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虞中山國之「前世今生」（下）

黃銘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接續上文，見〈鮮虞中山國之「前世今生」（上）〉）

三、考古所見「鮮虞文化」

從傳世文獻以及少數出土文獻所拼湊出來的鮮虞中山國史，確定年代約在西元前九世紀一直延續到西元前三世紀。而其國土範圍包括今日的河北石家莊市以及保定市兩個地級市，以及山西的陽泉地級市。從此一明確的時空範圍，我們可以根據考古材料來探究「鮮虞文化」。不過，需要注意的有以下幾點：在此一時段，石、保兩地的鮮虞曾經先後被晉國、趙國、魏國、以及最終又被趙國以附屬國或殖民地的形式統治過，所以我們還必須注重篩選與晉國和趙、魏不同的文化特色，以及與其鄰國燕之間的互相影響。其次，在此地區，鮮虞人進入以前，這裡曾經有不同的人群與文化，包括商與西周文化，他們與鮮虞也有完全不同的文化表現，不過因為在西周到春秋早期階段，環境變差，使得此一區域，特別是山麓平原區，聚落大幅減少，人口銳減。所以，此一地區早期活動人口的殘留，其遺跡也可能在考古中被發現。此外，在無終之戎率領眾翟進入另一個河北的地級市張家口與忻州市的一部分以前，張家口地區的文化也是鮮虞文化為主。翟人進入以後（541 BCE），在文獻上被稱為代國，統治階層文化雖然不同，但是其鮮虞文化的基底，仍是主流。鮮虞文化還可能從北南下深入到另一個地級市忻州，治下的代縣、定襄、原平等地，也都有鮮虞文化的遺跡。趙襄子滅代（475 BCE）以後則是趙國統治。桑干河谷地區的考古學文化被稱為玉皇廟文化，其實是混雜了鮮虞、翟以及晉趙文化，但鮮虞文化在此一地區還是很重要的。

所以本文所謂「鮮虞文化」與一般考古學者所謂考古學文化不同，不是從純粹的陶器分析，以判斷不同文化的區分。本文指的是鮮虞人的文化。所謂鮮虞人的文化指的是什麼？我以為從考古材料上差異最明顯的是墓葬。王陵的埋葬現象太複雜，本文擬以中、小型墓為例，來展示鮮虞文化的特性。

Ａ、中山國境內的「鮮虞文化」

中山國都城靈壽附近有幾座在靈壽成為中山國的都城以前就已經存在的墓葬，其中M8004是一座積石墓，墓主戴金盤絲耳環，胸前有骨管項圈，隨葬有戈、削刀、錛、鑿、斤、馬銜等。還有一件鼎與小勺，在土坑內積石之上（圖4）。所謂積石墓通常是挖掘豎穴土坑，將棺槨放入以後，在槨之外填以石塊。M8004讓我們看到早期鮮虞貴族的面貌。這些墓葬值得注意的特點之一是早在西元前七世紀，鮮虞人已經開始使用尖首刀作為貨幣。尖首刀本來就是從草原族群的削刀轉變成貨幣，鮮虞中山這個半草原國家，比華夏國家更重視貿易。

圖4　河北平山靈壽城附近一座七世紀左右的墓葬，積石墓。除了一個華夏式的鼎與勺以外，均為北方草原式器物。採自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著，《戰國中山國靈壽城：1975-1993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頁255。

第二個例子是河北行唐故郡遺址M53，遺址在行唐縣北約10公里，大沙河西岸。近年進行了規模較大的發掘，遺址面積超過50萬平方米，方圓兩公里內調查尚有多處遺址，整體的狀況以及是否為武公所遷的顧都尚待釐清。這個遺址發掘了一些墓葬與其相應的車馬坑，M53是一座規模較大的戰國早期墓（圖5），一個大豎穴坑中有一個較大的主棺在中間，兩側有陪葬棺各二，棺的周圍都積石到淹沒過主棺一定高度。在積石面以上，豎穴坑南側的東南角挖築一個壁龕，裡面放置銅器，包括「新田風格」的鼎二、敦一、壺二、刻紋鑒一、匜一，或許是透過貿易獲得的三晉貨。墓中還有貼金透雕牌飾、貼金冑（戰盔）、漆鎧甲、貼金銅泡、貼金方策（皮帶釦環）、鴨形卡環、帶鉤六件、環首刀二、礪石。兵器：銅劍五、戈＋鐏二、箭鏃若干。裝身具有金盤絲耳環、綠松石串飾＋水晶墜、瑪瑙管串飾＋玉石墜、瑪瑙環、玉環和若干玉飾。墓前的車馬坑有四輛豪華的馬車，前面隔一道土牆，還有殉牲坑，放置牛、馬、羊的頭與雙蹄。此一墓葬群中37座墓有28座積石墓，另有土坑墓象徵性地放入一顆卵石代表。此種象徵性的積石墓，是鮮虞底層的自我認同。

圖5　河北行唐故郡遺址M53平面、剖面與棺內放大圖。墓主在中央，有棺有槨，四位陪葬者各有一棺，均為仰身直肢。積石上東南角有一壁龕，器物都在壁龕內。採自張春長等，〈河北行唐縣故郡東周墓M53發掘簡報〉，《考古》2022.1: 27-45。

唐縣西南12公里釣魚台也發現一座春秋晚期到戰國早期的積石墓，出土青銅有蓋鼎、敦、罍、舟、匜等都是「新田風格」銅器。「新田風格」是春秋晚期晉國遷移到新田以後生產的銅器，具有精細、自信的風格，三晉延續。此墓還有青銅鍑，金泡、金虎牌飾六件、金盤絲一對，可能是耳環，也有綠松石串飾。其中北方系炊器青銅鍑特別引人注目，看起來像圈足抬高的簋，把柴薪堆放在圈足四周以煮食物。此墓還有金虎牌飾、金盤絲耳環、金泡，與綠松石串飾，這些幾乎是整個鮮虞文化一定層級以上貴族共通的隨葬品。行唐李家莊發現一座豎穴積石墓，出土提梁匏壺、銅鍑、雙耳水壺，還有環首刀、劍、鈴首錐、錛、鑿、勺、綠松石串珠等北方系器物。順平壇山出土一座戰國早期的積石墓，出土銅鍑一、銅錛二、銅鑿一、鎏金銅泡一、帶柄銅鏡一，虎形金牌飾、金盤絲、綠松石串飾，還有一件乳狀足的深腹陶鬲。幾乎是純鮮虞文化隨葬品。從保定市到石家莊市，幾乎每一個縣市都可以發現鮮虞人的墓葬。總結以上，鮮虞文化的墓葬在葬制方面採用積石墓，中型墓中都有新田風格的銅器，是鮮虞貴族透過貿易獲得的三晉或燕國銅器。屬於鮮虞風格的銅器主要是鍑，有些加蓋的附耳豆，很可能也是鍑。墓主會配戴金盤絲或銅盤絲耳環，有時會有金手環，或新月形金胸頸飾，有金或銅虎形牌飾，綠松石串珠或瑪瑙串珠。

Ｂ、陽泉與代谷地區的「鮮虞文化」

另外，考古學家曾經在盂縣北調查厹由城，在原仇山南麓，香河與秀水之間，現在僅存幾段城牆，《永樂大典》（卷5204）記載：「仇猶城周九里六十步。」約當4590米，面積超過120萬平方米，是一個不小的城。此地的商代到西周屬於鬲系文化，但是到了春秋時代以後炊器變成一種深腹圜底陶器，且骨器上的雲紋圖案，讓人聯想到夏家店下層文化的陶器上的彩繪，箭鏃也是三翼錐形與中原雙翼鏃有一定差異。山西的陽泉市北有盂縣，南有昔陽，昔陽雖然是新的縣名，但是附近有昔陽故城，可能是鼓在遷徙到平原區以前的居地，顯示出與鮮虞有密切關係。未來如果可以有系統的發掘，對於鮮虞文化的內容與範圍，以及他們何時進入此一區域應該可以有更深入的認識。

鮮虞文化，不只在保、石、陽三個地級市，在所謂「代谷」，也就是今日的河北張家口地級市以及山西忻州地級市一帶，同樣有鮮虞文化。屬於張家口市的涿鹿縣倒拉嘴村出土一座春秋晚期墓葬被盜，墓的形制不明，但器物尚存豆一，舟一，一件馬形飾，一件金月形胸頸飾，一件有胡戈，一件削刀。很可能是鮮虞貴族。涿鹿縣孫家村也有一座春秋晚期的墓葬被盜掘，出土雙鳥首馬鑣、不同裝飾的銅泡、銅環、銅牌飾、還有一件三角錐形箭鏃。可能也是鮮虞貴族。

山西忻州地級市地界，位於系舟山北麓的定襄中霍村墓葬出土五座積石墓，有兩座較大並排，另外三座較小距離較遠。M1方形豎穴大體朝東北向，棺槨在中央，左右有不規則形狀的邊箱，邊箱外積礨石塊，在西側西南角有一壁龕放置禮容器。青銅容器包括鼎四、甗一、豆二、壺二、盤、刻紋匜各一，除刻紋匜外，均為「新田風格」。另有銅節約四、骨鑣一，草原風格器物。M2方形豎，鼎二、甗一、豆一、壺一、盤一、勺（附柄首）一，均為「新田風格」。另有環首刀、白色泛綠的串珠飾兩組，玉含、玉扣、玉耳墜等（圖6）。幾座小墓也都是積石墓，仰身直肢，無隨葬品，推測與M1、M2同時。從相對一致的積石墓考量，這群墓葬應該屬於鮮虞。從文獻分析，我們知道狐偃家族故地可能在太原盆地東側呂梁山麓，所以在忻州地界出土鮮虞墓葬，並不意外。

圖6　山西定襄中霍村M2。豎穴土坑墓主的頭、腳方向各有一座陪葬墓。墓主腳下棺外為放置器物空間。其餘土坑的空間，均以積石堆滿，至與槨板平。採自李有成，〈定襄縣中霍村東周墓發掘報告〉，《文物》1997.5: 4-17。

原平劉莊塔梁位在滹沱河的支流雲中河泮，原平與忻州的邊界附近，第一次清理了四座積石墓，M1葬式不詳，出土銅蓋豆一、銅舟一。另有銅蓋弓帽（車傘蓋邊緣銅件），銅劍一、銅戈一、銅削一。M2出土長胡銅戈一。M3規模較大，為北向積石墓，器物在木槨內西北角。積石層北側挖出一個壁龕，內有一屈肢人骨。出土五件青銅容器，包括銅豆一、銅豆形器（懷疑是有蓋鍑）一、銅單耳壺一、銅舟一、銅匕一。鐵錛一、金盤絲耳環二、金泡一、金串珠、綠松石串珠、管狀器、骨珠等。M4為小墓無隨葬品。綜合研判，我們認為此為鮮虞墓。劉莊塔梁第二次因為被嚴重盜掘而再度進行發掘，總共清理了22座墓葬，有18座積石墓，沒有積石的墓也以放置卵石等手段象徵積石墓。所有墓均被嚴重盜掘，唯一未被盜的僅有一件陶鬲，是可以在河北中山國看到的高筒乳足鬲。

相對地，代谷也有明顯地屬於翟人貴族的墓地，濁鹿故城是一座不規則形，東西450～500米，南北500米。雖然濁鹿、涿鹿就是丁零、特勒、鐵勒，是一個鮮虞（獫狁、匈奴）語的詞彙的音譯，意義待考。但在濁鹿城址中北部發現的兩座墓葬卻與鮮虞墓葬有很大的差異。M1是一座豎穴土坑，頭向朝北，墓主與殉葬者皆側向屈肢。殉葬者在棺外墓主的腳下（圖7）。青銅容器包括三鼎、一敦、一豆、二壺、一盤、一匜，同樣是新田風格。兵器包括銅劍二、銅矛一、銅戈二，還有馬具、車器，瑪瑙環、玉器等。M2亦為豎穴土坑，頭向朝北，墓主側向屈肢。青銅容器有四鼎、二豆、二敦、二壺、一盤、一匜，另有搭配的勺、匕。兵器有三戈、一鐏、三劍、鈍箭鏃，工具有環首削刀。還有馬具，包括銅銜、骨鑣等，車器。陶器有黑陶雙連壺，以及尊。還有瑪瑙環，還有一些玉器，看起來像是紅山文化的舊件加工而薄片而成。可見此地同時有鮮虞貴族，也有翟人，也就是代國貴族。

圖7　河北涿鹿故城M1平面圖，這是翟人貴族墓葬。墓主與陪葬者都是屈肢葬，手的姿勢不同，豎穴土坑，有棺槨，沒有積石。採自邵會秋等，〈河北涿鹿故城遺址M1清理簡報〉，《文物》2019.11: 15-33。

所以，從考古上觀察，鮮虞文化圈比傳世文獻所揭示的中山國——也就是保、石地區要來得大，它還包括河北的張家口地區，山西的忻州、陽泉地區。原本是一個不小的文化圈。雖然鮮虞文化的範圍很大，但是推測鮮虞人並沒有統一的政治組織，而是各地分治，各有酋豪。相對統一的中山國，其實是面臨晉、趙、魏等一再欺凌下而形成的。

四、鮮虞前世蠡測

在思考鮮虞文化的前身，首先應該考慮的是環境變遷。筆者曾經進行過一項研究就是距離中山國所在區域稍南的河北邯鄲地區從新石器時代到漢代的環境變化以及相應的聚落變化。從新石器時代開始，由於進入大暖期，邯鄲的聚落數量一路成長，到商代晚期達到頂點。自商代晚期開始環境逐漸進入寒冷期，西周與春秋聚落數（以及相對的人口數）大幅減少，一直到戰國時期，由於環境變暖，聚落又開始成長，戰國時代聚落數量才恢復到商代的水準，但是戰國時代的聚落平均尺度變大。換言之，我們討論的鮮虞文化大概在九世紀到三世紀，環境先從西周時代變乾又變冷，再轉變為春秋時代逐漸復甦，到戰國時代完全恢復。所以，筆者推測鮮虞的祖先原本生活領域應該居住在比較北的地方，因為環境變化，在西周到春秋時代，才逐漸遷徙到河北北部與山西西北，甚至更南。有了這個概念，我們可以開始討論鄰近地區考古學文化以及與鮮虞等族群的對應。

傳世文獻中鮮虞中山國的記載已經不多，要如何才能推測他們的「前世」呢？有了文獻記載的基礎以及上節鮮虞文化的基本認識，我們可以考察空間上相鄰的考古學文化，特別是其北邊，時代稍早的文化內涵進行比對，推得鮮虞的前世。除了考古材料之外，近年開始針對古墓出土的人骨進行古基因的研究，其中男性的Y-染色體單倍群，根據現代的研究，與「語系」間有正向連結，例如，南島語族的男性有著非常高的Y-染色體單倍群O-M119。因此，古DNA Y-染色體成為可以斷定以語言為區別準則的「族屬」之重要材料。我們會以考古材料與Y-染色體基因進行綜合判斷，推測「鮮虞」的前世。

Ａ、夏家店上層文化是「鮮虞文化」的前身

出現在現今河北張家口、保定、石家莊與山西陽泉、忻州五個地級市的「鮮虞文化」是從何而來？前面所說的鮮虞墓葬常見的石質葬具在鄰近地區的文化並不常見，商人、周人甚至翟人（鬼方系）與東胡（以井溝子為代表）都不曾使用石質葬具，這就成為一個很重要的溯源的線索。張、保、石、陽、忻的東北鄰——西遼河流域的夏家店上層文化（ca. 1,100-300 BCE），就具有此一特色，而且此一地區與張、陽、忻以及保、石的西半部一樣具有多山地與河流交錯的特性，也就是地理條件基本相同。在環境變乾、變冷的狀態下，西遼河流域的人群很自然地就會往張、保、石、陽、忻區域甚至更南的山區移動。

夏家店上層文化本身就有緩緩往南移動的痕跡。學術界將夏家店上層文化區分成龍頭山類型與南山根類型，龍頭山類型在前11到前9世紀，而南山根類型則在前9到前4世紀。龍頭山在內蒙古克什克騰旗，南山根在寧城縣，在廣大的西遼河流域山區，一在北，一在南，相距超過200公里，此一文化內部所見的時代就展現出漸進南移的傾象。其北部地區在500 BCE左右，已經有原本生活在更北方的東胡漸次佔領，林西井溝子遺址就是一個例子。

過去，夏家店上層文化的主要發現在大小凌河、老哈河流域。近年發現在河北承德地級市境內，灤河中、上游，以及潮白河上游山區也有夏家店上層文化分布。如此一來，以北京市加上河北保定市北部的易縣、涿州、以及北京地區為國土範圍的燕國，與夏家店上層文化在時間與空間上直接相鄰。現在學術界主流意見認為夏家店上層文化可能就是傳世文獻中記載的「山戎」，山戎出現在傳世文獻的唯一事件就是它侵擾燕國，而被齊桓公討伐。在征討過程中經過孤竹（河北盧龍）與令支（河北遷安），此二地就正在夏家店上層文化分布的承德山區以南。不過，與「鮮虞」這個名稱的差異是，山戎是一種純粹的他稱，而鮮虞則原本是自稱。華夏族群以他們喜好活動的區域在山區，且有武裝軍力而稱他們為「山戎」。夏家店上層文化在時間、空間以及喜好的生活環境上（山地）均吻合。

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內涵如何，是否有侵擾燕國或其他華夏國家的證據？明顯地是有的。內蒙古赤峰市寧城小黑石溝與寧城南山根遺址，兩者直線距離約25公里，可能是夏家店下層文化兩個豪酋的根據地，其墓葬群中的大墓往往被盜掘，脈絡盡失。我們以及時搶救到器物，並且還保留一定現場遺蹟的寧城南山根M101為例。它是一座石槨墓（積石墓），墓口約3.8×2.0米，不甚規整。木槨周圍填以積石，上面蓋以數層石板，但隨葬品已經被群眾取出，不知其位置（圖8）。出土器物包括華夏系統的青銅器：鼎二、簠（失蓋）一、簋一，這群器物年代不一，大體上是西周晚到春秋早期，有一件鼎可能早到西周中期偏早。屬於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容器有雙環耳鼎、馬形飾雙聯罐、雙虎形耳鬲、杯、雙層豆形器、雙繫壺（瓿）、祖柄勺二，很具草原族群的特色。工具有各式削刀九、各式斧、鑿、鎬、鋤等。兵器有銅盔、銅圓盾、戈－鐏、矛、鏃、以及各式劍與鞘。車馬器，包括鑾鈴、馬銜、環、銅泡等。裝身器包括一對金盤絲耳環、一件金手環、骨串飾與綠松石串飾、各種銅、金牌飾。此座墓葬的年代為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間。相對於此座大墓，一般的石槨墓，僅有少量陶器、石器或個別的青銅器。

圖8　內蒙古寧城南山根M101平面與剖面圖，是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墓葬，器物均已被當地居民取出。採自昭盟文物工作站等，〈寧城縣南山根的石槨墓〉，《考古學報》1973.2: 27-39。

小黑石溝墓地兩座被盜的大墓，一座M8501同樣有華夏系統青銅器，其年代甚至有早到商代晚期者，也有西周中期，絕大多數都是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者。也有更多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容器和車馬器與工具。同樣有金盤絲耳環一對、金鴨紋圓牌飾，綠松石串飾等。M8501有西周晚期《師道簋》等華夏系統青銅器。及屬於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容器大量馬器，青銅頭盔，戈、劍等兵器，皮帶上的裝飾，當然也有銅盤絲耳環等。這些墓葬中已經有大量的馬具，標誌著騎馬的時代已經來臨。而且，較大的墓中還經常有中原諸國的青銅禮器，可能是南下襲擾燕、邢等國的戰利品。他們自己也鑄造本文化中合用的青銅器，品質也很高，種類也不少。更不用說他們鑄造很多裝身具－裝飾身體的飾品，如虎形、馬形牌飾，金、銅盤絲耳環、綠松石串飾、石、骨串飾等。當然還有積石墓，這些都與張、保、石、陽、忻的鮮虞文化有高度的相似性。所以，有學者認為夏家店下層文化南移而形成鮮虞文化是可信的。筆者更近一步認為夏家店上層文化的人口與鮮虞是屬於同一語系。也就是他們的主要的Y染色體單倍群應當是相同的。此點，目前並沒有直接的證據。未來可以經由鮮虞文化墓主骨骼取得古DNA進行檢測，近年鮮虞文化發掘日盛，讓我們拭目以待。不過，筆者要強調，如果要做古DNA檢測，單一資料只能證明有無，複數資料才能有機會理解系統。

B、西遼河流域的主要Y染色體單倍群N

鮮虞文化連結了夏家店上層文化以後，整個鮮虞、獫狁、匈奴的歷史瞬時之間變得更多采多姿。此一區域及鄰近地區曾經進行過數量不少的古DNA檢測。其中一項為西遼河流域的跨時研究，從紅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夏家店上層文化等，都進行了檢測，而且每一個遺址都做了相當數量，形成可靠的資訊叢。其缺點是只有知道從某個遺址出土，卻缺乏詳細脈絡。另外有文章只討論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大甸子遺址，有比較詳細的墓號可以對回考古資料。另一組資料針對井溝子，進行了比較細的分析。還有一組資料針對很大的區域，發表一批資料，但有不少遺址僅有一個樣本，彼此之間難以考察其內在邏輯。另外，有學者發表了桑干河流域的資料，把這幾種資料放在一個表中，可看出其關聯性。

從此一表格可以看出在夏家店上層文化及其以前，Y染色體單倍群N是此一地區最主要的人口群。我們先從紅山文化（ca. 4,000-3,000 BCE）說起，每一個文化都只能簡要描述。牛河梁是一系列遺跡點構成的大遺址，位於遼寧建平、凌源交界，另一側則是喀左。以下，我們所有遺址都會以此為中心，描述它們的位置。牛河梁是紅山文化等級最高的遺址，有一系列紀念性強的石造祭祀遺址，以及規模不小的積石墓。墓中往往出土很多玉器，遺址中發現的陶器當中主要炊器是陶簍－一種模仿藤簍的陶器。從炊器推論他們的主食，我們認為其烹煮的方式是石燒或石煮法，就是把食物與燒紅的石頭一起放入陶簍炙燒，就像「糖炒栗子」一般。或將石料與水放入陶簍，在放入燒紅的石頭，就像日本煮七葉樹的堅果一般。最後可能需要碾磨。近幾年實驗考古，逐漸顯示此種可能，但仍有很多學者說紅山文化是黍粟旱作農業，其實並沒有證據。紅山文化並不是此一地區最早的文化，在它前面還有趙寶溝文化（ca. 5,400-4,400 BCE）、興隆窪文化（ca. 6,000-5,500 BCE）與紅山文化的炊煮器是同屬於陶簍系統的。可惜目前並沒有進行基因檢測。紅山文化的積石墓與石造祭祀遺址是很值得注意的文化特質，它似乎與鮮虞文化與匈奴文化的積石墓遙相呼應。紅山文化還以它的各種隨葬玉器著稱。牛河梁墓葬人骨的Y染色體檢測有六例成功，其中四例為單倍群N，一例C，一例O。顯示在此一階段，已經有從北而來的C以及從西而來的O混跡於單倍群N之中。C是通古斯－蒙古語系人群的基因，而O與「漢語系Sinic language family」關係比較密切。

紅山文化另一個檢測資料來自半拉山墓葬，它在遼寧朝陽龍城區一座小山頂，在牛河梁往東90公里。發掘區域包含了一個祭壇，祭祀坑與墓葬。它雖然沒有像牛河梁那麼高的等級，但是同樣有規模較小的積石墓，建造也都相當規整，有一次葬也有二次葬，顯示紅山文化的墓葬並非全部一樣。可惜此一遺址只發表了一個Y染色體檢測例，為O，如果僅有此一數據發表，會誤導我們對於紅山文化的人口構成的認識。

下一個階段小河沿文化（ca. 3,000-2,500 BCE），此一階段因季風改變，雖然溫度仍維持全新世大暖期的水準，但整個北方的乾燥度提升。哈拉海溝墓地位在赤峰元寶山區，在牛河梁北約100公里，此一區域的森林資源比起牛河梁一帶差。哈拉海溝墓地墓室是偏洞室，大體上是先向下挖洞到一定深度，再往側面下方擴張，將人葬在偏洞中，沒有棺槨。有單人、雙人與三人葬，均屈肢葬。雙人有並排，有頭對頭，有腳對腳等方式，很不規整。出土主要的炊器仍為陶簍，只是器體較小，且表面的裝飾也較簡單。部分墓葬出土玉器，但是量少了很多。墓葬的形式和紅山文化似乎有很大的區別，而且並不只有哈拉海溝如此，另外一個發掘規模比較大的大南溝墓地，在翁牛特旗解放營子鄉二道杖房，距哈拉海溝東北直線約10公里。其墓葬或豎穴或偏洞，大多數屈肢，一墓中僅有一人。隨葬品比哈拉海溝多。由於小河沿文化的環境條件變差，使得生產力下降，難以維持像牛河梁與半拉山那樣奢華的入葬。也不排除同一語系人群中，已經出現不同的次文化。哈拉海溝遺址總共檢測了兩次，一次有12個成功的樣本，都是單倍群N。另一次檢測僅有一例，為單倍群O。

再下一個階段是夏家店下層文化（ca.2000-1400 BCE），一組樣本取自大甸子遺址，在赤峰敖漢旗大甸子，接近吉林、內蒙與遼寧交界處，在牛河梁東北約150公里。從此一階段開始出現北方系青銅器，如耳環、手環等。此一文化開始放棄陶簍，改用看起來像陶簍與陶鬲結合的高身、敞口、略束腰、袋足的鬲作為主要炊器。筆者認為這是一種同時兼顧嗜食闊葉樹堅果，並且學習以鬲炊煮旱作黍粟類主食，一兼二顧的發明。夏家店下層文化的人口還在陰河、英金河流域建造了一系列因山勢而調整的防禦性石城。

夏家店下層文化的第二組資料來自二道井子遺址，此一遺址為在赤峰市區東南15公里，在牛河梁遺址北略偏西100公里。一個具有環壕與城牆的聚落，城牆部分夯打或包覆土坯。城內有圓形建築，以近方形的院落包圍。建築的牆體以土坯或石塊建造。基因檢測一例成功，為單倍群NO。

與夏家店下層文化同時，但是在河北北部、北京、天津一帶，是另一種炊煮器——鬲的天下，被稱為「大坨頭文化（ca.1530-1300 BCE）」，原本以為是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分支，但實際上陶器系統並不相同。資料來自河北張家口地區的蔚縣三關遺址。在牛河梁遺址西偏南約450公里，在姜家梁遺址正南約45公里。其炊煮器主要是蠻標準的鬲。四個成功檢驗的樣本都是單倍群O-M122，是標準的「漢人Sinic」。另外像陶寺文化、石峁文化、齊家文化的基因檢測都顯示陶鬲與單倍群O，和漢語系的連結蠻一致的。

在桑干河流域的姜家梁遺址，屬雪山一期文化（ca.3300-2800 BCE），位在河北張家口地區的陽原，西距牛河梁約450公里。雪山一期文化的內涵，不論是陶器類型或喪葬習俗都與小河沿文化類似，主要炊器為小型陶簍，以土坑葬或偏洞室葬，不過都是單人葬。少數墓葬有玉器，包括修補的玉璧，還有紅山文化的玉豬龍。姜家梁遺址17個檢測成功的樣本，全部都是單倍群N。所以，不論是基因上或文化都充分地顯示雪山一期文化與小河沿文化是由語言相同的一群人所組成的。

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兩組Y染色體基因取樣一組來自赤峰市喀拉沁旗大山前遺址，在牛河梁東北偏北方約120公里。總共九個檢測成功的樣本，四個N，一個C，四個O。第二組來自赤峰市克什克騰旗的龍頭山遺址，在牛河涼東北西北偏北250公里。總共兩個檢測成功的樣本，一個NO，一個O。這兩組資料說明夏家店上層文化人口還是以單倍群N為主，混合很多單倍群O的人口。筆者相信鮮虞文化人口的組成現象也相似。

井溝子文化（ca.550-300 BCE。）以內蒙古林西井溝子為典型遺址，被認為是東胡的考古學文化。古基因檢測樣本多達12例成功，完全是C。現代人口中含有高頻率單倍群C者，多半遺世獨立。有屬於通古斯語系，也有屬於蒙古語系。可見井溝子文化為東胡（即通古斯、屠何、長股）是正確的族群/語系標示。

廟子溝遺址位在內蒙古烏蘭察布市察哈爾右翼前旗新風鄉廟子溝村南，在牛河梁遺址西方約550公里。此一遺址的早期為海生不浪文化（ca. 3,300-2,800 BCE），以陶簍為炊煮器的文化。前期的基因檢測有三例成功，都是N。晚期為老虎山文化（ca.3,000-2,000 BCE），是以袋足器，特別是鬲為炊煮器。老虎山文化階段有兩例檢測成功，都是單倍群C。可見兩個文化可能屬於不同語系。海生不浪文化的西鄰為阿善文化（ca.2800-2500 BCE），建造石城，並且有石造的祭祀遺址，它的所謂雙耳陶罐，是一種陶簍的變形。阿善文化與海生不浪文化關係密切，又有石造建築，值得注意。

綜合炊器的分析與基因的單倍群資料的討論，筆者認為獫狁的先人，適應溫帶森林環境，使用最適合此種環境的炊器－陶簍，人群的主體具有單倍群N。

C、單倍群N的逆時鐘大遷徙

以上在西遼河流域到桑干河流域以及內蒙古出現如此多的單倍群N的古基因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歐洲人對於Y染色體單倍群N有高度興趣，因為從波羅的海到芬蘭、俄羅斯西部有很高比例的男性屬於單倍群N。有學者分析現在全世界單倍群N與其上源NO的分布，認為單倍群NO大約在42,700–34,800 BCE出現，其兩大分支為N-M231與O-M175。N-M231起源於中南半島或中國西南，年代約為22,200-12,600 BCE。其後從中國西南往東北穿越，進入南西伯利亞，貝加爾湖－阿爾泰山一帶，於不同的時間，環境因緣際會下再往西推進。最終抵達波羅的海與芬蘭。也就是說單倍群N在舊大陸有一個逆時針的大遷徙。另有學者增補中國部分的資料，建構更完整的圖像。不過，應該注意的是這些以現代基因的分佈，計算抵達不同區塊的時程，基本上是推算的。推算的假設一但有偏差，推算的時空就會大幅偏移。我們關心的是究竟是什麼因素引領這群人口，由西南至東北，分布於南西伯利亞，再往西移動，到達歐洲？

這個逆時針大遷徙分析也得到古DNA研究的支持，現在世界上最早的單倍群N（N-F2905）出自山東臨沂扁扁洞遺址的人骨。近來學者判斷扁扁洞遺址當屬於後李文化早期（ca.10,000-9,000 BCE）。在山東臨淄後李以及章丘小荊山兩遺址的後李文化（ca. 6,500-5,500 BCE）墓葬也都分別取樣進行檢測，結果兩例均為N-Z4871。後李文化的炊器是直筒深腹圜底的陶器，筆者懷疑就是前述紅山文化等平底陶簍的前身，此時兼有放置於三個石塊間外部加熱的功能。這種炊器也出現在江蘇泗洪順山集遺址（ca. 6,300-6,100 BCE）。而同類炊器最早是在江西萬年仙人洞遺址下層（ca. 18,000-13,000 BCE），是目前世界年代最早的陶器，距今兩萬年。所以，我們很期待這兩個遺址如果有人骨可以很快的進行古基因檢測。因為筆者認為飲食習慣與炊煮器相同，除了長期接觸互相影響之外，更重要的是操用同樣語言者，彼此溝通交流。

所以，筆者懷疑泗洪順山集與萬年仙人洞很可能與後李文化是同一語族。他們在兩萬年前還在長江流域，因為當時處於末次盛冰期，長江流域為溫帶森林。但是到了一萬多年前，開始暖化以後，長江流域成為亞熱帶森林甚至熱帶林，而山東臨沂一帶已經由針葉林帶，轉為溫帶闊葉林帶。換言之，這群人很可能「追逐」的是闊葉森林裡的食用資材，他們用「陶簍」來烹飪某些闊葉樹的堅果（如栗子）。近年在實驗考古中，敏感的學者已經開始注意這種可能性。與陶簍相對應的是使用陶鬲與陶鼎的人群。從目前出現的古基因資料看來，使用陶鬲者，包括齊家文化、石峁文化、陶寺文化、大坨頭文化等其基因大體上都是O-M122與其下游，也就是「漢語」系Sinic language family。這才是與黍粟旱作糧食有關的文化，近來有學者談黍粟傳播，大量使用西遼河流域的材料，我認為是錯誤的。

華中地區出現的單倍群N古DNA還有山東廣饒傅家遺址大汶口文化（3,500-2,500 BCE）人骨中，有四個樣本檢測成功，其中有2例為N-M231，1例K-M9，1例為O-M175。傅家遺址由於在大汶口文化的北側邊緣，考古發掘者認為它有濃重的地方特色。我認為它的高筒束腰的鼎，同樣是結合了鼎與陶簍的功能而發明的兩用器，與夏家店下層文化的高筒束腰鬲有異曲同工之妙。所以，此一遺址的基因，不能作為大汶口文化基因的代表。但可以視為單倍群N往北移動時所留下來的部分人群，適應了不同的生活方式。河南淮揚平糧台龍山文化時期遺址的標本（ca. 2,200-2,000 BCE）為單倍群N-F1173。由於是單一材料，比較難以確定此人究竟是同樣單倍群群體的一部分，或在遷徙過程中落單而加入其他族群的人口。

中國東北在吉林省大安市后套木嘎遺址第二期文化，測得N-Tat（ca. 5,400-5,300 BCE）1例，后套木嘎第二期文化看起來與第一期有一定的連續性，第一期文化可以早至8,000 BCE左右。后套木嘎的主要炊器也是陶簍。這應該是單倍群N「逆時針」環舊大陸之旅的一部分。筆者認為后套木嘎很可能在第一期就是單倍群N的人口。而且在此一階段，這些人就與從北而下的原通古斯－蒙古語系人口（單倍群C）有所接觸，古基因資料可以證明這點，未來有機會我們會再談。

早期的單倍群N不僅出現在中國東北，也出現於南西伯利亞，這當然是符合逆時針大遷徙理論。年代次早的古DNA單倍群N出現於勒納河的Popovskij Lug遺址，在貝加爾湖西側，年代約7,000-6,700 BCE，屬於N-F4309。可見全新世大暖期迅速地改變南西伯利亞的環境，可能有相當多地方出現溫帶林，吸引這群單倍群N-的人口前來。南西伯利亞在7,000-400 BCE之間，古基因檢測出現單倍群N的例子不少，本文不一一援引。不過，他們一直停留在俄羅斯的明奴辛斯克盆地到新疆之間，直到鐵器時代早期。大約800-500 BCE之間，突然出現在今天的愛沙尼亞地帶（見12）。簡而言之，在中國北方單倍群N的人口，他們有一群「兄弟們」，在很早以前就居住在南西伯利亞，他們與中國北方的這群兄弟們，透過山地、草原，跨過沙漠，保持著或斷或續的聯絡。南西伯利亞就在歐亞草原上，所以接觸到很多草原文化因素，所以他們遊牧化的進程，可能比在中國北邊草原的兄弟們要來得早。

單倍群N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重點是在新石器時代末期到青銅時代早期，在廟子溝以西，不只有阿善文化，可能有關聯，還有甘肅酒泉馬鬃山地區。此地距離牛河梁約2,000公里。甘肅肅北馬鬃山附近有玉礦、聚落、與積石墓、岩畫等遺跡。其中同古圖遺址1691-955 BCE的積石墓，被認為是「原匈奴」。研究團隊針對一位男性墓主（1800-1700 BCE）進行古基因鑑測，發現其Y染色體單倍群為N-L666+。另外在新疆哈密天山北路遺址，距離牛河梁約2400公里，距離馬鬃山往西偏北約300公里。天山北路文化（ca. 1900-1300 BCE）檢測結果有5個為單倍群N，1個為單倍群C。筆者認為這群人並不是從南西伯利亞下來，而是從西遼河流域一帶過來的。因為此組檢測的單倍群C應該是自北而下的東胡人因為收養或其他因素成為獫狁人。如果是來自南西伯利亞，推測族群中會夾雜著活躍於當地的單倍群Q與單倍群R1。

D、匈奴的基因

既然我們認為匈奴與鮮虞屬於同一語系，就意指他們也具有單倍群N。近年有不少學者進行了匈奴的基因研究，有不少匈奴帝國形成以後的重要遺址之古基因發表。經常出現在匈奴大墓中的古基因有Q、R1與N。單倍群Q經常被認為是匈奴的基因。但是從山西絳縣橫北村的倗國墓地的基因發表以後，我們知道漢籍傳世文獻中的狄、鬼方或懷性者之單倍群為Q。如果檢視早期探險者所拍攝的畫面，單倍群R1比例極高的Ket具有高鼻深目的白種人特徵，檢視一下基因，因為他們與高加索人的基因的距離很近。相對的單倍群N與單倍群O非常接近，所以他們具有東亞大陸黃種人的特徵。所以匈奴的基因如果排除Q，也排除深眼窩高鼻的R1，剩下的選擇就是N。所謂匈奴大墓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混雜的狀況是因為草原帝國有一個特色，就是不斷透過對抗，勝者「收攏」敗者，逐漸形成一人獨裁的聯邦（federation）。被收攏的族群的貴族，雖然在獨裁者之下，卻仍然維持很高的社會地位，且參與決策。有此理解，筆者所謂匈奴的基因，應該指匈奴在開始進行收攏行動的早期階段，也就是它最核心的成員，基本上都是自稱為「匈奴（鮮虞、獫狁）」的一群人，當內部收攏到一段落以後，才會開始收攏其他語族。當草原聯邦到達帝國規模時，一定是多語言、多族群、多種生計的組合。

除了正面找尋匈奴的古基因以外，歐亞草原的歷史中有一群人稱「阿瓦爾人Avars」（568-822 CE），根據學者的分析他們原本是鐵勒，就是丁零，與匈奴與突厥同系。在突厥聯盟崛起以後，卻因為不願被突厥奴役而舉足往西逃亡，居住在喀爾巴阡盆地自稱阿瓦爾人，以逃避突厥的追索。因為他們不是真正的阿瓦爾人，所以有學者稱他們「假阿瓦爾人」。古基因研究證實此一文獻分析，早期的阿瓦爾人共有11個成功的案例，其中有6位是N，這個比例應該對於匈奴的基因有重要參考價值。筆者更認為，雖然目前使用排除法以及間接證據，認定單倍群N為匈奴核心集團的基因；但以現在基因研究發展之迅速，不久應該會有更直接更強的證據，讓我們拭目以待。不過，如果缺乏人文學者的參與，任由基因學家解釋，反而可能陷眾人於五里霧中。

五、暫時的結論

鮮虞中山國原本是一個中國史中的小菜一碟，可是卻可以因為基因資料的加入，使得它連結了單倍群N，也連結了匈奴，而成為全球史有機而富饒趣味的一部分。單倍群N在末次盛冰期出現在中國西南或中南半島。他們可能適應了當時偏南的溫帶森林氣候，並且找到了最佳烹煮溫帶森林中某些堅果的方法，就是石燒或石煮。為了要石煮—把堅果與水置入陶簍，加入燒熱的石頭，把堅果煮熟。也可以石燒，把堅果放入陶簍，同樣加入燒熱的石頭，把堅果烤熟。這樣的烹飪方法可能跟隨他們一萬多年。全新世大暖期來臨以後，溫帶森林北移，他們也隨著遷徙，甚至來到西伯利亞南部。在西遼河流域與陰山附近地區，以及南西伯利亞，形成單倍群N的兩個大群。當大暖期結束，南西伯利亞的溫帶闊葉林消失，北部群－南西伯利亞的獫狁人，吸收草原新知，首先放棄了他們所嗜食的堅果類，變成草原遊牧者，他們對西亞與歐洲的農耕國家，造成很大的震撼。此點，相信未來還有很大的研究空間。而南部這群，同樣在環境壓力，以及參考他們北邊的兄弟們的變化，也逐漸蛻變。蛻變不完全的，還是追逐溫帶森林，變成中國史上的鮮虞中山國，最終被夷人所建立，卻自認為是華夏的成員，但又胡服騎射的趙國所消滅。蛻變完全的，從戰國末年，開始進行收攏的機制，先把附近的獫狁人收攏在一起，再逐漸擴大，到了秦漢之際，為了面對強有力的秦漢帝國，為了集中力量，衝破長城，屬於匈奴人的草原帝國遂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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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銘崇/鮮虞中山國之「前世今生」（下）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s://kamatiam.org/鮮虞中山國之前世今生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