與進步，而更可能是情緒、從眾與破壞。

在現代國家裡，原本作為社會中介機置的家族、獨立團體等力量衰落，國家權力可以直接滲透進個人，國家權力者或資本家透過新媒體所具有的共時性與怠惰性吸收的力量，不斷複製符合自己的文化價值與秩序的文本，有意圖地收編消費者，排除與主流政治敵對的思考與行動，鑄造出一種「大眾意識」，來維持資本主義社會的穩定，或是建立對權威的忠誠。

而這整個過程的後設敘事，即是啟蒙以來所謂的民主的平等性。

啟蒙主義的核心，建立在每個人都能是理性且獨立自主的概念之上。獨立的個體能想像他人也是同樣獨立的起主體，彼此產生互相尊重的交際關係，沒有什麼「我把你當人看」這種觀念，如此才能平等對話、形成共識，建立起共同體。再在這樣的基礎上，發展出真正的民主制度。

然而，如果沒有這樣的基礎呢？民主制度會變成什麼樣的怪物？英雄崇拜與希特勒的上台便是一個悲慘的例證。

在台灣，從小學的公民教育告訴我們，民主制度就是「投票」與「少數服從多數」，彷彿願賭服輸一般，把民主制度簡化為在一個時間點上的投票行為，完全忽視了民主是一個不斷進行中的過程。共識必須是透過平等的對話、辯論，由下而上產生的。一旦將民主簡化成票數多的就是共識時，投票這個行為背後所承擔的對後果的想像，以及負起責任的沉重意義，似乎就順理成章地被忽略了。

而這種套著民主外殼的民粹，非常容易成獨裁統治的踏板，因為它有投票，它就是民意，它就是民主。誰在乎外殼裡的東西是什麼？

而這就是法蘭克福學派所批判的「大眾」。

圖6 法蘭克福學派的霍克海默與阿多諾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https://reurl.cc/qQADy (2019/8/9)

現代民主主義有一個很奇妙的危機。人們相信「多數」就是正確的，所謂個體追求的獨特性，事實上只是在共通性中尋求微小的差異，能夠堅持與「大眾」不同的主張，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氣和耐力，一般人在發覺四周的言論都與自己不同時，多半都會歸於沉默，期待這樣就能與他人保持同調，於是形成了聲量愈大，愈是多數主張的錯覺，這即是德國傳播學者諾依曼（E. Noelle-Neumann）依歷史分析所提出的「沉默的螺旋」理論。

然而，在面對面的關係下，人能透過身體的知覺去溝通，去接觸聲量大的意見，但在新媒體撲天蓋地、取代了人的身體成為我們認識世界的主要手段後，誰擁有了控制媒體的權力，誰就能由上而下地生產「主流共識」。

啟蒙以來人人平等的概念，指的是人們在應然面上，都擁有同等的權力，這是期待、是希望，但不是事實。然而，當人人平等的概念被當成事實後，我們開始以為每個人的主張、思考都是均等的，要注意，均等與平等雖然一字之差，但意義卻有千里之別。當我們以為每個人都是均等的時候，就會出現「加總起來的多數就是對的」的謬誤。一直以來，大家所尊崇的大數據、量化統計資料，其實便是出自於這種「均等」的假設，然後再反過來強化了每個人都是數據裡的一個數字的想法。

法蘭克福學派所談的「大眾」，其實指的就是這種均等價值下的人，在這概念下，每個人的獨特性、每個事物的差異性，都被均值掉了。因此，數量／聲量大小決定了一切，人們可以理所當然地停止思考：因為我與其他人都是一樣的，如果其他人都覺得這是好的，這就一定是好的。

那麼，我們怎麼判別什麼是多數？公民在透過身體相互交談、或是公眾透過媒體理性思辯後，所形成的共識意見是為多數，但這也只是民主制度下的一次結果，且絕不表示少數的意見就必須消聲匿跡，共識與辯論是不斷進行的。女性能從附屬品走向擁有投票權、擁有自己的財產，絕不是一次投票後的結果而已。

然而隨著近代化傳播媒體的發展，社會不僅止於聚落的面對面關係，而開始向外擴張，想像的共同體便逐漸喪失了生活感覺。媒體從來都不是透明中立的，這在台灣歷史上是血淋淋的現實。一旦人們忘記了媒體背後的權力結構，把它當成單純的通訊管道，那麼，均值的魔力便會藉由媒體營造出一致性的、順服的氣氛，沉默的螺旋愈鑽愈深，最後，異議不見了。這便是阿多諾等人所憂懼的停止思考、均值加總的民主，也就是通往民粹的先鋒，而民粹與獨裁往往只是時間先後的差別。

原本啟蒙要建立的是個人的獨立自主性，卻沒有想到帶來的是更強大的壓制手段。

那麼，來到了2019年，愈「文明」的國家，社交媒體的覆蓋率就愈高。電視、廣播、電影、報紙這種單向性的大眾媒體似乎已經過時，每個人都有發言的媒體管道，似乎，國家權力或資本家再也不能藉著大眾媒體與文化工業收編異己了。

如果真是如此，假新聞、內容農場、「發大財」的現象究竟是怎麼回事？

21世紀的現在，經濟危機、英雄崇拜、網紅、2018年台灣公投所顯現的民主亂象，不正像本文開頭提到的1930年代的2.0版嗎？那個時候，法蘭克福學派看到的，是新媒體的出現對人類社會的衝擊；2000年後的今日，網路、智慧型手機與各種社群網路的興起，這不恰好又是一連串新媒體的衝擊？兩個時代都同樣經歷著媒介性質的大改變，而媒介卻是我們認識世界的方式（注意，不是管道）。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在這個時候，應該有被重新閱讀與詮釋的意義。

四、虛化的同理心與空想的共同體

回到文章的開端，人初生而來，是透過身體五感在認識世界，五感間的互想作用，也就是共感覺，讓我們對世界有不同的認識方式。比如，盲人對聲音的感受就會與一般人不同。人的同理心，即是透過身體的感知，與他人互動後慢慢培養出來的。而同理心的想像力，正是民主制度得以形成的基礎：每個人都是平等的，但每個人也都是獨立而有差異的主體。

20世紀初大眾媒體的興起，造成了一波同理心的虛化，人們想像出了一個共同體，但若沒有實在的想像基礎，他者就只是一個虛幻的像，他人的痛苦、被壓迫都只是我旁觀之事，甚至，作為大眾認識世界代言人的媒體，可以無視、包裝他者，建立一個被所有閱聽人接收的世界秩序：納粹的秩序、中國民族主義的秩序、蔣介石的秩序。這就是法蘭克福學派所說的收編與大眾的欺瞞。

1980年代有線電視、錄影機等的興起，似乎象徵了「大眾」的死亡，「分眾」、「小眾」取而代之成為世界組成的單位。2000年後網路的急速發展，更讓許多人認為大資本不再享有獨佔媒體的權力，所有人都能擁有發言的管道：臉書、IG、推特秀滿了自拍，展演著每一個人的話語，人們終於從大眾媒體的禁錮中解放了。

是這樣嗎？這樣的想法，其實只是誤認「大眾等於極多的人」，而忘了分眾與小眾也是眾，也是想像的群體。這樣的想法，其實仍然是落在均值化的陷阱裡，以為每一個人都說話了，於是每個人的話都平等了。

那不是平等，只是均等。

話語只剩下吐出來的聲與形，卻失去了指涉的意義。

於是，英雄的每一段話、每一天的價值觀、每一次的主張，都可以是矛盾的，因為社群網路需要的是片斷的炫酷帶來的感受，而不是敘事的體系。我們只享受每一張PO文／圖的爽快，就像那些站在廣場上迷醉地聆聽希特勒演說的人們。

同溫層，其實便是1930年代以來「大眾」的迷你版，是無數個想像的共同體。而網路讓我們更方便在任何時候解除好友、按下停止鍵。就像雪莉特克所說的：

「網際網路的出現，讓我們和世界上的任何人都可以分享個人觀點，但那也助長了門戶之見，導致我們不和意見相左的人交流。研究顯示，大家不喜歡貼出別人不認同的資訊，每個人都想討人喜歡。所以，科技可能助長派系之爭，使我們活在資訊泡沫中，把異議隔離在外。」(Turkle 2018:69)

科技文明並沒有讓我們更平等，也沒有拉近人們的距離。只是把20世紀的「大眾」分割成了更多更小的「大眾」。我們依然在尋找英雄，依然在逃避自由帶來的責任。回頭看看1930年代在日本、德國乃至世界各地的法西斯興起的歷史，現今的我們離失去自由似乎只有那麼一小步的距離。

那麼，或許在每一次投票時，我們可以先停下來思考一會兒，這張票作為我們身為自由人的證明，作為我們存在的表徵，承載著多少的重量。

延伸閱讀

班奈迪克．安德森(Anderson, Benedict)，《想像的共同體》(台北：時報，2010)。

湯瑪士．卡萊爾 (Carlyle, Thomas) ，《英雄與英雄崇拜》(臺北市：中華書局， 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