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珮君（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試著想像一下，一位日本天皇在壯年時就主動退位，甚至剃掉頭髮、換上僧袍，從此居於佛寺。讀者可能會認為，這代表他已放棄俗世權力，專心修行。然而，日本歷史的發展經常超乎這樣的想像。
從十一世紀末到十四世紀，日本出現一種稱作「院政」的特殊政治型態。院政指的是天皇退位成為上皇後，仍能以「治天之君」之姿親臨朝政。這些「退休皇帝」並未真正遠離權力中心，而是將權力機構從皇居轉移到自己的宅邸「院」，繼續發號施令，成為隱身在幕後，卻掌握實權的「太上天皇」。
這些退位的上皇，甚至女院（指天皇的母系尊長），除了在政治上維持影響力，也積極參與佛教儀式。他們不僅是虔誠的信徒，還會為佛教儀式撰寫一種特殊的文本——願文。這類願文不僅是宗教性的祈禱，更是他們向神佛與世人宣示政治意圖、鞏固統治地位的重要媒介。
本文將從五位不同時代的皇室成員切入，包括奈良時代的聖武天皇及他的皇后藤原光明子、首位「女院」上東門院藤原彰子，以及院政時期的核心人物後白河院和後嵯峨上皇。透過這些政治人物的願文，我們將會看到，宗教與政治在日本古代從來不是獨立的兩回事，而是一種互相交織、彼此利用的複雜關係。
什麼是「願文」？不只是祈禱，更是公開聲明
大多數人對宗教祈禱的印象，可能是個人在心中默唸或是在神明面前許下的心願。然而，我們現在要談的「願文」卻更加具有儀式感。
簡單來說，「願文」是一種特殊的宗教性文體，它是在佛教儀式中，由發願者（通常是施主或齋主，也稱願主）向神佛與在場聽眾朗讀的正式文書。我們可以把它想像成一份結合了宗教祈禱、個人承諾的「公開宣言」。
願文通常會包含以下幾個要素：
- 發願者的身分：願文的開頭會清楚說明發願者的身分、地位與姓名。
- 奉納的內容：說明發願者為這次儀式奉獻了什麼（例如抄寫經書、建造佛塔或是布施財物）。
- 期望的願望：這部分是願文的核心，發願者會明確寫下他們希望達成的願望。這些願望不只關乎個人，還可能與國家、家族、甚至所有眾生相關。
- 誓言與承諾：有些願文甚至會包含強烈的「誓言」，承諾如果願望得以實現，或是有人膽敢阻礙，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
為什麼「願文」如此重要？
「願文」的關鍵在於它的公開性和儀式性。它並非一份私密的心願，而是在莊嚴的宗教場合中，向神明與眾人宣告的正式文書。這使得願文不只是宗教信仰的展現，更成為一種有效的政治工具。
這也是為什麼歷史學者能從這些願文中讀出言外之意。當一位退位的上皇在願文中宣稱自己如何超越在位天皇時，他並不是單純地在比較功德，而是在利用宗教儀式的莊重性，含蓄卻有力地宣示自己的政治優勢。
因此，在閱讀接下來的故事時，我們可以將「願文」視為一份特殊的「公開聲明」，它既是虔誠的祈禱，也是一份充滿政治智慧的權力宣言。
聖武天皇的「佛系」治國術：一封暗藏玄機的「祈禱文」
圖1、2 〈聖武天皇宸翰御畫勅書〉又稱作〈聖武天皇御畫御施入文〉。
在一連串施入（供養）物品清單後，可以看見聖武天皇的自稱「太上天皇沙彌勝滿」的願文。全篇蓋有天皇御璽，是正倉院的重要文書之一。收錄於帝國學士院編纂，《宸翰英華 乾》（東京：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會，1944），頁24-27。
參考網址：https://dl.ndl.go.jp/pid/1908154/1/24
我們可以在奈良時代的聖武天皇（701-756）身上，找到日本「院政」的早期先聲。如果用更貼近大眾的眼光來看，聖武天皇的行為其實就像一位在位時就開始為「退休」生活鋪路的統治者。他不僅是日本歷史上第一位在生前就主動退位的男性天皇，傳位給女兒孝謙天皇，還計畫出家，法號「勝滿」。這讓他的身分變得十分特殊：他既是俗世的「太上天皇」，也是出家的「沙彌」。
這種身分轉變，賦予了他在政治與宗教上雙重的話語權。他的影響力，在當時的一份文獻〈聖武天皇宸翰御畫勅書〉中表露無遺。這份文獻雖然名為「勅書」，但實質上卻是一篇極其重要的「供養願文」。
這篇願文不僅表達了聖武天皇個人的信仰，更是一份精心設計的政治宣言。
聖武天皇在願文中，首先祈求個人層面的願望，例如「諸佛擁護，法藥熏質，萬病消除，壽命延長」。但他緊接著將願望提升到國家層次，祈求「令法久住，拔濟群生，天下太平，兆民快樂」。這顯示出他作為統治者，深信唯有佛法昌盛，國家才能長治久安。
最引人注目的是願文後面的「誓文」部分。在這段文字中，聖武天皇發下重誓，警告後代子孫與臣民：如果有人膽敢「犯罪、破戒」，阻礙他所做的善舉，不但本人會「落大地獄，無數劫中，永無出離」，連「子孫」也將「永滅」。
這份措辭強烈的誓文，乍看之下就像是宗教性的詛咒，但其核心卻是赤裸裸的政治權力宣示。聖武天皇藉由超脫俗世的出家身分，將自己的政治意圖神聖化。他把自己置於「國之父」的高度，用宗教的力量來約束未來的統治者與臣下。這不僅彰顯了他對佛法的虔誠，更展現了他作為太上天皇，對整個日本國家無可挑戰的支配權力。
這份願文的書寫對象，除了神佛，也包含了當時最高行政機關的領導者，如左大臣橘諸兄、右大臣藤原豐成和大僧都行信等人。這表明這份「祈禱文」並非私下發願，而是一份公開且具備法律效力的政治文書，確保聖武天皇的意志能被嚴格執行。
聖武天皇的案例清晰地說明，在日本古代，宗教與政治從來就不是獨立的兩件事。統治者可以巧妙地利用宗教儀式與文本，將政治權力包裝成神聖的、不容挑戰的意圖。
光明皇后的「國家奉佛」計畫：一份寫給大眾的「皇后宣言」
圖3 光明皇后五月一日經願文（《持心梵天經》卷第四）京都國立博物館藏，全長1053公分，高26.3公分。卷末可以看到「皇后藤原氏光明子」名義的願文。
參考網址：https://emuseum.nich.go.jp/detail?langId=ja&webView=0&content_base_id=101015&content_part_id=0&content_pict_id=0
如果說聖武天皇的願文是來自統治者個人的政治宣言，那他的妻子光明皇后（701-760）的願文，則更像是一份以「國母」之名，為整個國家發出的信仰動員令。
光明皇后是日本史上第一位非皇室血統的皇后。她出身於當時最有權勢的藤原氏家族，這在當時是前所未有的創舉。天皇的配偶雖多，受到傳統族內婚的觀念影響，過去能夠立為皇后者，都是具備皇室血統的皇女。她的身分，使她在奉佛活動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她不僅積極推動佛教，還曾建議聖武天皇興建遍布全國的國分寺與國分尼寺，甚至成立了日本最早期的社會福利機構悲田院與施藥院。
在眾多奉佛事蹟中，最著名的是她在十年時間裡完成的一套《一切經》寫經。這套經書也被稱為「五月一日經」，因為經文後方的願文署名為「皇后藤原氏光明子」，日期是天平十二年（740）五月一日。
這份願文可以分成三個層次來解讀，精準地反映了光明皇后在當時社會中的多重身分：
第一層願望是為父母追福。光明皇后希望將抄寫經書的功德，轉化為對父母的冥助，讓故去的父母能獲得佛法智慧。這展現了她作為藤原氏家族女兒的孝心。
第二層願望則擴展到國家層次。她祈求「聖朝」也就是天皇能「恒延福壽」，並勉勵百官「共盡忠節」。在古代日本的政治論述中，天皇的健康長壽意味著國家的強大，而官員的忠誠則是國家穩定的基石。
第三層願望，則是光明皇后個人層面的誓願。她強調這份願文是她個人的發願，希望佛經能廣泛流通，讓所有陷入煩惱的眾生都能找到覺悟之路，得到幸福並消除災厄。
這份願文的特別之處在於，相較於聖武天皇那種帶有絕對支配性的「勅書」風格，光明皇后沒有展現出對國家的實質性或宗教性支配。她的角色更像是一個「國母」，站在與天皇並立的位置，以佛法和信仰來勸勉群臣奉公、造福百姓。這不僅符合當時的政治格局，也巧妙地藉由宗教形式，強化了她作為皇后的道德與精神權威。
光明皇后透過這份願文，證明了即使是女性，也能在以男性為主的政治體系中，運用宗教的力量建立自己的影響力。她的「國家奉佛」行動，不僅是個人的信仰實踐，更成為了鞏固政權、安定社會的重要策略。
上東門院的「女院」之路：在佛前，她不只是「國母」
如果說光明皇后是透過信仰來強化「國母」的角色，那麼同樣來自藤原氏、同樣曾擔任皇后的上東門院藤原彰子（988-1074），則將這種「信仰與權力交涉」的模式推向了新的高度。
藤原彰子的一生，見證了藤原氏權力的頂峰，她本人是當時權傾一時的藤原道長的長女，並育有後一條天皇與後朱雀天皇兩位皇子。在丈夫一條天皇去世後，她選擇了出家，法號「清淨覺」。然而，她沒有因此遠離權力中心，反而被授予了「女院」的稱號。這個稱號的出現，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轉變，它賦予了女性在政治上更大的自主權。
當她主持《法華經》供養儀式時，撰寫了一份願文，這份願文與光明皇后的有顯著的不同：
光明皇后的願文是為「國家」與「百姓」祈願，但上東門院的願文則更為個人化。她首先為自己的丈夫、天皇與兩位皇子祈願，希望他們能與諸佛同在、延年益壽，甚至讓皇子「長居寶祚」。這不僅是個人的祈禱，更是對「皇室血脈」與「藤原氏」持續掌權的強烈期許。
她在願文中自稱「菩薩比丘尼」。「菩薩」之意為理想的修行者，在日本更有「庇護眾生者」的意涵。這個稱號不是單純的宗教頭銜，它意味著她是一位「能夠教化眾生、領悟佛法真理的女性出家人」。這種自稱，讓她能在宗教層次上，與男性帝王相提並論，甚至可以說她達到了超越一般僧尼的高度。
相較於光明皇后以「國母」的形象發願，上東門院則更像是一位掌握實權的「政治家」。她以「國母」的身份，將對子女與皇室的期望，以宗教願文的形式表達出來。這使得她的願文不僅僅是信仰的表達，更是以「母后」之姿，對整個政治體系發出的「指導方針」。
上東門院的願文，清晰地揭示了「女院」這個新興身分在政治與宗教上的雙重作用。她們藉由出家的身分，擺脫了過去僅作為「國母」的附屬地位，轉而成為能夠獨立發聲、甚至影響國政的重要角色。這不僅體現了她個人的政治智慧，也為後世的女性權力者開創了新的可能性。
後白河院的「法皇」之道：一場橫跨俗世與宗教的政治盛事
在日本的院政時期，後白河天皇（1127-1192）無疑是個傳奇人物。他的一生充滿波瀾，不僅在位時與貴族和平家、源氏等武士集團周旋，退位後更出家成為「法皇」。這個身分的特殊性，讓他能將宗教儀式視為一場高明的政治盛事，而非單純的信仰實踐。在他看來，「法皇」這個稱謂賦予了他獨一無二的地位：他既是世俗的「太上天皇」，掌握國家大權，同時又是宗教上的「出家僧侶」，擁有超脫俗世的道德權威。他將這兩種身分巧妙地結合，讓自己的政治行動帶上神聖的光環，無人能挑戰。
文治四年（1188），後白河院舉辦了一場盛大的「如法經」供養儀式。這場活動的規模與細節，被詳細記錄在當時的文獻中，甚至後來被繪製成為《法然上人行狀繪圖》中的一項重要場面，成為歷史上的一場重要宗教儀式展現。
這場儀式在法皇的御所舉行，後白河院邀請了包括入道相國藤原師長、淨土宗開山祖師源空（法然）等當時最重要的僧俗人士。這不僅是個人的信仰展現，更是法皇號召各界、展現其政治實力與號召力的大型動員。他用宗教儀式作為舞台，將所有政治盟友聚集在一起，共同見證他的權力與威望。
這場宗教盛事的高潮，發生在儀式結束後的旅程。後白河院率領龐大的隊伍，從世俗的京都御所，前往神聖的比叡山橫川「如法堂」奉納佛經。這段從俗世到神聖山林的旅程，不僅是宗教性的朝聖，更象徵著法皇的權力能夠同時涵蓋俗世與宗教領域。他作為出家人，卻能發號施令，主導國家級的宗教盛事，這正是他「法皇」身分獨特之處。他的權力不再僅限於俗世的法律與官僚體系，而是滲透到人們的精神與信仰層面。
值得注意的是，在後白河院舉辦完儀式三天後，他的攝政大臣九條兼實也在四天王寺舉行了相同的「如法經十種供養」。後白河院與八條女院（後白河院的異母妹妹）都親自參與並贊助了這場活動。這表明，這類宗教儀式已經成為當時權力者之間彼此互動、共同鞏固統治的政治場合。後白河院作為法皇，不僅是儀式的發起者，更是這場政治網絡的核心。他透過宗教活動，與各界權力者建立並維持著複雜的政治關係。
總結來說，後白河院的案例，清晰地揭示了「法皇」身分的巨大潛力。他並非單純地退隱山林，而是將出家的超然地位，轉化為一種無形的政治權力。他利用盛大的宗教儀式，將世俗的權力競爭包裝在神聖的光環之下，以此鞏固與表達他的統治地位。
後嵯峨上皇的「未出家」之戰：一場隱藏在儀式下的權力較勁
相較於後白河院，後嵯峨上皇（1220-1272）的如法經供養儀式，則呈現出另一種權力運作的樣貌。在舉辦這場儀式時，後嵯峨尚未出家，不具備「法皇」的超然身分。這項身分的限制，使得他的行動更直接地反映出他與現任天皇（後深草天皇）之間的政治競爭。他利用宗教儀式，在不直接挑戰在位者權威的情況下，巧妙地宣示自己的政治優勢。
在弘長元年（1261）的供養願文中，後嵯峨毫不掩飾地將其與兩年前他兒子（後深草天皇）舉辦的如法經儀式進行比較。他寫道：「旨趣雖同，遲速相異。⋯⋯之鄭重，亦以越舊者歟？」（旨意雖然相同，但舉辦的時程與莊重程度，難道不是我這次更勝一籌嗎？）。這段文字看似在談論宗教儀式的功德，但其實是一場無聲的權力較勁。後嵯峨藉由宗教文本，含蓄卻強烈地宣示：雖然他還未出家，但在財力、號召力與宗教修為上，他都超越了在位的年輕天皇。
由於不具備法皇的超然地位，後嵯峨上皇的奉佛行為更多地被視為一種政治工具。他將兩部寫經分別奉納於石清水八幡宮和比叡山橫川。這兩個地點分別守護京都的西南方和東北方，是當時最重要的護國象徵。這種奉納行為帶有明確的「守護京都、守護國家」的政治意涵。這也是他作為上皇，在不直接參與朝政的情況下，用來彰顯其統治正當性的重要手段。
後嵯峨上皇的案例，讓我們看到「願文」不再只是單純的宗教表達，它成為了權力者之間相互較勁、鞏固統治地位的政治工具。他利用尚未出家的上皇身分，在宗教儀式中展現自己的號召力與國政影響力，為日後完全掌握院政大權奠定基礎。
結論：歷史的迴響——當信仰與權力交會
從奈良時代的聖武天皇，到院政時期的後白河院與後嵯峨上皇，我們透過一份份看似單純的「佛教供養願文」，見證了日本古代史中一場場隱藏在宗教儀式下的權力交涉。
這段歷史清晰地說明了幾個重要的事實：
- 宗教並非權力的對立面，而是其重要的輔助與延伸。
在日本的特殊政治脈絡下，退位的上皇與女院，巧妙地利用出家身分所帶來的超然性，將世俗的政治意圖包裝在神聖的信仰之中。他們並非真正放棄權力，而是以一種更為靈活、更具道德正當性的方式來行使權力。 - 「願文」是一種不斷演變的政治工具。
從最初用來確立統治正當性的宣言，到成為不同權力者之間相互較勁的平台，願文的功能與內涵隨著時代與身分的不同而不斷變化。它不僅反映了個人的信仰，更承載了家族、國家乃至於整個政治體系的期望與競爭。 - 儀式的細節體現了權力的意圖。
權力者在宗教儀式中選擇的奉納地點、參與人員，以及願文中的每一句話，都充滿了政治上的深思熟慮。這些表面上的宗教行為，實際上是他們用來鞏固權力、彰顯地位，甚至向競爭者發出無聲挑戰的精妙手段。
退休的統治者，很可能「退而不休」，甚至是「以退為進」。這段歷史的啟發，遠不止於日本古代。它提醒我們，無論在哪一個時代，哪一個文化，權力與信仰的關係都遠比我們想像中要來得複雜。它們可以相互依存，也可以互相利用。理解這段歷史，不僅能讓我們重新認識日本院政時期的政治風貌，更能讓我們反思，在當今社會中，我們所見到的許多「儀式」或「宣言」，是否也隱藏著類似的權力與目的。
後記：本文改寫自郭珮君，〈日本院政的佛教供養願文書寫：從宗教與王權的交涉談起〉，《臺大佛學研究》48（2024.12），頁65-112。
主要參考書目：
山本真吾，《平安鎌倉時代に於ける表白・願文の文体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6年）。
工藤美和子，《平安期の願文と仏教的世界観》（京都：斯文閣，2008年）。
三橋正，〈覚超と上東門院仮名願文〉，收入吉原浩人、王勇編，《海を渡る天台文化》（東京：勉誠出版，2008年），頁281-297。
李映瑾，《佛教願文的發展及其東傳日本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年）
樋口健太郎，〈院政の確立と摂関家—上東門院と白河院の連続性に注目して—〉，《中世摂関家の家と権力》（東京：校倉書房，2011年），頁83-103。
京都國立博物館編，《宸翰 天皇の書：御手が織りなす至高の美》（京都：京都國立博物館，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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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珮君/佛法與王權的交織：從願文解讀日本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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