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脈絡化的偽中立：從藍綠談起

李衣雲（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從文明化的歷史來看，所謂的「文明化」，是將各種秩序內化至個人乃至整個社會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們發展出了一套身體觀察的技巧，透過將自己與他人當作觀察的對象，從裝扮、動作、用語、聲調乃至表情，對我者與他者加以定位、建立互動與關係。而在這背後支撐著整個近代文明體系的價值觀，即是對理性的崇拜與信仰。相對之下，情緒、感情、衝突等被分在理性對立面的概念，則被壓抑，甚至被賦予了負面的意涵。

這種對理性與文明的信仰，一直到後現代主義興起後，才開始鬆動，感性也才逐漸剝除了身上的污名。但即使如此，時至今日，理性仍然佔據著制高的位置，「不理性」依舊被當成「不文明」、「不客觀」的代名詞。

在文明與理性的包裝下，實質可見的暴力轉變成了不可見的存在──雖然暴力的本質並沒有改變。矛與劍、槍與砲被掩藏起來，取而代之的，是教育體系將個人從身體到意識進行全面的內在化規訓，政府透過制度與法律條文建立起「秩序」的外貌，透過監控與警察體制完成對「秩序」的服從。

圖1  關於看不見的權力與監控的力量，可以參看傅柯的《規訓與懲罰》。

這種規訓的內化與對文明的崇拜，滲透在我們日常生活的每一角，愈「文明化」的地方，如都市，文明化的生活方式就愈深刻：我們重視自己的空間，同時，也被假設為尊重他人的空間；我們小心翼翼地注意自己的禮儀，並假設他人也會對我們客氣有禮；我們說話的時候，會觀察對方的表情，斟酌用語；我們表達意見的時候，總是迂迴委婉，把真實的情緒壓制在層層的客觀用詞之下。藉由這樣的互動方式，建立起一套我們可以自在生活的社會規範。

但是，我們必須要思考的是，這樣的社會規範是否真的是凌駕一切、不可質疑的「真理」？如前文所述，在背後支持著這套社會規範的價值，乃是理性與文明。理性與文明，事實上是在歷史的發展中，透過人們無數的鬥爭，所建構出來的「共識」之一，並非外在於人之上的「真理」。而正因為是共識，所以理性與文明必須建立在人與人的平等與互為主體性之上。一旦失去共識性，理性與文明的價值觀也就失去了正當性。

那麼，既然理性與文明的立基點在於共識，我們就必須從共識的角度來看現在的臺灣社會。

首先，社會規範在使生活得以順利進行的層面上，是不可避免的，但卻不是不可質疑的：我們走進商店，知道我與店家的關係不需太過親近，到某個程度即可；我們坐在餐廳裡，知道我們的聲量應該要如何，才會不受他人影響也不影響他人；我們認得郵差的角色，卻不需理解每一個郵差的人生。這種種使得我們的生活能夠進行。

但是，在這些關乎日常生活細節的領域之外，我們的生活還有非常多的層面。我們不必關心郵差個人的人生大事，但我們是否也不需關心郵差作為勞工的人權？是否也不需關注郵政業務是否依遁著尊重隱私的方式在遞送？我們不介意餐廳的經營，但我們是否也不需關心端上來的餐點是否衛生無毒？

我們認為不需要關心的原因，建基於我們相信既存的制度與社會規範，會保障生活正常運行。但近年來食安問題、交通安全、通訊監控、市區綠化等等新聞，不正一再地戳穿我們對安全的信仰，只是一個神話而已？事實上，所有我們認為應是理所當然的、與意識型態無涉的、客觀中立的一切，無不與政治息息相關。

然而，台灣從過去以來，一直不斷地強調凡事必須去政治化。凡是與政治關連上的議題，均被貼上「泛政治化」的標籤，而「泛政治化」又被與非理性、不客觀連結在一起，成為一種污名。原本，民主社會應是平等討論議題、產生共識的社會，但在台灣，政治被等同於骯髒，於是，討論議題變成了一種不乾淨的、撕裂情感的、破懷平和生活的侵犯。這種情況在「藍綠」這個名詞出現後，有了更進一步的污名化。

李登輝執政與陳水扁當選的政黨輪替後，台灣人相信台灣已經民主化。在各種媒體言論與公民教育的讚揚中，台灣人相信民主化是一個結果，「我們已經達成結果了」。成功的陶醉感讓台灣人忘記了，民主不是一個結果，而是不斷議論、不斷互動的過程。今天達到共識，不表示未來這個共識不能變化，也不表示這個共識明天依然會被實踐。

在這樣的背景中，「藍」、「綠」的分類方式開始變成臺灣社會區分「我群」與「他群」的基準。誠然，在社會生活中，分類有其必要性。然而，當分類的基準是顏色時，就出現了空虛化的問題。

人類所使用的符號，從結構面上來分析，可以分解為「意符（signifier）」與「意指（signified）」兩個部分。意符是符號的形或音，例如文字或是語詞的發音，意指則是意符所指示的對象，兩者關連在一起，形成了符號（sign）。例如當我們說到「樹」，我們想到的意象是豐富的，或者綠意盎然、或是枯木殘枝，但我們知道那是一種木質的植物，具有枝葉與根幹。當然，在最一開始，「樹」這個形或音為什麼指示著那種植物，是一種恣意的關係，但是，當在一個文化社會中，「樹」這個意符與其所指示的植物之間的關係被使用群體確認下來後，這個關係就不再是恣意的，而成為文化與歷史的，這就是共識。

圖2  索緒爾（上）與羅蘭巴特（下）拆解符號，用意符與意指來分析意義。

因此，每一個符號，乃至於每一個概念，都包含了這個文化體系的歷史。當我們在說「台灣」這個詞語時，它不單單是兩個字的結合，也不是指涉一個在太平洋上的島嶼，而是包含了我們在台灣的生活經驗、包含了我們從書物習得的關於台灣的歷史、包含了我們所接收到的媒體傳遞的台灣文本……。

藍與綠，甚至是黃紅橘，都是一個顏色的代稱。顏色的詞語本身是抽象的、無歷史的，我們或許喜歡藍色，或許喜歡綠色，原本那是一種知覺的喜好。90年代末，藍色被賦與了象徵國民黨的意義，而綠色被當成民進黨與反國民黨的代稱，於是，出現了「政治光譜」的概念。從這個角度上來看，似乎只是某個立場以某種色彩作為象徵而已。但是，換一個角度來看，我們必須去問，用色彩作為象徵背後，究竟是什麼樣的價值與邏輯？

在現在的台灣，我們在探詢他人的立場時，往往會用「你是藍的還是綠的」作分類標準，而不用「你是統還是獨」、「你支持國民黨還是民進黨」，這是一種文明化的包裝，藍綠是顏色，而不是立場，所以這樣的表述是中性的、客觀的、不帶侵犯性，彷彿符合了文明社會要求的理性價值。

然而，當我們的社會像這樣以顏色作為分類標籤，並且認為這是一種替對方著想、不破壞關係的文明禮儀時，卻極其深刻地破壞了民主化的基礎──共識的建立。從我們一開始選用「藍」、「綠」時，我們已經被文明與理性的價值囚禁，選擇了使用一個所謂中性的詞語，廻避掉「統獨」、「政黨」、「台灣與中國」等飽含歷史、文化，甚至政治意義的語彙，從我們口中發出來，在這個社會發出回響的可能性。也就是迴避了討論與形成共識的可能。

從這個角度來看，藉由用「顏色」把政治「中立客觀化」後，政治與歷史文化間嚴密的關連也被空洞化了：國民黨只是一種青天的「藍色」，與蔣介石、蔣經國、宋美齡、馬英九、二二八、白色恐怖、黨庫通國庫、三七五減租等等歷史都分割開來了。去脈絡化後的顏色，只是一種顏色，無關事實、無關其他。

於是，當我們說出「我是藍的」或「我是綠的」時，就無需像「我是國民黨的」、「我支持統一」、「我支持獨立」那樣慎重、那樣必須承載統或獨等主張所具有的主體意識與責任。我只是選擇了一個顏色，而不是選擇那個政黨、那種意識型態、那種歷史與現在。

於是，原本應當是不斷討論的民主社會，開始變成閒聊，甚至是不談論、不關心。而原本應當是慎而重之的選舉，卻像到百貨公司逛街消費、要選哪一個顏色的衣服一樣輕鬆，那一個個被選舉人背後所具有的政黨屬性、政見、立場、過去的事蹟，都被去脈絡化、去歷史，只剩下一個空洞的顏色而已。

圖3  現在台灣社會的選舉，變成如在百貨公司消費挑選衣服顏色一樣。

延伸閱讀

[1]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著，劉北成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
台北：桂冠，1992。

[2]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著，許薔薔譯，《神話學》。台北：桂冠，1997。

[3] Norbert Elias著，赤井 慧爾等譯，《文明化の過程》。東京：法政大學出版會，2004。

[4] 彼得．柯睿耿（Peter Corrigan）著，王宏仁譯，《消費社會學》。台北：群學，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