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與啟蒙思想中的性別議題

汪采燁（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圖1  Sculpture for Mary Wollstonecraft by Maggi Hambling in Newington Green, London, UK © Wikimedia Commons

2020年11月10日倫敦紐因頓格林(Newington Green, London)「致沃斯通克拉夫特雕像」(Statue for Mary Wollstonecraft，圖一) 揭幕，這是倫敦市民爭取了十年的女性雕像。揭幕之後，這座作品的裸體、冷硬五官與身形無不引起各界注目、批評與討論，輿論從期待到譴責，更激起許多性別研究者、歷史學者、藝術家、時事評論者熱烈討論此雕像與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 1759-1797)的女性特質與社會角色。究竟他們在吵什麼？美感本是見仁見智的經驗，我不在此討論美醜，而是想提出幾點歷史意義上的思考。關於此雕像的討論，就像是沃斯通克拉夫特所引起的性別爭論一樣，圍繞在女性身體與女性形象，以及性(sexuality)與性別(gender)：「為什麼要以裸體呈現女性雕像？」「女性身體引發的遐想是不是又假借紀念沃斯通克拉夫特成為社會焦點？」「為什麼這個雕像的容貌和姿態這麼冷硬，不柔媚？」「沃斯通克拉夫特根本不是長這樣！」「我們不需要為厭女者立雕像！」

首先，我們要注意到，這不是Statue of Wollstonecraft，這是Statue for Wollstonecraft。再者，這座雕像想呈現的，可能是沃斯通克拉夫特認為女性／人的本質，可能是她想打破的兩性差異，可能是她對女性的期待，也或許是她努力活出的形象。我沒有答案，而是希望讀者看完文章後，也提供一些反思。

以下先介紹沃斯通克拉夫特生活的時代，十八世紀啟蒙運動是否關心（或害怕）女性自由與獨立，而沃斯通克拉夫特對於啟蒙時代又有何反思，最後看到世人如何回應她的理念。

一、「人生而自由，卻無處不在桎梏之中」[1]：啟蒙思想及其侷限

十八世紀是歐美的啟蒙運動時代，在眾多思想中，有的著重經驗主義，有的強調理性，質疑專制王權（不過仍然在君主體制中）、教權，有思想家思索個人自由與社會秩序孰輕孰重、如何拿捏，也有文人在推動適合商業社會的文雅觀。在這些思想中，極少人提出打破社會等級的民主政府，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是少數例外。他主張透過普遍意志(general will)將全體公民和社會聯繫在一起，形成凝聚的群體，所以普遍意志是為國家謀最大利益的意志，是主權所在。盧梭也指出啟蒙時代的商業價值觀剝奪了人的道德、真誠、公正，因此他描繪出一套教育體系，企圖使人能在現實社會中保持天生的美好德性，並成為愛國好公民。以上理念，盧梭皆與世道不同；他在具階級觀念的啟蒙時代中，想像了平等的世界，勾勒出人人重新拾回自由的政治藍圖。法國大革命之後的歐洲，嘗試落實盧梭的政治藍圖，理性、權利、自由、獨立、壓迫、奴役、正義等辭彙成為此後世界各地政治革命中常見的用語。

再讓我們看到下面這段關於女性學習的敘述：

我認識一位年輕人，她在學習閱讀之前就學會了寫作，以鵝毛筆寫字之前就開始以針寫字。在所有字母中，她只想先做O。她不斷地製作大小各異的O，各種尺寸的O，內外相疊的O，而且總是反向筆劃的繪製。不幸地，有一天她忙於這項有益的工作時，從鏡中看到了自己，有感於這樣拘謹、迫於學習的態度並不優雅，於是她……扔掉了筆，不再製作O了。[2]

這段令人哭笑不得的話也是出自盧梭之筆。盧梭在著名的教育著作《愛彌兒》(Emile: or, On Education, 1762)第五章中，講述女孩的天賦不適合做理性思辯，就算有心學習寫字，也只能重複簡單的動作，無法抽象推理，而且，她沒有足夠的毅力堅持下去，容易耽溺於膚淺之事。盧梭這樣一位具前瞻性的思想家，他對於人的特質、公民權利、國家主權的論述，引領他的時代，然而若從性別角度來看，盧梭又無異於他的時代——他的公民權利論述止於男性。他對於兩性角色、女性特質的看法與給予的教育方式，承襲了歐洲基督教社會的男女位階觀念，而這也是啟蒙時代普遍的性別觀念，導致文化上、社會觀念上和法律上男性皆處於優勢。

盧梭在書中設計一套女性教育課程，強調女性應當服從男性，她們職責就是生兒育女。在盧梭的筆下，女性從公共領域被排除，活動範圍僅限於家庭。此書第五章關於婦女問題的論述方式，反映出啟蒙時期對於婦女的普遍看法：男性有權利去探索他本來的特質和潛力，在不同年齡給予適性教育，讓男性（「愛彌兒」）成為社會中的公民，而女性（「蘇菲」，Sophie）在發展天性時，由於其體能和心智有限，女性是因應男性而生的創造物，並非獨立主體，適合在家中扮演順服、溫柔、賢慧的女兒、妻子和母親等角色。換言之，女孩應被教導成為家庭中的好主婦，職責在取悅男性和教育下一代成為良好公民。

十八世紀大部分歐洲哲士文人都相信女性就身體結構上、體力上和心性上，都是被創造來生育養育下一代的，不宜掌握社會權力或參與政治活動。換句話說，男女在生理上的不同會直接造成男女在社會角色上的差異。盧梭不僅繼承性別從屬關係之說，也對於歐洲和英國十八世紀下半葉教育和道德指導上影響深遠。^[3]十八世紀影響英國女性教育最深遠的幾部書，皆是以男／女，剛強／溫柔，獨立／依附，理性／情緒化，公共領域／私領域等二元區隔的論述方式，歸結男女在社會上各有天職，並強調女性應有的美德。[4]此美德的內容與男性美德不同，主要是婦道(female propriety)，以及女性最好不要參與公共活動，如吉斯伯恩(Thomas Gisborne, 1758-1846)強調，「家庭生活領域」之外的職業和政治、商業等活動應當由男性來負責，因爲女性缺乏「縝密而全面的推理能力」，也無法「持續不斷地應用此能力」。[5]同樣的，佛戴斯(James Fordyce, 1720–1796)也希望女性了解自己的本性，而「戰爭，商業，政治，身體力量和技巧的鍛鍊，抽象哲學，以及所有深奧難解的科學，都是最適合男性的領域。」[6]所以，十八世紀許多女性教育書和行為指南，是教導女性知道自己的生理特性，自我尊重。女性不被視為完整而獨立的「人」，不具備也不應該彰顯個人的獨特性。

以上的性別論述，是盧梭及啟蒙時代文人最為現代多元歷史觀和性別史學者詬病之處，然而，對於二十一世紀的台灣讀者（尤其是女性讀者）而言，應該不會對這樣的論述感到陌生。女性的成長歷程中，多多少少在某些生命階段裡，曾被期待或養成「蘇菲」，從小被家庭和社會給予差別的期待、教育和歸類，又如當我們看到各「專家」和輿論在討論少子化問題時，雙薪家庭的兒女教養問題時，Covid-19疫情間哪個親屬要待在家中照顧在家學習的孩童時，女性無論是花多少時間在職場或是家庭，往往都是被檢討的主要對象，甚至也在茶餘飯後聽到懷念女性沒有聲音、或不被允許發聲的時代。當然在這些議題的檢討中，女性也可能是教育出「蘇菲」的推手。從這個層面來看，我們離十八世紀並不遙遠，而且這類的社會與家庭問題的討論方式，也如同啟蒙文人一樣，被貌似理性、邏輯推演的方式進行討論，從而簡單化扁平化目前的社會問題。

二、「真理……對於男性和女性必須是一致的」[7]：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性別觀念

關注全球平等與差異問題的思想史家斯圖曼(Siep Stuurman)指出，人類歷史發展中不平等才是常態，「所有人都有共同人性和平等」並不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實，追求平等會破壞既有社會秩序和人際關係。「在漫長的歷史中，平等和共同人性遠非不證自明。在歷史初期，陌生人居於劣勢才是不證自明，去奴役被俘虜的陌生人也是理所當然」，當我們翻開歷史書，在各種社會關係和道德標準中，處處可見「君臣、男女、主僕、貴族與平民、以及本族與外人」間的二元區別。[8]掌握權力者，掌握了話語權，定義了「我」與「他者」。我與他者是相對的，我並沒有去了解他者，我對於他者下的定義，只是單調平面的、相對於我的印象。

在性別議題上，二十世紀女性主義先鋒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曾批評，歷史中男性擁有完整的自我，他們定義了「人」存在的價值與認同。而這樣的定義其實僅止於男性。幾個世紀以來女性一直缺乏話語權；女性是男性的財產、附屬品，女性的存在是被男性所定義。[9]換言之，女性成為「人」的歷史中的他者，而這樣的社會秩序一直以來被視為正常、符合自然、或是天賦的秩序。從多元與後殖民的視角來看，這樣的權力結構應當被揭露，並時常進行省思。

在啟蒙時期就已經出現少數文人批判傳統社會的性別價值觀與婦女教育問題。英國作家沃斯通克拉夫特就是在諸多「盧梭」（教育家）、「愛彌兒」、「蘇菲」環繞的環境中，大膽質問幾位著名啟蒙作家，男性一方面為了自由、為了自己能決定自我存在方式而戰，另一方面又自認為女性著想，為她安排最好生活方式，使女性屈服於男性的意志，失去主體性。如果男女都有共通人性，都具備理性的話，是甚麼原因使得男性成為決斷者？[10]

沃斯通克拉夫特果斷的提出：「真理──如果我算是懂的這個詞的意思的話，對於男性和女性必須是一致的」[11]，她在《為女權辯護》(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極力抨擊十八世紀啟蒙運動思想家所探討的「人的權利」與「人性」僅止於白人男性，人類中佔一半數量的女性被視為歷史中的「他者」，被排除在關於「人」的學科討論之外。因此，沃斯通克拉夫特批評十八世紀社會所繼承的傳統性別概念和女性教育方式，提出女性的可塑性和男性相同，兩性應受相同的理性教育，她試圖模糊社會性別差異，為女性主體性開闢新的可能性，並革命性地將女性納入關於自由與公民權的論述中。

她一再強調，男女雖有生理上的差異，卻沒有個性和能力的差異。以二十世紀之後的話語，也就是她否定了社會性別差異(gender difference)。社會性別差異是社會給予的、建構的，男女並非與生俱來陽剛(masculine)或陰柔(feminine)差異，女性是在具有嚴重缺陷的教育過程中被塑造成陰柔女性。[12]在十八世紀英國文化中，陽剛與力量、權力、權威等意涵相關，也代表了理性、真誠和獨立自主，陰柔則是與陽剛相反的特質，如軟弱、順服、婉約、虛假。再進一步解釋，陽剛是男性應有的特質，而陰柔應當是女性的特質。因此，對於期待女性獨立自主的十八世紀女性而言，陰柔氣質是負面特質。沃斯通克拉夫特相信，若女性在公平的教育體制下，能夠改變社會建構的性別差異，能成為理性、陽剛、具備男性化美德(manly virtue)的人，有能力參與公眾事務，貢獻其力。[13]沃斯通克拉夫特希望消除社會建構出的男女差異，並嚴厲批評了女性自身不勇於運用理性，依附權威。

三、「穿著裙子的土狼」[14]：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形象與評價

圖2  Mary Wollstonecraft by John Williamson, 1791 © Walker Art Gallery, UK.

圖3  Mary Wollstonecraft by John Opie, 1790-1791 © Tate, UK.

我們可以從沃斯通克拉夫特1790年至1797年的肖像（圖二至圖四），以及哪張肖像最為人知，窺看這位作家想呈現的形象、被呈現的形象、和被接受的形象。我們先看到圖二1791年威廉森(John Williamson, 1751-1818)畫筆下以灰色假髮、白色領巾裝扮的陽剛形象（此妝扮正是國會議員常見的打扮）的作家，是燈光下的唯一焦點，她犀利的眼神毫不閃避的直視畫家和觀者，是嚴肅的學者形象。圖三1790-1791年奧皮(John Opie, 1761-1807)版本的沃斯通克拉夫特也是理性冷靜的讀書人形象，撲了粉的長捲髮，白色領巾穿著，手持書本，書桌上放著沾墨筆——表示她的作家身份，此儀態、裝扮與直視觀者的眼神，通常是男性的姿態。圖四1797年奧皮繪的肖像畫，是沃斯通克拉夫特最為人所知的畫像，高德溫(William Godwin, 1756-1836)最喜歡的一幅肖像。[15]畫中懷有身孕的主角，穿著樸素寬鬆白衣，戴著黑色軟呢無沿帽，深思的表情。這次沃斯通克拉夫特回到原本的棕色頭髮，沒有撲上灰白色粉，也沒有直視觀者。這幾張肖像畫再現出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個人特質及其變化，從一位強調冷靜獨立不畏人言的作家，到樸實自然的思想家形象。圖四的肖像是沃斯通克拉夫特最為人接受的肖像。可惜的是，1797年這張畫像沒有呈現出她的作家身份。

圖4  Mary Wollstonecraft by John Opie, 1797 ©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UK.

我們不難猜到，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為女權辯護》得到各方高度關注，當代激進與自由派作家對她表示肯定，她也成為倫敦激進文人聚會中重要一員。沃斯通克拉夫特當然也面對不同意見的批評，尤其是政治立場屬於保守者，例如沃爾波(Horace Walpole, 1717-1797)形容她「穿著裙子的土狼」(a hyena in petticoats)，摩爾(Hannah More, 1745-1833)也同意沃爾波，人們不應該花時間閱讀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著作。[16]波維爾(Richard Polwhele, 1760-1838)的諷刺詩《一首詩：無性女子》(The Unsex’d Females, a Poem, 1798)寫到，「和我一起檢視吧，這現象我們祖先不曾察，一群女子藐視了自然法」(“Survey with me, what ne’er our fathers saw, A female band despising NATURE’s law”)。以沃斯通克拉夫特為首，這群女子熱衷討論政治和改革，在社會中以男性儀態大聲疾呼。[17]波維爾所謂的「無性女子」(unsex’d females)，實際上是僭越了上帝造人的「自然法」，跨越了女性男性之區隔，不具溫柔氣質，自認可擔負男性的職業。

沃斯通克拉夫特為女性受教權辯護，不只在世時成為知識界的焦點，二十世紀下半葉之後的女性主義者仍然對於她的啟蒙思想與性別態度有諸多爭論。啟蒙運動之後，人類社會經歷了多次以自由、平等或理性、科學、正義之名的全盤革命（法國大革命，俄國革命，文化大革命）、帝國擴張、世界性戰爭（兩次世界大戰）與種族迫害，法國大革命之後一代的文人開始反省啟蒙價值，後殖民論述嚴厲檢討帝國主義及其論述，多元文化觀點檢視單一線性進步觀，諸如此類對於啟蒙價值的反省，都不難想見脫胎於啟蒙運動的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理性與性別思想，也備受質疑。所以性別史家芭芭拉・泰勒(Barbara Taylor)指出，因為沃斯通克拉夫特及其同時代激進女性展現了啟蒙思想，也就被女權主義者視為與新的性別壓迫掛勾。[18]在二十世紀第二波女性運動者眼中，沃斯通克拉夫特沒有伸張女性作為女性的價值或特質，反而是嚴厲批評陰柔氣質，強行要女性也進入男性建構的理性、剛強的文明框框中。[19]沃斯通克拉夫特主張男女應當有平等的受教權和相同的稟賦能力，卻沒有以多元的視角和開明的態度看待陽剛與陰柔氣質。因此，女權論者古巴(Susan Gubar)毫不客氣地指出，沃斯通克拉夫特展現出「女性主義的厭女症」(feminist misogyny)。[20]沃斯通克拉夫特以啟蒙思想質疑啟蒙哲士的盲點，然而她擁抱的普世價值，今天看來也有其侷限。再者，無論陰柔或陽剛都不該被貼上好壞標籤，人的稟賦、性向、特質、社會角色也不需要設下標準答案。

四、「你知道我不是生來循舊路而走」[21]：女性經驗與女性形象

從沃斯通克拉夫特生命歷程來看，也可以提供我們一些女性經驗的反思。寫作《為女權辯護》時的沃斯通克拉夫特尚未經驗戀愛、母職與婚姻，深信理性應該壓抑激情，人定能改造社會，改造後的社會必然帶動全體人類進步。我們不能說在此之前她的人生經驗太淺，沃斯通克拉夫特年幼時常保護母親以避開父親的暴力對待；[22]1784初到1786年9月，她在東倫敦紐因頓格林創辦女子住宿學校，營運期間始終面臨嚴重財務問題，最後不得不結束學校；1785年她不顧友人反對，堅持前往葡萄牙里斯本陪伴難產致死的摯友布拉德(Fanny Blood)最後一段，而後她航行到愛爾蘭做家庭教師，為期一年；1787年她重返倫敦，決定成為職業作家，率先做「新一類」(a new genus)不循舊路而走的女性，即使同時代男女會嘲笑職業女性，她「不想再卑躬屈膝」，堅決執筆維生。[23]

至此為止，她都堅持貫徹理想，相信自己能不卑不亢面對反對者的批評和訕笑，相信社會環境終究能改變得更好，大眾能夠進步。日後她的寫作中，繼續從社會層面討論政治和司法上的平等議題，關心女性經濟獨立和幼兒照護問題，並以小說傳達她的改革想法。然而，她在1792年底獨自前往法國大革命中的巴黎後，幾經遊歷漂泊，在異地經歷戀愛、成為單身母親、為情所困（也曾自殺兩次）、婚姻等歷程中，也隨時反思家庭與母職問題，肉體慾望與自律的分界，以及男女關係中如何展現平等的權力關係。她曾矢志做個獨立堅強的女性，但是這些年的生活讓她理解到有些事不是理性、獨立堅強可以解決的。反過來也是如此，理性設計的政治體制和社會，也無法關照到人性中無處不顯現的脆弱或自私。

沃斯通克拉夫特矢志以理性獨立的形象呈現在世人眼前，她不為人所道的顛沛生活與精神困境，都留於個人信件之中。沃斯通克拉夫特於1797年死於產後敗血症，[24]高德溫為了紀念妻子而寫了回憶錄，連同她的私人信件一併出版，[25]將她呈現為感情充沛的女性。然而，此二書的出版，將沃斯通克拉夫特在世時苦心經營的冷靜、勇敢、獨立形象毀於一旦。她私人書信中的個人情感，被原本就批判她不守婦道的保守人士解讀為「性慾過剩」(oversexed)的女性，這就是陽剛女的真面目，而且這次不只是保守文人訕笑，更遭受輿論排山倒海的侮辱。

最後，再次回頭來看這座不柔不媚的「致沃斯通克拉夫特」雕像，也環顧我們所在的時代與社會。性別與婦女議題提供了廣闊的視角和豐富的經驗，去審思每段歷史、每則新聞議題中帶有的性別偏見、角色缺席與背後的權力關係。當沃斯通克拉夫特對於她的時代的質問：「如果女性和男性一樣具有理性天賦，是什麼原因使得男性成為決斷者？」[26]我們也要持續反思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論述，會出現什麼問題，並進一步辯論。我們應當拒絕單一性的歷史解釋和單一的社會與文化價值，我們應當容納更多聲音和書寫，應當以多元歷史意識去思考，提出問題，並仔細觀察那些貌似理性、科學的論述下，被訕笑排擠的異樣聲音，或是貌似溫情的紀念，想要重整的道德觀。——前幾天（7月1日）在倫敦肯辛頓宮(Kensington Palace)剛揭幕的黛安娜雕像(the Diana statue)，各位讀者有何想法？[27]

註腳

[1] Jean-Jacques Rousseau, “Of the Social Contract or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Rights (1762),” in Rousseau: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Other Later Political Writing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Victor Gourevit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41.

[2] Jean-Jacques Rousseau, Emile: or, On Education (1762),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Christopher Kelly and Allan Bloom (Hanover, N.H.: Dartmouth College Press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2010), 369.

[3] 1762年盧梭的《愛彌兒》的出版在英國引起高度的迴響，《倫敦紀事》(London Chronicle)、《評論》(Critical Review)和《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等期刊中皆可見相關評論。.

[4] 例如佛戴斯(James Fordyce, 1720–1796)《為年輕婦女證道詞》(Sermons to Young Women, 1770)，葛雷戈里(John Gregory, 1724-1773)《父親給女兒們的最終叮嚀》(A Father’s Legacy to His Daughters, 1774) 和吉斯伯恩(Thomas Gisborne, 1758-1846)《女性職責探究》(An Enquiry into the Duties of the Female Sex, 1797)等。

[5] Gisborne, An Enquiry into the Duties of the Female Sex, 20-21.

[6] Fordyce, Sermons to Young Women, 210-211.

[7] Mary Wollstonecraft,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An Authoritative Text Backgrounds and Contexts Criticism, edited by Deidre Shauna Lynch (3rd ed. New York; London: W. W. Norton, 2009), 55.

[8] Siep Stuurman, The Invention of Humanity: Equality and Cultural Difference in World Hist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1-2.

[9] Simone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H. M. Parshle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

[10] Wollstonecraft,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7.

[11] Wollstonecraft,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55.

[12] 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看來，是錯誤的教育制度讓女性變得軟弱，依賴，感性，只懂得取悅人，而成為「誘人的情婦」。Wollstonecraft,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10, 124. 西蒙・波娃後來也主張，「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形成的(“one is not born, but rather becomes, a woman”)」。

[13] Wollstonecraft,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11, 13, 40, 202.

[14] Horace Walpole, The Letters of Horace Walpole, Fourth Earl of Oxford, vol. 15, edited by Paget Toynbe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3), 337.

[15] 高德溫是1790年代著名的英國激進派思想家，他與沃斯通克拉夫特於1797年結婚。

[16] Hannah More, Strictures on the Modern System of Female Education: with a View of the Principles and Conduct Prevalent among Women of Rank and Fortune (1799), 147.

[17] Richard Polwhele, The Unsex’d Females, a Poem (1798), in Wollstonecraft,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an Authoritative Text Backgrounds and Contexts Criticism.

[18] Barbara Taylor, “Feminism and the Enlightenment 1650-1850,” History of Workshop Journal, 47 (Spring, 1999): 270.

[19] Wollstonecraft,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36, 40, 67, 110.

[20] Susan Gubar, “Feminist Misogyny: Mary Wollstonecraft and the Paradox of ‘It Takes One to Know One,’” Feminist Studies 20:3 (1994): 454.

[21] Mary Wollstonecraft to Everina Wollstonecraft, London, 7 November 1787, in Collected Letter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edited by Ralph M. Wardl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9), 165.

[22] William Godwin, Memoirs of the Author of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1798), in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 and Memoirs of the Author of the Rights of Woman, edited by Richard Holme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7), 206.

[23] 1787年沃斯通克拉夫特寫給其妹愛芙林娜(Everina Wollstonecraft, 1765-1843)的信中提到要致力做新女性，自食其力，“Mary Wollstonecraft to Everina Wollstonecraft,” London, 7 November 1787, Collected Letter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164. 她決定執筆維生，她要「盡力去獲得獨立，並且使自己成為有用的人。」“Wollstonecraft to Johnson,” [late 1789/early 1790], Collected Letter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186.

[24] 沃斯通克拉夫特於1797年8月30日誕下次女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高德溫(Mary Wollstonecraft Godwin1797-1851)，即日後的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雪萊(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科學怪人》(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的作者。沃斯通克拉夫特於1797年9月10日過世。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高德溫雖未與其母相處，始終堅持簽名中必須落下其母親的姓或縮寫W。

[25] Memoirs of the Author of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1798)與Posthumous Works of the Author of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1798)。後者包含了沃斯通克拉夫特1793年至1796年秋寄給前情人伊姆雷(Gilbert Imlay, 1754-1828)的書信Letters to Imlay。

[26] Wollstonecraft,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7.

[27] Caroline Davies, “William and Harry Unveil Diana Statue at Kensington Palace,” The Guardian online, July 1, 2021, https://www.theguardian.com/uk-news/2021/jul/01/william-and-harry-unveil-diana-statue-at-kensington-palace.

延伸閱讀

汪采燁，〈「真理……對於男性和女性必須是一致的」──沃斯通克拉夫特及其《為女權辯護》〉，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著，《為女權辯護》，台北：五南，2018。

Gubar, Susan. “Feminist Misogyny: Mary Wollstonecraft and the Paradox of ‘It Takes One to Know One.’” Feminist Studies 20:3 (1994): 453-73.

Rousseau, Jean-Jacques. Emile: or, On Education (1762).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Christopher Kelly and Allan Bloom. Hanover, N.H.: Dartmouth College Press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2010.

Taylor, Barbara. “Feminism and the Enlightenment 1650-1850.” History of Workshop Journal, 47 (Spring, 1999): 261-272.

Taylor, Barbara. and Susan Knott, eds. Women, Gender and Enlightenment.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Wollstonecraft, Mary.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An Authoritative Text Backgrounds and Contexts Criticism (1792). Edited by Deidre Shauna Lynch. 3rd ed. New York; London: W. W. Norto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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