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雅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

 

 

古代中國評論男性歷史人物,往往聚焦於公領域的表現,除了孝子,史傳對於男性如何扮演家庭角色似乎漠不關心,偶見記載,也多以格式化的套語帶過。學者或未能跳脫傳統文化評價男性的視角,或苦於文獻資料的闕如,向來對於男性歷史人物的家庭生活與角色扮演關注較少。

陶淵明(365-427)的田園詩甚受後世推崇,他將日常生活詩歌化的創作風格,記錄了不少與家人的互動,以及為人父的情感。本文利用這些詩文作品,一窺陶淵明對父親角色有何自覺,如何勾勒、展示自己的父親形象,背後可能連結哪些心態與文化價值;同時也比較史傳建構的陶淵明父親形象與詩文中的自我描繪有何異同,略論中國古代文化對男性角色評價的取捨。

 

家庭圖像與生活側寫

 

結合陶淵明的詩文與傳記,我們知道他前後有兩任妻子,三十歲左右前妻去世,史傳中提及的妻,應是繼室翟氏。淵明共有五個兒子,並非一母所生。長子儼、次子俟,三、四子份、佚同年(可能是雙胞胎),佟最小;小名分別為舒、宣、雍、端、通。無法確知陶淵明幾歲開始作父親,但詩篇曾吐露焦急無後的心情,可能在當時算是較晚生子;而從諸子年齡差距推算,長子出生後七、八年間,淵明轉眼已是五個兒子的父親。

「幼稚盈室,缾無儲粟」(〈歸去來兮辭序〉)——家庭負擔沈重,是陶淵明自言出仕的原因之一;但是這個因素未能促使他長久留在官場,因為個人情性與官場不合,淵明四十一歲棄官歸田,從此放棄以仕宦支撐家計的嘗試。但是棄官不等於棄養。「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移居〉二首之二);「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雜詩〉十二首之八)等詩句,都自覺的展現出淵明以耕植維持生計的決心與努力。

 

圖1 陶淵明親農事。(傳)宋.李公麟,〈歸去來辭〉畫卷。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台北,CC BY 4.0 @ www.npm.gov.tw

 

淵明的歸隱不仕,對於家庭生活及父子關係至少有兩層影響。一是歸返田園可能與家人有較多相處的時光,與成長中的孩子們有較多機會接觸互動。例如記錄隱居生活欣足之情的詩篇,描繪「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樂,聊以忘華簪」(〈和郭主薄〉二首之一);以為陪伴幼子成長的天倫之樂,足可令人忘卻仕途功名。「今我不為樂,知有來歲否?命室攜童弱,良日登遠游(〈酬劉柴桑〉)」諸句,強調人生無常、把握當下,珍惜與妻兒共遊同樂的機會。陶詩中看似偶然帶入的家人互動,筆調大多歡欣愉悅,從詩歌中透露出難得一見的親子家居生活情狀。有趣的是,這些詩句,皆出自陶淵明酬和友人的贈答詩,是有意識的針對他者抒發情懷;在贈答詩中主動描述、對外展現妻兒相伴的日常,凸顯家人團聚相伴,在淵明嚮往的生活中佔有不可或缺的地位,而眷戀親情的愛家形象,也是淵明樂於對外展現的面貌之一。

 

圖2 陶淵明與妻兒相伴同樂。(傳)宋.李公麟,〈歸去來辭〉畫卷。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台北,CC BY 4.0 @ www.npm.gov.tw

 

另一方面,耕植營生難免水旱蟲災,收成並不穩定;當經濟狀況困窘,妻兒必然跟隨父親一同挨餓受凍。相較於在描寫隱居之樂的詩篇中輕鬆展現家人同歡的場景,陶詩描述生活陷入貧困的時刻,幾乎不見妻兒受苦的身影。淵明只向讀者展現自己凍餒交迫的情景,反覆強調願意效法前賢、固窮守節;「在己何怨天」、「慷慨獨悲歌」(〈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等詩句所傳遞的意象,彷彿只有淵明獨自忍受飢寒。

 

詩文中的為父心聲

 

除了生活互動的側寫,目前所見淵明詩文中至少可見三篇寫給兒子的篇章:〈命子〉詩、〈責子〉詩、〈與子儼等疏〉。這些篇章既是陶淵明如何扮演父親角色、看待父子關係的一手材料,同時也映照出六朝士族階層的父親可能自許的責任與期盼。

 

「夙興夜寐,願爾斯才」——〈命子〉

〈命子〉為四言詩,八句一章,全詩共十章,篇幅頗長。「命子」意謂教子、訓子,淵明此詩旨在稱揚祖德、勉勵長子陶儼努力成材。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前六章歷數陶氏源流,以及先世德行功業,所佔篇幅極重,但淵明詩中建構的家族系譜,其實有虛有實。陶淵明曾祖父陶侃是東晉功臣,因出身南方諸蠻之一的溪族,被士族詆蔑為「溪狗」;陶侃死後,諸子相爭互攻,時人評價不佳。淵明描繪的家族系譜絲毫沒有陶家出身溪蠻的氣息,在他所展示的家族史中,陶氏起源淵遠流長,先世功業遠溯周漢、繼起於晉,班班可考;這樣的敘寫模式既繼承漢魏詩歌傳統,也呼應了魏晉以來重視家族先世光榮的風尚。淵明身兼人子與人父的雙重角色,稱揚祖德,正為勉勵兒子延續先世光榮,蘊含濃厚的家族傳承意識。

但是在歷數祖先美好德業之後,淵明提到自己,卻說「嗟余寡陋,瞻望弗及」,語氣不再是頌揚,而是自貶自責;「千之罪,無後為急」」,既慚愧未能紹繼祖德,更焦急年衰猶無後嗣。當終於迎來長子誕生,為父者為兒子占卜生辰,欣喜於得到吉利的結果;「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淵明以《禮記.曲禮》「毋不敬,儼若思」為本,為長子慎重取名,勉勵他以謙和恭敬立身;「尚想孔伋,庶其企而」,更期待長子像孔伋(前483-前402,孔子之孫)那般,成為足以紹繼祖德的優秀子孫。

淵明不待陶儼成年就為其取字,並寄以深意,足見對長子期盼之深。他又借用《莊子.天地篇》關於癩病者惟恐孩子也有癩病的故事,道出為人父都希望只傳給兒子好的,不要傳給兒子壞的,反覆強調望子成龍的心情。

最後一章惕勵陶儼應勤奮努力,才能粹煉成才。然而,在切切叮嚀之後,全詩最末卻以「爾之不才,亦已焉哉」做結;意謂,若長子無法成才,也不強求。不少學者以此盛讚陶淵明樂天知命、豁達灑脫。

然而,淵明最後的詩句,明顯脫胎於東漢鄭玄(127-200)〈誡子書〉最末:「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鄭玄年老有疾,將家業傳付於子,訓勉其子應勤儉持家、修德榮親,信末卻說如果兒子忘記這些叮嚀,也沒關係,流露為父者的慈祥寬容。其實漢魏兩晉的誡子文學,既有鄭玄這樣的寬容派,也有以君父口吻嚴詞訓示,要求子孫務必奉行父教者。〈命子〉最後一句無論用詞或於詩篇結構中的位置,都與鄭玄〈誡子書〉末尾如出一轍,顯然最末表現出的寬容灑脫,乃仿效前人「範本」;〈命子〉詩中的慈父面目,或許反映陶淵明的性情,但不能忽略這更是淵明有意識的選擇,向兒子與世人展現的父親面目。

〈命子〉詩寫作時間難以確定,但只以長子儼為訓勉對象,或屬方為人父時期的作品,彼時淵明尚未決意歸隱。詩篇流露對先世典範的崇仰,對自己寡陋無成的慚愧,並在兒子身上寄託紹繼家族德業的深切期許,充分反映淵明相當自覺於在父子相繼的家族傳承序列中,自己必須承擔的倫理責任。但不應忽視,全詩自剖為父情感更重於訓子說理,勉子上進、望子成材,只是父親的祝願而非要求;詩篇展現的父親形象,不是高高在上的模範者、權威者,而是對兒子滿懷期待與慈愛的平凡父親。

 

「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責子〉

此篇為五言詩,語句詼諧。詩云: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這首詩創作的時間與背景不明。詩題明言「責子」,內容直述五個兒子懶惰不求上進,篇幅不長、用語淺白,但如何解讀陶淵明的心境,後世卻是意見紛歧。

 

圖3 陶淵明坐看諸子玩耍。清.石濤《陶淵明詩意圖》冊頁。
圖片來源: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杜甫(712-770)〈遣興〉曰:「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調侃陶淵明感歎諸子不賢,仍屬執著,不算真正豁達。黃庭堅〈書淵明責子詩後〉,則認為此詩純是為父者戲謔之作,流露淵明慈祥幽默的一面,未可視為寫實。林文月分析淵明對五子的描述,以及用語在協韻上的作用,指出此詩遣詞用字充滿文字遊戲的意趣,建議讀者不必執著文字,以為諸子果真如此愚騃;且此詩詼諧戲謔的筆調,頗有自嘲之意,於失望無奈中微妙的傳達出父子之間的親暱情感。筆者相當認同林教授的細膩分析。不過,縱使〈責子〉詩刻意誇大諸子「不長進」的情狀,但若諸子一心向學,淵明大概也不至於無中生有,寫下既呵責又嘲謔的〈責子〉詩吧。其實淵明對諸子「不好紙筆」表現出的在意,應屬六朝時期士族階層父親的共相。

魏晉南北朝時期教育的中心在家族門第之內,為了維持或提升家族地位,士族十分注重子弟教育,而父兄母姊往往是當然的啟蒙或指導者。在此風氣下,棲隱之士也重教育,一方面形塑家風,造就受人欽仰的隱逸世家;另一方面,父隱子仕亦不相妨,具備良好教養的子孫仍有出仕機會,甚至是因父祖享有隱逸高名,而獲得辟召。梁初江州刺史安成王蕭秀(475-518),便因仰慕淵明德行,徵辟淵明曾孫為屬官。在東晉南朝企慕隱逸的風氣下,父祖的隱士名聲亦成為有利家族子弟入仕的另類文化資本。

然而晉宋之際政局動盪不安,淵明辭官歸隱本有避禍之意,很可能不願諸子入仕。即便如此,淵明同樣浸潤於士族重視教養子弟的文化風氣,何況自身愛好讀書,「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與子儼等疏〉),歸隱田園與妻兒同居相守,更較宦游時期有機會教導諸子讀書。淵明寫下〈責子〉詩時,長子已經十六歲,幼子也將近九歲。史傳所記六朝士人成長歷程,聰慧小子可能四、五歲已開始識字、背詩、閱讀《孝經》等儒家經典,八、九歲已能寫文章。士族家庭中八到十六歲的男孩正處於勉力向學的階段,而陶淵明的兒子們卻是「不好紙筆」。

對比〈命子〉詩中自嘆「寡陋」,寄望兒子成材;〈責子〉詩卻殘酷的反映,年歲漸衰的淵明,雖已不必憂心無子延續血脈,但諸子卻資質平庸、不好讀書,似乎不足承擔振興家族的重任。〈命子〉詩「爾之不才,亦已焉哉」的豁達口吻,仿自前賢範本,且仍屬對未來的想像;至寫作〈責子〉詩,諸子無才已成現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透露淵明難掩的失望。不過,詩末「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雖隱含借酒忘憂的無奈,卻也流露一絲放下執著的瀟灑,而這種放下,對士族父親而言,實屬不易。

從諸子年紀判斷,這首詩應當寫在歸隱之後。淵明歷經歲月與人事的磨礪,志向與心境或與初為人父已然不同;然而諸子才性優劣,關涉家族典範的傳承,淵明終究不能無動於衷。只是全詩半打趣半自嘲的口吻,明顯在失望中仍帶著詼諧幽默,展現出父親對諸子才性平凡的了然與寬容。

 

「抱茲苦心,良獨內愧」——〈與子儼等疏〉

「疏」屬書信體。《宋書》陶傳謂淵明「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為訓誡」,點出此篇家書主要對諸子述說心志,其次才是訓勉。王國瓔指中,在家書中向兒子自述生平志趣,始見於鄭玄〈誡子書〉,信中自述求學、仕宦、辭官的經過,頗有以父親為榜樣,令子依循仿效的企圖。反觀淵明這封書信,對自己選擇的人生道路似乎有著不安與疑惑,全無訓誡文學「君父至尊」的語氣,而是向兒子吐露心聲、解釋不得已辭官的苦衷;並兩度提及連累兒子飢寒辛苦,流露為父者的歉疚與疼惜,似乎有意藉此書信紓解內心愧疚,渴望獲得兒子諒解。

淵明這封家書寫於五十多歲,當時身染疾患,「自恐大分將有限」,故寫此信;雖非臨終遺言,仍可視為面對生死無常威脅下,父親最想傳達給兒子的心聲與叮嚀。對比其他詩作屢屢將歸隱連結守道,淵明此信則對諸子坦承「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強調個人才性與官場文化衝突,辭官歸隱是為避禍患、不得不如此的決定。淵明詩篇寫貧,罕述一同生活的家人如何受到影響,此信則自白辭官造成諸子「幼而飢寒」、「每役柴水之勞」,承認自己的抉擇累及諸子,將內心的愧疚不安坦白呈現在諸子面前。書信花了頗多篇幅解釋為何歸隱,陳述嚮往的生活、現實的失落,以及內心的愧疚,顯然歸隱對家庭生活造成的衝擊,是父子間亟需溝通解釋的結,罕見地透露出淵明固守己志的堅決中,也有著為父者舐犢情深的撕裂拉扯。

除了自剖心志與表達歉疚,家書中對兒子的訓勉主要針對手足之情,提醒五子,「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淵明強調兄弟關係不可因異母而疏遠。然而魏晉時期,在以同父紐帶建立的手足關係中,確實看到同母與否對兄弟情感帶來極大影響,同母者相親,異母者相憎的現象並不罕見。陶淵明在衰病之際殷切叮嚀諸子,「雖不同生」仍應友愛,似反映諸子因為「不同生」而影響感情親疏,令陶淵明深感憂慮。

在自覺生死無常之際,淵明所念所訓,是士族之家出身的兒子親執柴水的辛苦,是異母兄弟仍應友愛的期盼;不再責備諸子不好紙筆,不再叨念望子成龍之願,只希望諸子能理解父親平生心志與選擇歸隱的苦衷,只剩下對兒子日常生活的掛念,以及兄弟同心、家庭和樂之企盼。

以上三篇詩文呈現陶淵明在不同情境背景下的父親心情與角色扮演。〈命子〉詩流露初為人父者懷想祖先德業、期盼兒子紹繼先世的熱望;認識到父系家族傳承,寄託於父與子一代接一代血脈與名望地位的相續,陶淵明對於自己的責任深有自覺。〈責子〉詩傳達中年父親面對諸子平庸、不知上進的無奈與自我解嘲,背後連結了士族父親對於教育子弟的重視。淵明對諸子才性的瞭解,亦反映歸隱後父子相伴,父親可近身觀察諸子、親自教導,父子之間可能互動更為頻繁。〈與子儼等疏〉更凸顯父子關係不只有父對子的單向要求,淵明除了展現對諸子的慈愛與訓勉,也向兒子自剖心志、尋求諒解,顯示淵明意識到兒子對父親角色也有期待,而恐怕自己並未符合;淵明承認歸隱不仕導致家庭貧困、諸子生活艱辛,「抱茲苦心,良獨內愧」,「念之在心,若何可言」,反覆對兒訴說未能善盡士族階層為父之責的愧疚。

 

史傳中的父親形象

 

史傳中的陶淵明,以高尚隱者的姿態屹立於歷史長流中。《宋書》、《晉書》、《南史》先後將其傳記列入〈隱逸列傳〉;南朝蕭統的〈陶淵明傳〉雖屬單篇傳記,亦以隱士人格為筆墨重點。四篇陶傳中,淵明與子互動的記載相當零星,主要透過訓誡作品呈現。由於作傳者裁剪取捨、評斷不一,史傳中淵明的父親形象不僅有別於詩文,各傳也呈現相當大的差異。

 

圖4 (傳)宋.梁楷,〈東籬高士圖〉畫軸。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台北,CC BY 4.0 @ www.npm.gov.tw

 

《宋書》與《南史》皆記載淵明「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為訓誡」,「又為〈命子詩〉以貽之」。但只有《宋書》完整的收錄這兩篇作品,在隱逸形象之外,透過作品的呈現,較平衡的展現淵明為人父的一面。

蕭統〈陶淵明傳〉,增添一段《宋書》未見的父子互動。描述淵明任彭澤令時,掛念兒子們在家鄉勞作辛苦,遂遣送一僕歸家相助,並在家書中叮嚀諸子,「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這段記載流露父親不捨兒子親持勞務,與〈與子儼等疏〉「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茲在心」云云,似乎有著相近的心情。但現存陶淵明作品並沒有這篇家書,史料來源不明。蕭統陶傳的新增記事後來被《南史》採用。學者多認為,蕭統與《南史》編纂者青睞這則軼事,並非意在凸顯陶淵明的慈父面貌,而是透過陶淵明叮嚀諸子善待僕役,彰顯他的崇高人格。

 

圖5 陶淵明遺僕歸家助子。(傳)元.趙孟頫,〈醉菊圖〉畫卷。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台北,CC BY 4.0 @ www.npm.gov.tw

 

變化最大的,是《晉書》陶傳中的父親形象。此傳完全未提淵明曾寫詩文贈給諸子,亦不見遣僕歸家幫助兒子勞作一事;反而增添他傳未見的描述,指稱淵明「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 

 

圖6 一門生二子共輿淵明赴酒宴。(傳)元.趙孟頫,〈醉菊圖〉畫卷。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台北,CC BY 4.0 @ www.npm.gov.tw

 

其實,陶淵明的詩篇多次強調經營生計的重要,不少詩作刻畫淵明躬耕壟畝,親自參與勞作,而淵明在〈與子儼等疏〉為連累兒子生活辛勞愧疚不已,為人父的情感與形象,與《晉書》「不營生業」、將家務完全交由兒僕承擔的描述,相去甚遠。《晉書》明顯更為片面地強調淵明任性、放達的隱者面目,更多的抹去直接呈現於淵明詩文,或已被其他淵明傳記收錄的父親角色扮演;這個全新、且與淵明作品存在矛盾的記述,建構出與此前迥然不同的為父形象,卻對後世許多讀者如何認識陶淵明,發揮了重要影響。

陶淵明自我勾勒的父親像,與不同傳記作者編纂建構的為父形象,存在顯著差異。史傳對陶淵明形象的斧鑿痕跡固不待言,不應忽略淵明展現的父親形象,亦是個人情志理想與文學傳統、時代價值交織下的選擇性再現。淵明自我展現的角色扮演與倫理形象並非沒有矛盾。宦游詩篇流露思念舊居園林、期待與家人團聚的心情,歸隱後的詩文亦主動向友人展現與妻兒相守同歡的隱居之樂,表露對親情的眷戀。但在描寫貧窮的詩篇中,愛家的淵明不再提及共同生活的妻兒,只反覆強調一己志節,似乎迴避著固窮守道與養家責任之間的衝突。〈與子儼等疏〉在自恐大限將至的意識下,方對兒子吐露內心深處的抱歉,揭示淵明仕隱抉擇中的矛盾不安,亦包含為父角色與士人節操之間的拉扯。

 

重視也被忽視的父親角色

 

在父系家族體制下,成為父親是男性生命歷程中相當重要的人生環節,延續男性血脈與家族傳承密切相關,父親更被尊為家內最高的權威者,父親身分對男性具有無可質疑的重要性。然而弔詭的是,在「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文化分類體制下,主流文化大多只以公領域的成就來評價男性,男性作為丈夫或父親的家內角色扮演,很少獲得社會讚揚肯定。如同傳記對陶淵明父親角色的忽略或扭曲,凸顯社會過度著重男性的公共角色,可能忽視或貶抑男性在家庭角色中付出的心力。

另一方面,文化對男性角色評價角度的取捨,也可能造成父親身分雖受尊重,卻對如何扮演父親角色缺乏關注或要求。事實上中國傳統文化習慣約束人倫關係中的下位者,臣子、妻妾、兒女、學生等角色,總被賦予更多規範要求。陶淵明即使在《晉書》中變成「不營生業」的不負責任父親,從未被士人批評,甚至反過來藉由父親角色的讓位,得證陶淵明道德崇高。

白居易曾讚揚陶淵明的固窮守節,比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更為難得,詩云: 

夷齊各一身,窮餓未為難。先生有五男,與之同飢寒。腸中食不充,身上衣不完。連徵竟不起,斯可謂真賢。(〈訪陶公舊宅并序〉

身邊有五個孩子一起挨餓受凍,但陶淵明還是不受動搖,拒絕出來作官。在倫理責任與個人志節的衝突拉扯中,捨棄了父親責任的陶淵明,被士人推崇為比伯夷、叔齊更令人敬佩的「真賢」。

 

後記:本文改寫自鄭雅如,〈為夫為父的陶淵明——性別、文本、形象與評價〉,《成大歷史學報》第68號(2025年,6月),頁1-44。


主要參考書目:

王國瓔,《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論析》,臺北:允晨文化,1999。

——   〈陶淵明四言詩之承傳與開拓〉,《北京大學國學研究》6(1999),頁209-234。

——   〈史傳中的陶淵明〉,《臺大中文學報》12(2000),頁193-228。

田菱著,張月譯,《閱讀陶淵明》,臺北:聯經,2014。

田曉菲,《塵几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

林文月,〈讀陶潛責子詩〉,《中外文學》23:4(1994),頁87-100。

袁行霈,《陶淵明影像——文學史與繪畫史之交叉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9。

陳啟仁,《南朝陶淵明人物形象之建構與重構》,臺北:文史哲,2016。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

蔡  瑜,《陶淵明的人境詩學》,臺北:聯經,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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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雅如/作為父親的陶淵明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s://kamatiam.org/作為父親的陶淵明/


最後修改日期: 2025-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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