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采燁（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圖一 漢娜·莫爾畫像，由皮克斯吉爾所繪（Henry William Pickersgill, 1782-1875）。
圖片來源：Henry William Pickersgill,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在動盪的十八世紀末，美國剛脫離殖民統治，建立共和國；法國大革命震撼歐洲大陸；英國則正處於工商業快速發展與社會道德論戰交織的時代。就在這個背景下，一位來自布里斯托（Bristol）的女性漢娜・莫爾（Hannah More, 1745–1833），悄然推動了一系列社會改革運動。
這系列改革無需流血，也無意推翻政府，更未曾鼓動女性走上街頭抗議。相反地，莫爾虔信基督宗教、擁護君主立憲與社會階層制度，並認為每個人應安於其分。因此在不少人眼中，她是保守的、反動的，甚至是女性主義的對立面。
然而，故事不止如此。當我們細讀她的著作、走進她精心編織的社會網絡，或會驚訝地發現：這位信仰福音派、堅守傳統的女性，其實是十八世紀最活躍的社會行動者之一。她以筆為武器，穿梭於家庭與公共之間的縫隙，開闢出另一條改革的道路。
她不斷表明，女性無須進入政壇，但應於家庭與社會之中發揮德性的光輝，因此致力提升女性的教育水平與道德責任。在男性壟斷政治領域、女性被期待安守家庭的時代氛圍中，莫爾選擇透過文學與慈善開創女性參與社會的新路徑。
一、從私領域走入公共空間：保守女性的矛盾與突破
漢娜．莫爾出身中產家庭，以才華洋溢的詩人身份進入倫敦文人圈。她是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英國最具影響力的教育家、福音派改革者及保守思想的倡導者之一。儘管在政治與社會階級上秉持傳統立場，強調秩序與神意，她仍積極參與社會改革，且成果卓著。
她認為人應順從神賦的社會位置，不應妄圖跨越階級界線；但同時堅信每個人皆具備理性與道德成長的潛能。即使女性的社會角色應限於家庭，她們也能透過教育與慈善產生正向影響力。
她拒絕激進女權論，從未支持女性參政，甚至不願閱讀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 1759–1797）的《為女權辯護》(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1792)，但她呼籲女性接受理性訓練、培養德性與判斷力，積極參與主日學、孤兒院與社會服務——她稱之為：「行動是德性的生命，世界是行動的劇場」。
二、保守的教育改革者：洛克理性論的女性詮釋
莫爾的《對現代女性教育體系的批評》（Strictures on the Modern System of Female Education, 1799）清楚展現她的教育理念。她批評當時流行的才藝教育，認為女性不應只學畫畫、跳舞、彈琴，而應培養理性、判斷力與道德思辨。
她引用約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的教育理論，認為人如白板（tabula rasa），可透過後天學習成長。她主張教育應服務於德性建構與社會責任。當時男性教育仍多受古典人文影響，女性則因較少接觸古典著作，更能直接投入基督信仰研究，並發展出純淨的宗教觀。
莫爾接受性別分工觀念，認為上帝賦予男女不同的天性與職責。女性因其感性與柔性，更適合成為照顧者，但這不代表她們缺乏理性與行動力。她主張女性應接受思想、原則與技能的訓練，使她們不僅能跳舞、打牌，更能思辨、論述、反思與判斷。
她曾說：「除非女性有機會學習，否則我們永遠無法得知她們的理解力是否等同於男性。」對一位保守思想者而言，這樣的話語在當時英國極為罕見。
在她看來，女性與男性皆有理性，但天性不同，責任亦異。女性天性較親近宗教，加之教育中少受異教思想影響，更容易培養出虔誠信仰。因此她強調適性教育——對男性偏重理性與治理，對女性則著重家庭德行與宗教倫理。透過這樣的分工，女性得以將私人德行轉化為公共善，承擔社會責任。
正如她在《關於大人物的風俗對於普遍社會的重要性》（Thoughts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Manners of the Great to General Society, 1788）中所寫，每個人都是傳教士，應積極參與社會改革，女性亦應成為愛國者與道德改革者：
「我呼籲她們……站出來，為……國家做貢獻，而不損及她們性別的細膩特質：我會呼籲她們……提升令人擔憂的公共道德，喚醒沈睡的宗教原則之精神。」
三、她的力量從何而來？商業社會與社會網絡的可能性
莫爾得以發揮影響力，關鍵在於她身處的十八世紀英國社會：快速現代化、商業化、出版自由。女性文人能於此社會中透過文學沙龍、慈善團體、書信與出版建立跨階層、跨文化的人脈網絡。
圖二 《阿波羅神殿中的繆思群像》(Portraits in the Characters of the Muses in the temple of Apollo)，由理查．山繆爾（Richard Samuel, ?-1786）。畫作描繪英國著名女性作家、詩人與藝術家，以希臘神話中的繆思形象集體登場，象徵女性知識與創造力。後排站立者右邊第二位（阿波羅雕像旁）是莫爾。
圖片來源：Richard Samuel,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她正是人脈型女性的典範：參與文人沙龍、創辦主日學、編撰出版品，並與國會議員、主教、出版社與知識菁英廣泛合作。她的小冊子如《廉價知識文集》（Cheap Repository Tracts）銷量驚人，影響力直達英國鄉村。
圖三 《廉價知識文集》故事集封面。
圖片來源：作者個人自藏書籍檔案之截圖。
莫爾精於使用出版媒介與社交網絡推動社會議題。1790年代，她透過擬仿村民對話形式的文章支持愛德蒙．柏克（Edmund Burke, 1729–1797）對法國大革命的批判，並以歌謠與故事支持英國對法戰爭與國內秩序。她與慈善與宗教領袖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 1759–1833）合作，在布里斯托推動主日學與教材出版，致力於福音派的社會改革。
她的匿名小冊《鄉村政治》（Village Politics, 1792）由倫敦主教貝爾比．波爾特斯（Beilby Porteus, 1731–1809）大力推廣，甚至推薦給王室閱讀。她的作品也遠銷海外，如出版人威廉．柯貝特（William Cobbett, 1763–1835）便大量訂購其作品在美國費城發行。
更具代表性的，是她編撰的《廉價知識文集》。學者蘇珊．佩德森（Susan Pedersen）指出，莫爾意識到低俗出版物敗壞英國社會風俗，遂仿效其通俗文體，以歌謠與短篇故事描寫道德寓言，如〈起事〉（“The Riot”）、〈方藤先生之死〉（“The Death of Mr. Fantom”）等，透過廉價印刷將宗教與德行觀念傳入庶民社會。
主教波爾特斯曾對她讚嘆道：
「你起初非常謙遜和謹慎，首先在鄰里範圍進行你大膽的嘗試。但你看，你像真正的女性冒險家，毫不畏懼地踏入廣闊的世界，若不征服英國所有惡習便誓不罷休。」
這不僅展現她靈活應對父權與贊助者的智慧，更反映她透過人脈與資源達成社會改革的雄心。雖然她批評商業社會的世俗風氣，但正是出版自由、市場力量與宗教多元，使她得以在當代英國成為高影響力的公共人士。
四、她不是孤軍奮戰者：信仰、社會與國家的聯合行動
如前所述，莫爾並非孤單英雄式的個人主義者，她是福音派改革運動的重要一員，與「克拉朋聯盟」（Clapham Sect）成員——如威伯福斯、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 1760–1846）、桑頓（Henry Thornton, 1760–1815）、扎卡里．麥考利（Zachary Macaulay, 1768–1838）等人密切合作，致力於廢奴運動、道德重建與鄉村教育。「克拉朋聯盟」主導了十八世紀末英國民間反奴隸制運動，同時也是1780年代第二波福音派復興的重要推手。
威伯福斯是1787年成立的「廢除奴隸貿易委員會」（Committee for the Abolition of the Slave Trade）的核心人物，該委員會在國會中發揮關鍵影響力。桑頓則為銀行家與國會議員，長年資助福音派事業，是莫爾《廉價知識文集》的財務後盾。麥考利曾任獅子山（Sierra Leone）總督，亦是廢奴委員會成員，信仰與理念與莫爾、威伯福斯一致。他於1802至1816年間主編《基督教觀察家》（Christian Observer），刊登莫爾的多篇社會改革文章，例如她批評英國女性被奢侈消費和感官娛樂所奴役的〈白奴貿易〉（“The White Slave Trade”）。
1787年，威伯福斯邀請莫爾撰寫反奴詩作，供他在國會朗誦。於是〈奴隸制度〉（“Slavery: A Poem”）誕生，詩中她嚴厲譴責奴隸制度對人性的扭曲與英國自由傳統的矛盾，並指出奴隸貿易違反基督教信仰的本質。詩中強調，上帝的光照遍全球，自由是賦予全人類的權利，不分黑白，也不容人為剝奪。
英格蘭國教會與英國憲政向來密不可分，構成一種特殊的國家認同。十八世紀下半葉，國教會中的福音派人士深感社會日益奢靡、道德淪喪，因此莫爾與威伯福斯積極推動宗教教育，開辦主日學校，重振社會風俗。他們也獲得多位教會要人支持，如托馬斯．史考特（Thomas Scott, 1747–1821）、約翰．紐頓（John Newton, 1725–1807），以及倫敦主教波爾特斯。波爾特斯雖非福音派成員，卻認同其理念，並成為英格蘭國教會首位公開支持廢奴運動的高級神職人員。他出生於美洲維吉尼亞的蓄奴家庭，卻痛恨奴隸制度，1787年出任倫敦主教後，成為連結英國本土與大西洋殖民地的關鍵人物，亦能動員教會與國會資源。
莫爾堅信，英國社會的穩定不靠暴力革命或群眾煽動，而有賴於「上位者」的德行與「下層人民」的教育，好讓每個人都在上帝安排的位置上盡其所能。
她在1790年代屢次強調宗教教育與忠誠的重要，她的愛國主張也體現在信仰之中，正如她所寫：「我希望忠誠能成為他們（人們）信仰的一部分。」她警告，若人民道德墮落，國家命運也將衰敗，就如英吉利海峽對岸的法國大革命，因無神論蔓延、價值崩解而陷入深淵：
「它正在撕裂人類存在的原則，消滅其動機、安全與目的。……無神論蔚為主流，受到鼓勵並廣受歡迎……基督徒啊，這不是小事，這攸關你的生命。讓法國選擇她要侍奉的對象；但至於我們與我們的家，我們必定侍奉耶和華。」
這段話最後改寫自舊約《約書亞記》，表現出她將信仰視為國家命運的根基。莫爾在1790年代不斷寫作、編輯、發行宣傳刊物，反對法國大革命，皆以基督教倫理為出發點，視政治革命為對神聖秩序的挑戰。
霍勒斯．沃波爾（Horace Walpole, 1717–1797）讀完莫爾的《鄉村政治》後，稱她為「聖漢娜」（Saint Hannah）。她的憂慮與焦慮，反映出不少十八世紀末英國知識分子對工商社會變遷與道德失衡的深切關注。她既為庶民女性寫作，也為王儲夏綠蒂公主撰寫教誨書籍，認為中上階級女性的道德情感可轉化為服務社會的慈善力量，並由此發展出一種德性化、女性化的愛國論述。
莫爾的改革路線不激進，其理念契合首相小威廉．彼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 1759–1806)所倡導的保守理念，甚至成為政策宣傳的重要合作者。她的事業可視為十八世紀英國「國家—宗教—商業」三者交織而生的產物。
五、女性也能做園丁：花園裡的社會實驗室
晚年定居於巴利伍德（Barley Wood）時，漢娜．莫爾常親自打理花園，並將「花園」視為女性道德修養的象徵空間。在她的比喻中，女性既是家庭的園丁，也是社會的園丁。她們不征戰沙場，而是在家庭中細心耕耘、教養子女，在主日學和孤兒院中培育社會的德性與秩序。
在小說《尋妻的單身漢》（Coelebs in Search of a Wife, 1809）中，莫爾批評時代女性沉迷時尚、流於浮華，主張應回歸理性、德性與「真正的感受力」。她藉花園作為隱喻，描繪女性如何在有限的空間中發揮影響力——照顧、引導，乃至於改造社會風氣。她在其他著作中也一再強調，女性不該成為時尚的奴隸，而應成為德性的守護者。
然而，莫爾的某些說法也受到後世批評。性別史學者特別關注她在《對現代女性教育體系的批評》中的一段話：
「女性應從她自家花園的略高處觀看世界，在那裡她能精確地觀察家庭，但無法望見更遠方的風景——唯有站得更高的（男性）才能看得更遠。」
這段文字清楚劃出男女在社會角色與責任上的界線：男性掌握外部世界，工作、作戰、征服；女性則是「較小家庭領域的合法擁有者」，在花園般的空間內灌溉與培育。莫爾讚賞女性的細膩觀察力、優雅舉止與道德敏感，但這些特質最好侷限於私人或家庭範圍內展現。
無疑地，莫爾缺乏現代女權與性別平等的觀念，但她並不否認女性的行動力與感受力。從她筆下的「花園」隱喻來看，女性雖受限於社會秩序，卻能在家庭中實踐道德改革，並進一步延伸其影響力。對莫爾而言，在上帝所安排的位置上努力生活，就是最大的責任與尊嚴。
她曾在1787年寫給約翰・紐頓的信中說道：
「照料我的花園帶給我工作、健康與心靈的滿足。」
這段話不僅描繪了她在布里斯托郊區住所的生活情境，也象徵她一生的實踐哲學：在安靜、有界的空間中，以行動實踐信仰與改革。
在《尋妻的單身漢》中，她更進一步將女性與伊甸園中的夏娃連結。小說開篇，男主角提到他傾心於「彌爾頓筆下的夏娃」（Milton’s Eve）的純真性格，但緊接著指出，彌爾頓（John Milton, 1608–1674）忽略了「多才多藝」（accomplished）對當代女性的意義：夏娃不應只是亞當的陪伴者，也應一同學習、獲得理性訓練與智慧啟蒙。
莫爾在此重新詮釋夏娃的角色：她既是園丁，也是慈善家，具有主動性與責任感。女性不僅是生育者，更是社會德性的生產者。她借此擴大家庭的倫理邊界，讓女性透過教育與慈善事業，在現代社會中扮演道德改造者的角色。若說創世紀中的夏娃曾失去伊甸園，則現代女性便須以教育與慈善之名「贖回」樂園，為基督教社會的道德重建盡一份力。
小說結尾處，主角們「提升了德性，認識了天堂」，也真正享受花園中的生活。這正是莫爾所描繪的理想世界：由女性的德性與教化維繫的秩序社會。
文學學者哈里特．蓋斯特（Harriet Guest）指出，莫爾與同時代其他女性文人共同引領了化與社會的漸進變革，使十八世紀末的女性能更接近「公共身分」的門檻，為日後如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般的激進論者鋪路。因此，她將莫爾視為「保守女性主義者」。
不過，我認為莫爾始終未曾擁抱女性主義或主張女性享有平等政治權利。她的思想與行動，皆深植於當時的社會等級與性別秩序。但正是在這樣的限制之中，她為女性指出了另一條實踐公共參與與社會改革的道路。
莫爾始終相信：在上帝所設計的社會架構中，只要不自傲、不自卑，每個人都能發揮天賦，有所作為，貢獻社會。因此，莫爾的行動既是對女性角色的保守重申，對社會秩序的服膺，也是對女性角色的重新賦權。在無權的處所中，創造出實質的權力與改變，正是莫爾的獨特性。
六、啟發當代：她的限制，她的啟示
今日重讀漢娜．莫爾，我們或許仍會對她反對平權、順從階級制度的立場感到不滿——我們理當如此。然而，若僅以現代眼光將她視為父權的辯護人，便難以看見她在歷史語境中的勇氣與突破，忽略了她如何以有限的資源，創造出廣泛而深遠的社會影響。
沒有一個時代是完美的。對於自由與權利的追求，即使在今日的二十一世紀，我們仍在努力。正因如此，莫爾的經驗提醒我們：即使身處限制重重、不鼓勵女性發聲的年代，仍有可能動員微弱資源，發揮關鍵影響，為時代留下改變的痕跡。
莫爾在晚年依然懷抱教育與社會改革的熱忱。1820年代，越來越多女性組織請願活動、抵制蔗糖、投入廢奴運動。其中抵制蔗糖可說是廢奴運動中最成功的行動之一，許多英國女性不購買或不使用由西印度群島奴隸生產的商品，尤其是蔗糖。1792至1793年第一次動員大型抵制活動，1825至1829年間規模更甚，前後共超過三十萬人參與這場道德消費運動。然而，莫爾的友人威伯福斯對此深感不安，明言反對女性自組廢奴協會：「讓女性聚會、出版、挨家挨戶發起請願——這一切在我看來，與《聖經》中女性的角色並不相符。」他與麥考利就此展開辯論，堅持女性不宜直接介入政治與社會運動，應避免成立純女性社團，也不應主導與公義或人道相關的公共行動。
莫爾在此議題上的立場，顯然更接近麥考利。即使高齡八十二歲，她仍積極參與布里斯托的女性廢奴協會（The Female Anti-Slavery Society for Clifton, Bristol），同時也是「非洲協會」（即原廢奴協會）的成員，持續關心貧困黑人兒童的教育，並將寫作所得用於慈善事業。
她的貢獻，正體現了在保守制約下的行動和改革方式：即使不喊口號、不挑戰制度，女性依然可以透過文字與社群媒體，改變千萬人的生活。她不是革命家，卻是改革的實踐者；她不上街頭，卻讓女性的影響力透過教育、出版與慈善，滲透整個英國社會。
結語：在開放社會裡，每個人都能找到發聲的位置
漢娜·莫爾的故事也提醒我們：制度的開放性，並不僅止於多少人擁有投票權，更根本的條件，是這個社會是否容許多元聲音的存在與交會。在十八世紀末的英國，雖然政治權利尚未普及，卻已有活躍的公共領域，在印刷普及、寬容宗教與社會網絡中生根發展。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即使立場保守、語氣溫和的人，也能找到發聲與行動的位置。
十八世紀英國是個矛盾交織的社會：既保守，又充滿變革能量；既重視傳統階序，也逐步進入商業和消費社會，逐步體現此社會的自由性。正是在這種張力中，女性得以突破傳統角色。莫爾之所以能成功，不是因為她挑戰了體制，而是因為她善用商業社會所提供的連結可能，讓跨階層的聲音得以對話，讓非主流的女性行動者，也能在公共領域中發揮影響。
她的人生溫和而堅定，行動謹慎卻充滿力量。她代表了保守的行動力——不是對抗性的激烈衝撞，而是從內部出發的堅定耕耘。她以文字、信仰與教育，為當時英國大眾打開了另一種生活與道德的方式。這也是值得我們現代社會學習的事：改革社會的形式可以多元，看似柔弱者，也能帶來持久的轉變。
後記：全文改寫自汪采燁，〈保守與突破：漢娜．莫爾的個人事業與十八世紀英國社會〉，《新史學》35卷4期（2024年12月），頁117–182。
延伸閱讀書目：
一、莫爾著作：
More, Hannah. Slavery, a Poem. London: T. Cadell, 1788.
More, Hannah. Thoughts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Manners of the Great to General Society. In The Works of Hannah More. Vol. 6, 1-89. London: T. Cadell and W. Davies, 1818.
More, Hannah. Village Politics: Addressed to All the Mechanics, Journeymen, and Day Labourers. In Great Britain. 3rd ed. London: F. & C. Rivington, 1793.
More, Hannah. Remarks on the Speech of M. Dupont, Made in the National Convention of France, on the Subjects of Religion and Public Education. 2nd ed. London: T. Cadell, 1793.
More, Hannah. Hints towards Forming the Character of a Young Princess. 2 vols. 2nd ed. London: T. Cadell and W. Davies, 1805.
More, Hannah. Coelebs in Search of a Wife. 2 vols. 9th ed. London: T. Cadell and W. Davies, 1809.
More, Hannah. “The White Slave Trade.” In The Works of Hannah More. Vol. 1: Poems, 391-392. London: T. Cadell and W. Davies, 1818.
More, Hannah. Estimate of the Religion of the Fashionable World. In The Works of Hannah More. Vol. 6, 91-267. London: T. Cadell and W. Davies, 1818.
More, Hannah. “The Riots.” In The Works of Hannah More, with a New Sketch of Her Life. Vol. 1, 50-51. Boston: S. G. Goodrich, 1827.
More, Hannah. “The Death of Mr. Fantom.” In The Works of Hannah More, with a New Sketch of Her Life. Vol. 1, 123-132. Boston: S. G. Goodrich, 1827.
More, Hannah. The Works of Hannah More. Vol. 3: Strictures on the Modern System of Female Education. London: Henry G. Bohn, 1853.
二、其他史料
Burke, Edmund.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1790), edited by L. G. Mitchel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Locke, John. 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 Boston: Gray & Bowen, 1830.
Wollstonecraft, Mary.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An Authoritative Text Backgrounds and Contexts Criticism (1792), edited by Deidre Shauna Lynch. 3rd ed. New York; London: W. W. Norton, 2009.
三、近人論著
汪采燁，〈保守與突破：漢娜．莫爾的個人事業與十八世紀英國社會〉，《新史學》35卷4期（2024年12月），頁117–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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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采燁/在花園中思索改革：漢娜·莫爾與十八世紀英國女性的保守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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