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清」與「反清」――十七世紀文獻對吳三桂的記述

葉高樹（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吳三桂（1612-1678）是明清之際極具爭議的人物，（圖1）其「降清」與「反清」，對時局造成莫大影響。清代以來，對吳三桂的評價多指向「負面」，且時間愈後，言詞愈為激烈。清初，漢族將「亡國」的情緒，發洩在引清軍入關的吳三桂身上；清廷為實現中央集權，自然對發動「三藩之亂」（1673-1681）的吳三桂嚴厲譴責。降及清末，反滿革命運動以及接踵而來的反帝國主義風潮，因投降而導致中國淪為「異族」統治的吳三桂，更是眾矢之的。時至今日，吳三桂仍常被社會大眾視為「投降主義」、「勾結外人」或「漢奸」的代名詞。

吳三桂對明清之際的時局造成極大的影響，時人描述他的相貌：「巨耳、隆準、無鬚；瞻視顧盼，尊嚴若神」，「鼻梁傷痕，右高左低，中有黑紋如絲，非諦視不見」。
圖 1 吳三桂像
資料來源：《清史圖典（二）．順治朝》，頁13。

引清軍入關的動機

私家著述有關吳三桂引清兵入關的動機，（圖2）不外是「借兵復仇」，但各書記載頗有出入，可歸納為三種類型：

一、為父報仇，文秉（1609-1669）《烈皇小識》：「三桂聞京師失守，先帝殉難，統眾入關投降」，及聞父親吳襄（1592-1644）遭流寇闖王李自成（1606-1645）逮捕，且「索詐甚酷」，乃返師出關。途中，與清攝政王多爾袞（1612-1650）相遇，吳三桂「即剃髮詣營，叩首愬冤，願假大兵復仇，歃血立誓」。

山海關控制東北與內地咽喉，為兵家必爭之地，乾隆皇帝〈進山海關〉詩以「並山連海真雄關，一夫當之萬過難」形容其險要。
圖 2 山海關
資料來源：《清史圖典（二）．順治朝》，頁12。

二、為崇禎皇帝（朱由檢，1611-1644，1628-1644在位）報仇，（圖3）計六奇（1622-1687）《明季北略》：「吳三桂欲倡義復仇，以寡不敵眾，遂親往大清國請兵十萬，為朝廷雪恥」。他力陳「君后俱遭慘弒，桂食君之祿，焉有坐視之理」，並披髮掛孝、痛哭哀懇，「大清主遂發兵」。

明崇禎十七年（1644），流寇李自成大軍攻入北京，崇禎皇帝登煤山自縊，死前在衣服寫道：「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
圖 3 崇禎皇帝像
資料來源：《清史圖典（二）．順治朝》，頁8。

三、為報愛妾陳沅（陳圓圓，1624-1681）被奪之仇，（圖4）錢𠷓《甲申傳信錄》（順治十年［1653］成書）僅略述吳三桂自外戚田弘遇（？-1643）家購得歌妓陳沅，流寇入京師，其將領劉宗敏（1607-1645）因向吳襄索求陳沅不得，乃加拷掠。吳三桂「慮兵單，不可決勝。聞滿洲且發兵入獵，因馳書借兵，約共圖京師」。然而，該書有據別本補入「吳三桂入關之由」條，添加戲劇化的情節：先是，「三桂妾圓圓，絕世所稀，自成知之，索於勷，且籍其家，而命其作書以招子」。吳三桂旋即接受李自成重金犒賞，「忻然受命，入山海關而納款」。途中，吳三桂獲悉家被抄、父被執，僅「沉吟久之」，但聞愛妾被奪，便瞋目大怒，曰：「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有何顏面？」即勒馬出關，以報君父仇為辭，眾人皆嘆「吾帥忠孝人也」，其部將胡亮素通滿語，乃獻借兵之策。

明末秦淮名妓陳圓圓色藝冠時，因吳三桂「衝冠一怒」而背負罵名。
圖 4 陳圓圓像
資料來源：《清史圖典（二）．順治朝》，頁13。

另梅村野史（吳偉業，梅村，1609-1671）《鹿樵紀聞》亦言：流寇據京師，劉宗敏貪圖陳圓圓的美色，乃「繫襄索圓」。「三桂聞之，即還兵據山海關，刑牲盟眾，誓興復明室」，但「揣其力不足以辦賊，遣使因故帥祖大壽（1579-1656）來乞師」。此說為乾隆朝官修《逆臣傳》採用，曰：「（陳沅）為賊將劉宗敏掠去。三桂聞之，作書絕父，馳歸山海關，遣副將楊昆、遊擊郭雲龍來我朝借師」，遂成定論。

對借兵復仇的評論

清軍入關之初，南京福王（朱由崧，弘光帝，1607-1646，1644-1645在位）政權認為是為崇禎皇帝復仇，故肯定清人追剿流寇是「仗義助兵」之舉。即便是堅決拒清的兵部尚書史可法（1602-1645），也同意「先國讎之大，而特釋前嫌；借兵力之強，而盡殲醜類」的權宜措施。

順治年間，由於各人立場不同，對借兵復仇的評價也不一。在清軍攻陷南京城時殉節的夏允彝（1596-1645），於《幸存錄》中對吳三桂驍勇善戰大加讚揚，惟清軍入關的後果，則曰：「（申）包胥借秦兵，而獲存楚社；三桂借清兵，而清兵遂得我中華，豈三桂罪哉？所遭之不幸耳」。先歸順李自成再降清的楊士聰（1597-1648），認為吳三桂應負起南、北兩京淪陷之責，《甲申核真略》曰：「束身東降，予以復仇之名，一戰再戰，賊雖西遁，而京師非我有矣。且東宮三王禍不旋踵，吳襄被戮，殃及全家，揆之忠孝，有何當焉」。在變亂中選擇隱逸的談遷（1594-1658），則對吳三桂的處境表示同情，在《國榷》中指出，借外族兵助戰早有前例，如：「僕固懷恩以回紇靖安史之亂，桑維翰以契丹滅唐，雖撓敗踵至，而兩京收復自如也」，「三桂孤旅，又無一人佐其謀，前門驅虎，後戶進狼，至不暇顧，惜哉」。

迨康熙朝中期，受三藩反清事件影響，時人對吳三桂的評價急轉直下。錢𠷓《甲申傳信錄》在記述借兵復仇事之末，有贊曰：「夏之亡以妹喜，商之亡以妲己，而周之亡以褒姒。先皇帝無女戎之禍，而覆社稷。闖嬗號令四十一日，而遽敗釁由陳沅，異哉」，只有述及女性與亡國的關係。惟補入的「吳三桂入關之由」條引「劉生」評論，曰：「假令自成雖迫死君親，而不圖奪其妾，三桂固已捲甲歸之矣。徒以嬖妾故，與闖爭床笫之私，然後效申胥之泣，乞王師，剿巨寇」。陳沅成為劇變的關鍵人物，直指吳三桂私心自用，才有借兵復仇之舉；顯然借吳偉業〈圓圓曲〉中「慟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妝照汗青」之論，來譏刺吳三桂。

〈圓圓曲〉的影響

〈圓圓曲〉作於順治八年（1651），是時夏允彝、楊士聰已經去世；談遷雖和吳偉業交遊密切，卻未用以評論吳三桂。可知藉陳圓圓來貶抑吳三桂，應是〈圓圓曲〉風行以後的事，加上日後吳三桂舉兵反清，更被大肆渲染。

鄭達《野史無文》（康熙五十一年［1712］成書）據〈圓圓曲〉推翻報君、父之仇說，認為吳三桂種種闡述忠孝的言論，係「野史所載，皆粉飾之詞，不可深信。皆吳三桂重貲賂文人作者，非事實也」；劉健《庭聞錄》（康熙五十八年［1719］成書）又進一步確認，「惟吳梅村〈圓圓曲〉為得其真。當日梅村詩出，三桂大慚，厚賄求毀板，梅村不許。三桂雖橫，卒無如何也」。

晚清南明史專家徐鼒（1810-1862）整理多種陳圓圓資料後，指出：「諸傳記非真有據，皆依附吳偉業〈圓圓曲〉而為之詞，存之以廣異聞可也」。但他仍持「國破君亡，託於父命，則稽首降賊。既以床第之私，效倚庭之哭，彼其昏淫禎逆之心，曷嘗有一君父仇讐之說哉？而論者僅誅其晩節，猶盛稱其復仇，抑遠於誅意之旨」的看法。

然而，「衝冠一怒為紅顏」之說，實有釐清的必要。吳三桂在情感上雖極度依戀陳圓圓，但在關鍵時刻的種種決斷，陳圓圓的影響力如何，旁人無從了解；經吳偉業以文學手法鋪陳後，陳圓圓卻因「紅顏禍水」而遭世人唾罵。吳偉業長篇敘事詩〈圓圓曲〉，（圖5）是藉由陳、吳二人悲歡離合，抒發對國家淪亡的激憤與無奈。「紅顏」固然造成「衝冠一怒」，惟詩中另有「嘗聞傾國與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豈應關大計，英雄無奈是多情」，說明兒女情事無關重要，自古英雄亦不能免，是吳三桂個人抉擇的失誤，才有「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妝照汗青」的結局。後人只注意戲劇性的一面，而曲解詩人的用心。

明末江南文壇領袖吳偉業（梅村）的七言古詩歌行體自成一家，多以明末清初史事為題材，志在「以詩存史」，所作〈圓圓曲〉傳誦一時，「衝冠一怒為紅顏」、「一代紅妝照汗青」為世人津津樂道，卻忽略他「妻子豈應關大計，英雄無奈是多情」的用心。
圖 5 吳偉業像
資料來源：《清史圖典（二）．順治朝》，頁264。

不一樣的聲音

在一片誅伐聲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內閣大庫檔案》藏有一份年月不詳、殘缺不全且佚名的檔案，題為〈論吳三桂殘件〉，（圖6-1、圖6-2）對吳三桂一生的重要活動，提出截然不同的看法。以借兵復仇事為例，〈殘件〉認為是「以報君橋之讎，以雪國家之難，以甦四民之困，揆此數行，千古之下，可稱大忠、大義、大仁孝之聖賢也」。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內閣大庫檔案》，題為〈論吳三桂殘件〉的檔案，這位不知名的作者極力為吳三桂辯解，認為他是「大忠、大義、大仁孝之聖賢」。
圖 6-1、圖 6-2 〈論吳三桂殘件〉（部分）
資料來源：《內閣大庫檔案資料庫》，登錄號：225348。

吳三桂於山海關降清，旋即大破流寇李自成軍，既報「君父之仇」，又為滿洲定鼎北京立下首功；其後，西征南討，不遺餘力，對清朝征服中國與鞏固政權，勞績頗著。惟清代著述對此過程並無太多評論，較為特別的是馬玉《征行記略》。順治十四至十六年（1657-1659），馬玉隨吳三桂征四川、雲貴，詳載沿途見聞，書中評論流寇張獻忠（1605-1647）餘黨李定國（？-1662）奉桂王（朱由榔，永曆帝，1623-1662，1646-1661在位）抗清，「究至挾竄外邦，豈知自不容於緬國，可窮兇心事，雖遠人亦能辨之」；吳三桂西征，則是「開服三省遐荒，佐成一統大業，皆王謨密運，以報至尊」。仕清明臣彭而述（1608-1667）為該書作〈序〉，更以「自成見戮，獻忠之黨復殲，明雖亡，無遺恨焉。誰之力歟？誰之力歟？」馬、彭的見解，是綜合官方認定的「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以及時人傳頌的「復仇」說。

對於時人議吳三桂於康熙元年（1662）在昆明絞殺桂王事為大不忠，〈殘件〉大力辯駁，曰：「係清朝之旨，在吳君誠心未必忍為此」，「即有萬分盡忠，保全永曆，情如越雞之伏鵠卵，勢所不能。不但永曆之不能救，即吳君亦自取死之機也，時人有何訕吳君」。對於吳三桂的心志，〈殘件〉的作者自認了解甚深，曰：「吾知吳君之心身雖居清，而其志念未嘗忘中國，亦未嘗不憫漢民困苦，尤未嘗不欲盡忠孝仁義，以成萬古之美名。惟奈時勢不合，只得勉而權順天道，在其本性，未必樂忍心至此也」。惟官方的說法，是吳三桂主動任事，以「絕人觀望」。

吳三桂與「反清復明」

康熙十二年（1673），坐鎮廣東的平南王尚可喜（1604-1676）疏請歸老遼東，（圖7-1、圖7-2）在雲貴的平西王吳三桂、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1682）也相繼奏請撤藩。康熙皇帝（玄燁，1654-1722，1662-1722在位）認為他們「蓄彼兇謀已久」，（圖8）如不及早處理，將養癰成患，乃准其所請。

平南王尚可喜與長子尚之信（1636-1680）不合，疏請歸老遼東，請求由次子尚之孝（1639-1696）襲爵，康熙皇帝藉機撤藩，引發「三藩之亂」。吳三桂起兵後，尚可喜仍忠於清朝，尚之信則趁其父病重奪取軍權，在廣州舉事。
圖 7-1、圖7-2 尚可喜像（左）、尚之信像（右）
資料來源：《清史圖典（三）・康熙朝上》，頁201。

康熙皇帝親政以來，以治河、漕運、三藩為「三大事」，年甫二十，斷然下令撤藩，雖展現雄才與魄力，卻付出極大代價，是以在中年論及此事時，曰：「朕聽政二十餘年，閱歴世務已多，甚慄慄危懼。前者，凡事視以為易，自逆賊變亂之後，覺事多難處。每遇事，必慎重圖維，詳細商搉而後定。」
圖 8 康熙皇帝戎裝像
資料來源：《清史圖典（三）・康熙朝上》，頁21。

撤藩令既下，吳三桂決意放手一搏，自號「總統天下水陸大師興明討虜大將軍」，並於「永曆二十八年」（康熙十三年［1674］）四月發布反清〈檄文〉，曰：

（狡虜）竊我先朝神器，變我中國冠裳，方知拒虎進狼知非，莫挽抱薪救火之悞。本鎮刺心嘔血，追悔無及，將欲反戈北逐，掃蕩腥氣。適值周、田二皇親密會太監王奉，抱先皇三太子，年甫三歲，刺股為記，寄命託孤，宗社是賴。姑飲泣隱忍，未敢輕舉，以故避居窮壤，養晦待時，選將練兵，密圖恢復，……蓋三十年矣。……卜取甲寅年（1674）正月元旦寅刻，推奉三太子，郊天祭地，恭登大寶，……義旗一舉，響應萬方，大快臣民之心，共雪天人之憤。

儼然有重振「反清復明」大業之志。〈檄文〉流傳海外，（圖9-1、圖9-2）卻不見於清代官私載籍，只知「偽檄所至，叛者四起」。究其所以，或因〈檄文〉觸及吳三桂與多爾袞定盟等事實，或因無處不痛罵清朝，官方自不願任其傳佈，私家也因避諱而略去。

吳三桂反清〈檄文〉全文，僅見於日本《華夷變態》。自1633年起，日本德川幕府（1603-1868）先後發布五次「鎖國令」，只准荷蘭和中國船隻前往長崎貿易，但為了解外國動態，規定船隻入港須向通事說明人員、貨物和沿途見聞；通事寫成書面報告後，轉呈幕府，交由掌管文教的林信勝（羅山，1583-1657）家族解讀，再經林春勝（鵞峰，1618-1680）、林信篤（鳳岡，1644-1732）編纂成冊。因當時中國「韃虜橫行中原，是華變於夷之態」，故名曰《華夷變態》。〈檄文〉大約是福建商船所繳交，而被保留下來。
圖 9-1、圖 9-2 〈吳三桂檄〉（部分）
資料來源：林鵞峰編，《華夷変態》，卷二上，紅葉山文庫藏写本，公開於国立公文書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年代不詳。

次年，日本對馬島太守平義真致書朝鮮，轉述〈檄文〉要旨、說明反清陣營戰況，並將吳三桂比喻為夏朝「少康中興」的大臣伯靡、春秋「趙氏孤兒」的義士程嬰，以及西漢「詐降」匈奴的將領李陵（？-74B.C.），曰：

三桂以嚄唶宿將，智勇深沈，乃於明亡三十餘年，奉朱氏復興，則蓋與夏臣靡相似；其與宮人太監，匿一塊保全，則與程嬰相似；其屈膝穹廬，而終奮大辱之積志，即李陵之所嘗欲而未能者也。

可謂推崇備至，顯然接受〈檄文〉的說法。

朝鮮君臣聞訊後，曾就是否參戰有熱烈討論，並將書信的內容記錄在《肅宗實錄》，史臣更評論曰：「乘此之幾，我若提兵渡遼，直擣巢穴，王師攻其南，我兵擊其西，則可以殪蛇斬豕，掃淸腥穢，庶幾灑仁祖之遺恥，報神宗之至德，使天下萬國，知三韓忠節，猶有不泯。」《朝鮮王朝實錄》保留許多不見於中國載籍的資料，史料價值甚高，但朝鮮人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常念及「壬辰倭亂」（萬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1592-1598］）明朝出兵援助的「再造之恩」；復因「丙子胡亂」（崇德元年［朝鮮仁祖十四年，1636］）被迫成為清朝藩屬，而持外恭內倨的態度，故對「反清復明」的消息特別關注。

對「反清」的評斷

吳三桂在昆明宣布起事時，召雲南各官赴王府會議，反對者「慷慨激烈，罵不絕口」。雲南府同知劉中憲更言：「順治元年，若輩迎王師入關。十八年，又執永歷於緬甸。前明之亡，誰實為之。在明亡明、事清叛清，兩朝亂賊，天地不容。」

當消息傳至北京，朝廷立即發布「討逆檄文」，嚴詞譴責吳三桂「背累朝豢養之恩，逞一旦鴟張之勢，橫行兇逆，塗炭生靈｡理法難容，神人共憤」。康熙皇帝也頒布上諭痛斥他「反覆亂常，不忠不孝，不義不仁，為一時之叛首，實萬世之罪魁」。

迨戰事平定，群臣以為「逆賊變亂以來，皇上宵旰憂勤，運籌決勝，八年之間，殲滅賊寇，克奏膚功，復見昇平」，奏請纂修《平定三逆方略》。康熙皇帝審閱是書時指出，「論贊中援宋太祖（趙匡胤，927-976，960-976在位）杯酒釋兵權事，吳三桂 等，非宋功臣可比，乃唐藩鎮之流」。至此，從龍入關、助清征服的「功臣」吳三桂，其功績遂遭抹煞，取而代之者，則是違抗中央、據地自雄的「叛臣」吳三桂。清代官書對吳三桂的評價，即以此為基礎加以貶抑。

反映在私家載籍中，舉目所見，多以「漸蓄異志」、「不軌之跡漸彰」等語，來說明「反清」是計畫已久的陰謀。唯獨〈殘件〉的作者有不同的意見，認為「大志之士圖大事業，藏之於胸中，謹言慎行，安肯顯然令人預知乎？倘時勢未及，計謀未成，致人先覺，不但事之瓦解，即慮身家性命所繫，奚容不藏密得乎」，隱忍三十年終而反清，乃深謀遠慮之舉，「時人又安得深洞吳君之心志也」。

從上述的分析不難發現，清人對吳三桂的評論經過兩次整合，「降清」受〈圓圓曲〉影響；「反清」則以官方意見為依歸，後人對吳三桂的認知，即由此而來。至於獨排眾議的〈殘件〉，可能出自親近吳三桂人士之手，故極力為他辯解。

吳三桂一生面臨若干重大抉擇，無論是「降清」或「反清」，都得不到世人的諒解。反映在現存文獻有關吳三桂的記述，呈現幾個特點：一、各種載籍的內容不盡相同，評價亦有出入；二、間有肯定的意見，但未受重視；三、愈晚出的資料，其立場愈受官方觀點影響。雖然與吳三桂相關的史料並無新發現，但是重新檢視既有的文獻，或許能對這位有虧於「忠奸之辨」、「夷夏之防」的歷史人物有不同的認識。

改寫自〈清代文獻對吳三桂的記述與評價〉，《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28期，2000年6月，頁85-108。

參考書目：

《內閣大庫檔案資料庫》，登錄號：225348，〈論吳三桂殘件〉，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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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楊士聰，《甲申核真略》，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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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計六奇，《明季北略》，北京：中華書局，1984。

［清］勒德洪等修，《平定三逆方略》，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5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清］鄭達，《野史無文》，北京：中華書局，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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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清］徐鼒，《小腆紀年》，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編年類》，第367-36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朝鮮］《朝鮮王朝實錄．肅宗實錄》，漢城：國史編纂委員會，1973。

［日］林春勝、林信篤，《華夷變態》，東京：東洋文庫，1958。

左書諤，《吳三桂傳》，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

朱誠如主編，《清史圖典（二）・順治朝》，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

朱誠如主編，《清史圖典（三）・康熙朝上》，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

李治亭，《吳三桂大傳》，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劉鳳雲，《清代三藩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

滕紹箴，《三藩史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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