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李約瑟難題」到李約瑟的醫學難題

郭文華（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最近有機會在不同場合跟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udies, STS研究）的同道們分享研究歷程，準備過程中偶而想起何丙郁院士三十年前在所上訪問的授課情景，勾起我或者是那個世代在台灣研究科技史的一些回憶。

對此，祝平一的〈展望臺灣的科技與醫療史研究：一個臺灣當代知識社群的分析〉（《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集刊》，第四卷第二期，1999）與〈徘徊在《新史學》邊緣：臺灣的科技史研究〉（《漢學研究通訊》，第29卷第3期，2010）已有清楚分析，於此不贅。對當時從醫學院畢業，對人文社會的課題有興趣，但欠缺整體訓練的我來說，這段跨域經歷不只給我繼續深造的門票，更讓我恭逢其盛1990年代幾個影響深遠的學術反思，其中一個是便是李約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博士與中國科技史。

李約瑟畫像（左）與他的工作場景（右）。
取自王家鳳（文）、鄭元慶（圖）〈「我不是漢學家！」—專訪李約瑟〉‧《台灣光華雜誌》，1990年12月。

李約瑟出身醫師世家，從事生物化學研究，特別是胚胎與形態學（chemical embryology），獲選為英國皇家科學院士，前景光明。但他在第二次世界戰爭期間來中國進行科技外交，戰後獲聘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自然科學部的首任主任，牽起他轉進跨域文史的人生後半場。從後見之明看，他雖譽為「化學胚胎學之父」，但前半生的成就陸續被洗刷覆蓋，成為龐大科學下的歷史註腳。另一方面，他投身中國傳統科學與技術的整理，摸索前進的後半生在東亞社群餘波盪漾，成為一代研究者的思想資源。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ume 1（左，1954年出版）與全集（右，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圖書館藏）

當我攻讀碩士時李約瑟依舊重要，但已開始淡出東亞科技史的中心。他一生致力的《中國之科學與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著作計畫尚未完成，但台灣的翻譯計畫早已擱下，我也讀不進那些充滿術語與罕見文獻的原文。待望的醫療卷只聞樓梯響，是否完成還在未定之天。於是，在何院士的課上我與他討論術數與音律，而得自前輩厚贈，陳勝崑醫師的醫學史著作是獨學的替代資源。當時也有幸跟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由杜正勝院士主持的「疾病、醫療與文化」討論會與見證生活禮俗史研究室的成立， 與一些師長學友從新史學角度思考醫療書寫。[1]

何丙郁院士（左）與陳勝崑醫師的《中國傳統醫學史》（右）

在渾沌不明的科技史地景上「李約瑟難題」（Needham Question）是更抽象的存在。我的醫學院老師們似乎不少人知道這個問題，有時遇到還會興奮地跟我分享見解，像「中國因為沒有什麼，所以沒法產生現代科學」或者是「李約瑟對傳統中國的分析過於武斷」之類的說法，但研究所課上則會聽到對這些看法的批評，認為它們游談無根，證據薄弱。對一些人來說李約瑟的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東亞科技史需要「跳脫李約瑟」（beyond Joseph Needham）。[2] 他雖然對中國科技的發現厥功甚偉，但取向陳舊，最後也會像他的科學研究一樣，成為科技史學史的一段過往。

還記得在中國近代科技史課上，楊翠華先生介紹中國醫學史開創者之一的席文（Nathan Sivin, 1931-2022）的經典文章〈為什麼科學革命沒有在中國發生—難道是真的沒有嗎？〉與她的分析，[3] 讓我思考所謂「多元科學」（複數的sciences）的主張，即中國並存著多樣的科學，認為它們「涉及到經過自然或人文研究，所學習到的事物（學），或是更廣泛的包含了經由任何認識程序所能理解的『道』與『理』」，但並沒有在任何觀念或哲學下聯成一體。當時把這篇文章讀成對李約瑟「檄文」的我，不清楚這些人與與東亞科學或「前STS研究」時期的複雜關係，特別是約略同時，在另一個脈絡裡接觸的科學哲學家孔恩（Thomas Kuhn, 1922-96）的想法。最後，在導師建議下我選擇既不是醫學也不是術數的台灣戰後公共衛生作為研究對象，並帶著一些疑問踏上海外與STS的研究之路。

席文教授（左）與楊翠華教授（右）

等到我再回來思考李約瑟時已經是十數年後了。當時我已經接任《東亞科技與社會國際期刊》（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EASTS）主編，在STS研究裡也有點成績，比方說藥物臨床試驗政策與東亞醫學的國際化，但我一直沒有遠離科學史與科學哲學。一方面作為東亞科技史的「學思遺澤」（intellectual legacy），東亞學者透過李約瑟世代交替、相互串聯，這對國際期刊的經營十分重要。另一方面我看到「跳脫李約瑟」之後STS研究逐漸滲入科技史，成為分析東亞的思想活水。我也是在這個脈絡下加入「再看李約瑟」（Needham: a second look）的專輯企畫，在Isis上發表一篇談李約瑟與針灸的文章。[4]

Osiris “Beyond Joseph Needham” 專輯（左）與 Isis “Needham: A Second Look” 專輯（右）

關於專輯的旨趣，主編薛鳳（Dagmar Schäfer）與 Florence Hsia有清楚說明。她們指出在二十一世紀李約瑟式的科技史，不論是取徑、課題與關懷，都與科技與醫療史的討論沒有交集。相較於李約瑟一心追求讓各種文明下的科技發現整合進普世科學（ecumenical science）的大論述，現在科技史家看到的全球科技史中多樣的取徑與觀點。這讓我想到「李約瑟難題」的艱難處境：早在1954年《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第一冊出版時，李約瑟就丟出很多問題，大致朝向「中國為何沒有產生近代科學」的方向，但事實上並沒有「李約瑟難題」這樣的單一命題；李約瑟只是像達爾文的《物種原始》一樣，以全知高度預示他觀察的中國科技演化歷程，給了一個暫時解釋。就理論理，李約瑟難題是時代產物，不是真理。它本當就會跟著《中國之科學與文明》計畫的進行加以修正，或遲早引發其他學者的大辯論。

這兩件事都沒有發生。從李約瑟圖書館館長莫弗特（John Moffett）與王晓的《大器晚成—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故事》（北京：大象出版社，2022）的整理中，可以看到《中國之科學與文明》計畫開展後，李約瑟陷入愈來愈龐大的「副產品」，也就是中國傳統科技，如工藝、造紙與印刷、火藥、農業、食品等課題的文獻整理與評估。對此，他不得不擴充出版規模、跟出版社協調、募款成立機構、蓋館舍，最後不得不邀請合作者分擔部分項目寫作，無法親力親為。或許在這樣的狀況下李約瑟既沒有修改原始命題，也沒用太多心力回應挑戰，慢慢跟不斷前行的科技史潮流脫節。

以下用兩個例子，從全球科技史的格局評價李約瑟難題。第一個是東亞科技與醫療史國際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ISHEASTM）會長塚原東吾（他是李約瑟最後的研究助理），為筑摩書房《世界哲學史》（中譯本由黑體文化出版，2025）第二冊「世界哲學的誕生」撰寫的專欄「李約瑟的發現」，摘要如下：

這原本是從「究竟中國有無科學」的疑問開始的主題 …. 而從根本顛覆這種［歐洲中心］科學認知的人就是李約瑟 …至十五世紀為止，中國在社會、經濟、統式系統等所有面向上都凌駕於世界。… 李約瑟對中國科學史的紀錄，也可說是對人類科學史的紀錄。

那為何中國並未產生近代科學呢？這個疑問又被稱為「李約瑟難題」，有一個可能性，是從社會經濟面、政治體制而回答這個疑問，並從歐洲商業資本開展，以及航海技術與軍事技術發展。同時，李約瑟還將科學本身嵌入這個疑問之中，說明與歐洲機械論的世界觀（根據笛卡兒的主客觀分離，將自然與哲學切割）相對，中國則抱持哲有機體式、還原主義式、整體論式的世界觀（加上道教式神祕主義發展出來的直觀、感同身受幸的對大自然之理解）。

李約瑟「發現」的影響並不止於「中國」，還從根本上顛覆了歐洲知識主軸的「科學」概念，進而撼動歐洲中心主義。換言之，李約瑟透過中國科技史將近代歐洲置於相對化的位置，這也讓他成為抵抗歐洲中心主義的最知名人士。

作為兼治科技史與STS的研究者，塚原教授的解讀有兩個地方值得注意。第一、這套書的主編將李約瑟放在世界哲學史的脈絡，或者是說將科技放在哲學史的脈絡書寫，因此有此專欄，與第一冊的「希臘科學」對應。第二、塚原不執著李約瑟對「中國為何沒有科學」的解釋是否正確。相反的，他把李約瑟的工作放在思想史，當成撼動歐洲中心論的論述。李約瑟的斷言只是開始：他一方面啟發新一代學者投身科技史的開發，同時以詳實的文獻整理，讓西方學界無法忽視東亞科技的存在。

塚原東吾教授（左）與劉鈍教授（右）

曾任國際科技史會學會（International Union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Division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主席的劉鈍教授也以「李約瑟的大問題」（Needham’s Grand Questions）為題，對李約瑟難題加以回顧。劉鈍指出早在《中國之科學與文明》計畫開始之前便不乏「中國為何沒有科學」與「中國為何落後」的質疑與主張，而1980年代興起的「文化熱」將兩者合流，激起中國知識界對李約瑟難題的闡釋，一方面反駁傳統科技在中國的發展進程，一方面為當下科技走向提出建言。與塚原東吾相同，劉鈍無意介入李約瑟難題的細節，而是希望超越「落後」的論述迷思。他指出「在發展中國家，人們不應只是探究『落後』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們應該找到使現代科學與傳統科學並存的方法，同時促進它們的共同繁榮，如同我們今天對傳統醫學與現代醫學一樣」。

劉鈍的看法頗具洞見。如果中醫是「活傳統」（living tradition），從古至今依舊發展，也依舊有用，那它本身便是李約瑟難題的「特例」。這樣說，以西方為參考座標，《中國之科學與文明》原本想整理的是傳統科技，或者說傳統中國的科技。它們讓中國獨領風騷，但並未延續到近代。這個框架或許解釋其他技術沒有問題，但對於早在漢代便接近成熟，具有臨床功效，貫穿古今的針灸來說，無法用這樣的簡單框架解釋。

這是李約瑟的醫學難題。相較於「李約瑟難題」，醫學更像是李約瑟的自我質疑與挑戰。如何丙郁指出的，李約瑟與魯桂珍有生物化學與營養科學專長，魯桂珍出身藥商之家，他們也早在《中國之科學與文明》起心動念的1939年起便有相關論述，這些都讓大家認為醫學部分不但會提早問世，內容也更該駕輕就熟，但實際上並不如此。《中國之科學與文明》原先規劃裡確實將醫學分成基礎（如解剖學、生理學、胚胎學）、醫學與藥學等章節，但這些彙整為單冊後不再維持這個架構，而後續幾次擴張裡篇幅也未見成長。最終他們在1980年出版Celestial Lancets: A History and Rationale of Acupuncture and Moxa（作者給的中文書名是「鍼灸史略和麻醉理論」，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出版），是李約瑟生前唯一出版的醫學專論。[5]

Celestial Lancets: A History and Rationale of Acupuncture and Moxa 封面與中文題名

進一步看他們如何在Celestial Lancets思考這樣的難題。在序言裡作者指出醫學在普世科學的融合裡還在「發生階段」（statu nascendi），因此他們不只整理針灸的歷史，而且嘗試用現代知識刻劃其理路（rationale）。此書分成八個章節，分別是經絡理論（“Ching-lo” theory）、歷史發展、灸術、麻醉治療與理論的生理學解釋（Therapy and analgesia: physiological interpretation）、對其他文化的影響（Influences on other cultures）與點穴奇談（Lore of vital spots）等。

乍看之下這個架構與教科書大同小異，但細究內容可看出幾個李約瑟與魯桂珍在欠缺統整的醫學理論下，如何推演針灸的理路。比方說，他們以概論方式闡述經絡，從微觀解剖延伸到經絡分支原則（如子絡與孫絡），但對十二經絡的原理與運行（除子午流柱與五運六氣外）僅簡單交代。同樣的，針灸在歷史上派別林立，理論五花八門，但作者將指標放在針刺系統的發展，比方說古典穴位數的增長與穩定，介紹幾本針灸典籍，其他未著墨太多。[6] 針灸鎮痛是既「中醫」但又不那麼中醫的章節。作者援引針灸基礎研究，佐以親身觀察的治療試驗，整理當時有共識的神經機轉，找出可能的對話課題（比方說催眠）。最有趣的應該是其他文明裡「類針灸」的實作與點穴。魯桂珍與李約瑟在這裡描述而不強求盡解，從亞洲到歐洲，從禁穴到馴獸再到法醫，跳脫中醫範疇，自由流暢地將針灸連接到文化、身體與生命，最引人注目。

在此不深入比較Celestial Lancets與原本打算放進《中國之科學與文明》裡的針灸，在敘述架構的差異。[7] 這裡要指出的是李約瑟與魯桂珍的書寫策略。他們出身生物醫學，理論上可以輕鬆應付，但謹慎與自我要求如李約瑟者，選擇一條迂迴但周全的方式開啟其中國醫學之旅。相較藥方與傷科，針灸在理論與操作相對獨立，加上各界對文化大革命時期赤腳醫生的好奇，與針刺鎮痛的理論研究等，都讓針灸成為說明未來醫學構想的最好案例。這樣說，在Celestial Lancets的鋪排下，針灸或許是最容易納入未來醫學的治療傳統（therapeutic tradition），也是魯桂珍與李約瑟對醫學難題的暫時解答。

中西方科技的會合與融合過程。最初出於Clerks and Craftsmen in China and the West一書，《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第七卷裡也有使用。

如果擴大這個醫學難題，李約瑟或許會重新思考未來醫學裡中醫的位置。1966年時李約瑟曾樂觀表示作為文明的一環，普世科技來自技術與發明的積累，之後是它們的會合（transcurrent points）與融合（fusion），從數學、物理與天文學開始，之後是植物學與醫學，之後是化學。醫學相較於其他學科是困難案例。雖然中西的會合不算晚，但因為磨合困難，還需要點時間才能由近代科學一統江湖，完成融合。但在《中國之科學與文明》寫作，由下而上整理課題的過程裡，魯桂珍與李約瑟開始反思既是科學，也是技術與藝術的醫學。「什麼是中醫？」與「什麼是「傳統中國的醫療」（medicine in traditional China）」成為他的另一個難題。

確實，《中國之科學與文明》計畫開始時中醫已經有一定的體制化，其範疇似乎不言自明，但根據張志斌、李經緯、鄭金生的爬梳，「中醫」一詞來自合信（Benjamin Hobson）醫師在1857年編譯出版的《西醫略論》，其歷史不過160餘年。李約瑟不見得完全套用陰陽五行當作中醫的理論基礎，但如果不將醫學比照其他科技的處理方式，用生醫概念強行支解，那他便不能迴避一個問題：做為在中國實行千年以上的治療方式與體系，這些身體修練、治療與養生的操作有無內在理路，如果有要怎樣描述。

就這個意義而言，李約瑟的「海納百川」想法或許與席文提倡的「多元科學」並無太大衝突。確實，在海納百川的架構裡，傳統科技是用現代科學為參考來描述，因此許多歷史學者望文生義，認為是「以今鑑古」的不足取作法。但如果考慮同時也是科技工作者的李約瑟的願景，可發現他不但不排斥中國科技的另類發展路徑，更保留一些當時看起來「不科學」，但有潛力的內容（比方說點穴），存而不論，留給接棒的研究者。席文也有類似作法。他在1980年代翻譯整理中國的中醫教材，提名為「當前中國的傳統醫學」（traditional medicine in contemporary China），並在導論裡提點觀察當代中醫的重要，呼應了這樣的想法。

順此繼續思索，李約瑟的醫學探索也可以給當代中醫一些啟示。以台灣來說，中醫一方面要與生物醫學抗衡，使用「中醫」或「國醫」等劃界方式廣納非生物醫學的元素。另一方面，學院的專業教育愈來愈生物醫學化，從基礎醫學到疾病分類無不如此，似乎為一面倒的中西醫整合鋪路。從STS研究的角度看，這些體制改革都有道理，但恐滋生專業自主的危機。在標準化與體制化下，現代中醫的發展坐實席文或不樂見的海納百川之路，而一味追求科學，預先排除不易用臨床試驗來檢證的理論，也有扼殺中醫自主發展的可能。

在李約瑟逝世三十周年之際，最後我想談李約瑟難題與他的醫學難題，對科技史研究者的意義。他影響一代的台灣研究者，包括剛入人文研究的我，還有很多教過我的科學家、歷史學家的老師與前輩。我也有機會見證李約瑟的研究典範如何在東亞科技史的發展中轉化，用另一種方式給與學術能量，包括STS研究。前國際技術史學會（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會長，也是《中國之科學與文明》農業卷作者的Francesca Bray教授說得好：

李約瑟的《中國之科學與文明》計畫與STS研究所立基的基進批判關係密切。它鼓勵STS研究向權力直言真理，為它保有反思性，而且持續讓STS研究「永遠保持開放，絕不及身而止」（open-ended and never-at-rest-with-itself）。[8]

對我來說，李約瑟的最大啟示或許是他透過深信社會改革的科學家的一生投入，讓我們反思歷史研究的意義。在這個一面到處築起學科高牆，一面鼓勵大家跨域交流的時代，急匆匆地將李約定位為「漢學家」、「科技史家」或者是「歷史研究者」（而且只讓他選一頂帽子戴），是否會因此捕捉不到他做為「20世紀的文藝復興人」（20^th Century Renaissance Man）的特質，更因此無法同情理解他與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為戰後世界找尋出路的初衷？

Francesca Bray教授與她參加EASTS國際期刊會議

還記得醫學史學者李貞德常用「過去乃異邦」（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的名句，[9] 說明過去的招喚與理解過去的不易。她指出研究者應當將自己視為異邦人，用人類學的方式，嘗試理解過去的人為何會如此思考和行動，探索各式各樣的關聯史料與課題。李約瑟與中國的遭遇也是如此。他因為與魯桂珍的相遇，戰時來中國的機緣，匯聚成具體的《中國之科學與文明》計畫，讓它帶著李約瑟爬梳傳統中國的科技工藝，窮盡文獻，帶出一個團隊（enterprise），吸引著關心中國、東亞與非歐洲的研究者。

曾幾何時，從第一冊出版還不到七十年，李約瑟與《中國之科學與文明》似乎已經成為科技史研究裡「陌生的過去」。當時引發學界議論，跨界的「李約瑟難題」如同史諾（C. P. Snow）提倡的「兩種文化」（the two cultures），甚或是孔恩（Thomas Kuhn）石破天驚的「典範」（paradigm）說法一樣，不再學術正確（academically correct），更不用說他的醫學難題。

當然，《中國之科學與文明》已不再人人必讀，李約瑟念茲在茲的普世科學還有待探索，甚至或許永遠不會來。但這些都不是今天談李約瑟的目的。作為關心科技的過去與未來的研究者，我認為李約瑟與同時代的知識份子值得用民族誌方式重新思考，了解他們的願景與困難，對此，STS研究可以幫忙。套一句最近很熱的句型，我們不用「讓李約瑟再度偉大」，但我們希望他歷久彌新。

江山代有才人出。僅以此文向這位跨越文化與科技的偉人，與受他啟發而開始思考科技與社會的前輩們致敬。

本文得益親炙李約瑟與中國科技醫療史的前輩的指引與提點，包括梅建军、John Moffett、王晓,、刘晓,、白馥蘭、林力娜、刘钝、塚原東吾、林宗台、韓嵩、祝平一與朗宓謝（按請益順序）。還有許多師友關心與協助我這場尋根之旅，沒有一一致謝在此致歉。最後藉這個機會感謝帶我進入李約瑟世界的兩位引路人，何丙郁先生 (1926-2014)與楊翠華先生 (1954-2022)。

註腳

[1] 對於杜院士提倡的醫療社會史取徑與發展，可參見杜正勝，〈醫療、社會與文化–另類醫療史的思考〉（《新史學》，第八卷第四期，頁143-171）的回顧。

[2] 比方說“Beyond Joseph Needham: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專輯，Osiris, Volume 13, 1998.

[3][3] Nathan Sivin, “Why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did not Take Place in China－Or didn´t It ?＂Chinese Science 5 (1982), pp. 45-66（更新版見 http://www.sas.upenn.edu/~nsivin/from_ccat//scirev.pdf）。楊翠華，1983，〈席文對科學革命及中國科學史研究的見解〉，《漢學研究》，第一卷第二期，頁521-535。 

[4] Kuo, Wen-Hua, 2019, “An Ecumenical Medicine Yet To Come: Reflections on Needham on Medicine”, Isis, Volume 110, Number 1 (March 2019): 116-21.

[5] 事實上，2000年出版的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ume VI:6, Medicine是由席文將魯桂珍李約瑟過去的著作整理編修，並加上席文的導論，並無新的作品。雖然如此，作為李約瑟的忘年之交與同儕，席文有其理解與規劃理路，將另文探討。

[6]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這個章節裡，以相當篇幅介紹耳針，作為「奇穴」（不在經絡上的穴）的代表。

[7] 原先Celestial Lancets的規劃是排在《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第六卷第三冊（農業部分之後），作為獨立單冊出版。

[8] Francesca Bray, 2019, “From Needham to EASTS, or Why History Matters”,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13 No 2 (June 2019): 317-21.

[9] 過去乃異邦出自小說家L.P. Hartley的作品The Go-Between，全句是「過去是異地他鄉；在那裏的人以不同方式行事」。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使用–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

歡迎轉載與引用，但不得為商業目的之使用，亦不得修改本文。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郭文華/從「李約瑟難題」到李約瑟的醫學難題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s://kamatiam.org/從李約瑟難題到李約瑟的醫學難題/)